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死,生命最后的抉择

　　正如著名作家史铁生所言，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但随着医疗手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生命支持系统投入使用，“活着还是死去”成了一个全新的命题。据卫生部统计，一个人一生中在健康方面的投入，60%～80%都花在了临死前一个月的治疗上。那么，在生命的尽头，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在过度治疗下“苟且地生”，还是选择更安适地死？其实，死亡权与生命权都是人的基本权利，或许，只要忠于了自己身体和内心的需求，弥留之际的求生和求死都值得尊重。 　　死生无法统一的“必修课” 　　2011年3月，时年58岁的王明达被查出肺癌，当儿子王光亮带着父亲的胸透片子找到主治医生时，主治医生很直接地说：“癌症晚期了，已经发生了骨转移和脑转移，治疗的意义不大。如果条件许可，你们也可以表表孝心，住院化疗。” 　　其实不用主治医生明说，王光亮早已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都要竭心尽力挽救父亲。为了他能过上好日子，文化不高的父亲在市机械厂勤扒苦做几十年，终于熬到了他结婚生子生活稳定。三年前，为了解除他的后顾之忧，父亲退休后又学着煮菜、烧饭、帮他带孩子。所以，无论从为人子的孝道来说，还是从顾忌亲朋好友的口舌来看，他都必须尽力而为。 　　于是，王光亮拿出了所有的积蓄，租房到医院附近陪伴父亲。有人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极力劝阻他放弃无谓的化疗，换用保守疗法，让父亲顺其自然地尊严死，但王光亮果断拒绝，并这样解读自己的决定：“一个人连生命都快没有了，尊严、自由、快乐这些矫情的字眼又有什么意义？他只需要生命！” 　　王光亮的做法让父亲王明达感慨之余又分外抗拒，明知做任何治疗都于事无补，王明达不希望拖累儿子，也不想遭受化疗那份罪。他变着法和儿子闹，软硬兼施，但最终还是没能拗过孝顺的儿子。 　　在父子俩的纠结对抗中，各种器械和药物一点点地进入到王明达的体内。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王明达与老天讨价还价的依靠只有一根一米长、小拇指粗的管子。它穿过王明达的鼻子 插进肺，每隔一会就能吸出满满一管痰。当痰被吸出时，王明达就能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起初，他能醒两三个小时，后来只能醒几分钟，而在他清醒的宝贵时间里，他也疼得左躺不是，右躺不是，坐起来也难受，只能疯狂地扭动身体转移痛苦。 　　这样的痛苦让一向温和的王明达慢慢地脾气也大了，常常忍耐不住地冲儿子王光亮发火。每每此时，王光亮都尽力避开父亲的“锋头”，尽量不与父亲计较。但有一次，王光亮实在忍不住，劝说了句：“爸，你就不能坚强一些吗？” 已经疼得脸部完全扭曲的王明达看着儿子，艰难地叹了口气：“爸爸到这个程度了，坚强和不坚强有什么区别？” 　　但对王光亮而言，这样的“坚强”显然是有区别的。因为那些先进的医学设备和药物，生命以“秒”计算的父亲最终挨过了那年的春节。除夕之夜，下着大雪，昏迷的父亲醒来后对他说：“过年了！我祝你们幸福！” 　　春节过后，王明达在重症监护室中再也没有醒来。他走后，那句新年祝福成了王光亮最好的心理慰藉――如果没有抢救，他是得不到父亲这句祝福的。所以，尽管最终人财两空，王光亮丝毫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三分之一里的人生百味 　　从医三十多年，于忠学经历了至少2000例死亡，也见证了形形色色的人生谢幕方式。有人誓死与病魔抗争却终究人财两空；有人寻求解脱却被“押”进ICU；有人在斗争与妥协中左摇右摆至死缠绵病榻；还有人，一咬牙一跺脚，将生死悉数交与自然…… 　　作为专业人士，每天跟肿瘤作斗争的于忠学深知，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只剩下三成多是给医学和医生发挥作用的。但病人一旦进了医院，一切都变得分外无奈。 　　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后的时刻，于忠学听到过各种抱怨。有病人对他说：“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现在我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我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连续剧，医生导演完每一集，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 　　本能地“求生恶死”，是许多人在罹患绝症后做抵死抗争的直接缘由。 　　于忠学接诊的最新一例病症，足以说明问题。 　　患者是名77岁的老人，在生命尽头的近十天光阴，老人心衰到不能躺着呼吸，只能趴在桌上靠输氧维系。痛苦时老人不断地询问读研究生的孙女能否让她早些离开这个世界，不做过多的治疗。老人信佛，一度以佛教中很多僧人也是以这种方式圆寂来支撑自己的想法，但在疼痛没有发作的时候，哪怕只喝得下一口水，老人都会坚强地对孙女说：“乖乖，我好像好些了，你等我好些了再离家返校好么？” 　　