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盲从到自觉--李明性的[故园]解读

２００９年６月

第２８卷第３期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Ｌｕｏｙａ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ｕｎ．，２００９

Ｖ０１．２８

Ｎｏ．３

从盲从到自觉

——李明性的《故园》解读

仝小改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许多描写农村、描写农民的文学作品，读后常令前，他能够读到一些后来无法再看到的诗文小说，这些诗词小说散发的美丽，在他心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而虞城，这汉文帝时的“梁园”，枚乘、司马相如、李白、杜甫们在这里的诗赋吟唱，又使这块土地飘荡着“尚文”的流风遗韵，这样的乡间文化传统，让李明性的文学梦有了生长的土地。这一切为他今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石。

嗜书的李明性，透过书中的文字，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美好世界，他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进入那个世界。但他知道通向那个世界的第一步就是走出乡村。

高中毕业后的李明性，走出农村的所有通道都被堵死：因为父亲曾入过“圣贤道”，尽管无任何劣迹，但在打击“会道门”的暴风骤雨中，这不仅葬送了他自己这个乡村“秀才”的政治前途，也断送了儿子上大学、参军、招工等可能走出农村的所有机会。乡村的贫瘠在给了李明性种种磨难的同时，也让他对自己的文学梦更加执着——对于他来说，这可能是惟一能够带他走出农村的路。现实的挤压，让他的文学创作反而获得了一种强劲的动力。

１９６４年，白天在田里劳作，夜里在破草屋写作的李明性，终于看到了那个美好世界透出的一线光芒——他写的《月夜柳公河》登在了河南日报上。当然，《月夜柳公河》中的乡村景美人更美，战天斗地的场景中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就像那个时代的所有文学创作一样，具有浓郁的“高于生活”的架构：小说里的生活热火朝天，小说中的农民神采飞扬，可现实的柳公河工地上，却人声寂寂，一片愁云惨雾——刚遭了水灾，正在以工代赈的农民们，饥肠辘辘，两腿发软。机械地挖土抬土，连说话的劲儿也没有。

那时的李明性，不会也不可能觉出这样的文学创作有什么不对头。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仍然沿用着这样的创作路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李明性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洪流滚滚》出版，《月夜柳公河》中“文学真实”和“生活真实”的背离倾向于此发展到了极致。

人有隔膜之感——生为农民的常识和体验让我觉着，

这些作品中的农村和农民，只是纸面上的风景。和现实缺乏对应，他们像极了作者手中的皮影戏道具，在作者的需求下喜怒哀乐，腾挪跳跃，其灵魂和行为完全被作者操纵了。这些作品与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割裂的程度，常会令我想起小时候写的忆苦思甜作文和奶奶、父母讲述里的苦甜的背反。

李明性的《故园》，鼓荡着乡野的风，以一种朴素的真实把我再次带到了老家——这纸上写的画的，分明就是我家的前场后院、毗邻而居的叔伯婶娘，那田那树，那风那雨，那沉重的叹息和满足的欢笑，那善良和残忍，那凭风借势和任人践踏，那驯顺认命和默默抗争……这一切都像我奶奶讲述了许多遍的“云话”一样，熟悉而又亲切。

我一向认为，只有生为农民、体味过农民的种种苦难又未被这些苦难绞杀，终于挣扎着走出农村，而天性的敏感、善良又使他还时时受着仍在农村的七大姑子八大姨们的苦难牵扯，并渴望所有的农民都能过上阳光灿烂日子的人，才可能写出乡村的底蕴，洞悉“故园”的本质。

李明性的经历和创作，让我更加坚定了这种看法。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这种特色，注定了国家在遭受大劫小难时，中国农民要在物质层面上承担国家所有的苦难。许多时候，对于一个农民而言，生活的空间里几乎完全没有精神钢筋的支撑，生活的目标变得十分单纯：那就是“活着”，像牲口一样艰难地活下来。

