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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能力叫复原力

2008-03-08 20:11

作者:黛安娜 库图（Diane L. Coutu）

我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是在一家全国性的杂志社当记者。当时，该杂志社里有一个叫做克劳斯·施密特（Claus Schmidt）年纪在55岁左右的人。在我眼里，克劳斯是那种最典型的新闻从业人员：时有债世嫉俗的举动，对一切充满好奇，浑身活力四射，而且经常大大咧咧地跟人开善意的玩笑。他撰写的封面文章和专题文章非常有冲击力，其写作速度之快、文章之雅致是我望尘莫及的。我一直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从来没有被提拔为执行主编。

但是，比我更了解克劳斯的人认为，他不仅是一个很棒的新闻工作者，而且还是一个优秀的生存者，一个曾经忍受过别人的嫉贤妒能的人。在杂志社，克劳斯至少经历过3次领导层的重大变动，其间他失去了大多数好朋友和同事；在家里，他有两个孩子死于不治之症，另一个孩子又死于交通事故。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些磨难——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些磨难——使克劳斯对未来仍执著地抱有希望：他仍然成天泡在编辑部，指导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谈论他正在写的小说……

为什么有些人历经千难万苦从不畏缩和动摇？为什么有些人则在困难面前一蹶不振？就拿克劳斯·施密特来说吧，他遭遇到那么多不测后完全有可能做出和现在迎然不同的反应。确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看到：有的人被解雇后似乎再也找不回信心；有的人离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消沉。为什么会这样？使人们渡过生活难关的复原力（resilience）到低是什么？我们大家都在寻求着这些问题的答案。

自从我在小学里第一次听到有关纳粹屠刀下的犹太幸存者的事，上述问题就让我十分着迷。后来读大学时，以及在我后来作为波士顿精神分析学会暨学院（Boston   Psychoanalytic Society and Institute）的研究员时，我再次研究了“复原力”这个课题。然而，近来，我又带着新的紧迫感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为近期出现的恐怖袭击事件、战争以及经济衰退已经使我认识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必要去认识和理解“复原力”。我既深人思考了个人复原力的本质是什么，也探究了是什么使得一些组织整体上比其他组织更有复原力。为什么一些人和一些公司经受不住压力而垮掉了？又是什么使得其他人和其他公司最终振作起来？

我的探索使我对复原力有了更多的了解，尽管这是一个我们谁都不可能完全弄懂的课题。的确，与创造力或宗教本能一样，复原力确实是有关人性的难题之一。不过，通过详细查阅心理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反复思索我听到的有关复原力的许多故事，我更深刻地了解了像克劳斯·施密特这样的人的内心世界，对人类的精神世界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复原力”成为时髦词

今天，复原力已经成为商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久前，我跟一家著名咨询公司的一位高级合伙人探讨怎样物色到最优秀的工商管理学硕士（MBA）。这位叫做丹尼尔·萨瓦若（Daniel Savageau）的合伙人—一列举了他的公司员工应当具备的一系列素质：聪明才智、远大抱负、忠诚正直、分析能力等等。我问他：“对复原力有什么要求？”他说：“嗯，这个词现在非常流行，是一个新的时髦词。应聘者甚至也对我们说他们的复原力很强；你看，他们主动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不过，坦率地说，他们太年轻了，还不了解自己的复原力到底如何。只有经历过磨难后才能了解真正的复原力。”

“如果可以做到的话，你愿意测试一下他们的复原力吗？” 我问道，“复原力在企业很重要吗？”

萨瓦若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他年近50，在生活和事业两方面都很成功。可是，他的成功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他出生在罗得岛州文索基特的（Woonsocket，Rhode Island）一个贫穷的活裔加拿大人家庭，6 岁丧父。他曾经有幸获得足球奖学金，但因酗酒两次被波士顿大学开除。他20多岁时生活有了转折，结婚，离婚，再结婚，养育了5个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两度发财致富，又两度遭遇失败，后来与人合伙创建了他现在经营的这家咨询公司。“是的，确实很重要。”萨瓦若最后说道，“事实上，它很可能比我们所寻求的任何一种常见品质都要重要。” 在我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正如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成立才4年的开发和推广复原力训练计划的公司——适应力学习系统公司（Adaptiv Learning Systems）的总裁兼CEO迪安·贝克尔（Dean Becker）所说：“一个人复原力的强弱，比教育，比经验，比培训，更能决定他的成败。在癌症病房是这样，在奥运会上是这样，在董事会会议室也是这样。”

