张维缜 | 中国内战背景下的美国青岛驻军政策(中)

2016-12-20 张维缜 近代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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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暨南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注释从略

·专题论文·

中国内战背景下的美国青岛驻军政策（中)

张维缜

二、 国共内战局势之变化与美国撤军决定的出台

在驻青美军暂时取得合法地位的同时，国共双方的攻防态势开始发生转变，从1947年夏季开始中共军队便在全国各地发动攻势。在山东地区，为了切断胶济铁路线上国民党军队的联系，中共山东兵团发动猛烈攻势，1948年3月底攻克毗邻济南的淄川，4月27日又攻克了位于胶济铁路线中段的潍县，国民党军队在济南与青岛两大据点的联系被切断，战略上陷于被动。

淄川与潍县丢失后，青岛外围安全形势恶化，这引起美国海军西太平洋部队司令白吉尔（Oscar C.Badger）的高度关注，因为青岛的安危与其本身之地位休戚相关。他于1948年5月3日和14日两次致电海军作战部长邓菲尔德(Louis E.Denfeld)，提出自己对山东局势及其应对措施的看法。在5月3日的电文中，他认为国民党军队在丢失潍县之后，损失巨大，对青岛的保护能力趋弱，似乎全赖美军维持其安全。青岛可能成为四个被中共攻击的目标之一（其余三个是济南、烟台、临沂），因此他提出驻青美军的四种行动方案：

A援助国民党军队保卫城市及重要的郊区设施（飞机场及水上设施）。

B无须地方当局的参与，美国单独保卫重要的设施。

C必要时以美军掩护全体工作人员与部队迅速撤退。

D即刻撤退美国海岸设施及非战斗人员，部队仍留在附近船上。

白吉尔分析了这四种方案的可行性，他最推崇A方案，但认为如未与中国政府协商沟通，其正当性成问题；从政治与军事角度来讲，B方案完全不可行；C方案可行，但意味着在国民党军队最需要时抛弃了他们；D方案可行，但现在不推荐采纳在14日的电文中，白吉尔认为在目前与可预见的将来将美军撤离青岛，肯定会对美国在东方的地位及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局势造成永久损害。邓菲尔德在分析了白吉尔报告之后，于5月11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以下简称参联会）提交了《驻青美军保护美国人生命与财产行动备忘录》，建议参联会告知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认为只有得到国民党军队配合，抵抗中共进攻，保护美国人生命与财产一事才可行。在这里可以看出，邓菲尔德及参联会都倾向于驻青美军采取A方案。

福雷斯特尔分析了上述备忘录之后，于1948年5月21日向国安会提交了《驻青美军保护美国人生命与财产行动的备忘录》，指出国民政府有责任保护中国沿海地区外国人的生命与利益，美军不应卷入中国内部纷争。但鉴于中共对青岛的攻击可能会令国民政府束手无策，所以中美两国军队有必要采取措施保护美国人的生命与财产。由备忘录内容可知，它实际上赞同实施A方案。但由于该文件将四个方案作为附件，还是为以后的修改留下不小余地。

马歇尔对此持异议，他在1948年5月28日致福雷斯特尔的信中提到，他担心A方案会很快转化为B方案，他还建议白吉尔询问蒋介石是否有意保住青岛。如果蒋对此予以否定，白吉尔就可以做有序之撤退；如果蒋作肯定答复，白吉尔要表明蒋加强防卫力量至关重要。福雷斯特尔回信认为A方案可能转变为B方案，这在政治与军事上皆不可取。因此，在其授权下参联会已于6月14日向白吉尔发出新的指令，命其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采取C方案，并以合适与可行的方式撤离其他美国公民。但福雷斯特尔同时指出，如果蒋介石声称他无意保住青岛，他与参联会都不同意白吉尔迅速自动撤离，因为在局势未进一步恶化并且未获上级进一步审视与决定的情况下便着手撤离，这在军事上是不成熟的。

7月15日，国安会在第15次会议上对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提交的备忘录进行讨论，决议认为除非目前形势发生变化，否则考虑到当下美国在青岛立场的变化将可能对目前柏林局势产生不利影响，故建议将决定推迟。

7—9月间，驻军问题一度淡出了国安会的视野。但随着山东局势的变化，这一问题重又浮出水面。早在5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就向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二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等人发出作战任务的指示，要求占领山东中西部地区，打通鲁中与鲁西南交通，切断津浦线。到9月，这一任务已基本完成，济南完全处于孤立被围状态。8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已向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粟裕等下达了9月攻克济南的作战方案。在解放军包围济南之前，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David G.Barr）便向蒋介石提出济南无法坚守，建议放弃济南，将军队撤至徐州一带。负责防守济南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也曾于1948年5月15日飞赴南京晋见蒋介石，提出相似建议。蒋介石未采纳两人的建议，认为必须确保济南，理由之一便是不让驻青美军陷于孤立，不在政治上对国民政府产生不利影响，以免影响美国对它的援助。

