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研究

第34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1月 Vol.34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12

历史学研究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研究

曹 群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意识形态对于苏联国家和社会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在苏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意识形态管理模式。在这一体系之中，书报检查乃是最重要的核心机制，在意识形态控制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书报检查的严酷程度可以说是与意识形态控制相对应的，研究书报检查制度不仅能令人们了解在出版和其他媒体行业中书报检查具体如何施行，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控制问题更加清楚明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学界对于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空白。

关键词：苏联；书报检查；意识形态 K512.5 中图分类号：

A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9-9115(2012)01-0036-06

The Study on Soviet’s Censorship

CAO Qu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deology is extraordinary important for the Soviet Union. And it formed a peculiar ideological management model in the country. The censorship is the core mechanics in the model. The severe level of ideological control can be said to correspond to the censorship. The study of it can not only make people know about the specific operation of censorship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industry in books, newspapers and other media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of the Soviet’s ideology more clearly, but also fill the research gaps in the domestic academia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The Soviet Union; censorship; ideology

所谓“书报检查”，其英语censorship ①和俄语цензура的表述皆是从拉丁语census 和censere 发展而来。Censere 也就是英文中的censor ，意即古罗马专司公民户口调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公众道德行为监督和指导的行政官[1]。

书》认为：“进行书报检查，就是进行判断和批评，做出评价和估计，以及实行禁止和压制。”[2]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官方长期以来并不承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苏联大百科全书》、《苏联百科辞典》都只介绍西方国家和沙俄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而不拒承认苏联存在这种机构。《苏联大百科全书》对此问题论述如下：“为人民利益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宪法保障公民的出版自由。建立国家监督是为了防止构成国家秘密的信息以及其他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信息在公开的出版物上公布并在大

[3]

直到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回答法众传媒中传播。”

国《人道报》的采访提问时才承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4]。

通过研读已解密的档案，我们不难发现，在苏俄的各个时期都存在一整套规章制度非常完备的书报检查系统。在苏联文化领域的许多历史事件中都有书报检查的身影，与其相关的机构甚多，许多都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机构，如苏共中央政治局、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西方所谓“政治警察”等等。

一、苏俄书报检查制度的初建

在长期地下活动中，布尔什维克党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这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便是以报刊为媒介宣传革命，办报往往是其组织活动的中心。因此，布尔什维克党深知舆论阵地的重要性，对其极为重视。十月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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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9-22 作者简介：曹群（1981-），男，河北唐山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 -36-

曹 群：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研究

命刚刚胜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列宁便颁布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出版的法令》（1917-10-27）。这一法令对出版的管制非常严厉，遭到了一些文人的强烈抗议，如持反布尔什维克立场的女作家基匹乌斯（З. Н. Гиппус）便激烈批评：“该法令禁止资产阶级的报纸，其实等于禁止

和废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其他的所有报纸。”

[5,p4-6]

在革命中大声疾呼言论自由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何会在夺取政权之后便严格控制出版呢？联系当时的事态情势，原因便一目了然。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时，一次大战尚未结束，而在战争状态下不论是沙俄政府还是二月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都采取了对出版业的严厉管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面对着无比强大的敌对势力，暂时采取对出版加强管制的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险恶环境，苏维埃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整个国家生活转上战争轨道，苏俄进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书报检查方面反映非常明显的是，1918年6月底建立了隶属于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的战时书报检查局，实施对出版书报的军事检查，并开始尝试对出版物进行全面总体的出版前预审②，

此一经验为后来的出版总局所继承和发展。1919年，苏俄的书报检查逐渐正规化，成立了国家出版社，国家出版社建立了在书报检查事务上拥有极大全权的宣传鼓动部（后改名为政治部）。在苏俄书报检查的“国家出版社时期”，宣传鼓动部可以说是书报检查事务的最高机构，当时俄罗斯所有的出版物发行都要经过它的许可，它也是出版总局的原型。在出版总局成立之后，宣传鼓动部的工作便只限于检查本社（即国家出版社）的出版物。

