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发展与安全:一带一路的两翼_爱思想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断匈右臂”，联络被匈奴击破、驱逐的月氏王国，共同打击处于扩张态势中的匈奴。可以说，这条被后人命名的丝绸之路，最初的缘起就是为了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而世事的复杂性就在于，没有完成出使任务的张骞，却打开了中国联通西域的路，凿空般开启了中国与西域国家之间的交往历史。绵延两千年不绝的丝绸之路，成了连接彼此的纽带和通道。

历史不负责为现实提供直接答案，却蕴含着指点迷津的经验线索。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告诉今天的我们，“安全”与“发展”是亚欧大陆人民的恒久追求，也是一带一路鸿鹄之略能够实现高飞远翔的双翼。

助中国突破“海洋安全的困境”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麓，是倚陆面海的大国。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尚未形成之时，海是天堑，而内陆却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混居交集之地。对以定居农业为基本生存方式的中国来说，长期的外部安全威胁基本来自内陆。

自明代起，海疆不靖。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断扩张，以全球贸易为核心的海洋经济日渐兴盛，列强自海外来。海权开始支配陆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也渐渐转移到了海上。据统计，1840~1949年，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次数达93次。帝国主义主要来自海上，这是符合历史经验的规律性认识。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维持自身安全的意志和能力都有显著提升，特别是在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直接从海上入侵中国本土的可能性日渐降低。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海外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海上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更方便地获得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我国采取了“两头在外大循环”的发展策略。在沿海地区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随后又扩展到开放沿海14座城市，形成了从南到北的沿海连绵开放带。这一做法适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不仅使这些城市和中国沿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也推动中国经济在30年中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经济的沿海化导致了国家的经济重心出现了东重西轻的失衡局面，造成了潜在的战略隐患。

经济的沿海化，还强化了我国对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的高度依赖。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60%，东部地区则超过90%，每当海外市场发生重大波动，就波及我国经济的发展甚至是我国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我国对海外资源和海上通道的依赖也大大增强。2013年，我国进口石油占石油消费量超过56%，其中70%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我国进口的铁矿石、石油和所有外贸总运量的90%以上都要通过海上运输，海上运输通道成为我国的命脉，维持海上通道的畅通是维持我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

经济重心沿海化、资源海外化、通道海路化，既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也在成为制约我国安全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重大瓶颈。近年来，美国军方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战略构想，如空海一体战、离岸封锁、抵消战略等，都是根据我国经济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特征，量身定做的军事对策。据美国一些智库的研究报告透露，美国军方曾多次演练封锁中国海上航路。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三海问题”，正在成为我国安全和发展的“海洋安全困境”。

要解决这一安全难题，我们除了要积极发展海上力量，努力维护中国的海权，还需要有更长远的战略设计。也就是要从更为宏观的国际政治角度认识经济过度沿海化、海外化的战略隐患，改变国家重心过于靠海的不利地位；要加强亚欧大陆的通道建设，通过使用现代交通技术的进步，开辟和建设能够满足中国长期发展和应对海上安全需要的陆路通道。

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并不是完全针对海洋安全困境的对应设计，却为我们摆脱海上安全困局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路径。加强通道建设，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举可以极大改善我国的战略态势。同样重要的是，陆路通道的建设，可以避开与海上霸权国家的正面交锋，这是战略上的避实就虚之举。对马汉思想继承者的霸权国家来说，海权不可分割是基本的战略原则。在要么全占、要么全丢的零和博弈中，即使不考虑海上军事力量的对比，仅从两洋国家与海陆两栖国家的地缘因素，中国就难以占据上风。然而，我们是海陆两栖的国家，中国可以背靠昆仑山，面对太平洋，可以倚陆向海。从地缘角度看，中国虽无两洋之利，却有陆海两通之便。在亚欧大陆的内陆，中国占据着海洋国家难以企及的地缘优势。内陆是海权国家的软肋，却是我们的强项。当然，要建设和运行陆路通道一定会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和与虎谋皮式的海权争夺相比，这是对中国胜算更大的博弈。

从长远看，建设陆上通道，实现大陆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有利于打破以海上霸权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禁锢，为处于全球化边缘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找一条新路。一条不受海上霸权制约的资源和制成品通道，可以让“穷国”之间形成互联互通、互助互利的纽带，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合作之网，让总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活动发生转向，改变目前世界体系已经固化的中心-边缘等级结构，为促进更加公平世界的出现，创造历史条件。

