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处罚建议

目录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处罚建议

——从厦门海沧环评谈起

依据WTO规则，完善我国外商投资软环境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处罚建议

——从厦门海沧环评谈起

方晋晔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20042)

关键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环境犯罪 危险犯 实害犯

据老牌咨询公司零点研究咨询集团12月发布的“2007零点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显示：厦门位居中国宜居城市指数首位。然而与此同时，一场关于PX的热议也在厦门点燃。而它的导火线，即是《厦门市重点区域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环境影响评价》简本。该简本中称：“翔鹭石化PTA一期工程2000年经审批建设，2002年底试生产。由于该企业初期环保设施不完备、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即投入生产，醋酸排放大大超出环保审批的限值要求，对周围居民和新市区居民区产生不利环境影响，废气污染投诉不断。福建省环保局曾于2003年12月17日发文(闽环监函2003第187号)责令翔鹭石化公司参照国际上PTA生产先进技术和工艺，尽快组织力量开展整改工作。在近三年的生产建设过程中，虽有环保部门的督促监管，企业也在努力改进环保设施，但是废气污染问题至今尚未彻底解决。强化现有企业内部环境管理、控制环境污染是当务之急。”

也就是说，翔鹭石化的污染根本不是“偷偷地排”，而是明目张胆地排，不必遵守国家的法律，也不必理会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督，更不把周边居民的健康当回事。针对在厦门生产PX的问题，赵玉芬院士认为“PX就是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联苯厂存在特别重大的安全性隐患，是不能靠近城市的，至少要建立在100公里以外，城市才能算安全。”

我国刑法第383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从该条文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中，是以污染或破坏环境行为实际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或造成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实际损害的结果作为成立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也就是说，我国关于惩治危害环境罪的立法中只规定了实害犯，而对危险犯——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危险犯——均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罚制裁。其次，我国刑法学界普遍都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 [2]，可是，如前文所述，福建省环保局曾责令翔鹭石化尽快组织力量开展整改工作，而翔鹭石化却置若罔闻，其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结果显然是明知的。第三，本罪的刑事责任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我们知道，凡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其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而我们的刑罚却又是极其轻微的。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与实害犯之争

(一)危险犯与实害犯的关系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危险犯是与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所谓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3]而实害犯则是指行为已对受保护的法益造成了实际危害的犯罪。[4]危险犯之所以不以实害的结果为构成要件要素，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所侵犯的往往是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类社会关系一时遭受实际的侵害，一般会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而有必要将危险结果设定为侵犯这类社会关系的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以实现刑法对重大法益的充分、有效的保护。我们看到，在我国刑法中，危险犯被主要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中，如放火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等。仔细研究这些罪名，我们发现，它们所指向的法益都具有不明确性，行为人对此既无法预料也无法加以具体控制。而且，法益遭受侵犯的范围可能处于随时扩大的状态。如假药究竟会对多少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事前是无法作出准确判断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坐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后刑法才予以介入，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这就为立法者将堵截犯罪的防线向前推进从而创设独立的危险构成要件提供了一定的根据。[5]由于危险犯的行为具有引起实害结果的高度危险性，因此，实害犯相对应的应为危险犯的结果加重犯，即行为人故意地实施具有内在地发生重结果的高度危险性的基本犯罪行为，至少过失地引起了重结果的发生。[6]

(二)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实害犯的规定不利于环境保护，且对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

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来说，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以翔鹭石化为例，PX装置的主要原料及产品均为对人体有害的污染物质，其中苯为对人类具有致癌作用。同时，与各国的大型化工项目做对比，翔鹭的规模是最大的，与市区的距离却是最小的，如果发生

爆炸或者泄漏就可以毁灭整个城市，污染整个闽南地区。此外，厦门周边海域有大量珍稀海洋生物，如中华白海豚、文昌鱼等。这些珍稀的海洋生物对水质要求非常高，在没有建大型化工项目的情况下数量尚且日渐稀少，如果大型化工企业再往海里排污，将会给这些宝贵的生物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如果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社会权益造成严重威胁，使其处于危险状态，而未加以犯罪化，只是消极地等待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造成生命、健康、公私财产和生态系统重大损失时，才依保护生命或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的传统刑法条款或有限的保护环境权益的条款定罪量刑，充其量只是亡羊补牢，悔之晚矣。

