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DP评价新中国头30年建设成就的几个问题

作者：李强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1年02期

　　[中图分类号]K27；F2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1)01-0046-11

　　目前，国史和党史学界在评价某个历史时期的建设成就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时，经常使用和日益重视的一个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简称为GDP)。不过，由于GDP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指标，其中的某些概念和方法与人们通常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在国史、党史的一些论文中经常发生误用、错用GDP的情况，特别是在用GDP评价新中国头30年历史时，问题更多。因此，本文尝试对新中国成立头30年的GDP指标进行一些分析，以方便大家更准确地使用GDP指标评价新中国头30年的历史和建设成就。

　　一、两种不同的核算体系及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变

　　国民经济核算有两种基本体系，分别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s，简称MPS)和国民经济账户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是基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种核算体系在苏联、东欧、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广泛使用，其主要指标是社会总产值(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是基于凯恩斯的所得—支出方法，经过斯通(Richard Stone)和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改造而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核算体系广泛使用在美英等市场经济国家，GDP是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的一个核心指标。在90年代以前，这两种指标体系都是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承认和使用的核算体系。

　　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和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的区别很多，但本质上还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差别所致。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只有物质生产才创造价值，社会产品是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有用成果，非物质生产部门如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公共事业、住宅管理、生活旅游等部门提供的各种服务，或者是没有经过人类劳动过滤的物质资源，或者虽然经过人类劳动却没有形成物质产品，或是家庭的自我服务的劳动成果，都不算是社会产品，其收入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不计入社会生产的总量。从使用价值来看，社会产品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三大部门的产品构成；从价值来说，社会产品由产品进入消费领域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决定，因此还必须把商业与货物运输部门的增加值计算进去。所以，社会产品的范围不仅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三大部门，同时也包括商业和运输等部门的活动成果。

　　国民经济账户体系认为，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劳动创造工资，资本创造利润，土地创造地租，不区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认为一切商品的生产和劳务的提供都是生产。根据这个理论，GDP是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生产活动包括货物的生产和服务的生产：提供或准备提供给其他单位的货物或服务的生产；生产者用于自身最终消费或固定资本形成的所有货物的自给性生产；自有住房①和付酬家庭雇员提供的家庭或个人服务的自给性生产。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由GDP代表，是为评价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而设计的指标，而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比较合适用来评价计划经济(产品经济)。如果用GDP评价计划经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出现低估和失真的情况。

　　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实行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1952年，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了《1952年国民经济总产值估算办法》，国家统计局首先进行了工农业总产值调查。从1954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苏联国民收入统计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开展了中国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消费和积累核算，正式采用了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进行国民经济核算。这一时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尽管存在一定问题，但从三个方面来看，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情基本适应：一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没有统计的第三产业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较低；二是当时我国主要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比较；三是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我国进行经济交流而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采取封锁禁运的政策。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实行“中国式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80年代初，计划经济多年累积的问题凸显了出来，这其中，由于使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进行核算而导致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②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不予统计的第三产业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信息咨询业等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同时，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流大大加强，经常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进行比较。因此，国家统计局于8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的GDP指标。1985年3月19日，国家统计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其中提出核算GDP。③1985年4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同意了这个报告。国家统计局从1986年开始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设计工作，该方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天津等省市进行试点验证，前后作了7次修订。1991年经过再次修改和补充，形成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实际上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和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并存，即既保留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核算国民收入，又核算GDP，所以称为“中国式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

　　第三阶段是从2002年起至今，实行的是国民经济账户体系。1990年以后，由于苏东剧变，使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国家日益减少，1993年后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不再提供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指标数据，这一因素对我国最终实行国民经济账户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99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进行了系统的修订，制定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取消了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核算内容，清理了基本概念，调整了基本框架，正式采用了国民经济账户体系。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放弃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而实行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因为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所以才改用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现在有一些学者简单地用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理念去评价建国头30年的发展，其中有些看法是不适当的。

　　从理论上讲，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关于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划分，对于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只有物质生产才创造新价值，非物质生产只能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存在和发展。如果物质生产的份额低于非物质生产的份额，非物质生产就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持续存在与发展的。在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中，对不生产商品的劳动部门，是以统计这些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固定资产虚拟折旧作为增加值的。但是，根据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划分，这些部门劳动者的工资并非来源于该部门的经营性收入，追根究底，是社会的商品生产部门净收入的一部分转移过来的。从西方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经济表象上看，这种转移的非物质生产部分要大大超过物质生产部分，似乎可以说明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划分是错误的。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这种现象只是说明：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理论不能简单地、无条件地搬用到实践中，因为在存在阶级和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历史形成的对其有利的国际价格和国际分工获取超额利润，通过这种国际收入转移，在本国物质生产比较小的份额下，维持本国非物质生产较大的份额。④因此，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把西方发展模式当作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应该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重视物质生产和高科技的发展，打破历史形成的对它们不利的国际价格和国际分工，为自己国家的科学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1952-1978年GDP数据的推算及其存在的问题