有关复原力的学术研究大约始于40年前，诺曼·加梅齐（Norman Garmezy）是这一研究的先驱者。他现在是位于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的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荣誉退休教授。他研究了为何许多孩子不会因为同患精神分裂症的父母一起生活而患精神疾病，并得出结论：复原力的某种特性在心理健康方面所起的作用比人们以前想像的要大。

今天，关于是什么造就了复原力的理论有很多。在研究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情况时，波士顿精神分析学会暨学院前主席莫里斯·范德波尔（Maurice Vanderpol）发现，在健在的集中营幸存者中，许多人具有他称作“塑料盾牌”（plastic shield）的那种品质。这种“盾牌”由好几个因素组成，其中包括幽默感。这里的幽默虽然常常是指黑色幽默，但仍然折射出了幸存者敏锐的洞察力。有助于他们生存下来的其他重要特质包括对他人的忠诚，以及他们独特的内在精神世界，正是这些因素使得这些幸存者经受住了纳粹的迫害而活下来。对其他群体的研究也揭示了与复原力有关的其他素质。Search Institute是一家专门研究复原力和青少年问题的非营利性机构，其总部设在明尼阿波利斯。该机构发现，复原力较强的孩子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他们总是能够让成年人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其他研究也表明，那些住在贫民区的复原力强的青少年常常凭借自身的一些天赋，如体育上的才华，而成为街区同龄人中的核心人物。

复原力的许多早期理论强调遗传基因的作用。那些理论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有很强的复原力。当然，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不管是儿童的复原力，还是集中营幸存者的复原力，或者起死回生的企业的复原力，只要是复原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例如，波士顿的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成人发展研究中心（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H任乔治·韦兰特（George Vaillant）观察到，在60年来被研究过的不同群体中，有些人在其人生道路中会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明显变得更有复原力。其他心理学家也宣称，复原力差的人比那些天生复原力就强的人更容易提高复原力。

我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大多数有关复原力的理论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也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认为，复原力强的人具有3个特征：勇于接受现实，深信生活是富有意义的（这种信念通常来自于人们恪守的价值观），以及能够随机应变解决问题。你只要具备这3个特征中的一个或两个，就能度过危难。但是，你必须具备所有这3个特征，才能真正成为复原力强的人。一个组织要有复原力，也必须具备这3个特征。让我们来依次看一下这3个特征。

勇于正视现实

人们普遍认为，复原力来自乐观的性格，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不过，只有当乐观不至于使你曲解真相时，才有可能激发出复原力。在极其糟糕的环境中，盲目乐观会造成灾难。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兼作家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一针见血地向我表明了这一观点。

柯林斯是在为自己的著作《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 作调查研究时偶然得出这一看法的。柯林斯原先有一个直觉，一个完全错误的直觉，即复原力强的公司一定有很多乐观的员工。但是，被俘后在越南关押了8年的吉姆·斯托克代尔（Jim Stockdale）将军的经历改变了他的这一看法。

柯林斯回忆说：“我问斯托克代尔：‘没能走出战俘营的是些什么人？’他回答说：‘嗅，很简单，是那些乐观主义者。正是这些人以为我们到圣诞节就能出去，然后又认为复活节就能出去，后来又说是7月4日，再又是感恩节，然后又是一个圣诞节。’接着斯托克代尔转向我说：‘你知道，我想他们都是绝望而死的。”’

在企业界，柯林斯发现，在他所研究过的所有最成功的公司中，经理人都抱有同样坚定的态度。像斯托克代尔一样，复原力强的人对那些生死攸关的现实都有非常清醒和务实的认识。这并不是说乐观没有用处。例如，要使士气低落的销售人员改变精神面貌，向他们描绘美好前景是调动土气的一个有效工具。但是，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保持冷静甚至是悲观的态度则显得更为重要。