但事实证明了巴大维与王耀武等人的担心，9月16日，华东野战军猛攻济南，于当月24日将其攻克，随后王耀武也被俘虏。济南迅速被攻克，令蒋介石极度担心青岛之安危，为此他在9月28日致电杜鲁门，声称驻青岛之部队急需军火，请其督促主管部门将答应拨让的武器从速运到青岛。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并答应加紧执行援华方案。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不得不重新考虑驻青美军的撤留问题。

深感形势危急的司徒雷登于9月30日致电国务卿马歇尔，提到因攻占济南，中共获得足够装备3个以上纵队的武器装备。考虑到国共之间的此消彼长，攻占该城的中共9个纵队目前可以对其他地区自由采取军事行动，仅抽出小部分兵力便可攻占烟台与青岛，不过其近期之目标尚不确知并不可预期。驻华机构的信息触动了美国政府，国安会开始考虑从青岛撤军的问题。在9月30日召开的国安会第22次会议上，驻青美军问题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凯南（George F.Kennan）建议美军应逐步撤离青岛，陆军部长罗亚尔同意国务院的意见，但是福雷斯特尔、海军部长沙利文等对撤军持否定态度，认为美海军撤出青岛将导致华北沿海门户洞开。本次会议并没有就驻青美军撤留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其决议只是让海军部与国务院进一步协商。由讨论内容可知，在驻青美军问题上，国务院与陆军部意见一致，都倾向于撤出驻青美军，而国家军事部（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也译作国家军事机构）与海军部则对撤军持否定态度。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一是各部门之间考虑角度不同，如国务院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而海军部主要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二是各部门在青岛利益不同，海军部在青岛基地有直接利益。

美国驻华机构继续关注济南被攻克后的青岛局势，10月8日，驻华大使馆高级外交人员以司徒雷登的名义致电国务卿，认为从政治与军事角度综合考虑，应建议白吉尔将眷属撤离，将所有的军需品与货栈转移到舰上，将留在岸上的工作人员减少到能够维持设施的最小数量，然后等待中共进攻青岛。

国务院部分采纳了这一建议，代理国务卿罗维特（Robert A.Lovett）10月14日致信国安会行政秘书索沃斯（Sidney W.Souers），认为白吉尔应该即刻着手以有序的方式撤离在青岛的海军眷属，尽可能减少岸上活动或将其转移到船上。同时，他建议应采取措施，在海军部的自行决定之下，增强白吉尔在青岛的防卫力量。他认为如果两者能够协调并同时进行，后者将会被看成海军自身防卫的一部分，同时又不影响国民党军队士气或者鼓励中共对该城的进攻。10月19日，国安会根据罗维特给索沃斯的信件拟定了NSC11/1号文件。

从内容来看，文件中主张采取的措施类似于NSC11号文件中的D方案，但为使计划完善起见，加上了增强白吉尔在青岛的防卫力量这一内容。与NSC11号文件相比，该文件明确了撤军措施，不过其折衷意味明显，驻青美军因该文件而居于可撤可留的地位，这也与同一时期美国对华有限援助的政策相一致。出现这一政策的原因主要在于杜鲁门政府需要国会内的亲蒋份子支持政府的欧洲复兴方案（即马歇尔计划），而这批人也无法将其观点强加给政府，这样有限援华政策便顺理成章地得以产生。邹谠著，王宁等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3页。

此时，忙于总统大选的杜鲁门对驻青美军问题提出意见。10月18日，他在给福雷斯特尔的备忘录中提到：“在与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以下简称经合署——引者注）署长及其驻华代表交谈之后，我建议此时勿撤离青岛，对华北之援助应加速推进。”国安会各部门在理解该指示时分歧较大，如在10月21日的国安会第25次会议上，索沃斯认为杜鲁门的意图是美军应留在青岛，而福雷斯特尔表示尚不理解总统的意图，而罗维特认为该指示与6月14日给白吉尔的指令并不矛盾。