　　由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研究和试算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所以现在大家所使用的1952-1978年GDP数据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统计数字，而是在国民收入指标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历史资料推算而来的。⑤目前1952-1978年GDP主要有张风波、中国国家统计局、麦迪森三种数据。对于这种推算，学术界在计算方法、对相关历史资料的估计、所占的权重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而且其初衷也只是“为了满足经济分析和管理对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的要求”，因此，在相关研究和引用时只宜作为参考。

　　由于GDP的核算范围大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国民收入范围，因此，推算出来的GDP通常要大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国民收入。表1反映了其他国家GDP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国民收入间的差距。⑥

　　

　　1988年，由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提供了1952-1986年GDP数据，这是比较早公布的新中国头30年GDP数据。张风波采用了世界银行提供的计算方法，并对一些权重进行了调整，其计算公式为：GDP=国民收入+折旧+非物质性服务+房租。在这个公式中，国民收入有历年的统计数，三项附加值的数量根据这些附加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推算，具体比重见表2。这样，上述计算公式变为：GDP=国民收入×(1+调整系数)。

　　对1952-1978年的中国来说，16％左右的调整系数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30％-50％的调整系数相比差距较大，但就非物质性服务和房租这两个方面来讲，商品经济越发达，其所占比重越大。1960年，日本类似的系数为19％，直到1970年才上升到29％；印度类似的系数为15％，直到

　　1977年才上升到24％；墨西哥类似的系数为18％，到1977年才上升到19％。[1]

　　对于国家统计局1952-1978年中国GDP数据的估算，⑦国内外学者由于缺乏资料，相关评价较少。到目前为止，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并且涉及1952-1978年GDP数据的评价，主要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高级顾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撰写的专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麦迪森认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得出的1952-1978年中国GDP被大大低估了。如他认为，中国GDP 1952年应增加38％，1978年应增加27％。[2]图1和图2为国家统计局、张风波和麦迪森对我国1952-1978年GDP三种估算值的比较。

　　

　　把张风波提供的GDP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除1952年、1954年和1955年外，张风波GDP都小于统计局GDP；两组数据的差别并不大，两者偏差最小的是1955年，只有0.1亿元，偏差率为0.1％；两者偏差最大的是1962年，偏差率为7.2％。

　　

　　注：麦迪森数和国家统计局数B按1987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

　　图2 1952-1978年国家统计局和麦迪森GDP估算值的比较

　　把麦迪森提供的GDP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1952-1978年中，麦迪森GDP都大于统计局GDP，平均高了29.8％；除1975年上调了24.1％外，其他年份的上调都在25％以上，其中上调25％～29％的有10个年份，⑧上调30％～39％的有14个年份，⑨上调高于40％的有2个年份；⑩两者绝对值相差最小的是1953年，为540.84亿元，绝对值相差最大的是1978年，为1380.78亿元；相对值相差最小的是1975年，偏差率为24.1％，相对值相差最大的是1962年，偏差率为40.9％。

　　对于国家统计局推算的GDP数据的评价，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还有世界银行的一个专门报告《中国人均GDP》。虽然这个报告只是针对1992年GDP数据，但它提出的中国在统计GDP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会对1952-1978年GDP数据的推算产生影响，因此也应作为重要的参考。在报告中，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向上调整，综合调整比率高达34.3％，即中国1992年GDP数据被低估了1/3。[3]

　　对于国外的这两个评估，中国学术界并不完全认同，并有专门文章进行了分析。[4]但中国学者也承认，中国GDP核算还存在若干问题。时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的许宪春在《中国GDP核算问题研究》(11)一文中从五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会对1952-1978年GDP数据调整有较大影响：其一是住房服务。许宪春指出，受资料来源的限制和福利性住房政策的影响，中国住房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很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12)这是中国GDP总量低估的主要方面。如GDP核算中只包括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住房服务，没有包括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的住房服务；受公有住房房租普遍偏低的影响和资料来源的限制，城乡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目前仅把按住房原值2％-4％折旧率计算的虚拟固定资产折旧作为总产出，同时作为增加值，所采用的折旧率偏低，也没有计算其他成本；等等。其二是财政补贴。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财政对企业的补贴也是作为负的生产税处理的。然而在中国，许多情况下，财政对企业的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和亏损补贴，实际上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因此，比较合理的处理方法是，把这部分补贴作为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和对消费者的转移。其三是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服务。中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不少基本的福利性服务，如医疗、托儿、教育、理发、洗澡服务，等等。与市场上同类服务相比，这些服务收费很低，甚至是免费的，从而导致相应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同时，这类服务成本也被部分打入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之中，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主营业务的增加值。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1952-1978年的中国GDP绝对量数据，在严肃的统计专业学术文章中，未见认为高估的观点。