也许，你会问自己：“我真的了解并接受我目前的现实处境吗？我的组织也这样吗？” 这些问题问得很好，尤其是因为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往往拒绝正视现实。正视现实，真正地正视现实，是很折磨人的。的确，正视现实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它常常给人带来精神上的痛苦。我们来考虑一下下面这个有关组织复原力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明白正视现实意味着什么。

在200年9月11日以前，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是世界贸易中心最大的租户。该公司大约有2700名员工在南楼上班，分布在43层到74层之间的22个楼层里。在那个可怕的日子里，第一架飞机在上午8：46撞向北楼，一分钟后——也就是在8：47——摩根士丹利的员工开始撤离，当15分钟后第二架飞机撞向南楼的时候，摩根士丹利的办公室基本上已经撤空了。尽管办公室几乎遭到了飞机的直接撞击，但该公司只失去了7名员工。

当然，摩根士丹利的办公室在南楼，这完全是运气好。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Cantor Fitzgerald）的办公室在第一次袭击中就被撞到了，公司根本就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营救员工。尽管如此，人们不得不承认，摩根士丹利之所以能躲过这场劫难，除了运气好之外，也是与该公司的远见以及务实的做法分不开的。当1993年2月世界贸易中心地下停车场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后不久，摩根士丹利的高级管理层就已经意识到，在这样一幢象征美国商业实力的大楼上班，公司很容易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

鉴于这种严峻的认识，摩根士丹利制订了一项防患于未然的计划。很少有公司认真对待消防演习，摩根士丹利却不这样。负责个人投资集团（Individual Investor Group）安全问题的副总裁里克·雷斯科拉（Rick Rescorla）是一个复原力很强的人，获得过越战勋章。他把军队中铁的纪律带到了工作中，以确保员工进行全面的消防演习训练从而学会如何面对突发灾难。当9月11日灾难降临的时候，尽管当时大楼的一些管理人员对租户们说一切正常，但雷斯科拉仍然用手提扩音喇叭指挥，要求摩根士丹利的员工保持冷静，按照他们已经很是熟练的演习程序撤离。不幸的是，“9·11”事件后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雷斯科拉本人却是没有逃出来的7名员工之一。

摩根士丹利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G． Scott）说：“金融服务业太倚重技术，在这个行业，制订应急计划是你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过，摩根士丹利为应付最严峻的现实作好了准备。该公司的备用办公场所有3个，一旦某个办公场所遭到破坏，员工们就可以到备用办公场所集会，业务可以照常进行。斯科特说：“多个备用办公场所在9月10日看来似乎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浪费，但在9月12日，它们就成了宝贝了。”

寻找生活的真谛

复原力的第二个方面即是在危难时期努力寻找生活的真谛，这和正视现实的能力密切相关。我们都知道，有的人遇到不幸时总是举起双手绝望地叫喊：“这种事怎么就发生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他们不会从经历的不幸中吸取教训。但是，复原力强的人总能从不幸中找到一些积极的东西，为自己和别人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

我有一位朋友，姑且叫她雅姬·瓦索（Jackie Oiseaux）吧。她曾经在长达川年的时间中由于患躁郁症而多次精神错乱。今天，她组织了家庭并在美国一家著名出版公司担任要职，而且还是她所在教区的重要成员。当人们问她是怎样从危机中挺过来的，她用手拢一拢头发说：“人们有时候说：‘为什么是我？’而我总是说：‘为什么不是我？’的确，我在生病期间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得到了许多更信赖的朋友，他们帮助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他们将永远使我的生活富有意义。”

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这种寻找生活真谛的动力为复原力强的人架起了通往美好未来的桥梁。这些桥梁使目前的困难变得不再是难以克服，从而可以消除人们的绝望心理。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维克托·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对这一思想作了很完美的表达。弗兰克尔是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的幸存者，他在那段苦难岁月中发明了 “意义疗法”（meaning therapy）——一种人文主义治疗技术，它可以促使人们下定决心创造有意义的生活。