李明性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在他的青少时期见证了政治运动的种种荒谬，饱尝了“活着”岁月里的艰辛和苦难。值得庆幸的是，他始终没在“活着”这种生的挣扎中沉沦——李明性很幸运：他的农民父母还保持着中国人“读书改换门庭”的朴素见地，在艰难的岁月里一直供他读书至高中毕业，没让他早早辍学以减轻家庭负担；在文革这一对文化的全面禁锢运动开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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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一个政治需要统领一切的时代，一部书稿的出版流程，其实就是其配合政治需要、实现政治使命的过程。因此这部“放声歌唱”、已患有很重时代病的书稿，经出版社组织的工农兵代表座谈会把脉，定性为“和目前的路线斗争联系不紧密”后，按照当时的规矩，作者没有丝毫犹豫就吞下了这副“虎狼药”，“人家咋说咱咋做”：于是治理沱河的工地上阶级斗争

惊心动魄，走资派鬼影憧憧——《洪流滚滚》带着文学

创作的时代癌肿面世。

《洪流滚滚》的政治功用到底发挥得如何很难评说，但写作真的改变了李明性的命运——它的出版，将作者送到了省城的一家出版社。

１９６４一一１９７５年，在李明性的创作活动中，属“遵命文学”时期，此期的创作实践，既缺乏创作主体即人的自觉意识，又缺乏文学的自觉意识，使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标榜，落实为“源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实用操作，作者笔下的故事、人物，与实际生活毫不相干，只是作家图解某种政治概念的道具。因此，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物形象，因少了一口人间的“仙气”，终究只是纸面上的一堆干瘪瘪的影子，无法血肉丰满，无法栩栩如生，无法在读者心目中留下长久的印象。非文学因素掌控的过分强大，使作者此期的作品概念化、模式化的时代病征突出，其命运像《艳阳天》、《金光大道》引领下的众多面貌相似的文学小兄弟一样，很快走出人们的视野，消失得无影

无踪。

要彻底摆脱思想的禁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思想的禁锢内化为一种思维的模式、思维的习惯，即使外在的禁锎有所松动，旧的思维模式仍会因巨大的惯性，要继续前冲一段。所以，尽管有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有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李明性在八十年代初创作的一批表现粉碎四人帮给农村、农民带来新气象、新面貌的散文和小说，如《卖油郎的梆声》、《小院花香》，《日子比树叶还稠》等仍是从政治理念出发设计作品的框架，其主题仍是追求和现实政治的简单对应。作者此期的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仍有一段不短的距离，这些作品在文坛上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１９８３年，李明性有机会进入大学读书。对中外文艺理论著作和各种流派的文学作品的广泛涉猎，让他大开眼界，获益匪浅：文学创作应该是我手写我Ｉ：１的事。反观自己从前的作品，他对自己创作上的得失有了更清醒、更理性的认识——那样的文学创作，只能算是文字“跟庄”，瞎起哄而已。

随着社会政治的日益开放、开明，现实政治对文

学创作的强硬掌控Ｅｔ趋减少，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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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赶上了少有的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文学园地百花争艳，蜂飞蝶舞。这催生着李明性文学梦的羽化。

文学创作是李明性永远的梦，即使文学创作托举他走出了农村，得到了他当初想也不敢想的丰裕富足的生活以及与自己从前的农民身份不可同日而语的社会地位，文学创作在他那儿并非是“狡兔死，走狗烹”，完成使命，退出他的生活。相反，对文学职能认识的提高，摆脱了“活着”的生存压迫，文学创作在他那儿真正获得了本质意义上的回归——文学创作不再是现实功利的手段，文学创作是作家对人生、社会的一种独立思考和独特体验，是一种极具个性色彩的文

字表述。

前期创作上的教训，眼前文坛上的佳作纷呈，促使李明性在再一次动笔之前，对自己的优劣之势做了一番评估，而他从事创作的长处和短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他的劣势，一是理论素养不够丰富，因此对生活现象缺乏哲学高度上的发掘总结；二是对国外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缺乏系统了解，难有创新的表述。他的优势也很突出：一是有长期的农村生活体验，并一直和乡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熟悉农民的一颦一笑，走出农村后，得以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观照、反思农民的生活；二是和浩然这些写农村生活作品的作家们比，他前期创作的“成功”并不巨大，这使他没有多少辉煌可以留恋，比较容易摆脱前期创作定位的纠缠，恢复一个作家对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应有的朴

