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云:"人生总是过了一山还有一山"|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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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见到作家蒋晓云，是在她《民国素人志》系列第二部《四季红》在出版社定稿后的不久。在她那一辈作家中，蒋晓云实在是个特例——少年成名，一转身却去做了跟文学毫不相干的工作，前半辈子活得热热闹闹、精彩纷呈。待做够企业高管后，她带着一本令人惊艳的《民国素人志：百年好合》“杀回”文学圈，曾熟悉她的同辈台湾作家骆以军等纷纷大呼“偶像回来了”。
刚刚回归写作现场的她，也曾发过许多“宏图伟愿”，比如将已经构思好的38个《民国素人志》的人物在一年时间里全写出来。事实是，发完愿她就去旅游了，并且“玩得昏天黑地”。——对她如今的生活而言，写作是其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这在许多人看来近似“玩票”的路数，却是蒋晓云真性情的展现，她并不在乎自己曾失去的所谓名声和地位，也不在乎如今的文学圈怎么看她：“对我来说，写作就是为了开心，如果连开心都做不到，那么自虐干吗？”
在上海再次遇到她时，便是在她又一次旅行开始的前夕。
蒋晓云
祖籍湖南岳阳。现旅居美国。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系博士班。曾任《民生报》儿童版、《王子》杂志主编。
学生时期即开始写作；一九七五年发表处女作《随缘》，一九七六年起连续以短篇《掉伞天》《乐山行》，中篇《姻缘路》，三度获“联合报小说奖”，以媲美张爱玲的惊人才华饮誉文坛。作品后来集结成《随缘》《姻缘路》出版。
一九八〇年后赴美留学，成家立业，停笔三十年。二〇一四年先后出版《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桃花井》简体版，二〇一五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掉伞天》。
《四季红：民国素人志》是蒋晓云所著的“民国素人志”系列第二本，讲述了一九四九年后大批迁移海外及港台的这一特殊族群的离奇跌宕的人生。
《四季红：民国素人志》中，上海滩显赫金家姊妹的传奇，更添波折，金家7姊妹在历史的洪流中，有着各自不同的遭遇，让人更深切的感受到一个时代已经过去，而他们曾经的富贵荣华，也不过是天边的一抹余晖，艳丽却短暂。
Q&A
“我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人情世故需要烦恼，就会有很多时候可以做闲事”
记者：听说你最近又有了新的旅行计划，突然变成了热爱旅游人士。
蒋晓云：对，以前常年飞来飞去积累的里程和积分，不用就浪费了，于是刚退休那两年特别热衷旅行，又慢慢开始写旅行，逐渐变成生活的常态。如果不旅行了，我干吗呢？
记者：会有带着写作构思出游的念头吗？
蒋晓云：之前的散文集《云淡风轻近午天》，写的就是很多日常琐碎的事，也有旅行的事，但我本身觉得写小说是一件很纯粹的事，我不会把小说带出门，而在旅行的空当好好地去写。
记者：说到这本散文集，许多人说跟你的小说路数完全不一样。
蒋晓云：（笑）我原本只是写在博客上给朋友们看的，就像是同人杂志那样。一开始只有30个粉丝，基本都是我认识的人，但慢慢开始有不认识的读者留言，觉得写得很好，这让我大吃一惊，这才发现已经有36个粉丝了，这6个不认识的人也在看，怎么办？我并没有发表欲给全世界看我在干吗，只是琐琐碎碎讲家里琐事的感受，也有许多儿子耍宝的照片。再后来就失控了，上千人了，出版社说要出书，我说好吧，出吧，但我还是好好去写我的小说吧。
记者：所以散文和小说里用的力道不一样？
蒋晓云：肯定啊，很多人看我写小说，觉得我肯定一本账“门清”，天天在盘算人情世故，其实我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人情世故需要去烦恼，我的生活已经极简化了，就会有很多时候可以做闲事。
记者：也就是说写作中的你和生活中的你其实是存在反差的。