在《寻找生活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书中，弗兰克尔描述了促使他在集中营创立意义疗法的关键原因。有一天在去干活的路上，他为要不要用他的最后一根香烟换一碗汤而犯愁，他还在想如何跟一个虐待成性的新工头一起干活。想着想着，突然他发觉自己的生活已经变得多么无聊和毫无意义，因而感到一阵厌烦。他意识到，要活下去，他必须找到某种生活目的。弗兰克尔的做法是，想像自己在战后作一次有关集中营心理问题的演讲，帮助外界了解他所经历的苦难。尽管他当时并不能肯定自己能活着出去，但他还是为自己设立了一些具体的目标。由于有了具体的目标，他成功地经受住了当时的艰难困苦。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即使遭遇绝境，即使面临无法改变的命运，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生活的意义。”

弗兰克尔的理论是商界大多数复原力培训的基础。商界人士经常提到他的著作，这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萨瓦托雷回马迪（Salvatore R．Maddi）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心理学教授，也是地处加州纽波特比奇（Newport Beach）的一家复原力培训中心——Hardiness Institute的主任。他解释道：“复原力训练，我们把它叫作坚毅品质（hardiness）的培养，是我们帮助人们找到生活真谛的一种途径。当人们看到复原力训练的威力时，他们常说：‘博士，这就是精神疗法吗？’但是，精神疗法针对的是那些生活支离破碎、需要重新修复的人。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向人们展示生活的技能和态度。这些东西本应当在家里学习，或许应当在学校里学习，但是人们在这两个地方都没有学到，因此，最后只能到我们这样的企业里来学习了。”

可是，复原力培训师面临的挑战往往比我们想像的要巨大。生活的意义可能是捉摸不定的，你曾经找到过它并不意味着它始终能伴随你左右，也并不意味着你能够失而复得。以俄罗斯大文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为例。他经历过反纳粹的战争，经历过劳改集中营的监禁，患过癌症，最后还是活了下来。可是，当他搬到和平、安全的美国佛蒙特（Vermont）的一个农庄后，却不能适应“幼稚的西方”（infantile West）。索尔仁尼琴觉得西方式自由是破坏性的和不负责任的，他在这种自由中不能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他为自己的吹毛求疵感到不安，于是便退缩到他的农庄小屋，躲在封闭的围墙里边，很少公开露面。 1994年，痛苦不已的索尔仁尼琴又回到了俄罗斯。

找寻生活的真谛是复原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那些最成功的组织和个人都拥有强大的价值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坚定的价值观可以使人们挖掘出周围环境中的积极意义，它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不幸、应对危难。尽管当今很多人都在嘲笑价值观，但是，世界上复原力最强的组织是天主教，这肯定不是偶然的。2000多年来，天主教历经战乱、腐败和分裂而经久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一套永恒不变的价值观。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也有它们的信条，这些信条使它们除了赚钱之外还有其他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公司用宗教术语来描述它们的价值体系。例如，制药业巨头强生公司（Johnson＆Johnson）称自己的价值体系为“信条”（Credo），这一价值体系被编成一个文件，发给参加人职培V；D的每一位新员工。联合包裹运输服务公司（UPS）也经常谈到其“崇高目的”（Noble Purpose）。

多年来，复原力强大的公司所拥有的价值体系很少变化，并且在困难时期常被用作振兴公司的精神支柱。UPS公司董事长兼CEO迈克·埃斯丘（Mike Eskew）认为，“崇高目的”帮助该公司在1977年遭受巨大打击后重新振作起来。埃斯丘说：“那是非常困难的时期，像一场家族纠纷一样。每个人在争斗的两边都有亲密的朋友，我们很难选择站在哪一边。然而，正是我们的‘崇高目的’拯救了我们。不管站在哪一边，我们都有一套共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我们的核心，是我们大多数重要决策的依据。我们的战略和使命可能改变，但我们的价值观永远不变。”