1922年6月6日，所有书报检查的职能都转归新成立的专门机构——图书文献和出版事务管理总局（简称出版总局）。自此至1991年11月22日，出版总局活动了将近70年。在出版总局建立之初，其地方机构并没能同时建立起来，各地书报检查事务仍由国家出版社下设的政治部主管。但同时，内务部下设的“国家政治管理局”对书报检查拥有超然的权力，如所有编辑、出版社负责人、书店负责人、印刷所长等都必须领取国家政治管理局的许可证[6]。

许多秘密事务（可归入宽泛的书报检查范畴）也都属于国家政治联合管理部所负职权，在其中央机构之下设置了政治管理局（“辅助”出版总局和剧目检查主管委员会完成书报检查，进行邮件和电报通函暗查），秘密政治部第四和第五分局（主管谍报资料、组织文艺和科研领域告密网和收集间谍情报）。政治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负责筹备对文艺作品的评价，有权提出建议撤销出版总局和剧目检查主管委员会的决议[7]。除此之外，国家政治联合管理部有时可以国家机密为由违反章

程和法律越过出版总局对书报检查进行干涉而无需说明理由[8]。

在1923年之后，在苏联书报出版业中，编辑和书报检查之间的差异不断消减。1925年9月7日，首次颁布了《为保卫苏联政治经济利益而严禁传播的包含机密的消息目录》，内容包括可能对政府产生负面影响的几乎所有方面，如失业情况、反革命袭击、民众与政府部门的冲突、监狱卫生条件、关于自杀和神经病的报道、任何对苏联书报检查的提及或暗示等等。此后，《目录》定期颁布成为出版总局领导各检查机构的重要方法。另外，值得补充的是，1927年之后，国家出版社独立审核的历史最终结束，自此所有出版社都必须有出版总局的特派全权代表按照出版总局的规程进行预审，所有出版物必

须由特派全权代表签署“批准刊行”

[9]

之后方能刊印出版。 二、斯大林统治下的书报检查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苏联“大转变”的年代，党内斗争激烈而复杂。正是在这一时期，党的机关开始直接实施对书报检查的集中管理。1930年5月，苏联人民委员会正式下令改组出版总局，削弱一些出版总局的职权，如“解除出版总局中央机构从政治思想和军事、经

济观点方面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的所有业务”

[5,p183]

（将设党的机关代之）。改组工作直至1931年6月才正式告终，出台了新的规程条例，关于出版检查的领导和具体工作有一些变动：对印刷物的出版前检查划入国家出版社协会系统（此时早已完成了出版行业的国有化），出版总局特派全权代表由出版社负责人担任，其下有专管政治检查问题的副职负责对该出版社“政治编辑”③的实际领导[10]。通过这次改组，党加强了对出版总局的监督，甚至直接参与书报检查的管理，这与当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局面的进一步发展相伴随。

斯大林在联共（布）18大上的报告中提出建议“集中党的宣传和鼓动事务，合并主抓宣传鼓动的部门与主抓出版事务的部门，在联共（布）中央会议组织下设置统一的宣传与鼓动事务管理局”[5,p291]。根据斯大林的提议，1938年8月3日，党中央原宣传与出版事务部经过改组成为了党主要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宣传与鼓动事务管理局，该局第一任领导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А. А. Жданов）。宣传鼓动事务管理局下设五个处：党宣传处、干部马列知识培训处、出版事务处、鼓动处、文化与教育设施处。出版事务处所负职责有“对中央、地区、省、共和国的报纸与杂志实行监察……推行党中央关于报纸的路线问题的指示……参与报纸与杂志干部人员的择选与查检……审查主要出版社的主题计划……决定报纸的印数……监督塔斯社和出版总局的工作”。原检查员索罗金（В. А. Солодин）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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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曾说：“出版总局虽然建制在人民委员会（之后是部长会议）之下，但实际上直属于苏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部监督着出版总局，对其直接下达指令。之后，在级别上出版总局还从属于党中央管理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处（通常设有两个书记）……除了宣传部，出版总局还部分接受中央文化部的领导。”[11]