蒋晓云：一个朋友到美国拜访我，然后说，原来你在你家地位这么低呀——大家都把女作家想象得不食人间烟火，完全不用管三餐之类，我已经算撇得门清了：地是扫地机器人扫的，碗也是洗碗机洗的，但还是得生活下去吧，我还是要应付老公和两个儿子的饮食起居，我的生活总是要放在前面的。所以原来想好的一年写完《民国素人志》的宏图伟愿，实际只能一年写一本。
“你尽可以把一个失恋的故事都写得缠绵悱恻，但人生总是过了一山还有一山的”
记者：这一系列让我想到，近些年来家族史的写作较为集中，许多人选择从家族纠葛和内部矛盾作为入手点，而你即使写大家庭的复杂，也都是选择将其中的人物一个个单独拎出来写，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结构切入？
蒋晓云：就像我常常说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大家族只是你的背景而已，每个人都有自己活的一份，大家族中肯定有各种斗争，但也许是因为我离开了故乡去往外界，意识里会有一种“外面的天地这么大”的感觉———你尽可以把一个失恋的故事都写得缠绵悱恻，但人生总是过了一山还有一山的。我想写的，是这样的一种延续感。
记者：所以对你来说，重要的也许不是一时的困局，而是漫长一生中无数的可能性？
蒋晓云：人的一生也很漫长，为什么要让一件事情影响你的一生？就好比许多人年轻时候，觉得恋爱失败了一切就完了，我从来就不相信这样的事，总觉得过了一山还有一山。
年轻的时候，我看着这个山头，只能幻想，山的后面是不是还有一座山？这是我在20岁出头时写东西就有的理念，我把它放在自己的小说里，而到如今，我已经证明了，山的后面，仍是山。在我这个年龄，到处都是山，山都看不完，为什么要把自己困在那样一个山头？
记者：这也许也是写作者个性的一种体现。
蒋晓云：可能是作者的个性。我的个性比较乐观，总觉得但凡留得一条命在，就算不在一个传奇的年代，你也可以活出自己的传奇啊。只要不放弃，下面就应该还有路可以走。也许有些事情我不会写出来，但是读者也许能读出来。
记者：读《四季红》中的每一篇，其实都感觉你有这种刻意的留白和沉默，这种感觉在《歧路》里格外突出。
蒋晓云：很多人觉得我只是讲故事、讲八卦，其实我对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意见太多了。所以在写作中，我会用很多春秋笔法，看似一两句，讲的是很多事，但我不会明白告诉读者，需要他们自己去读懂。
“这种心痛也是我写作一个很大的出发点，有时候就是在替自己的困惑找答案”
记者：你笔下的许多人物，我记得都有原型，是打碎后揉捏在故事里的。而这种重塑，却让更多人读到了某个时代的共鸣。
蒋晓云：我会看许多老照片，也在小时候碰到许多出生在满清年代的人，那个时代，许多荒唐的事都是合情合理的，而我只是在小说中进行编排和再创作。
记者：再创作的过程中，也揉捏进很多同情和怜悯。
蒋晓云：最大的是心痛。这种心痛也是我写作一个很大的出发点，有时候就是在替自己的困惑找答案——你是个很乐观的人，但又不是一个很盲目的人，这样你就会看到这些触动你的事情。你很难受，却什么也不能做，你要替自己的困惑找解答，于是就写。
记者：你曾提及写的作品首先要感动自己，但我觉得你所说的感动与寻常意义上的感动——牺牲奉献也好、悲欢离合也好，与这种层面上的感动似乎都不一样。你的想法里，感动究竟是什么？
蒋晓云：比方说《歧路》里的二姐，她的失望也会让我感动。一个老人，回头一看，我这一辈子白活了，我信仰一辈子的东西面目不清，你要她怎么样呢？就跟以前自己看不起的姐妹去打麻将呗。这会让我很感动。
有时候看一个老人，你会觉得她怎么那么土，怎么那么不长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她的千山万水，她是怎么走到今天？——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知道的东西比较少，比较容易“震动”，等你老了，反而比较容易感动。我很幸运，一直到近30岁，才第一次碰到一个不认识字的人，我才惊讶地发现识字的人跟不识字的人之间的世界有这么大的不同。但直到又过了三十年，我才会被这个事情感动，然后才写了《四季红》。时间的沉淀和累积会让这种震动慢慢发酵成感动，并变成一个适合写的故事。
“我用写作的方式来处理不需要的人类的品性”
记者：读你的作品时，会觉得你应该是个很敏感的人，现在则觉得，是否是这种敏感，致使了你对生活的敏锐？
蒋晓云：是啊，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天赋。在一堆动物里，特别紧张观察周围的动物比其他只会低头吃草的动物在猎食者嘴里活下来的机会更大——我的祖先存活下来的概率比别人大，至少我是这么安慰自己的（笑）。但人类进化到现在，有这种敏感是不好的——容易得焦虑症，需要看心理医生。