参联会根据总统指示与NSC11/1号文件，于10月20日拟定备忘录，该备忘录就修改给白吉尔的指令提出建议。按照参联会的理解，总统意图是驻青美军在接到命令撤离之前，将一直留在当地。备忘录被福雷斯特尔批准，成为JCS1330/38号文件，然后又以参联会给白吉尔下达指令方式，形成JCS1330/39号文件，该文件增加了撤销6月14日下达给白吉尔指令内容，其他内容与之前文件相同，主旨是授权白吉尔将美军用于在青岛周边保护美国利益与维持秩序，根据对局势的判断，准备将美军眷属、美国与其他国家侨民护送上船并撤离。

但参联会指令引起国务院的不满，罗维特10月28日致信索沃斯，指出新指令扩大了白吉尔的自主决定权。他要求白吉尔在根据新指令针对中共攻击青岛采取行动之前，应尽快告知政府相关机构。11月1日，已获悉新指令内容的司徒雷登致电国务院，指出给白吉尔的新指令增加了美国与中共军队冲突的危险，如果发生冲突，便会危及在华美国人的安全。

国务院的不满引起了国安会其他部门的关注，11月3日国安会召开第26次会议解决这一问题。当时正值中国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惨败，国民政府面临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已影响到美军在青岛的存在。此次会议将美国对华政策作为唯一议题，驻军问题更成为重中之重，会议达成两条共识：

1美国海军西太平洋部队司令白吉尔应立即重新采取措施以有序的方式将海军眷属撤离青岛，并以现实可行的方式，将岸上活动取消或转移至舰上。

2与此同时在参联会自行决定之下，采取措施增强白吉尔的防卫权力。

到1948年11月底，中国局势有了较大转变，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主力大部被围，徐州难保。美国政府加紧了自青岛撤侨的准备工作，其中一项重大行动便是调海军陆战队增援青岛，此举有掩盖撤军行动之意图。11月30日晨，1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乘“裴斐尔”号（Bayfield）运输舰自关岛抵达青岛，白吉尔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危急时刻，海军陆战队的增援有助于撤侨以及保护美国财产。经增援后，在青岛的海军陆战队人数已达到3600人。

正当美国撤侨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时，代理国务卿罗维特却在12月2日举行的国安会第28次会议上提出有关在青岛保留立足点问题。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获得某种形式的协议，在租借权范围内保护货栈，为的是能留在青岛与上海。他承认单从法律角度来讲，达成此种协议的可行性是值得怀疑的，但他举出了阿真舍（Argentia，又译作阿金夏）和百慕大（Bermuda）的例子，以此说明在青岛与上海保留立足点的可行性。但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局长巴特沃思（W.Walton Butterworth）不同意罗维特的建议，认为由于承担这些义务，美国将在中共压力下陷入极其脆弱的境地。上海（500万—600万人口）与青岛（75万人口）本来已有大量人口，还有大量难以预计的难民，如果中共进行封锁，阻止内地商品流入城市，那么美国将会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在不可预期的时间内进行大量的人道援助，但自身几乎毫无所得；二是在压力之下撤离，导致声誉严重受损。1948年12月中旬，美国国务院获悉蒋介石已同意将海军训练基地及其他在青岛的设施迁往台湾，并计划在厦门建立海军学校。12月14日，罗维特将一份驻青美军行动草案作为备忘录送交索沃斯。草案建议：

1白吉尔应事先撤出军队眷属与剩余物资，减少岸上活动。当中国海军训练设施迁离青岛一事已被公开，或认为撤军可行而不会损害从中国撤侨计划时，就应该指示白吉尔撤走军队。白吉尔应避免公开暗示其意图，以便其撤离行动对中国人的迁移活动有益无害。

2目前训练中国海军的计划，在中国海军训练基地迁离青岛期间暂时停止。

3美国海军部队目前不应赴台湾或厦门。

该文件确立了驻青美军撤离的时机，但所谓的时机只是笼统概念，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12月16日，陆军参谋长将一份备忘录交给参联会，形成JCS1330/44号文件。该文件指出：撤军时间应由海军作战部长掌握，视中国海军训练设施完成迁移情况而定。根据参联会对NSC11/2号文件的评价，12月23日正式形成NSC11/3号文件《美国在青岛之武装部队》，该文件规定：

1由于中国海军训练中心自青岛转移，驻青美军应取消岸上活动，宣布取消活动的时间应由国务院与海军部协商后共同做出决定。

2在青岛取消岸上活动不应被解释成美国海军部队将撤出中国海域。

3随着中国海军训练中心自青岛撤离，训练中国海军的现存计划将暂停，并且目前不会在台湾或厦门重建。

为使撤军行动更具灵活性，该文件也未明确撤军时机，但它确立了国务院与海军部协商决定撤军时间的机制。

至此，随着中国内战局势的变化，美国的撤军决策完成了由徘徊观望到逐渐明确的转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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