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四世同堂_看传统文化的二重性
第13卷第3期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13No.32000年6月 JournalofNanj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Jun.2000
从《四世同堂》看传统文化的二重性
王立新
(沙洲职业工学院 学报编辑部,张家港215600)
摘 要:通过对长篇小说,探讨了在日本
,,即
探寻“国民性”———久远 ,,振兴民族精神。
:;;传统文化
:I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00)03-11-04
《四世同堂》堪称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品。书中借取40年代北平西城普普通通的小羊圈胡同作为亡城的缩影,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线索,细致地刻画了北平人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如何挣扎在生与死的缝隙里以及他们缓慢而艰难的觉醒过程,分析了在国破家亡的严重时刻,国民们的精神素质和种种心态。《四世同堂》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面镜子。
一、清醒的批判
古老的中国文化,曾经构筑起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造就了周铜汉瓦、唐诗晋字等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过早成熟的文化,也给人们“带来贫血和衰弱”。千百年来,它造就了善良、规矩、安分守己的“顺民”。这些顺民习惯于含愤忍让、屈己下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哪怕是起了逆风,他们也要本着一成不变的处世哲学活下去”。当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映红古老都城之时,北平人迷惘惶惑,苟且偷生。作家在民族灾难的特定背景下,对这种“国民性”的惶惑与偷生进行了剖析。他愤慨与痛惜在战争灾难中所暴露出来的“国民性”的忍辱与苟安,同时沉静地探寻着这种“国民性”的本源。
作品中的这种深刻反思,主要是通过对瑞宣的性格塑造来体现的。作品对“国民性”的惶惑与偷生的批判,大多体现在瑞宣的自我批判上。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瑞宣属于新旧思想兼有的人物。他深受新思想的熏陶,又受过旧文化的濡染,但新思想所产生的精神力量还不足以挣脱旧文化的羁绊。“他是文化人,但必须体贴过去的历史。”当日军的铁蹄践踏北平时,他明知该赴国难,却最终被孝悌这根无形的绳索所缚。类同瑞宣,由于家庭之累,曾经颇有思想但终于丧失气节的陈野求也这样痛恨自己“:岳武穆、文天祥,也都有家庭!……我简直是个妇人,不是男子汉!……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的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收稿日期:1999206228
作者简介:王立新(1964-),女,沙洲职业工学院学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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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愧,同时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作家对“国民性”的惶惑与偷生的批判,正触及到民族文化的弱点。
除瑞宣外,小说还描写了生活在小羊圈胡同里的各种人物,有抗日的勇士,有卖国求荣的汉奸,但主要的,还是忍辱苟安的普通市民。屈死于日本人之手的洋车夫小崔,因为刚刚拉上包月便不想去当兵抗敌;深恨日本人的刘师傅,因怕违抗会头的命令而吃亏,终于参加了日本人的庆祝活动;看到敢于同日本人决一死战的祁天佑,感情上很高兴,而理智上却担忧自己的生意……早熟的文化意识,长期的封闭式生活,使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偏狭短浅;极强的家族观念,沉重的礼教重荷,造成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漠不关心的最长者祁老人,虽很早就知道八国联军对北京的烧杀抢掠,。对卢沟桥事变,只当作是日本人爱占小便宜,代,他只担心庆不了八十大寿,!以这种落后的文化意识作为精神支柱的家庭,,。作家揭示并批判。
,而是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与愚民政策导致了,以至在国土沦丧之际只有软弱妥协。实质上,老百姓是不甘心受日本人的奴役的,他们要反抗。可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和平守法思想,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力不从心。民族悲剧产生的根源是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精神传统的桎梏。
如果说“四世同堂”是一部被奴役民族的悲愤史,那么这种悲愤不仅是对外敌的侵略而言,更是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命运而言的。作品不仅揭示并批判了惶惑与偷生这种沉默的国民灵魂,而且揭示了民族灵魂之所以沉默的历史成因。
二、深刻的挖掘
作家在以悲愤的笔调展示积淀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古老文化传统的尘埃时,又表现出对祖国人民和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热爱。他把民族文化比作温柔、美丽的花,虽然无刺而缺少自卫的能力,
但素质是美好的。作者在努力地挖掘着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中的精神宝藏。他的发掘,旨在探究能使民族精神振兴起来的力量源泉。和平、古雅、人道的传统文化造就了文明儒雅、坚韧刚毅的人民。作品中,瑞宣与钱先生就是“雅”与“刚”精神的体现者。瑞宣的“雅”不仅在于他的本分、他的认真、他的教养和自然而恰到好处的气度,更主要的,是在于他忍辱负重的精神与坚持自责的勇气。瑞全毅然赴国难,正是在他的鼓励、督促与安排下实现的。他成全了弟弟,自己却承受着被人误解和自我谴责的沉重精神压力。他一方面不欲偷生而终于偷生,不当惶惑而终于惶惑;另一方面却是坚韧、顽强与自我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身上的惶惑与偷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民族精神的枯萎,而是体现了民族精神柔韧的一面,是与传统文化中温柔敦厚的道德规范相联系的。
在“雅”之外也不乏杀身成仁的刚直精神。在和平的日子里,钱先生古拙得有点迂腐,清高得近乎孤僻,好似一本古书,宽大、雅静、尊严,但在国家危难之际,他的古拙与清高便化为刚直不阿的气节。他一面鼓励青年人迎着炮火前行,一面自律“等着锁镣加到身上而不能失节”。当侵略者的锁镣真的加身时,他傲然表示“:我很爱我的命,可是更爱我的气节!”他把监牢的小屋当作个人命运与国运的联系点,决心与国同体去“赎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这里,“老人表现的不只是一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钱先生是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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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仪、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钱先生的赎罪意识和瑞宣的自省意识一样,都体现了导源于民族文化的人格力量,这种力量是由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所产生的。
作家把对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的赞美,同对中国人伟大人格的赞美结合在一处,热情赞颂了生活劳作在黄河之滨的乡民。他们老实敦厚,即使饿着肚子也不敢为非作歹,看起来是那么呆滞、愚昧、麻木和守旧,但是,在那破烂污浊的衣物后边,却是和尧舜一样圣洁、伟大而坚强的灵魂。他们心中“印着两三千年传下来的道德,遇事要辨别个是非……因为山川的阻隔和交通的不便,使他们显得散漫,。他们都是中国人,也自傲是中国人”。常二爷———人的凌辱被迫跪倒时,。“他觉得,他是中国人……、知耻的,全人类最拿得出去的,人!”
