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创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时俱进的重要条件和内在依据
□ 王萍 空军工程大学
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全党要重视思想理论工作，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评论家，而且针对轻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象，提出了重理不轻文的主张。邓小平也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只有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才有可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新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更是空前的。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仅在２００１年８月７日至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６日之间，江泽民同志就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至少有过三次重要谈话。江泽民同志在这些重要讲话中虽然对以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也没有直接批评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但他从正面提出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创新和与时俱进，是否可以理解为江泽民同志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现状不能适应“三个文明”建设需要，某些部门和地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够重视的一种焦虑和不满，或者是一种委婉的间接的批评？同时在以自己的言行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与时俱进的号召？
虽然每个人都可以对此有自己的解读，但无论怎样解读，有一点大家的理解和感受都是共同的，这就是很深刻地体会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哲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视和关心是一贯的。
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颁布的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实际上是对江泽民同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多次重要讲话精神系统概括与规范化、制度化的努力。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视，为扫除当前阻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各种人为因素开辟了通道，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受鼓舞，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与时俱进提供了思想动力和政策保证，标志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已经来临。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与时俱进本来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的一个必然规律和自然进程，但在当代中国似乎成了一个需要有意识推进的过程，特别是成了一个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程度密切相关的“人为的”进程。如何认识这一“特殊的”现象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客观必然性的要求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相统一的问题，不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这样，自然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在当代中国表现得比较突出和明显罢了。党和国家之所以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其实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顺应时代潮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不断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时俱进和发展繁荣的自觉行动。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时俱进实际上具有必然性。这至少可以从五个角度来看。第一，人类社会的时代在前进，反映社会存在的哲学社会科学很自然地要与时俱进。第二，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发展，理论不能单纯反映实践，更应该指导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迫切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与时俱进并发挥好指导实践的功能和作用。第三，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在不断增长，社会必须创造和提供符合他们消费需求的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产品在内的精神产品，哲学社会科学不与时俱进，就不能巩固和扩大自己原有的“市场”，既不利于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更不利于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利益和需要。第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不容乐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固步自封就可能被淘汰，连自身利益都得不到维护和满足的现实危机感发出了必须与时俱进的警示。第五，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在指导思想已经不断与时俱进的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的与时俱进就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有益的。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不断创新的三大理论成果。
科学、客观、公正：学术
评价机制的理想范式
□ 杨建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最近，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就指出，“要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毋庸置疑，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的理想类型或者说理想范式应该是科学、客观和公正。然而，面对“经验事实”或者说社会现实，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机制方面，与理想类型、理想范式还有很大距离。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研究项目重于研究成果的验收。在学术评估导向上鼓励争项目，争经费，然而成果评价跟不上，一些重大研究课题的结项验收往往流于形式，致使不少项目雷声大，雨点小；