卫国战争爆发之前，苏联政府可能已经嗅到了战争迫在眉睫的味道，1941年6月2日，苏共中央下达了加强军事检查的指令《军事总检查员规章》：“为了加强苏联的军事检查，设立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军事总检查员，所有不同类型的书报检查都从属于军事总检查员……军事总检查员还负责审查所有邮件……”[12]在全民渴望胜利的期盼下，适应战时需要，书报检查的施行准则、责任追究与惩罚条例愈益清晰，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检查”（самоцензура），极大地简化了书报检查的程序和工作。

在斯大林逝世之前，在“冷战”不断加剧的国际背景下，自1946年开始，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一系列批判运动。在对文学杂志《星》、作家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批判中，在有关哲学、经济学、遗传学的争论中，在反对打击“列宁格勒反党集团”和“反革命犹太医生恐怖集团”的斗争中，在“反犹太人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④的运动中，出版总局坚定不移地遵循支持党中央的相关决议，对“有害”作品进行封杀。

三、赫鲁晓夫时期的书报检查

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3月15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769号决议，原直属苏联部长会议的出版业军事与国家保密事务全权管理局转归苏联内务部辖下，改称为苏联内务部出版业军事与国家保密事务全权管理局。1953年6月26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被逮捕并被剥夺一切职务，内务部开始进行改组，许多部门被合并或裁撤。出版业军事与国家保密事务全权管理局又复直属苏联部长会议，再次成为独立部门。不久，国家安全机关也从内务部独立出去，1954年3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令成了直属苏联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亦即众所熟知的“克格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与书报检查和意识形态监督具有紧密联系的是其辖下的第四局（主要负责与反苏秘密组织、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和敌对分子作斗争）。1955年，在第四局下创立第六特别处，原由第十处履行的职能（暗中检查邮件和电报通函）转归第六特别处[13,p305-306]。

1958年1月，苏共中央召开了第一届意识形态委员会⑤，其职责为研究国际宣传问题、国际工人运动理论问题，监督以上问题在出版流通中的阐释，监督情报局和国际文化交流委员会的政治倾向性……监督具有政治和-38-

意识形态意义的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重要事务。该委员会主席由苏斯洛夫（М. А. Суслов）担任，其成员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委员便是候补委员。委员会经常对具体事务下达指令⑥，依照传统，党中央组织机构的决议一般具有与“中央指令”相同的效力，而且一般都是“机密”或“绝密”文件。1958年2月，出台了新的《出版总局工作条例》。《条例》明确指出政治意识形态监控不再由出版总局负责，并且废除旧的“检查员—兼职编辑”的体制，改由各地报刊的编辑直接负责，且为了不令与各地方当局产生矛盾，各出版社完全从属所在地党和政府。1962年10月之后，意识形态委员会职权范围大大缩小（只增加了管理和监督教育问题的职责），不再负责研究国际问题和运动问题，不再对具体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委员会的地位也大大降低，它不能做出任何决议，只负责讨论草案和提交建议，而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下达决议[13,p313-314]。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书报检查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1960年，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织结构进行一些调整，增强了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检查方面的监督作用⑦。

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苏共中央和出版总局及其他相关单位联合一起进行政治检查，并利用其特殊技术和手段监控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个别流派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艺术家。出版总局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文艺领域实行打击和镇压措施的不可或缺的助手，它总是在第一时间通知党中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出版业中所发现的“违规事件”或者反苏言论，而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常就有关文学和艺术的评论问题（确定相关作品是否有意识形态误导或反苏反社倾向）发函咨询出版总局。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操控社会的三角形：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出版总局。书报检查中的事前检查逐渐形成双层模式：出版总局——党中央——出版总局，出版总局审查完毕做出评论，然后提交给党中央的相关部门（如苏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党中央部门做出指示发给出版总局，由出版总局依照指示许可出版、禁止出版或要求作者对作品进行修改。