然而，诸如“信条”、“价值观”和“崇高目的”等词的宗教含义，不应当同价值观的实际内容混同起来。一些公司拥有的价值观尽管在道义上说不过去，但这些公司仍然具有很强的复原力。例如，当面临越来越不受欢迎的处境时，菲利普 ·莫里斯烟草公司（Phillip Moms）就展现出了其不同凡响的复原力。正如吉姆·柯林斯指出的那样，菲利普·莫里斯拥有非常强大的价值观，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赞成这些价值观，例如，“成年人的选择” 的价值观。但是，毫无疑问，菲利普·莫里斯的经理们笃信公司的价值观，他们强大的信念使该公司有别于其他大多数烟草公司。从这一点上来说，值得注意的是，从道德角度来看，复原力无所谓好与坏，它仅仅是面临巨大压力和变化时保持活力的技能和能力。正如维克托·弗兰克尔在书中所说：“一般而言，经历过在几个集中营之间多年艰难跋涉的苦难岁月后，只有那些在谋求生存的战斗中不择手段的囚犯才能活下来。为了救自己，他们准备采用一切手段，不管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甚至是野蛮的……我们这些活着出来的人都知道：我们中最优秀的人没有回来。”

对组织的复原力来说，拥有价值观，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实际上比拥有复原力强的员工更重要。如果复原力强的员工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他们的决定和行动可能就会互相冲突，从而影响组织的生存。而且，随着组织的弱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复原力很强的员工更可能为了自己的生存而离开组织。

灵活应对困难

复原力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另一种能力，即灵活地采用权宜之计应对困难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不管现状如何都能设法将危难克服。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莱维一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把这种技能称作 “bricolage”，后来的心理学家纷纷效仿。如今，bricolage”是指一种独立创新的能力（inventiveness），一种在没有台适或现成的工具与材料的情况下很快想出解决办法的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叫bricoleur”，他们总是喜欢瞎鼓捣，比如用家里的东西组装收音机，或者修理自己的汽车。他们喜欢物尽其用，把东西派上人们不熟悉的其他用途。例如，在集中营里，有复原力的人只要一发现绳子或电线就会装到自己口袋里。这些绳子或电线说不定日后就很有用处，比如用来修补鞋子，这在寒冷的冬天可能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存亡。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善于利用现有条件解决问题的人总是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各种可能性，从而渡过难关。我有两个朋友，姑且叫他们保罗·希尔兹（Paul Shields）和迈克·安德鲁斯（Mike Andrews）吧，他们在整个大学时代都是室友。因此当大学毕业后，他们合作开设了一家向学校、企业和咨询公司出售教学材料的公司时，大家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最初，公司办得很成功，两位创始人很快就拥有了数百万美元的账面资产。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使这家公司遭到沉重打击，许多重要客户都丢了。与此同时，保罗经历了痛苦的离婚，低落的情绪使他无法继续工作。迈克提出购买保罗的全部股份，却惹来一场官司，保罗认为迈克想独吞公司。在这种时候，复原力差的人可能会就此罢手，不趟这浑水。可是迈克没有这样做。在法院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他千方百计地把公司维持下去——不断改变业务方式，直到他发现了一种可行的经营模式：成立台资企业，把英语培训材料卖给俄罗斯和中国的公司。后来，他改行为客户出版业务通讯。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为他的竞争对手写录像脚本。正是由于迈克有这种利用现有条件应对困难的本领，等到法院作出对他有利的判决时，他已经拥有了一个与他起步时的那家公司完全两样的公司，如今的公司资金更雄厚、实力更强大。

利用现有条件灵活解决问题的本事也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施展。我认为， 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理查德•范曼（Richard Feynman）在知识界为我们树立了这样的一个典范。出于纯粹的好奇心，范曼成了开保险箱的专家，他不仅研究开保险箱的机械原理，而且还探讨保险箱使用者和密码设置者的心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范曼曾在美国设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实验室服务，参与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在该实验室，范曼多次将装有原子弹研发机密材料的保险箱打开，以此来说明实验室保险箱的安全性不够。他之所以能打开那些保险箱，是因为他猜到了理论物理学家不会用容易忘记的随机代码数字来设置密码，而会用一串有数学意义的数字来设置密码。果不其然，保存原子弹全部秘密的3只保险箱都是用同一个数学常数e作为密码的，这个常数的前6位数是2.71828。