营造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亚洲

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曾经指责国际投资基金的投机行为，使东南亚国家经济倒退了20年。这场风暴给亚洲国家留下的教训是，要想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就需要抱团合作。从1999年起，东盟与中国之间开始推进自贸区谈判与实际合作。经过10年努力，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个自贸区涵盖了11个国家、19亿人口，占世界贸易13%。这标志着，亚太区域合作走到了深度整合的阶段。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发表讲话，声称南海问题涉及美国利益，美国有责任和有关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接着，美国政府官员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亚太”。美国在重返亚太后，挑起亚太地区国家原本被搁置的安全议题，搅乱了东南亚地区的人心。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虽然还在延续，却不断受到各种安全争端的干扰。中日韩之间、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之间都出现了矛盾，严重冲击了区域国家间“手拉手”合作的良好势头。东亚国家经济及货币合作的议题被搁置，而领土、领海等安全争议却成为了亚太国家关系的焦点。

今天的亚洲拥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1/3的经济总量，是众多文明、民族的汇聚交融之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同时，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也极为突出和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安全挑战一直存在，并随着全球危机的蔓延和一些域外国家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极大恶化了亚洲地区的安全环境。美国重返亚太后，亚洲国家再次发现，如果不解决安全问题，或者把区域安全寄托在域外国家身上，就会对区域合作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合作进程将受到严重破坏，发展成果也可能要被国际资本的强权所掠夺。因此，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不能忽略安全合作，发展与安全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习近平在2014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亚信会议上指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习主席在出访时多次强调，中国愿意与周边国家合作，欢迎大家来搭中国发展的便车，愿意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

正是针对亚洲区域发展和安全面临的挑战，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以往相对单一的区域合作计划相比，一带一路更具有综合性，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多方面合作，是要一个建设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泛亚区域。泛亚区域是发展中国家集聚的区域，这里的大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都品尝过“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然而，面对世界上列强国家，仅仅靠一国的努力，既无法实现安全，也无法保障发展。所以，亚洲地区要合作发展，必须要有共同的安全框架。如果没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应该说，这是顺应亚洲发展和安全需求提出的战略设计。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到发展与安全的一体化。中国积极倡导的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目标是要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可以肯定，大国仁而小国智的亚洲，应该是比在美国强权体制下更安全也更繁荣的亚洲。

我们必须看到，殖民主义者在泛亚区域制造并遗留了大量的历史问题，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宗教文化上差异巨大甚至存在严重冲突，这说明在推进一带一路构想中，必须要发展、安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要建立区域安全框架，建立区域内部消除矛盾的机制和制度，遏制可能爆发的危机，对已经存在的争端要降温，避免军事性冲突。可以考虑把“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进行推广，也可以将“上合”组织对外开放，吸纳更多亚洲国家加入；还可以考虑把亚信机制常态化，组织化，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

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要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必须和建设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联系起来。近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同时，多次倡议要与周边国家建设“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显然，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

2013年3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外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就提到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比什凯克元首理事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需要树立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意识，加强合作，联合自强，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在印尼国会演讲中，习近平郑重提出了“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要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更是用“命运共同体”定位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和政府规划显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建设区域国家“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构想之间有直接联系，一带一路构想则是建设共同体的路径与手段，而建设命运共同体才是一带一路的真正目标。我们要理解和推进这一重大战略构想，必须把有着内在联系的两者统一起来认识和落实。因为只有在共同体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巩固的经济圈，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构想。

所谓共同体就是具有共同目标、彼此认同并有归属感、能够相互合作的社会组织,是人类实现合作共存的一种组织形态。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文明背景、不同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共同体。建构和发展互利共赢的超国家、跨文明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陷入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走出全球化危机的可选择方向；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摆脱不公平世界秩序的基本出路。

在弱肉强食的现存世界秩序之下，任何单一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就只能团结起来，取长补短，联合奋斗。即使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和安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提出建设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构想，并不是出自任期施政的短期需要，而是基于对全球危机的认知和世界大势的研判，是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的战略性选择。因而，这将会是中国在一段时期内稳定推进的重大战略。

建设共同体是否意味着结盟？对此要作具体分析。建设共同体是一种国际合作方式，利益与共的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与共的就是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是以合作解决自身发展和安全问题为主的国家联合体，不强调针对第三方，但如果遇到安全威胁，也要联合发声，团结应对。就国际法而言，共同体是一种新的“盟”，但却没有传统盟国的排他性特征。它超越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同盟，占有道义高度，更符合当下与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这是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战略创新，我们应该积极推进。

鉴于全球局势及泛亚区域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建设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肯定会经历多种多样的困难。然而，这一宏大而深远的构想，对于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对泛亚区域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对未来世界的多样化前景，都具有重大意义。值得中国和区域国家一道努力，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