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的致命漏洞

十字桀

秦帝国律法严苛繁密，政府征调徭役，对报到时间有严格规定，误期就是重罪（现在有争议），陈胜正因为遇大雨误期而发动大泽乡起义。而刘邦胆敢私自放走刑徒，属于知法犯法，罪责难逃。然而，沛县政府的表现却集体失声，刘邦及其属下没有被追捕围剿，沛县县令对这伙亡命之徒听之任之，不管不问。

这不是因为沛县官吏执法能力欠缺，找不到刘邦藏身的地方。深层的原因还在那一纸严酷的法令。

大秦律令规定下级官吏犯法，顶头上司所受处罚是犯罪官吏的一半，直接主管官吏则要受到与违法官吏同样的处罚。如果沛县令把此事上报到咸阳，他自己恐怕就要锒铛入狱，泗水郡守也难逃其咎。所以，沛县和泗水郡的大小官员考虑到自家的前途性命，自然不肯把这件事捅出去。

再者，地方官员对秦政权的心态有关。王朝末年，风雨飘摇，政局动荡不安。上层统治集团钩心斗角，骄奢淫逸。底层大众水深火热，民不聊生

山雨欲来风满楼，秦帝国已陷入困境，一场急风暴雨即将来临，部分官吏也嗅出王朝腐烂的味道，对一些公务得过且过，敷衍塞责。地方政府和咸阳朝廷早已离心离德。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从沛县令到泗水郡守等大小官员都对此事装聋作哑。不要说为秦朝多年服务的亭长刘邦能够逃脱政府的制裁，就是朝廷通缉的钦犯都可以逍遥法外。博浪沙刺杀皇帝的头号恐怖分子张良在下邳优哉游哉地过日子、混江湖，秦吏的天罗地网始终没能抓捕到此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始皇遇袭当年在《之罘刻石》宣布天下太平无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东观刻石》重申：“贯常的职务已经确定，后代要遵循祖先的事业，永远承袭圣治。”始皇帝依然相信法令的力量，普遍施行公明的法令，以治理天下，要后世永远把这作为法则遵循。

始皇帝在政治方面得到的最大称赞，是全面推行郡县制，使家族世袭的传统消亡殆尽。正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所说的，“在封建时代，本来有很多家庭有他们世袭的特权，这些皆所谓贵族。但从秦汉以后，封建制度早已推翻。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除却皇帝可以把皇位传给他儿子以外，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这已是政治制度上一项绝大的进步”。

然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统治者是皇帝还是贵族，都没什么区别。秦灭六国的意义不过是换了个主人罢了，该交税的交税，该服役的服役，而且承受的负担更重了，没什么进步之处可言。对于最高统治者嬴政来说，郡县制也不见得能保住江山稳固、千秋万代。

春秋战国的诸侯多来自于同姓同宗，但依然相攻如仇敌；汉有七国之乱，晋有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役，分封制容易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但郡县制就能抑制地方分裂，确保郡守县令们对皇帝的忠诚？官僚阶层和嬴政非亲非故，凭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皇子王孙比郡县的长官更有责任心和对帝国的认同感，假设秦始皇的子孙坐镇当地，通过高效灵通的信息，因地制宜的政令，进行直接管理，不致于闹出大事。即便出了乱子，封王及早捕获信息，果断出手，也可把动荡扑灭在失控之前。

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吏，不比同姓王那样对皇帝有天然的亲近感，反秦大运动开始以后，不少官吏选择了背叛帝国。陈胜起义后，会稽郡守殷通居然勾结项家，背叛咸阳；会稽郡的吴县县令郑昌加入楚国集团，后来被项羽封为韩王；南阳郡守齮与刘邦签订和约，率军投降，至于其他县令县长投敌叛变的更是不计其数。

铁一般的事实狠狠地搧了柳宗元《封建论》“秦有叛民，而无叛吏”一个耳光。不管是封建制还是郡县制，在维护一家一姓之天下的时候总是会那么力不从心。

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封建”和“郡县”之争，而在于在“私产”与“公权”之分。

例如这位沛县县令，通晓法令，乃一县之长，“凡户口、赋役、钱榖、振济、给纳之事皆掌之”，各项管理权都在县令的掌控中（秦汉不像后来的宋明还设立通判、按察司等职务来分割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这个县好像就是他的私产一样。然而沛县毕竟不是父子相传的封地，郡守不能把郡守的职位传给他儿子，县令不能把县令的职位传给他儿子。从前封建制的政府和家庭，有分不开的关系，现在则不然了。

这位沛县县令手中有的仅仅是管理权，而这片土地的产权却是皇帝的，说得更好听点是天下百姓的。由于不是县令的私产，国家却又将公权交付给他，实际上是在管理别人的东西。于此情形下，以人性的自私，谁都知道赚了算自已的，亏了是别人的损失。