　　三、未观测经济和产品经济对GDP的影响

　　统计学界公认，用GDP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往往被低估。这是因为GDP是为评价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而设计的指标，核算GDP时，必须遵循市场原则。所谓市场原则，是指确定国民经济核算范围、分类、账户划分等内容时，必须从市场出发，考虑市场、市场活动和市场发展变化，国民经济主要总量的核算对象，要以是否进入市场为界限。由于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商品经济不发达，大量劳动产品不是以商品形式存在和交易，不进入市场，没有价格，同时，有关的统计也很难保证质量，因此，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往往被低估。

　　传统上认为，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被低估主要表现在未观测经济(Non-Observed Economy)方面。根据主要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独联体联邦统计委员会、意大利统计局、荷兰统计局和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专家集体编写的《未观测经济测算手册》，未观测经济活动有五个部分组成：(1)地下生产，指不按照管理规则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例如逃税、少付工资、不注册等行为；(2)非法生产，指被法律禁止和非授权的生产与服务，例如毒品和盗版等；(3)非正规生产，指生产规模较小而没有注册的生产，例如街头商贩等；(4)住户为自己的最终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包括作物种植、家畜饲养、房屋建筑等；(5)由于数据搜集系统存在的缺陷而发生的遗漏，例如企业统计范围不全、瞒报等。图3反映了部分国家未观测经济的大体规模。

　　

　　注：以上估算仅包括地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部分；部分国家为1997年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知识问答》，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图3 部分国家1998年未观测经济占GDP的比重

　　中国的常规国民经济核算涵盖了部分非正规部分活动和部分为住户自身使用的生产活动，但没有包括地下生产和非法生产活动，也没有包括因基本统计数据收集系统本身缺陷而遗漏的一些活动。因此，在1952-1978年GDP数据推算中，也应有部分未观测经济没有被包括进去。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未观测经济问题，提出了几种估算数据。如李建军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两种口径的未观测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介于10％～49％之间”。[5］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全国未观测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平均为29％左右。”[6］更权威的数据来自2004年经济普查。这次经济普查方案涵盖了未观测经济中的非正规部门活动、为住户自身使用的生产活动和因常规统计数据收集系统本身缺陷而遗漏的一些活动，但仍未包括地下生产和非法生产活动。根据这次经济普查，2004年我国GDP总量比原核算数增加了23002亿元，其绝大部分是第三产业增加值，而以前的统计则低估了大约20％的GDP。[7]

　　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由于没有如实核算未观测经济，1952-1978年GDP数据也被低估了20％。首先，1978年前，中国的第三产业规模本身较小，即使有所遗漏，也大大低于改革开放后的数量。其次，1978年前，地下生产、非法生产、企业瞒报等现象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数量很少。(13)最后，非正规生产在1978年前主要存在于农村，数量也较少。

　　因此，中国1952-1978年的未观测经济，从实际情况看，主要集中在企业统计不全、住户为自己的最终使用而进行的生产以及非正规生产方面。至于具体数量，还需要有关部门和学者加强研究，提出一个国内外统计学界都认可的数据来。

　　除了未观测经济，新中国成立头30年实行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的具体特点，也是导致中国1952-1978年GDP数据被低估的重要因素。

　　未观测经济主要是指本身以商品形式存在或交易但未被统计的生产行为，产品经济主要是指本身不以商品形式存在或交易的生产行为。产品经济对GDP的影响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1)无酬或以低酬(剪刀差)形式生产和交易的物质产品。如无偿调拨的物资、(14)以剪刀差价格上缴的农产品等。(2)无酬或以低酬形式提供的劳动力投入。如大修水利工程的农民工投入、城镇干部职工的义务劳动等。(3)无酬或以低酬形式提供的非物质服务。如卫生、文化、教育等。(15)