在1953-1957年和1958-1964年间发生的一系列文化——政治事件使得苏联高层的意见分歧公之于众，而正是这些高层分歧使一些原本难以出版的作品借此“解冻”得以面世。不论高层分歧还是赫鲁晓夫的改革都没有弱化书报检查系统，更没有削弱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当然，在党希望脱离斯大林模式、导引政府和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大局势下，书报检查系统也进行了改革，其各机关间的关系和职责得以逐步“有法可依”，这便是所谓“书报检查系统的现代化”（1956-1968）。这一“现代化”进

曹 群：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研究

程由赫鲁晓夫启动，一直延续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

四、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书报检查

早在1963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便确定了倾向保守的关于文化监控的决议，强调了从前“文学艺术党性”的论点，对“自然主义”的、“阴暗”的、“形式主义”的、“反人民”的现代派作品进行了批判。以上所列各种文学作品与苏联政府意识形态是相矛盾的，但此时政府对于这些偏流尚无意直接打压，主要是教育这些作者认识到自己的意识形态错误。但是当苏联历史迈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赫鲁晓夫时代的宽松气氛消亡殆尽，政府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也逐渐严苛。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1965年12月11日呈交苏共中央的报告[14]中，指出了一些刊物的路线错误以及国内许多作家在国外出版社出版著作的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论很明显——需要采取果断措施，实行公开打压。苏联政府书报检查制度的“预防性检查”和官方的政治宣传运动使苏联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大多数拥护党的政策，而少部分则持反对态度，即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政府对“异端分子”的公开压制不仅引发了长期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及之后的人权保障运动，也导致了苏联文化分裂为书报检查下的官方文化和通过“地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 и тамиздат）⑧传播的非官方文化。这样，不与政府妥协的知识分子便只能“隐蔽”起来偷偷写作，或者被逮捕、审判、拘禁以至驱逐出境。

苏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出版总局的三角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家安全委员会逐渐恢复昔日国家保安机构的强势，而党组织机关在文化操控方面的行政指挥功能也愈益膨胀，出版总局在意识形态监控领域却越来越走向非中心的边缘：自1963年8月至1966年8月，出版总局与特权机构的关系比较疏远，权势也不复以往，由苏联部长会议的直属单位改为隶属于部长会议下的国家出版事务委员会。出版总局对自己的地位下降非常不满，一直努力恢复昔日的辉煌。1966年，出版总局终于恢复了以前的地位，在新出台的书报检查工作章程中，强调了意识形态路线限制以及检查员的责任，重新直属苏联部长会议直至1991年初。出版总局重新开始从事以前在预先监控和调度中的工作，并且在监控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分析角色有所增强。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保安人员一起，出版总局的工作人员为苏共中央准备关于国内文化和社会生活、知识分子的主张和倾向、国外媒体对上述现象的报道等等的详细情报资料，这种情报侦察和监控的交叉方法使苏共能够在最短时间最大限度掌控意识形态。

1968年的布拉格事件促使苏联国内外形势发生剧变，书报检查制度亦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布拉格之春”

令保守派对于改革益加恐惧，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勃列日涅夫开始破坏“三驾马车”的领导机制走向个人集权，而苏联的政治斗争又往往是以理论、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进行，这必然使得意识形态问题突出重要，而这也必然要求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环节——书报检查制度。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1月7日下达的密令《关于加强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部门领导对于出版物和剧目思想政治水平的责任》更加表明了高层的立场：“在意识形态斗争极其残酷的形势下……各组织、部门和编辑部集体的领导应对出版物的思想倾向负直接责任……出版社和印刷、广播、电视机关以及文艺部门的某些领导对于主题思想谬误作品的出版没有采取尽职的预先防止措施，与创作者之间的工作进行得非常不好，在思想谬误作品的出版问题上表露出了自身的妥协退让和意识形态无原则。意识形态机关的一些个别领导试图将这方面的责任推给苏联部长会议下的出版业国家保密事务管理总局……”[15]这种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不仅令创作人难以忍受，同样也使出版社的领导十分头疼，由于责任的威胁，他们经常被推入抉择艰难的境地，不得不在自己的良心同职位二者中进行唯一抉择。