(三)实害犯的规定不利于司法机关的提前介入

《厦门市重点区域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环境影响评价》简本一出，许多民众不理解，我们的司法机关为什么不启动司法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一家失去基本诚信的违法企业，为何无须承当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和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1)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2)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3)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然而，现实情况是，环境污染是一个量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污染常常是透过广大的空间和长久的时间，经过多种因素复合累积以后，才逐渐形成或扩大的。其所造成的损害是持续不断的，并不会因侵害行为的停止而立即停止，往往要在生态环境中持续作用一段时间。倘若严守传统犯罪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势必因证明的困难而将部分生态犯罪漏出法网。况且有相当一部分生态犯罪侵害的是全人类，并无具体被害人。[7] 而确定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关健问题，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司法机关当然也就无法启动司法程序。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因此，预防和保障功能是刑法的基本功能，通过刑法的威慑和惩戒可以促使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危险结果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责任感，降低发案率。因此，在立法上增加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的规定，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预防、指引作用，使违法者能预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刑事后果，使司法机关能有效地行使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能，从而使得人们更为谨慎地对待自然生态环境。

(四)我国刑法处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的设计

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看，不乏对危险犯处罚的条款，许多罪的犯罪构成都不要求有实害结果。如第116条投放危险物质罪、第330条妨碍传染病防治罪等等。这些危害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权益所处的危险状态，并不一定比某些危害环境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环境权益所处的危险状态更加“危险”，其社会危害性，也并不一定比某些危害环境行为所足以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因此，在现行刑法中增设惩治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的条款，是对现行刑法的发展与完善。同时，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虽然各国的环境问题有程度上、形式上、时间上的差异，但在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发展过程及治理和预防方法上却有着极大的相通性。在惩治环境犯罪问题上也一样。因此，适当地借鉴国外有关处罚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也是必要的。从世界各国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上看，实害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环境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如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只要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义务，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足以对人的健康和财产造成危害，就可以构成犯罪。

由此，笔者建议，以后在修改刑法时，增设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险犯，即只要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放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

或者其他危险废物，足以给公私财产或者公众生命、身体带来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构成犯罪。如果造成了实际危害后果，即实害犯，则加重处罚。

注释

①摘自《厦门市重点区域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环境影响评价》，该报告是厦门市人民政府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的调研，主要是由于目前海沧南部地区存在着严重的环境争议，而在“04总规”中海沧南部地区定位为临港工业和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南部地区发展与城市空间布局密切相关。因此，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专门就海沧南部地区发展定位与空间布局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提出本专题报告。

②该项目中心地区距离厦门市中心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鼓浪屿均只有7公里，距离拥有5000名学生(大部分为寄宿生)的厦门外国语学校和北师大厦门海沧附属学校仅4公里。不仅如此，项目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海沧区人口超过10万，居民区与厂区最近处不足1.5公里。而10公里半径范围内，覆盖了大部分九龙江河口区，整个厦门西海域及厦门本岛的1/5 。而项目的专用码头，就在厦门海洋珍稀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的珍惜物种包括中华白海豚、白鹭、文昌鱼。海沧区原本规划出的隔离带，出于商业考虑已经完全盖满了学校与住宅，一旦投产，将使整个厦门岛，甚至是人口稠密的闽南三角都笼罩在剧毒的化工阴影当中。在极端情境之下，比如战争、恐怖袭击，它就是送给对手及恐怖分子的礼物。只要这个工厂一有闪失(人命就不算了，反正也不怎么值钱)，对闽南经济的致命打击，可能将损失天文数字般的GDP。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修订)[Z].

[2] 王作富.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462.

[3] 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08.

[4]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P150-151.

[5] 王志祥.危险犯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26.

[6] 李邦友.结果加重犯基本理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87.

[7] 王树义.俄罗斯生态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48.

作者简介：方晋晔、男，福建省云霄县人，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研究生，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中心助理，主要从事金融刑法学研究。

依据WTO规则，完善我国外商投资软环境

王云芳

[关键词] WTO规则;外商投资;软环境;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lements which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the article recognizes that in this area too many elements are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WTO rules. The author points out four drawbacks of the elements of the soft environment for foreign investment.