复原力强的组织不乏善于利用现有条件解决问题的人，当然，他们也并不都是理查德·范曼之类的人。事实上，那些能够在困难和逆境中得以生存的公司往往把随机应变解决问题的能力视为核心技能。请看UPS公司的例子。该公司授权其司机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以便及时传递包裹。公司CEO埃斯丘说：“我们要求员工必须把工作做好。如果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随机应变采取权宜之计的话，他们就可以那样做。否则，我们就不能把每天的工作做好。我们随时都可能面临着各种问题：交通信号灯坏了，轮胎瘪了，桥被冲垮了。如果今夜暴风雪袭击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公司就会有一群人坐在一起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谁也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他们之所以会坐在一起讨论问题，是因为这样做是我们的传统。”

正是这种传统帮助UPS公司从容不迫地应付了很多次危机。例如， 1992年，一场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的安德鲁飓风袭击佛罗里达东南部地区后才一天，UPS公司就恢复了该地区的包裹运送业务。当时，许多人不得不住在自己的汽车里，因为飓风毁坏了他们的家，可是，UPS公司的司机和经理们仍然坚持在一个临时场所把包裹分类整理出来，甚至把包裹送到那些困在汽车里的客户手里。该公司能在遭到灾难后维持正常业务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灵活采取权宜之计的技能。而且，在大家都遭受不幸之际，UPS仍然能够坚持将包裹递送到客户手中这一事实，也使其他人能够在面临混乱时树立起决心并挖掘出生活的真谛。

然而，UPS公司这种随机应变采取权宜之计的技能还远远不是那种不受约束的创造力。事实上，该公司像军队一样靠规章制度来管理一切。正如埃斯丘所说：“司机总是把钥匙放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关门，他们穿同样的制服。我们是一家讲求标准化的公司。”他认为，尽管这使人觉得有些压抑和沉闷，但正是这些制度使公司能在遭受安德鲁飓风之后立即恢复业务运作，因为这些规章制度使员工们能够全力以赴采取一两种应急措施，确保业务继续运作。

埃斯丘的看法得到了卡尔·韦克（Karl E．Weick）的完全赞同，卡尔·韦克是位于安阿伯（Ann Arbor）的密歇根大学商学院（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组织行为学教授和组织心理学方面最受人尊敬的思想家之一。韦克在其著作中写道：“有证据表明，当人们处于压力之下的时候，他们就会采用他们最习惯的应对方式。当生命受到威胁时，不可能指望人们发挥出创造力。” 换句话说，规章制度可能会使某些公司缺乏创造力，但这些规章制度也许能使它们在真正面临动荡不安时具有较强的复原力。

我在前面提到的新闻从业人员克劳斯·施密特，大约在5年前去世了，但我不敢肯定，即使他还活着，我会就他的复原力问题采访他。我想，下面这些问题我可能会问不出口：“克劳斯，你真的勇敢面对现实了吗？你在危难时刻找到生活的意义了吗？你每次遇到个人生活和事业方面的灾难时，都能立即找到自我振作的办法吗？”他很可能没法回答这些问题。根据我的经验，复原力强的人通常不用这样的方式描述自己。他们对自己的幸存故事一笑了之，并且常常归功于运气好。

显然，运气跟能否幸存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摩根士丹利银行在南楼办公，并且预先进行的消防训练能够发挥作用，那确实是运气好。但是，运气好并不等于有复原力。复原力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能力，一种正视和了解世界的方式，它深深地铭刻在一个人的脑海中。复原力强的人和公司能勇敢地面对现实，在困难中看到生活的意义，而不是绝望地哭喊；他们能及时地找出化解危难的权宜之策，而其他人却做不到。这就是复原力的本质，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