　　本文限于篇幅，主要以参加水利工程的农民工投入为例，分析第二部分的产品经济影响。根据国家水利电力部的统计，截止到1976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大中型水库78000多座，塘坝650万个，总库容量4000亿立方米；万亩以上的大中型灌区6500多处，全国灌溉面积达到7亿亩左右；机井200万眼，机电排灌动力5400万马力；堤防海塘158000多公里，并疏通开挖了大量河道沟渠。(16)这些伟大成就的实现，除了国家的一部分水利基建投资外，主要就是通过广大干部群众掀起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建成的(17)。在这些项目中，有些出工的社员领取的现金报酬或对其所在生产队的资金补贴由国家财政支付，因此作为水利基建投资计入了当时的积累额即国民收入总额。但是，参加水利劳动的社员的绝大部分活劳动，并没有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而只是存在于最终竣工的水库的实物形态中，体现为水库建设完成的工程量。因此，用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核算时，这一部分劳动没有以成本方式计入水库项目的积累额，也就未计入GDP。另一方面，虽然参加水利劳动的农民，在自己的生产队记了工分，但由于生产队的工分不参与国家财政和基建投资分配，因此，这只是增加了生产队工分的总量，而生产队分配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数量以及可分配资金并没有相应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导致工分的分值相应降低。所以，这一部分劳动也没有计入农业增加值，同样未计入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

　　不仅是水利建设，在后续的水利工程管理上，无酬或以低酬形式提供的劳动力投入也相当可观。如桃源县的水利工程管理，采取了国家固定职工、脱产的集体人员和亦工亦农人员共同管理的形式，在付酬上分别采取规定工资、投资记工、补助费和按同等劳力记工的方式。全县水利工程管理人员14000多人，国家固定职工只有227人，仅占1.62％。(18)

　　再以医疗为例，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按照1982年的统计，农村赤脚医生总人数为134.9万人，农村生产队卫生员为164.8万人，农村接生员为55万人。[8］由于国家财政拨款较少，这支大军主要由生产队负担，因此，这些人的培养与劳动和参加水利建设的农民劳动一样，很少能反映到国家GDP的增长上去，但如果在西方国家，这支大军将产生出天文数字的GDP。类似于这样的情况还有铁道工程建设、军事工程建设等，如桥梁和隧道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其绝大多数人力劳动是由劳动力几乎零成本的铁道兵完成的。(19)

　　在研究新中国成立头30年的历史时，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从实物指标看，我们的发展成就很大，但从价值指标看，我们的发展成就则较小。有些学者据此认为，我们头30年的发展成就被高估了。从国民经济账户体系角度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理念，一切劳动都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实物指标高和发展速度快，在通常情况下都表现为价值量大，并且最终表现为消费的增多。但是按照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既可以价值形态存在，也可以实物形态存在，并且优先考虑物质生产的投入，而这种投入既不一定直接带来消费品的增加，也不一定表现在价值量的增加上，而是会在长时间内持续地发挥作用。新中国头30年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在改革开放后30年时间里为农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坚实的基础，就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证明。

　　另外，这种现象还可以从汇率法GDP与购买力平价法GDP的区别上得到解释。所谓汇率法GDP，是指在进行GDP的国际比较时，必须要把本币换算成一种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计价单位，通常是以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的三年平均数作为基准汇率换算，这样换算出来的GDP称为汇率法GDP。而购买力平价法，也叫国际比较项目法，这种方法是以国内商品价格同基准国家同种商品价格比率的加权平均值为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际比较项目法是由联合国统计局、世界银行等组织主持的一项旨在提供GDP及其组成部分的国际一致价格和物量的跨国比较体系，其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价格调查并以GDP为基础，测算不同国家货币购买力之间的真实比率，从而取代汇率，把一国的GDP转换成以某一基准货币或国际货币表示的GDP。(20)

　　因此，汇率法GDP可以看作是一个价值指标，而购买力平价法GDP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实物指标。由于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本币实际购买力与汇率所表示的购买力的差距往往较大，因此，经常会出现实物指标增加很多而价值指标增长较少甚至降低的现象，其建设成就被汇率法GDP等价值指标大大低估。

　　

　　世界银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列出以购买力平价法核算的GDP，但没有给出1991年前的历年购买力平价GDP。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中列出了中国1952-2003年以1990年购买力平价法价格为基准的购买力平价法GDP(见表3)。