[Key words] WTO rules; foreign investment ; soft environment

外商直接投资在八十年代基本上是以港台资本小额投入为特征，项目多为粗加工工业，技术含量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引进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为投资规模与质量大幅度提高，我国多次成为年度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国，外资项目的平均投资规模、技术含量也逐年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世界500强企业有近半数在我国进行了投资，标志着我国正在从区域性投资市场转化为世界性投资市场。但这些成绩取得有其历史性原因，也有必然性原因，不能说明外商投资软环境已尽善尽美。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存在着大量与WTO规则不相符之处，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存在严重缺陷，才导致了外商平均投资规模偏小，大中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处于试探性、风险性投入阶段。在华外资总规模与我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容量、丰富而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低廉的土地价格及各种政策优惠条件均极不相符。如果扣除因文化因素而进入大陆的海外华人资本，因区位因素而进入的邻国(区)资本，因回避高关税等贸易壁垒而转移至大陆的生产性资本及为占领我国市场、不顾短期效益的投资外，真正意义的由于投资软环境优越而进入大陆的国际自由流动资本是少而又少。在当今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直接投资主体、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日益增加的时代，我们吸引外资的工作势必在软环境中存在一些根本性缺陷，才会导致外资没有大规模全方位进入我国。这些根本性的缺陷包括：

1. 缺乏必要的财产保护

外商投资，意味着将资产长期置于我国境内。这些资产的安全是否能得到长期保证，是外商投资前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1)法律问题

按照国际惯例，进入我国的外方投资者的财产保护主要依赖于中国法律，其次才是靠政府权力。而我国法律在财产保护上存在不完备之处，我国宪法没有规定私人财产保护程度，没有禁止政府对私人财产进行征收或国有化。一些法规如土地法、规划法、水利法等多部法律认定政府对私人财产有处置权，且政府补偿标准严重低于市场价值，甚至不予补偿。因此，从法律角度讲，投资方不仅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保护上存在不安全性，甚至有形资产如房地产、机器设备等也缺乏有效保护。 事实上，中国各级政府积极保护投资者的财产，并不存在以国有化名义进行的政府征收，必要的财产征收如修建水利设施和交通设施而进行的财产征收数量极其有限，且政府均给予合理的补偿。但由于依靠政府权力进行财产保护在投资者看来缺乏长期性和可靠性，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财产保护的法律才能解除外商投资的后顾之忧。

(2)政府权力问题

政府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督也构成了对投资者的财产保护的潜在威胁。我国各级政府拥有政府较多的经济权力，同时政府名义上又拥有众多国有企业。因此，理论上说，政府有牺牲私人投资保护国有企业的倾向。更何况我国已建立起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外商投资者与政府合作，共同经营改造国有企业，既易受到政府扶持，又可避免在基础工作上的投资，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捷径。可是合作双方一旦发生财产纠纷，拥有一定的纠纷处置权的政府处于强势地位，使外方感到不公平和财产缺乏安全感。尽管事实上由于国有企业产权虚置，各级政府并不真正代表国有企业利益，因此，一般也不存在政府利用

特权替国有企业谋夺外方投资者资产的可能性，但这种危险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商对华投资。

(3)无形资产的保护问题

如果说，来自法律与政府权力上的对外资有形资产安全威胁只是潜在性的和理论上的，那么在我国外资无形资产受到损害则可能是现实的。其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民众对无形资产认可程度较低，除商标与专利外对软件版权、地理标志权，外观设计权、商业机密权等权利的保护缺乏深入认识，不主动保护知识产权，认可各种侵权边缘行为，对侵犯知识产权采取宽容态度。这是外资企业无形资产安全得不到保护的基本原因。其次我国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规模小，设立时间短，缺乏品牌，也缺少创新能力。因此仿制与再开发是其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侵犯产权的问题，使轻微的侵权成为普遍性问题;第三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执法中，均存在观念上的偏差，认为在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远大于利益，因此存在被动性和地方保护主义。

无形资产保护是一个体系，不仅包括法律条款和制度上的措施，更包括观念上的赞同和行为的主动性。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无形资产保护体系，外商才会将一流的技术引入我国。

2.过度的行政干预

外商能否按自己的意愿自由经营其投资项目，是外商选择投资地点时所要认真考虑的。在我国，受计划经济模式和国有经济体制双重影响，各级政府习惯于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干预。在外商投资领域，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中的某些部分与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惯例有一定的差别，构成对外商自由经营权的威胁。政府的过度行政干预主要有：

(1)外资企业设置主管部门，进行层层审批。

在我国，外资企业特别是中外合资企业拥有隶属关系的行政管理门。根据《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有关法律，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企业设立、企业终止、企业变更章程与合资和合同等重要经济行为时必须报请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及其指定的机构审批，由此，类似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有了事实上的业务主管部门。而在一些服务性领域，如旅游、广告、投资、建筑、医疗、商品批发零售，须接受相关领域的主管行政部门与外经贸部的双重管理。如果外商投资规模较大，还需报请计划经济委员会审批。于是，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对外商进行的非职能部门的管理。