素真诚心态；三是与新时期古华、郑义这样一批写出

成功的农村生活文学作品的作家们比，他思维的敏捷度、思考的深刻性虽无法与其媲美，但这些人非土生土长的农民，作为知青，他们只是农村这块土地上的匆匆过客，返城之后，就与农村生活隔绝，再写农村生活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他和农村、农民的生活始终血肉相连，写农村生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这些方方面面的充分准备，保证了李明性在新的文学创作中彻底摆脱对外在世界的盲从，听从自己心灵的导引，使创作成为一种自主自觉的活动。这使他从１９８７年开始的“为生活在底层，贱若草木，但所思所想，所追所求，所喜所忧，所歌所哭，无不和大干世界时代潮流密切相关”的父老乡亲们作传的尝试，在《鸟音》（２００１年，文心出版社）中初露端倪，至《故园》（２００１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漾成尉为大观。《故园》这一由“小人物的传记”构筑的百姓画廊，以一种淳朴、稚拙的乡土叙事方式，实现了作者把“半生对人世体验出的百般滋味抒写出来，为国人了解中原故土，为世人认识乡土中国，为后人解析这段历史，提供一点真实而鲜活的东西”这种朴素而真切的追求。

在《故园》一书中，作者不去刻意追求什么哲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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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与哲理化色彩，也不管什么文学流派不流派，没有什么先人为主的概念操纵，只是老老实实地写出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传导出现实生活中农民的苦乐歌吟。

《故园》一书在叙事方式上，深受民间艺术的影响。作者的故乡河南省虞城县，位于豫、鲁、皖三省交界处，地方戏曲品种繁多，河南梆子、河南坠子、曲剧、越调、二夹弦等地方戏曲在ＪｇＪｌ，曾经十分活跃，说唱文学也十分兴盛，这些民间艺术曾经为作者贫困单调的童年生活带来过巨大欢乐。作者和那些走村串户的民间艺人关系密切，青少年时期还为他们编写过“剧本”，并且还热心收集了许多民歌民谣，木刻剪纸。对民间艺术热爱的丰厚积淀，对民间艺术表现手法的稔熟，让李明性找到了一种和自己的写作内容相适应的叙事形式，在《故园》里形成一种鲜明的，具有民间剪纸、民间木刻、民间说唱文学特色的叙事风

格——用口语化的乡土语言讲述一个又一个乡村故

事，以人物为中心，通过白描手法，略去背景，凸显人物。

《故园》中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们在他们相对封闭的村场院落里，干着他们自己的活，说着他们自己的话，过着他们自己的日子。在自然经济的格局下，他们土里刨食，艰于生计，无暇无心顾及村庄之外的天空，但政治的风云不会遗落掉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他们无力抵抗大自然的风暴雷电，政治风暴也一样可以随意裹挟、摆布他们。就像从小草的摇晃、树叶的响动里可以看见风的形状，从这些人求生路上的步履蹒跚、趔趔趄趄，我们也可以确证一个时代的面目。读懂了这些人，你就读懂了一个时代。

４３．．－．ｔ园》的出发点不在于“农民应该怎样生活”，而是着力描述“农民是怎样生活的”。仔细品读《故园》，你可以发现许多堂皇名词的白话注解，窥见许多眩目表象的现实支撑——在“饮食男女”这一人生最基本的需求和满足之间的艰难挣扎，就囊括了乡村生活的全部底蕴。

《故园》中的人物似未经冶炼的矿石，体内各种元素杂存并处，胶着在一起，呈现出自然原生之态。在他们身上，美丑、善恶并非泾渭分明、断然隔绝，这种粗糙、混沌之态，散发着浓郁的“在人间”气息，印证着我们对人性人情的日常体验，从中能够读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