祁瑞宣、,但他们的气,。在民族灾难的关头,,有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在他们身上燃烧着民族的光亮。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在侵略者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不屈的气节,无疑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
瑞宣在反省自己因尽孝而不能尽忠时,曾感叹“:一个手指怎能拨转得动几千年的文化呢?”在这里,古远的民族文化是一种束缚人民思想的保守力量,然而,作家又把它看作是民族人格力量的源泉所在。这并不相悖。中国民族的可敬与可悲往往是同在的,因此才会有瑞宣性格的二重性。正因为中国被侵略了,中国人才会睁开眼,点起自己心上的灯,于是,才有了瑞宣的自省、自责与自醒,才有了钱先生的赎罪意识,才有了常二爷的人格觉醒。
三、美好的憧憬
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炮声,震醒了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古老的中国文化发生了裂变,腐朽没落的糟粕与帝国主义合流了
,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却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洗礼,得以更新。作品中,钱先生和瑞全的形象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尤其在作品的后半部,他们的形象特质发生了变化。
瑞全回到北平后,感到自己变了,以为他“看见了广阔的国土,那么多的人民,和多少多少民间的问题”,他已“由一股热气,变为会沉静的思索了”。思索怎样“沉住了气去抵抗历史,改造历史”。他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当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是中国青,年的代表———象征着勇敢,强有力的新中国”。在瑞全的启迪下,苦闷悲观的瑞宣,在亡城中终于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做个无名英雄!钱先生,由饮酒栽花的隐士变成自动上十字架的敢于流血的战士,在以盗火者的勇气执着地为受难的祖国寻求出路时,思想意识也逐渐地变化了,即由个人的英雄主义到合作的爱国主义,最后到胸怀消灭战争、打击穷兵黩武,建设将来和平的理想。瑞全、钱先生他们都是由愤怒的冲动变为理智的冷静,视野超越了抗战本身而冷静地思索民族的历史与未来。钱先生说“:我又找到了我自己,我又跟战前的我一致了……假若有点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战前,我往往以苟安懒散为和平;现在呢,我是用沉毅坚决勇敢去获得和平。”这,不仅是钱先生个人思想意识的变化,而且是整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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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具有更新意味的复兴。
如果说在清醒的批判中,作家发掘了造成民族性格之苟安懒散的病源———封建政治,而在进一步的挖掘中,作家又找到了民族人格力量的源泉———久远的文化传统,那么,展望我们民族的未来,在清除封建政治的毒害之后,必将有民族精神的复兴。
这种民族精神,体现在憎恶战争,赞美靠坚毅、勇敢去争取和维护和平的美德。瑞宣这样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具有爱和平的美德的民族,敢放胆去打断手足上的锁镣,就必能刚毅起来,而和平与刚毅揉到一起才是最好的品德。”这手足上的锁镣显然是指封建政治。冲破了封建政治的牢笼,爱和平的民族精神不仅能为自己争得和平,础和保障。在我们的民族精神中,造成的社会黑暗,,挣扎过来,,李四妈、小崔、长顺、孙七、,同情,。这种友邻之间患难与共,和平与人道的理想支配下的博大胸怀与开阔视野,是在。作品对民族未来的展望,是建立在清醒的批判与深刻的发掘基础上的。对民族性格之柔弱———苟安懒散———的批判,意在呼唤出刚毅的民族形象,一个具有“善”的灵魂和“猎户般强壮身躯”的新的民族形象;期待着民族精神的复兴,一个非返朴归真而具有更新意味的复兴。
老舍对刚毅的民族精神的期待,是以其深刻发掘的收获为前提的。他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他所高度赞美的黄河子孙身上,寄托在社会下层的那种“原始的力量”身上。那些“脚登在黄土上,有着和尧舜一样圣洁、伟大和坚强的灵魂”的劳苦大众,是中国人的脊梁。以苟安懒散为和平的民族之旧我,之所以有希望变成用刚毅去争取和维护和平的民族之新我,正因为有这样坚强脊梁的支撑。作家强调:那种民族赖以复兴的力量,虽是原始的力量,却以古远的文化为源泉,因而也是一种文明的力量,唯因如此,它才能振奋民族的自身,并能将民族精神发扬于人类未来的文明之中。
(责任编辑:张叔宁)
TheDuality
ofTradionalChineseCultureReflectedin
“AFamilyofFourGenerations”
WANGLixin
Abstract:Throughanalysingthecontentandstructureofthenovel“AFamilyofGenerations”,thepa2perdiscussestherationalassessmentof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bythefamouswriterLaoSheinthespecifichistoricalbackgroundofJapaneseinvasionofChina,thatis,exploringtheoriginofChinesenationalnature———thefeudalpolitics,andunearthingthesourceofChinesenationalspiritandmoralintegrity———thelong2standingtraditionalculture.ThepaperendswithaconclusionthatthepurportofLaoShe’swritingsistoheightennationalconfidenceandvitalizenationalspirit.
Keywords:LaoShe;AFamilyofFourGenerations;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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