(2)阻止企业竞争，限制外资准入领域。

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其它有关规定，政府有权指定外商投资领域和投资地区。我国政府将投资领域划分为三类，即鼓励投资领域、限制投资领域和禁止投资领域。鼓励外商投资领域一般均为难以获利的领域，如农业、环保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反，对进入电信、银行、保险、批发零售业、专业服务等易获利领域进行限制，甚至禁入。为了阻止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发生竞争，对一些国内生产能力饱和的领域也限制外资进入。政府这种根据资本来源划分企业类型并管理投资准入领域的作法与国民待遇原则严重背离，是阻碍外资大规模进入我国的直接障碍。

(3)提出种种附加要求。

我国企业除承担纳税任务外，还须承担许多社会义务，如安排复员军人、残疾人就业等，而对外资企业政府提出了更多的附加要求。如当地人员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外汇管制要求、出口实绩要求、技术转让要求、当地股份要求、雇用劳动力要求等，企图利用企业解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时对外资企业的开业条件，贷款条件、获取许可证配额条件的要求也高于其它企业。由此增加了外资企业的负担，造成不平等的竞争条件。虽然在新修改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对有关要求进行了部分删除，但同时在新近开放的经济领域，其附加要求仍大量存在。

3.缺乏仲裁机构与国际仲裁机制

外商在企业经营过程当中，难免不与中方国有企业、消费者、有关政府甚至有关法律发生矛盾。在通常情况下，这些矛盾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可以由法院裁决，一般性纠纷可由政府仲裁。但也存在例外情况，包括：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与中国承认的国际上通用的法律法则

和有关承诺相矛盾且损害了外商投资者利益的。如我国的《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外资企业缴纳所得税率与国内企业所缴纳税率不完全一样，国内企业所得税税率通常是根据企业利润率、利润规模确定为不同税率，最高为33%，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皆为33%(除去优惠税率部分，仅指一般情况);

(2)中国各级政府做出的决定，该决定虽然不违背我国法律但明显不合理且损害外资方利益的;

(3)由于文化差异而得不到公正解决的纠纷。这些矛盾与纠纷实质上是外资方同中国法律、政府、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冲突中，作为弱势的外资方迫切需要进行公正的国际仲裁。在我国尚未建立完备的国际仲裁机构之前，公正地解决外资方与中国法律、政府、文化之间的矛盾的可能性较小。

4.歧视性环境

严格意义讲外资企业是一类资金来源于境外的中国企业，它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完全一样，履行着纳税义务，因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观念上，均不应对其另眼看待，更不应对其进行歧视。但目前歧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主要有：

(1)以保护民族工业、幼稚工业为由制定限制外资企业发展保护国有企业的政策。在我国普遍地将外资企业产品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竞争，等同于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的竞争，即将外资企业产品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产品等同于进口产品。因此，很轻易地将世贸组织容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期限内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作法，作为制定限制外资企业，发展民族幼稚产业政策的基础。其实，这是由于并未真正理解世贸组织相关规定的实质所致。利用较高的关税保护发展中国

家的幼稚产业，是为避免这些产业消亡或发展不充分而造成税收和就业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已经上缴了税费、雇用工人，也就不存在对其限制的理由。相反越是发展薄弱的经济领域和目前效率低下的领域均应鼓励其进入，以增加税收与就业，并带动相关经济领域的发展。

(2)歧视性收费。我国在许多领域存在着对外企和外国人收取高于国企和本国公民用费的作法，甚至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收费标准(如土地价格)也有相同问题。由此造成经济意义并不大但外资方心里上难以接受的歧视性收费问题。

(3)透明度歧视。在我国目前仍存在经济贸易领域政策信息缺乏透明度问题。 由于外商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没有发言权，这点明显不同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者，而且由于与政府各部门接触相对较少，因此，对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行政依据及相关信息知之甚少，而对一些变更的规定的了解常常滞后，造成透明度歧视。

由于我国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在引进外资领域存在不完善实属必然。对此应进行充分讨论并逐步完善。上述问题是全国性问题但一些地区已经通过地方性法规、政策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救，取得了明显效果。可见，目前存在于外商直接投资领域中的种种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也是完全可以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

个人简历：王云芳(1971.1-)，女，毕业于中国刑警学院，文照系，内蒙古兴安盟党校法学副教授，从事民商法方向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1. IBRD. 1992. Guidelines on the Treatment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

2. OECD. 1976. Declaration of Investment and MNE [M]

3. 杜厚文. 1999. 世贸组织规则与中国战略全书[M]. .新华出版社

4. 王玉杰等. 2000. WTO法律规则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M]. 上海财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