　　由此可见，在1952-197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GDP会大幅度地提升我国GDP的数值，大体在5～7倍之间(21)。例如，1990年按汇率法计算的我国人均GDP为320美元，与美国相差70倍；使用购买力平价法算出的我国人均GDP为1950美元，与美国相差只有11倍。若按汇率法计算，2000年中国的GDP为10799.4亿美元，居于世界第6位；若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00年中国的GDP为50194亿国际元，GDP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第2位。(22)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不顾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简单地套用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理论和GDP去评价新中国特别是头30年的经济建设成就，是不妥当的。1981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指出：“国际、国内都把这三十一年的成绩估计低了。总的来说，三十一年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成绩不少，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一团漆黑。总结历史要把这个体现出来。”[9］因此，在用GDP评价新中国头30年的建设成就时，应当非常慎重，给予必要的说明，并且使用社会总产值和社会总产品的若干数据和事实进行补充和调整；尤其是用汇率法GDP做国际比较时，应当同时提供购买力平价GDP作为参考指标。

　　注释：

　　①对于居民自有住房来说，实际上没有发生出租行为，但在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中的GDP核算中，为了保证住房服务的生产和使用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的国际可比性和历史可比性，一般都把居住自有住房的住户视为对本住户提供了住房出租服务，而纳入房屋出租活动的核算。

　　②江泽民在199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央提出从内涵上扩大再生产……这些话讲了很多年，但是成效不大。究竟是为什么呢?除了体制上的问题以外，恐怕很重要的原因，是同主要用产值和速度衡量经济工作的成绩有关。”李鹏在1991年1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指出，1992年要“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要研究一套真正反映实际的经济指标考核的体系”。钟兆修编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考察与展望》，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页。

　　③《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提出建立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但在实施过程中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

　　④从整个世界的经济状况看，世界总体的非物质生产绝对地低于世界总体的物质生产。因此，违反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理论的现象只是特例，从一般生产和整个世界的经济状况看，区分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理论是正确的。

　　⑤为了满足经济分析和管理对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家统计局以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国民收入和其他有关历史资料为基础，先后补充推算出1978-1984年和1952-1977年GDP生产核算和使用核算历史资料。参见许宪春：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新特点》，http://www.oecd.org/dataoecd/46/32/37601130.doc。

　　⑥将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国民收入中的分部门数据扣除非物质生产部分，加上间接税，即得我国计算口径的国民收入。

　　⑦由于相关推算公式和有关参数十分复杂，本文不再介绍，可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许宪春、田小青：《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1952-1977)的资料收集和测算方法》，《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⑧分别是1956年、1958年、1970-1974年、1976-1978年。

　　⑨分别是1952-1955年、1957年、1959-1961年、1964-1969年。

　　⑩分别是1962年和1963年。

　　(11)详见许宪春：《中国GDP核算问题研究》(讨论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http：//www.ccer.edu.cn/download/1083-1.doc。

　　(12)美国2005年GDP统计为12万亿美元，其中住房服务(住房消费)1.234万亿美元。住房服务占美国GDP的10％，其中的自由住房又大致占3/4。加拿大住房服务占GDP的15％，印度住房服务占GDP的10％，而我国只占3％～4％左右。按照许宪春的估计，如果参照其他资料进行调整的话，居民住房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现行方法计算的相应比重要高出4.7个百分点。许宪春：《中国GDP核算问题研究》(讨论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http://www.ccer.edu.cn/download/1083-1.doc。

　　(13)1978年前，少付工资甚至不付工资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数量不少。但这大多属于义务劳动的性质，不属于地下经济。

　　(14)有些调拨物资有账面价格，计入GDP；有些连账面价格也没有，没有计入GDP。

　　(15)卫生、文化、教育等部门(非盈利性的)的固定资产折旧和人员工资计入GDP，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是，其人员提供了远远超出工资的义务性质的服务，而这些服务在西方是有价格的，并且计入GDP。

　　(16)《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编《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第637页。

　　(17)“每个冬春都有一亿以上的群众上阵，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大办水利电力事业》，《人民日报》1977年9月17日。

　　(18)《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编《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第644页。

　　(19)铁道兵不仅修路，还在沿路无偿进行了大量建设，仅以绿化为例，1955年的黎湛铁路沿线，就种植了观赏和有经济价值的各种树木40多万株。参见《王震传》编写组：《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538页。

　　(20)通俗地讲，一件完全相同的衣服，在美国的价格是10美元，在中国是10元人民币，按照汇率法，这件衣服算成美国GDP为10美元，算成中国GDP为1.54美元(按1美元兑6.5元人民币计算)；但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这件衣服算成的美国GDP和中国GDP均为10美元。

　　(21)具体计算方式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165～166页。

　　(22)根据1990年和2000年世界银行报告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字换算。

作者介绍：李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辑（北京 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