二是广告式的宣传评价重于严肃的学术评价。从总体上看，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依据，目前的明显偏差是宣传性居多，学术性偏少。绝大多数书评仍然是广告式和推销式的，很多评奖活动也走了过场。学术评价大有失范之势；
三是数量重于质量。由于单纯的量化考核指标，哲学社科研究出现了甘居平庸追求平庸、不求质量只求数量的恶俗。有的把自己仅有的一点材料掺足水分，勾兑成一篇甚至三五篇的文章；或者剪刀加浆糊，胡拼乱凑，敷衍成章。导致部头越大、水分越多，外表越精美、质量越低下，炒作越厉害、内容越贫乏的现象，产生出更多的学术垃圾；
四是发表刊物出版社的等级重于论文著作本身的质量。我们现在人为地将刊物出版社按行政级别来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及市级，并以这种等级来评价学术论文著作的质量。杂志和出版社的等级，确实和论文著作的质量有关联。一般来说，高等级的杂志（如所谓权威杂志、核心杂志）和出版社发表出版的论文著作，多数质量较高，低质量的论文著作不太可能发表于高等级的学术期刊和出版社。但是，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著作未必就都能发表于高等级的学术期刊和出版社，普通杂志和一般出版社所出的东西，也不乏学术上的创见。
五是“大”课题重于“小”课题。当前学术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一种好“大”之风，导致课题立项评审和学者个人学术成就评估上，“大”的课题价值要重于“小”的课题。其实，课题的大小只是相对而言，更重要的在于学术识见和功力。功力不够，识见不广，缺乏学术上的深邃和敏锐，“大课题”也做不出好文章，相反，“小课题”却能出大成果，如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是很好的例证。而类似于这种小课题做出了大文章的现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比比皆是。
六是单一量化评价重于综合定性评价。用管理工程技术的套路来管理哲学社会科学，用单一量化指标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进行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但是，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涉及价值判断、时间判断和性质判断，需要时间的积淀和历史的评判，而这些是无法量化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构成哲学社会科学定性评价的基础。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必须要有同行专家掌握的定性指标和评价机制。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在于标新立异。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社会科学评价机制，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有利于抑制学术腐败和学术造假，有利于使优者胜劣者汰，使学人倾心、醉心、潜心于学术事业和学术研究，有利于学术精英的成长，有利于吸引人才和推动学术的发展，有利于引导我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这种科学、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也正是现代的科学制度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要达到理想类型的学术评价机制，首先在于要建立、形成一个科学的学术规范和评价制度。中国古典文献《礼经解》曰：“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孟子》也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学术规范与学术的关系恰如规矩与方圆的关系。所谓学术规范，就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套制度规则和传统习惯，包括学术纪律、学术传承，学术道德、学术秩序，学者的独立自由人格，为探求知识的角色定位，尊重知识发明的科学态度，恪守学术创作的基本要素和基本体例等。科学成立的标志，是能够如实地反映、描述和说明世界，表现为自身内部完备（无逻辑矛盾）和外部证实。它们共同代表着人类认识中的一个“真”字，这也是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尽管人文社会科学的部门和门类众多，但只有这一点才是它们共同的内在法则和根本标准。
同时，应参照ＳＳＣＩ（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Ａ＆ＨＣＩ（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建立一个我国人文社科的学术性检索系统，这可以给我国人文社科评价提供较为客观的基础。目前，在各国科研机构和高校普遍采用的ＳＣＩ（科学引文索引）或ＳＳＣＩ（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最关键的数据不在于作者发文篇数的多少，而在于作者学术成果被引用量的大小（影响因子、及时指数、被引用半衰期等），被引用量大的学术成果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引用者的学术水平，这对传统的定性评估办法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其次，要建立、形成客观的符合人文社会科学自身规律的评价制度。理想型的学术评价机制不仅在于有着科学的、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还在于是否能通过建立适合自身学科特点的可观的评价体系来促进学术的发展。学术评价体系不能设计成为“末位淘汰制”的单一量化工具，而应将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和人文氛围、鼓励学术的多元化发展等放到首要因素来考虑。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在引文等规范还不完善的条件下，不宜直接套用科技论文评价体系，而应考虑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实际情况，重视专家的评价；把社科成果与科技成果作比较时，要充分考虑社科成果的特点，如在有的评估体系中，一篇社科论文只算１分，而理工科一篇论文算１２分，这是不公允的。对学校进行整体评价时，应考虑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尤其要考虑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经费投入相对较少，不能直接与理工科为主的学校的科研经费作直接比较。
第三，要建立、形成公正的程序正义的学术评价制度。程度正义是法治社会的根本标志，学术评价制度无疑应按此来设计。纯粹的程序正义如同游戏规则不偏向任何一方并被所有参与者遵守，那么无论结果如何都应该被认为是公正的，大家都应该接受在这一规则下产生的结果而不能怀疑这个结果的公正性。同样在学术评价之前，只要大家都承认并遵守评价程序的规则，并按评价程序完成评价的全过程，其结果的公正性就不容质疑。因此如果评价体系只有评价标准而没有大家认可的评价程序，就不一定得到公正的结果，而只要严格遵守正当的评价程序，评价结果就会被大家所接受。当然，程序的正义并不意味着实质的正义，但程序的正义起码能保证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只要大家承认了某一规则体系并按之严格执行，虽不能杜绝偏差，但一定能避免更多的偏差。
改革哲学社会科学
教材刻不容缓
□ 陈卫平
