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

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发布日期：2013-06-05 | 浏览（73）人次 | 投稿 | 收藏 ]

聚焦于现代传媒对乡村社区的社会、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带来的影响，探究传媒对传统乡村社区文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传统乡村社区如何在社会变迁中寻求新的文化发展之路等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点话题。近年来，一些传媒研究者有意识地运用这些学科积累的理论资源，自觉地将传媒与乡村社会文化相连，主要聚焦于现代传媒对乡村社区的社会、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带来的影响，探究传媒对传统乡村社区文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传统乡村社区如何在社会变迁中寻求新的文化发展之路等问题。

以村落为核心进行考察

在笔者带领的研究团队对怒江大羊普米族村寨的调查中，我们把视角置于“媒介化社会”的基本背景下，认为在关注传统乡村社会群体或个人的社会结构变动、经济生活发展、文化差异及变迁等问题时，应该把媒介及其传播活动纳入到考量的范畴之内。对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来说，其信息传播和媒介应用较经济发达地区尽管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现象，但各类大众传媒对传统社区的介入和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少数民族村民能否积极有效地运用大众传媒并展开相应的传播活动，进而寻求新的自我发展的渠道或方式，就成为媒介化社会中少数民族村寨发展的一个思路。

手机作为当今社会传播范围最广、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程度最深的传播媒介之一，对传统乡村和少数民族村寨的人们带来日益深远的影响。我们以云南箐口哈尼族村寨为例，在最近5年左右的时间里，箐口哈尼族村寨不论在社区自身的发展，还是当地人与外界的接触及流动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原本偏远和封闭的少数民族村寨也不可避免地被更密切的金融贸易活动和更高效快捷的通信方式所裹挟。而箐口村民使用手机的独特语境，以及手机使用者生活语境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使得手机媒体在箐口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活动及文化表现。

相较其他传播媒介而言，摄影和照片似乎是更为传统和“古老”的媒介。然而，照片作为承载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乃至社会记忆的一种媒介形式，既是对历史、文化、传统等静态的展现，同时也是保留和凝聚个人或群体共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我们在对云南德宏州瑞丽的一个傣族村落进行调查时，发现当地人对摄影和保存照片抱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因此，我们以具体的傣族家庭照片作为切入点，讲述当地傣族家庭照片背后的故事，探究照片所展现出来的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文化，并尝试追问这些记忆产生的村落社会机制、文化背景和傣族价值信念之间的关联。

在大众传媒与乡村社会生活的互动中，年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等各方面的差异会使得人们在接触和使用媒介上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同时也会影响到村民对自身文化的认知。我们在大理石龙白族村发现，在媒介化社会的深入影响之下，大众传媒成为该地区民族文化承传的重要语境。受到来自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思想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本应作为文化承传中流砥柱的年轻人身上却出现了断裂，文化的发展承传也进而随着这种“断裂代”出现“断裂带”。

“媒介社会化”在乡村同样存在

从诸多个案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了媒介和乡村社会生活互动、变迁的一些基本规律。首先，大众传媒已经深深嵌入乡村社会生活，“媒介化社会”在乡村同样存在。当然，从乡村受众接触媒介特点来看，“电视独大”的局面依然存在，但新媒体的影响力不容小视，尤其是手机媒体的传播，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早在1999年，笔者参与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课题组就对遍布云南省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近50个村寨进行过全面调查，发现电视媒体在农村的信息传播格局中已占据压倒性地位。2010年至今，笔者带领的项目组对云南省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具有代表性的4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了持续性深入调查。我们发现，时至今日，虽然有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不断加入，但电视媒体作为农村社会的“第一媒体”和“垄断性媒体”的传播格局依然是云南省绝大部分农村地区信息传播的基本特点。

其次，传媒改变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从宏观层面来看，传媒的介入对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譬如，一些乡村精英凭借对媒介这种权威性资源的掌握，来建立新的社区秩序或组织秩序；媒介也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仪式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不仅如此，媒介本身也可以成为仪式的一部分，甚至创造出某些新的仪式和新的记忆，从而构成新的文化表征形式。从中观层面看，乡村社会组织运行方式、人们的社会交往等也在发生改变。例如，传统社会的交往方式主要表现为地缘性的交往和血缘性的交往，在这样的交往格局中，信息的流动也主要在熟人社区或家庭中传播，信息传播的方式也更多表现为口头语言的传递。但由于手机等媒介的介入，乡村人际交往变得愈加复杂化，在一定程度上，信息的交流突破了熟人社区的局限，大大扩展了信息流通的范围。从微观层面上，媒介对个人带来的影响尤其明显，特别是在人们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上更为突出。较为明显的是，随着电视等媒介对乡村社会空间的介入，人们的话题与体验得到了极大的延伸和扩展。电视节目里各类消费内容的出现、不同生活方式的展现，无疑对村民产生莫大的冲击和影响。尤其是年轻人在购买日常消费品，甚至语言的表达等方面，常常会受到电视内容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对个人生活空间的介入，更多是提供了当地人实现自我想象、情感认同拓展和改变的重要途径。

最后，乡村中民众运用和解读传媒能力较弱，但也不乏有效借用。在长期的田野观察中，我们获得大量的媒介参与文化形态建构的“故事”。例如，在云南大理石龙白族村，村委会就曾通过“村村通”工程搭建的有线电视网，创造性地建立了“乡村广播电视台”，播放村民喜闻乐见的当地歌手表演的“白族调”和村民自演的“白族大本曲”，很受村民喜爱。又如，在云南德宏大等喊傣族村，由于村民家中VCD、DVD较为普及，加之傣族信奉佛教，当地寺院也会请人制作专门的佛教教义影碟并分发各家，使得佛教经典能够深入家庭。相比之下，普米族村寨中的文化精英更是积极有效运用新媒体，建立村民信息发布的手机平台，并开通微博和博客，积极宣传本民族文化。由此可以看出媒介在乡村文化形态建构中体现出的实际效用和影响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媒介化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村寨文化转型研究”（10CXW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