作为作者，我虽然没看心理医生，但我确实有这个问题，通过写作来治疗这个问题。可以说，我用写作的方式来处理不需要的人类的品性，我总觉得这是人类进化中需要被淘汰的品质。有很多人会将这种对周遭的敏感发泄出来，造成与周围人关系的紧张，我用写小说的方式来表现：我创造人物，用各种方式关怀他们，将我的敏感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也不会受伤。
记者：这种敏感其实是许多艺术界人士的“通病”。
蒋晓云：很小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对文字特别敏感，对喜欢的东西几乎过目不忘。同样一段文字，我的感触可能就比同学深，更容易被文字触动。许多写作者可能没什么朋友，大家都怕和写作者交朋友，因为他们敏感，神经质，多变，但我有很好的女性朋友，有“手帕交”，我在生活上其实非常不敏感，非常粗线条，能怎么简单就怎么简单。我这辈子最大的努力就是在做一个普通人。
这种敏感，看你怎么导向它。有人会任其发展，而有人会有选择地加以控制，并不是压抑，而是进行了导向。我选择的是把这份较真的劲放在写作上，而不是生活上。
记者：读你的作品时还有个感受，故事中许多人性的东西都是共通的，抽离了社会背景和外在因素之外，所表现的都是最根本的东西，时间跨度也会随之进行各种跳跃和留白，写作时你在这方面是否有过考虑？
蒋晓云：食欲、性欲、求知欲，什么事情能脱离这个范畴？在时间方面，也并没有刻意设计，只是觉得需要这样编排。年轻时候我不会这样写，似乎现在更喜欢省略和留白。我希望读者能用我给你的所有线索，自己去填补吧。我心里有我的底，可是我一点没想跟你分享。
就比如《傻女十八嫁》中的时间跳跃感，省略了许多中间环节。如果按顺序写，会完全抹杀读者的想象空间，而给他们强加作者的心理分析，我不喜欢这样的做法。在写作中原原本本地写“因为什么，所以什么”，这样的逻辑和压力我不希望带给读者。而且就算这些是虚拟人物，我也想尊重她，她有自己的生活逻辑，不需要写作者去完全裸露。
记者：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书写上的克制。
蒋晓云：读者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在现在电视剧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注重细节的时候，同时会扼杀观众的想象空间，我觉得如今书比电视剧好看唯一的地方就是书仍为读者保留了他（她）的生活经验和智慧财产权。
我提供给你这么多素材，让你把自己的智慧带进去。在写作中我已经得到我的满足了，我也希望你能在阅读中得到自己的满足。比如写一场调情，有朋友看得脸红心跳，跟我说，你写得不要太色情哦！这评价让我吓了一跳。但同样的段落，也有朋友说，你写得太含蓄了吧，这么小儿科哦。所以，一千个读者心里有一千种作品的模样，收到这种反馈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只是写完，然后交给读者，你自己去想吧。
记者：书写克制的同时，是不是有人曾说你浪费写作资源？许多中长篇容量的故事被你一个短篇就写完了。
蒋晓云：经常被这么说。很多人会说我浪费材料，但我都不算一个“大咖”，不能因为写了东西，就失去读者这个身份。我是完全主观的，没有关于写作篇幅上的框架，没有什么标准。我现在写作很大的目的是自娱。市场和出版社不太能影响我，他们也知道影响不了我，不会“勒令”我写长篇。我已经到了一个“百毒不侵”的地步，并且我的想法是：写作的报酬实在很低，还可能导致坐骨神经痛，肩周炎、腱鞘炎，写作就是为了开心，如果开心都做不到，那么自虐干吗？
记者：多少人想要你这样自在的状态呀。
蒋晓云：作者只能尽自己的力，做一个会写小说的读者。我没有文学界的朋友，也不见人，出版社只把读者的好评寄过来，我看得高兴就行了。我对我的读者赋予极大敬意——在看的时候，这本书就是你的智慧财产了。但你可以看到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在自己的阅读和书写领域里，保持一个纯读者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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