除了求生的本能，癌症患者中少数病愈的幸运儿也是众多绝症患者奋起斗争的力量。于忠学救治过一个女患者，八年前得了癌症三期，手术后不幸住进了ICU。但女子一直坚信自己能好，躺在ICU的病床上，女子咬牙扛下了所有的痛苦，她始终告诫自己要坚持：“孩子还未成年，我要活下去。”后来，她真的挺过来了。重获新生后，她说：“我们抗癌要做个智者，面对生死更要做个智者。尊严死毕竟是最后的选择，之前还是应该积极争取‘活’。” 　　幸运儿终归只是少数，所以有时候，于忠学会直接对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这张病床就换上了新床单，人离世了。 　　对这样的现状，于忠学既理解又无奈。当医生告诉家属病人的病情时，家属会综合多方面因素帮病人做出决定，一些病人甚至到生命的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而受制于现有医疗制度，作为医护人员，医生能做的常常只是听从家属意见，决定下一步方案。有时处理稍欠谨慎，没准便会惹祸。 　　这样的事例于忠学见过很多。患病的老人不想抢救，子女要抢救；患者子女中，老大签字不抢救，老二来了要告医生……因此，出于自我保护，医生只能尊重家属的意愿远远胜过尊重病人的意愿。甚至发展到现在，最后决定拔管子了，都是医生告诉家属怎么操作，然后由家属自己动手解决。 　　从医三十多年，于忠学慢慢习惯了这一切，更多的时候甚至像个旁观者。“我想起我第一次抢救病人时忍不住湿润的红红的眼圈；想起我见过的最孝顺的儿子签署放弃有创抢救他爹后，在地上‘咚咚’磕的响头……面对生死真是众生百态，人性毕现。” 　　死亡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百样人生。所以，于忠学时常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微笑胜过一片安定”。他要求他的同事多给机器旁的病人梳头、擦身体，抚摸他们，哪怕病人已经没有了意识。 　　苟且地生不如尊严地死 　　如果说到最后悔的事，张晓美会毫不犹豫地吐出一句话：“没能早日知道‘选择与尊严’网站的存在。”两年前，她患有食道癌的父亲两度被送进ICU，第二次的最后几天，她被特批在里面守了几日，亲眼目睹了ICU里的一个个离别，以及一幕幕至今提起依然让她心痛的画面。 　　张晓美的父亲是个刚烈的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战场几次历经磨难都没有死，可是最后却生不如死――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老人是被电击过来的，“活过来”后却完全没有意识。坚持了几天后，张晓美最终选择了放弃。 　　ICU的花费一天6000元，父亲病重四十几日，张晓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之所以这样坚持，是因为还没亲历过死亡的张晓美完全不能想象更不能接受父亲的可能离去。可当父亲做出生命的最后一次挣扎后，她反倒松了一口气：“父亲再也不用受苦了。” 　　父亲去世后，那种“像打仗一样抢救生命”带来的生不如死的痛，依然时时如背芒一样扎在张晓美的心上。直到无意间得知了“选择与尊严”网站，她才找到了自己的慰藉方向：“如果可以，我会选择让父亲有尊严地走。但没有如果了，我希望这种遗憾不要留给更多的人。” 　　张晓美成了“选择与尊严”的志愿者，她将所有闲暇时间全部放在了推广尊严死上。然而投身其中她才发现，“不让更多人留有遗憾”，竟是件看似简单实则艰难无比的事情。 　　中国人自古“好生恶死”，“死”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绝对应该回避的字眼。所以，张晓美等人对普通民众的宣传工作屡屡受挫。很多人甫一接到宣传单，马上就像触电似的一把扔下：“我还活得好好的，说什么死不死的！”还有人直接不耐烦地丢出一句话：“真得了癌症了，有那个经济实力当然应该积极争取‘活’！说什么过度医疗、医疗资源浪费，老百姓都不去看病了，医院还怎么生存？”也有人好奇，追着问：“尊严死不就是安乐死吗？换汤不换药！” 　　普通民众不理解不支持，医院、养老院、政府等部门也“审慎地保持距离”。医院直接将张晓美等人拒之门外：“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养老院的说辞很委婉：“我们的老人在这里安享晚年。”而政府相关部门，则逐字逐条地摆事实讲道理后，淡淡地回话：“尊严死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比较超前，暂时还不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 　　各种冷遇白眼遭遇多了，张晓美已然习惯。之所以一如既往地坚持推广尊严死，除了父亲的原因，还有一件令她震撼的事：她亲眼目睹了患肝癌晚期的护士长闺蜜从19楼一跃而下。“我本来痛两个月就可以了，你给我放疗、化疗、插管，我要延长两年才死掉，我承受不了这种痛苦，我也不想浪费ICU里宝贵的资源。” 　　所以，作为推广尊严死的志愿者，张晓美常说的一句话是：“死亡应当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给别人让出了空间，其实也是给自己让出了空间。” 　　编辑 陈陟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