石柱、石墩兄弟的“卖兵为生”及其后的投诚（《石柱》），大柱、大印、金钟们从国民党部队开小差（《大印》），这些行为和“阶级感情”“阶级觉悟”很难搭上界，那只是在一个秩序混乱、民不聊生的社会里底层百姓一种本能、朴素的求生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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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比李家福更穷了，由此让李家福具有的百无禁忌的斗争精神，恰合当时农村建农会、搞土改的政治需要，于是工作员老蔡一句话，“那你就当乡长吧！”李家福就当上了乡长，红红火火干了起来，真正有了“爷”样。李家福的“革命”里，隐含着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革命的另一层谜底。

“建大食堂，家家都要到食堂排队就餐，不许在家起小灶，哪家的灶火冒烟了，就砸哪家的锅”（《老天》），这样的大跃进给社会带来的“新气象”，有分发从食堂里领回的饭时“一家人的眼睛一个比一个瞪得大，紧盯着勺子”；有队长、保管、会计们的私分粮食、吃小灶（《晨星》、《嫦娥》、《花氏》）；有“全村老少人人浮肿，不断有人倒下”（《老天》）；还有“十个社员九个贼，谁不偷饿死谁”（《满想》）；更有干部们利用手中掌粮之权对女人们的诱奸、占有（《晨星》、《嫦娥》、《大雕》）。“多吃一勺饭就可以活下去，少吃一勺饭就可能倒下去”的现实，剥夺了人的亲情与尊严，而特权和腐败也根本不是什么天外来客，制度的疏漏给了它生长的间隙，只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它的表征不像今天这样触目惊心罢了。这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乡村版！真实的五十年代从来不像一些人记忆的那样美好，根本不是什么“纯真年代”。

“文化大革命”让欺行霸市的二球、以恶作剧为乐的雷子获得了施展拳脚的好机会，他们的“痞子”德行有了“革命”外衣的包裹，得以“龙行天下”，不可阻挡（《苏天佑》、《雷子》）；“磨锥儿”借助运动得以在家里扬眉吐气，完成对老婆的性征服（《磨锥ＪＬ））；春嫂文革中的积极，帮她摆脱了因不能生育而低人一头的境遇（《春嫂》）；万保田对政治运动始终热情高涨，是因为运动让他享受到了支配别人生活的快感（《画眉》）。这些人以各自不同的生命需要诠释着政治，演绎着政治，让我们对许多政治运动的面目得以管窥。

“老烈抢这个闺女，算是白捡了一个媳妇”（《老烈》）；“一说大印是国营农场的农工，便有个才离婚的小媳妇自愿去新疆嫁给他”，三十多岁一直找不到媳妇的大印就这样从老家找到了媳妇（《大印》）；地主成份，让英俊的祥找不到媳妇，文豹婶子只得用换亲的方式，让女儿爽为祥换得一房媳妇（《文豹媳妇》）；“老靴子”大女儿的婚事让“老靴子”穿上了“靴子”，二女儿的婚事让“老靴子”在土改运动中“没受一点皮肉之苦，大部分财产也保住了”（《老靴子》）；石柱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有乡长出面，负责给他找媳妇”，媳妇自然７１ｉｌｆｉ顷利找地到了；他弟弟石墩找媳妇也出奇地顺利：“嫂子一看照片上的兄弟比他哥长得气势，又是拿工资的公家人，就把娘家的一个妹子说了”（《石柱》）；“虎妮只听说这户人家有根基，就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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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亲”（《磨锥儿》）；念针嫁给火头，是因为火头符合“都是庄稼人，不缺胳膊不少腿，五官齐整，不憨不傻，也没啥可挑拣的”这一条件（《念针》）；朱先生对卖馒头女“先生不嫌俺家穷”问话的肯定回答，就为有些憨痴的满想找到了媳妇……乡村的爱情，因果关系是这样地直白，其脉络和走向是如此地明了，就像两点之间拉出的一条直线，没有浪漫主义容身的空间。