在现代社会，学校教育的教材是绝大多数人接受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培养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最基础的途径，也是专业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跨入这个领域的第一个台阶。因此，教材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多数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素养的高低，也决定了专业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最初起步的高低。然而，尽管最近２０多年来，我们的教材建设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质量不高，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需要有根本性的改革。在这里我仅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和中学哲学社会科学教材的改革，谈一些看法。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的改革。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高低，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材是数量最大的，也是受众最多的，但也是最为人诟病的。人们对其批评最多的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在理论上没有创新；二是在内容上脱离实际。为什么会这样呢？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应当说，在最近２０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或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作了新的理论阐释；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了新的发展。但是，这些理论创新很少能够写入我们的教材。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权和创新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如此的思维定势：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阐释权只属于少数“钦定”的理论权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权只属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材就无法反映上述两方面的新的理论成果。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材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只要少数的理论权威没有予以重新阐释或对他人的重新阐释予以首肯，那就依然沿袭旧有的阐释，尽管学术界对旧有的阐释已经普遍不予以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或“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论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时的一种特定语汇，教材的主要任务就是注解这些创新之处是什么，此外就再也找不到任何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了。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权和创新权还给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的创新才有可能。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人们的社会实践为源泉的。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材必须回答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并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很少能够反映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中去，其中的重要原因，是那种认为写进教材的观点必须是取得一致认识、没有争议的旧教材观没有改变。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是社会客观矛盾的反映。然而，由于力求回答这些问题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客观条件则存在着千差万别，所以他们对社会客观矛盾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回答这些问题所运用的观点和方法都是不尽一致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一定是形形色色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现实问题的回答总是与分歧的意见相陪伴，想要用统一的公式来回答现实的问题只能导致理论落后于实际。因此，我们只有允许把对现实问题的不同用回答写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材，才有可能使其贴近现实。
二、关于中学哲学社会科学教材的改革。一般来说，谈到哲学社会科学教材的改革，人们往往只注意到高校的教材，而忽视了中学的教材同样存在着改革的问题。发展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也要从娃娃抓起。哲学社会科学教材的改革需要有中学和大学的同步衔接，否则，大学的教材改革就缺少接受者在知识和素养上的铺垫。目前的中学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在我看来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过于政治化；二是基本上没有吸取学术界的有关新研究成果。
这里试以中学的哲学教科书为例，说明中学哲学社会科学教材过于政治化的问题。首先，在现行的中学教材体系中，哲学是归属于政治课教材的，哲学没有在学科上的独立性。这势必造成中学的哲学教材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势必造成中学生把哲学和政治等同起来，误解了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功能。其次，中学哲学教材在内容上主要为现行的政治路线和政治评价作注解。目前上海的中学哲学教材就反映了这一点。如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把普遍的联系和人生价值取向连接在一起；这不仅在理论上有牵强之处，而且完全把哲学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了一起。再次，对于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缺乏介绍，因为这些似乎和现实政治不大相干。由于过于政治化，哲学智慧就变成了政治说教，不仅不能引起中学生对哲学的兴趣，反而引起他们对哲学的厌恶。这可以说是很少有中学生在报考大学时以哲学为第一志愿的重要原因。
现行的中学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也很少吸取学术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导致中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观点还停留在１０年甚至２０年前。比如，关于“五四”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已经表明，“打倒孔家店”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文化的一般准则和唯一态度，重新估定传统价值的评判态度才是“五四”对待传统文化的一般准则，因而“打倒孔家店”的实质是指孔子之道在现代社会已没有遵从的价值，并不是全部否定儒学的价值；因而重视先前遭压抑的诸子和民间文化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现象。但是，在现行的中学历史教材里，讲到“五四”还是把“打倒孔家店”作为其对待传统文化的一般准则和唯一态度来叙述的。如果我们要求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充分吸取学术界的新成果，而中学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则忽视这一点，那么当中学生进入大学后，就会对大学教材的理解和接受产生严重的障碍。
改革哲学社会科学教材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复杂工程，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２００２３４）
在探索中求真，在争鸣中创新