自此，苏共中央将所有意识形态监控调节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所有出版前检查都由编辑部尤其是编辑部领导对党和国家负责），只把出版后检查留给了出版总局，几乎所有会引发冲突的问题都在出版前检查时解决了，出版总局进行的出版后检查不过是在“捉跳蚤”。这种检查制度虽还不是1970-1980年代的“自我检查”（самоцензура），但已经十分接近。这一阶段，出版总局履行的并不是自己应负的主要职责（出版业国家和军事保密事务），而只是执行党中央意识形态方面的指令。后来，这种书报检查制度大体便成为了即将到来的全面渗透政治检查的70年代“停滞时期”的基础组成部分。

在出版总局1971年6月29日提交给苏共中央的《咨询报告》[16]中，提出苏联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知识分子，正是以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为首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所谓“抵抗运动”和“民主运动”。该《咨询报告》预示着1970年代前半期对于“政治检查”将进行一系列战略战术改良。这一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事前检查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它采用侦察手段暗查作家的皮包和抽屉，将所获相关作家的意图和计划的情报汇报苏共中央。主要负责“预防性检查”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为其辖下第五局。在1975年10月3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公函《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预警行动总结报告》中，指出对苏联公民进行侦察的主要原因便是意识形态监控，在1959-1974年间便有约6万公民曾被“预防警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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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千人的罪名是从事反苏宣传鼓动活动[17]——典型的即是阅读和传播“地下出版物”和其他“反苏文艺作品”。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保守势力始终在苏联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处于主导地位，改革倾向遭到压制，苏共二十四大后，连“改革”这个词汇也不再出现于正面宣传中，舆论宣传被规限于“完善”既有体制模式即“发达的社会主义”。书报检查制度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大局势基本符合，仍然完全维续严苛的政治检查与粗暴打压。

五、苏联书报检查的衰亡

1982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病逝。自此苏联历经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越来越接近苏联发生巨变的大改革时期，虽然书报检查系统一直努力在新环境下继续保存自己以往的地位，但是随着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一切都不得不改变了。随着以“公开性”、“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为基调的政治改革的深入，书报检查机制对出版的限制也越来越宽容。

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在经过长期讨论之后，终于最后批准了苏联出版法《关于出版和其他大众媒体》，该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结束了早已形同消亡的出版前检查。出版总局经过改组变成了出版业与大众媒体国家保密事务管理总局，1991年4月改为隶属苏联信息与出版事务部，1991年6月改名为苏联信息与出版事务部下的大众媒体国家保密事务管理办事处[13,p377]。

出版总局在改组过程中也进行了一些粉饰门面的改革，最明显的便是出版总局的工作人员数额缩减了30%，但出版总局的领导层基本没有任何变化，与此同时，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指令《关于维护社会道德和制止残暴、色情宣传的紧急措施》和《苏联总统名誉和威严保护法》，仍然有不少人被判有罪和处以刑罚[18]。

在不及三日的“八一九”事变中，出版总局再次试图恢复以往的辉煌，虽然事变很快平息，但事变后依然不放弃其努力，开始采取更加隐蔽形式——尤其是以“经济和商贸资讯保密”为根据继续进行广泛的书报检查。1991年10月，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通过决议终止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出版总局机构的活动，而苏联的出版总局，直至苏联解体之后，才正式结束了其近70年的历史[19]。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曾一度盛行自由主义，经过休克疗法的惨痛教训，现在俄罗斯的学者和民众逐渐开始重新审视一些西方的舶来品，更加注重从本民族传统和实际国情出发选择适合自身的道路。2001年曾经进行过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57%的民众认为政府应当实行书报检查。三年之后，赞同此观点的人数增加了，7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必须回到以前苏联的做法，赞同对各种大众传媒实行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检查制度[20]。 -40-

[注释]