在封建制下，贪污腐败不可能成为社会的顽疾病症。商周时候管沛县的是一位世袭贵族，和这位沛县县令同样是地方首长，同样拥有管理权，却更有继承权和所有权，此地完完全全是领主的私人产业。赚了当然是他的，亏了也照样是他的，贵族的个人利益和治地的公共利益，虽非完全一致，却也休戚相关。当然，照样会有竭泽而渔的败家子弟，但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他子孙后代的惩罚，而且危害大多限于他领地之内，不会随着官僚系统的步步高升而不断扩大。即使有凶暴的贵族不管本地人民的死活，老百姓也可以选择逃亡，春秋战国时期人口流动非常频繁。老百姓都死光，跑光了，贵族剥削谁？

政府提倡的“公私分明”实质就是“亏了算国家的，赚了算自己的”，结果是官僚的个人私利和公共利益越来越疏远，官僚自然会大肆损公肥私。而封建世袭制的贵族是有产权的小股东，经营的是祖传的一亩三分地，虽然“公私不分”，却是“自负盈亏”。贵族的个人私利和公共利益越来越紧密，反而是以个人自私成就天下之公。

郡县制的官僚基本属于没有产权却又肩负行政大权的打工仔，“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严重，把治理辖地只作为自己升迁的工具。否则人一走茶就凉，不仅自己活得贫苦，子孙也跟在后面受累。他们没有为了帝国的利益而牺牲生命的合理动机，符合他们利益的选择是活下来，活下来才能为自己和子孙更好地谋利。

统治集团的腐败坠落，肯定不是集权制度的特产。但统治集团腐败坠落的现象，在集权制度下，一定程度是很高的。先秦的贵族们当然不会放弃奢华的生活，但剥削起子民来毕竟不如贪官那么毫无顾忌，他们还要留后路，考虑将来。而郡县制官员任期干满后，捞足了一笔钱，拍拍屁股走人，指望官员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那更是痴人说梦。

这个道理古人早就明白了，明末大学者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口号的提出者）对症下药，提出解决吏弊的方法：让地方官皆由本地人来担任，而且不设任期，终身为之，这样一来“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简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余，吏无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

然而这个天才的设计从来没有实现过。郡守县令们不必对底下的百姓负责，他们的前途与其说是决定于政绩，还不如说是决定于上司的评价；官员的个人利益和治地的公共利益，虽非水火不容，却也关系淡薄。能阻止这些人尸餐素位，甚至于横征暴赋的因素，只剩下个人才干和道德自律。

显然沛县的这个县令不是个好官，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地方官员有足够的能力欺瞒上级，隐匿刘邦纵徒犯法一事。即使是在帝国的心脏，官吏弄权的事情也时有发生。项羽的叔父项梁曾经在栎阳犯事。

栎阳就在秦始皇卧榻之侧，他居然敢冒险混到那里，肯定怀有极重要的图谋。亡秦的大业还没成功，他不甘束手待毙。栎阳狱吏是司马欣，项梁写信给另一处办公的狱吏曹咎托情，动用他和曹咎的私人关系来解除牢狱之灾。

果不其然，曹咎向司马欣打了声招呼，很快便将项梁放了出来。这件事情发生在栎阳，秦国旧都，帝国治理最严密的地方，然而这些人就在嬴政眼皮底下进行潜规则交易，公然践踏大秦律令。王朝的首善之区还有群盗出没，甚至惊动了始皇帝的大驾。

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先生，曾在《读通鉴论》发过感慨：项燕的儿子，是秦朝最忌恨的人，司马欣只不过是小小狱椽，凭一封信就替他化解了灾祸，若是其他位尊权重的人想干营私舞弊的事，还能指望依靠法律来抑制？由此可见，其他请托贿赂的事情不见于史书，不知多少，王夫之进一步指出，谁说秦朝依靠法网编织严密就能统治天下？法令越密，吏权越重，死刑越繁，贿赂越多，下面的人都粉饰太平，借此逃避上面的责怪。实际上天子的大权，已经倒持在小吏的手中。

看似健全繁密的法制构建，反而给具有解释和执行法令的官吏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权力寻租市场，光凭工作汇报、成果统计等形式主义的办法考核下级与地方政绩，势必造成欺上瞒下的官场游戏规则。嬴政却对此一无所知，临死前那一年仍坚持法家治国的主张，在《会稽刻石》告诫道“后人要敬奉圣法，方才能够大治大安，车船不翻不倾。”

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其路线经过半个南方。正是在这些地区，日后反秦风暴中崭露头角的彭越、英布等人，已经是公然拥有众多徒属的盗魁。但又有哪一个郡守县令在应招拜谒皇帝叩首述职，向他说过半句真话？嬴政巡游会稽时，洋洋得意地命陪同的李斯撰文刻碑，作粉饰太平的文章。结果上面刚宣布“殄熄暴悖，乱贼灭亡，黔首修洯，嘉保太平”，下面就有人发出挑衅：彼可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