□ 高民政南京政治部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对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要与时俱进的必然性分析，也可以理解为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着人类“社会市场”和当代中国“市场社会”的双重挑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已经受到威胁，与时俱进已经成为我们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选择和唯一出路。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怎样才能做到与时俱进呢？
其实对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已经有了全面的论述。笔者理解其核心精神则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必须不断创新，从根本上讲主要是由它的功能和地位决定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掌握必备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是十分重要的，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会讲政治、懂全局，驾御复杂形势、研究战略策略、提高领导水平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创新理论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一项重要职责。但是，我们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哲学社会科学如果不能适应并科学分析解释这些变化，没有创新的理论成果，就没有生命和活力，就无法履行自己承担的职责。
作为一个政治学学者，笔者深感创新意识和创新成果对于学科发展与学科地位的重要性，也很羡慕经济学科和法律学科在经济建设领域甚至社会政治领域能够大显身手的地位。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科和法律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国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创新意识比较强、创新成果比较多有关。虽然不能说政治学创新成果少，也不能说政治学的贡献小、地位低。由于学科特点不同，其创新要求和条件以及创新程度也就会有差异。只能说时代为经济学和法律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创新条件和机遇罢了。其实，经济学科和法律学科迄今为止的大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得益于政治学者的创新成果被推广运用而带来的宽松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今后我国经济学科和和法律学科的发展，恐怕也离不开这个因素。事实上近年来政治学者在党和国家重大政策研究与制订方面发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但是与经济学科和和法律学科相比，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政治学的要求相比，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研究的创新成果不，多令人忧虑，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并多加努力的。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很显然，无论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现实来看，如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品格，缺乏在百家争鸣中创新的勇气和氛围，要想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断做出新的建树”，就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百家争鸣是哲学社会科学与时俱进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在百家与争鸣中创新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目标和道路都是明确的、共同的。但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学者，其具体分工、具体目标、具体追求似乎应该有所不同，否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就很可能出现选题“一窝蜂”、成果“熟面孔”等现象。当然，在竞争的状态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低水平的重复生产和无意义的“克隆”现象虽然很难避免，但如果大家都注意发挥各自优势和追求特色的话，可能会相对好一些。在中国学术界，经常提到“京派”与“海派”，“北派”与“南派”，而且方法与观点常常发生交锋，就积极意义来说，这显然是有利于不同学术流派在争鸣中共同发展的。
在学术领域存在“京派”与“海派”、“北派”与“南派”或更多的学术流派，如果总的目标和方向一致并在正常的范围内扩大交流与争鸣的力度，可能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繁荣，也更符合哲学社会科学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和要求。从而有利于最终实现江泽民同志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一个学术要求，即“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服从真理、发展真理，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例，或许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问题。上海近代以来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乃至经济社会政治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都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在新时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城市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时俱进的潮流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上海的老中青三代特别是中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充分利用和发挥上海的区位优势，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以自己既有上海特点又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优质产品，在不断满足上海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希望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时俱进的大潮中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也反映了全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心声。只要不把国内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不同观点的学术之争抹上意识形态色彩或引入派性之争的旋涡，学术流派当然越多越好，“一花独放不是春”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只有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才能真正欣赏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春天万紫千红的美丽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