① 部分学者建议用censorship 表示出版前检查（prepub-

lishing censorship），用censure 表示出版后检查（post- publishing censorship），本文采用主流说法以censor- ship 统称书报检查。

② 在1922年6月6日出版总局（Главлит）成立之前，

没有加盖许可印章Р.В.Ц.（Разрешено Военной Це- нзурой，意为已通过军事书报检查），不可能出版任何题目的出版物。

③ “政治编辑”负责具体的检查工作，要对出版物进行

分析和评论。“政治编辑”必须具有绝对稳定的党性，根据不同出版物的所属的不同类型和重要性，对“政治编辑”的党龄要求为5~10年。

④ 对犹太人的态度，苏联完全继承了沙俄时代打压的传

统，而且有过之无不及。绝大多数与“犹太问题”相关的著作在苏联是严禁的，在苏联的犹太人也一如既往地受到歧视，对于犹太作家的作品出版有严格限制。 ⑤ 在1958至1964年间，意识形态委员会实际上是文化

管理和政治书报检查的核心机构。1966年5月，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裁撤了意识形态委员会。 ⑥ 严格依照职权规定，意识形态委员会只负责问题和理

论的研讨，而不能对具体问题下达指令，但是由于与会的大都是重要的党政干部，因此一些问题讨论之后便直接作出决定，另一些问题也能通过“公函咨询”方式达成决议，至于极其重大的问题则须呈请苏共中央主席团批示。

⑦ 国家安全委员会新的组织结构和职权分配有了一些

变化，由第二总局（反间谍机关）负责主抓意识形态问题，直至1967年鉴于国家政治领导系统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问题重新划归第五特局掌控。（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315.）

⑧ 关于самиздат（指“不合法”地使用简陋的印刷机器

刊印和复印的出版物或与之相关的印刷出版体系）和тамиздат（指在国外出版发行后运回国内的苏联地下出版物或与之有关的印刷出版体系）的译法：现在一般将самиздат译为“地下出版物”，笔者认为，此译法尚有待学界讨论。本文将самиздат和тамиздат统称为“地下出版物”。

[参考文献]

[1] Lesley Brown. 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

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Vol. 1)[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360

曹 群：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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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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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 Оп. 1, Д. 5, Л. 12. Цит. по: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19. [8]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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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в Москве, Ф.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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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281, Оп. 1, Д. 56, Л. 61. Цит. по: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206.

[11]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ГАРФ, бывш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ысши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и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 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ССР), Ф. 9425, Оп. 2, Д. 19, Л. 99-136. Цит. по: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289-294.

[12]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ГАСПИ, бывший Цент-

ральный партийный архив Института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социализма ЦК КПСС, затем РЦХИДНИ -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 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Ф. 17, Оп. 125, Д. 65, Л. 126. Цит. по: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314-315.

[13]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14] РГАНИ -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бывший ЦХСД –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Ф. 5, Оп. 30, Д. 462, Л. 249-256. Цит. по: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 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325.

[15] РГАНИ -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

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бывший ЦХСД –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Ф. 4, Оп. 19, Д. 131, Л. 2-6. Цит. по: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339.

[16] ГА РФ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

рации, Ф. 9425, Оп. 1, Д. 1396. Л. 111-113. Цит. по: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347.

[17] 鲁·格·皮霍亚. 徐锦栋, 等译. 苏联政权史1945-1991

[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403.

[18] ГА РФ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 9425, Оп. 2, Д. 1092. Л. 183-187; Д. 1117. Л. 15 и др. Цит. По: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377-378.

[19] ГА РФ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 9425, Оп. 2, Д. 1119. Л. 40-41. Цит. По: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378.

[20] Блюм А В. Существует л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еста-

рвации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Цит. по: Цензура и доступ к информац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междунар. науч. конф.,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 16-18 марта 2005 г. Рос. нац. б-ка и др. ; Редкол.: Конашев М. Б. (отв. ред.) и др. СПб. : Изд-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2005: 88-90.

（责任编辑、校对：韩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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