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悼念杨小凯(中国青年报 2004-7-14)

悼念杨小凯

2004年07月14日 03:04:07

茅于轼

小凯是我的挚友。知道他去世，虽然并不突然，但是一旦成为事实，心里一阵悲痛。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不断勇攀高峰的一生。他是从苦难中磨练出来的，这锻炼了他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追悼会上希望我写一句话悼念他，我写的就是“你一生都在向最高峰攀登，这个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他对自己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近乎苛刻的要求。他每天紧张地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精神非常集中，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高产的学者。我不但自己学他，而且也经常要求我的学生，要集中精神，紧张工作，成为高产学者。一个学者能否成功，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起码的条件。

他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没有什么嗜好，他也不会享受，只知道工作。每当我和他在一起，就是他难得的放下工作的时间，和我谈天就是他的享受了。如果一起出去吃顿饭，更是难得。记得1986年底，我去普林斯顿大学看他，和他们一家子一起去逛超市，他爱人和女儿高兴得不得了。他爱人小娟跟我说，小凯从来没有这么放松过。那天小娟还去穿了耳朵眼，可惜后来发炎，没有穿成功。三四年之后，他们去了澳大利亚，这个耳朵眼才重新穿成功。在澳大利亚我去莫纳什大学访问，住在他们家，那时小凯刚刚从美国访问回来。这次访问非常成功，他的专业化分工理论在美国几所大学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小凯心情非常好，我也为他高兴，临走时买了一个很普通的饰物送给小娟。小娟说：我和小凯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来也没有给我买过一件饰物。小凯把心思全都用在了学术上，在自己的生活方面是很马虎的。

杨小凯在改革开放后，趁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招聘研究人员的机会考进了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但是那时候一般人还用老眼光看事物。他因为有历史问题而被歧视，连个研究实习员都不给他评。他在那里缺乏知音。大概在1982年，全国第一次数量经济学会议在西安的西北大学召开，在这次会上我担当小组长。那个小组上有许多20年后成为大经济学家的人物，有杨小凯、张维迎、田国强、王国乡等。虽然那时大家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这几个人是不同寻常的。那次会也是从前苏联引进的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较量。当时主张传统经济学的人还占着绝大多数，计划经济和劳动价值论占了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理论已经讲不太清了，因而吸引了不少青年学子从传统经济学转向现代经济学。会上杨小凯的分工理论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他的才华开始得到承认。这次会议是现代经济学重新在中国发轫的一个契机，这些有共同兴趣的学者彼此有了切磋的机会，并且建立了联系。

杨小凯的学术成就主要在经济学方面。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只研究价格理论，而杨小凯不但精通价格理论，而且开辟了分工理论的研究，进而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成为一门完整的经济学系统。他的理论在经济学中具有基础意义，可以应用到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还可以用于国际贸易、经济周期、经济成长、货币理论等方面，所以带有革命性。他原本应该还可以有更大的学术成就，可是天忌英才，英年早逝。根据我的判断，他具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潜在可能。可是这一切现在都成为过去了。

杨小凯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有巨大的人文关怀。他虽然在“文革”中遭受了濒临死亡的折磨，但他从来不怨声载道，连提都很少提。但是这并不是忘记了这一段历史，而是深刻地思考这一切的根源。他不光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这一人类的悲剧，而且也从政治学、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制度等方面去发掘。在这方面他是勇敢的，毫不留情的。所以许多对“文革”直接间接负有责任的人，见了他都有点害怕。大约在5年前他从关心产权制度逐渐发展到关心宪政，写了一篇宪政和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文章。那篇文章（当然还有其他学者写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由于他广博的知识和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他具有非常犀利的分析能力，能够在短短的文字中揭示问题的本质，能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不敢言。

杨小凯非常关心祖国的改革。一方面他在批评“文革”时毫不留情，但是对祖国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热烈地赞扬。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次他回到北京，看到北京面貌的巨大改变，非常兴奋。他要我邀请过去的老朋友在一起聚一聚。那次有张维迎，好像还有宋国清和王建国。大家谈到深夜才散。这种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能够互相了解彼此的学术观点，找出共同的和差别的地方，并进而发现理论的新的生长点。我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自由交换的基础之上，而且自由本身也是值得追求的目的。主张经济自由并不等于抵制政府管理，但是管理的目的只是为了其他人更好地享受自由。放弃了对自由的追求，容易进入独裁、特权的虚无主义，迷失真正的目标。

小凯在得病以后我就没能再见他。但是通信不断。我知道他皈依了基督教。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他几乎换了一个人，不再锋芒毕露，而是充满着同情和对人类的关怀。他自己反省过去的文章和言论，觉得有许多不妥当。因为不够宽容，过分功利化。他超脱了经济学，进入到更高的思想境界。他不但没有被病魔所征服，反而变得更乐观、更自信了。他的道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深地思考。他留给我们非常丰富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