金子、红菱在“名声”重压下的“意外”死亡和上吊自杀（《金子》、《红菱》）；立春在“名声”之累下的外出谋生（《立春》）；火头对念针的性压迫（《念针》）；喜鹊用性偿还丈夫的赌债（《喜鹊》）；晨星媳妇用性为丈夫换来活命粮，而度过饥荒之后被晨星抛弃以雪“奇耻大辱”（《晨星》）；春嫂的不育，让她“常看到婆婆的白眼，在丈夫跟前也抬不起头来”（《春嫂》）；瞎风妻在大食堂岁月里顾念夫、子，从自己口里掏食而饿死（《瞎凤》）；真娃、寄存叔对妻子的冷酷暴虐（《真娃》、《寄存叔》）；“姐姐”机器人般劳作、困苦的一生……在妇女已经被解放，据说男女已经完全平等了的时代里，中国的农村妇女仍然要忍受这个社会最多最熏的束缚和捆绑，依然是这个社会里苦难的最终一级

也是最大的承受者。

斗争这种二元对立理论对生活的简单框划，抛开对农民符号化的先见、定见，就会看到乡村这个舞台原本是这么的光怪陆离，就会看到一种鲜活的生命状态有根有底的存在，它们远非用勤劳、淳朴、愚昧、落后这些抽象化的语言就可尽说尽解。

我们也许不能像历史学家一样，对过去的时代有精粹、恢宏的概括；也不能像政治家那样，对我们的未来生活有高瞻远瞩的设计。但《故园》中那些小人物们的游走路径，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历史的细节，从这些细节里，我们可以窥见历史逻辑的暗流，从而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社会有一种理性、客观的把握，对历史和未来的藕断丝连有一种具体、清醒的认识。

《故园》中的时代已渐去渐远，而“故园”中的父老乡亲们将常伴我们。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我们自己；追问、审视他们的过去，是为了构筑、建造我们的未来。

《皇帝的新衣》中，从皇帝到臣民，整个社会都薰薰然陶醉在一种虚幻的体面中，但一个孩子只说了句“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穿呀”，那些假话堆叠出的尊严与高贵瞬间土崩瓦解、消散遁形——真实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总能给人的心灵以强大的震撼。如果说《故园》的成功有什么机巧，也就是它的作者老老实实地说出了一种真实而已。《故园》以其实话实说的朴素，让它在众多的农村题材小说中自成一格，魅力别具。

当然，《故园》也并非毫无瑕疵，它的某些篇章中一些过分戏剧化的结尾，就损害了作品朴素、真诚的品性，如《二转》结尾处的“红纱巾”、《雷子》结尾处的亲吻死人头颅。这些着意创造的很艺术化、很文学意味的情节，和人物的生存环境、思想逻辑很难衔接。这种无根的浪漫，不仅不能为作品增色，相反，它的俗艳，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故园》“天然去雕饰”的朴素品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

［责任编辑刘继保】

穷困的大印娘对童养媳草妮的百般虐待（《大印》）；老蔡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与对范大姐的无情背叛（《老蔡》）；三大伯一生的勤快节俭（《三大伯》）；村人对“大单袍子”死的冷漠（《大单袍子》）；女人们对月子里的念针撕扯踢打，毫无怜悯之心（《念针》）；大娥帮杨氏的方式是“让人贩子把她卖了”（《大娥》）；喜鹊在外流浪回来，“人们知她有难言之隐，不再问她，帮她修缮了旧屋，添置了家具，送来了米面”（《喜鹊》）；村邻对孔玉峰过去恶行的宽恕（《孔玉峰》）；祁氏的勤俭和贪婪（《祁氏》）；苏天佑的善良与奴性（《苏天佑》）；范先生的认真和胆怯（《范先生》）；傻牛和来法之间倨恭的不时转换（《傻牛和来法》）；少棠年少时的才情飞扬和中年的迟滞呆板……抛开阶级

抓好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教师素质的关健

蔡娜

（河南省化学工业学校工会，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３）

《中国教育十年发展纲要》明确指出：“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那么，怎样才能提高教师的素质呢？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日趋进步，教育本身也发展着深刻的变化，对于教

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新要求。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认为应着重从两个方面抓紧抓好，首先从教师的政治思想上抓起，其次从提高教师的综合业务素质上抓起，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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