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救赎

　　南非作家库切(J，M，Coetzee)于1999年创作了小说《耻》(Dis-grace)，这部作品不仅使他16年之后第二次获得布克奖，也使他成为了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耻》以后殖民时代、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为背景，聚焦于后殖民时代新南非环境下个人的生存状态。故事的叙事围绕着男主人公戴维・卢里进行，笔调貌似平淡却发人深省、令人心怵。在这部作品中，库切从对某种政治制度的批判转向了对后殖民时代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反思，正是这种转变使得作品超越了库切以往的作品，从而对世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小说中充斥着话语霸权的主人公卢里是殖民者的略影，卢里现实与艺术的双重失败标志着“自我”(self)的迷失和危机，卢里生活态度的转变预示着对曾经的“他者”(the other)的认同既是“自我”的救赎，也是人类历史的“救赎”。库切以一种客观的立场，相对简单的叙事模式，区区两百多页的篇幅将横跨大半个世界、涉及各个人种、肤色、民族的后殖民主义现状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表达无奈的同时也提出了尝试性的解决办法。

　　

　　一、卢里――“殖民者”的略影

　　

　　在后殖民时代，“殖民”与“抵制”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同样，在《耻》这部作品中，“白”与“黑”的冲突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主旋律。主人公卢里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殖民者的略影，他的都市生活完全等同于那个远离非洲的霸权西方，其学识、作品、偶像无一例外来源于赛义德《东方主义》理论下的西方。卢里生长在殖民时代，接受殖民主义教育，虽然身处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新南非，但他的生活方式、思想观点都与欧洲白人同脉相承，他潜意识中认同欧洲文化中心，完全无视非洲本土文化的存在。在大学里卢里教授的是西方语言，他创作的也是以“西方”为价值核心的作品。卢里的殖民主义话语在他与众多女性的交往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无论是妓女索拉娅还是学生梅拉妮都来自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东方。

　　虽然库切没有直接提及索拉娅的种族、肤色、教育背景，但通过叙事聚焦的手段从卢里的叙述眼光中体现了她的“他者”身份。“她的名字在他们的名单上被列在‘海外’一栏下……”(库切2002：9)：“你愿不愿见见我们其他的接待员?有好多海外来的可供选择――马来西亚的，泰国的，中国的，应有尽有”(库切2002：10)。卢里在与这位“东方”女性的交往中以自我为中心，以殖民者的优越感进行着“越界”(译者序言)的行为。至于学生梅拉妮，作者用近乎相同的方式暗示了她的身份，“她身材矮小瘦削，一头黑发修剪得极短，颧骨宽大得近乎中国人那样，一对又大又黑的眼睛”：“梅拉妮――美妙的：这韵押的虽然华丽，却有点俗气。这名字用在她身上不好。把重音换个位置呢。梅腊妮：深肤色的”(库切2002：20)。在卢里的眼中，这些“东方”的女性理所当然是他这个“西方”殖民者满足性欲的工具，她们对这种越界的接受不仅是乐意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

　　故事中作者还给出了更多的细节来暗示卢里的殖民倾向：即将步入老年的卢里显然已失去了男性最巅峰的魅力和活力，他的男性尊严是通过对“东方”女性的“强奸”或“越界”得以维系的。这种尊严和优越是以“东方”劣势和被动接受为前提的，一旦这种殖民体系被打破，所有的乐趣和成就感亦荡然无存。我们可以从他和道恩的关系中看出这一点。道恩是一位准备移民新西兰的女同事，他们几乎同属于“西方”，他们的性关系非常不成功，“第二次带她外出时两人进了他的家，发生了性关系。可并不成功。她又是弓背又是抓挠，硬挤出激情荡漾的样子，这反而让他觉得恶心”(库切2002：10)。库切对这一次的性关系几乎没有过多描述，而是直接表述了卢里的感受，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道恩没有魅力，只是她不能满足卢里的殖民主义需求罢了。卢里的这种殖民话语在他与女儿及女儿的朋友的交往中也得到了体现，“返祖的孩子”、“乡下女”(库切2002：67)是他对露茜的评价。“返祖”、“乡下女”所指的含义大致与“东方”相类似。卢里对海伦及贝芙的评价也都基于西方优越、东方愚昧这一殖民主义潜台词。卢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倾向已是旧时代的产物，已不合时宜，反而引以为豪。库切通过叙事声音对卢里的话语霸权进行了阐释，“这也不是什么值得他自豪的东西：只要钻进他脑子里，又在那里扎了根的一种偏见罢了。他本该把这些念头都驱赶出去，把这块地盘清扫干净。可他偏不屑于这么做，至少没有对此表示特别的关注”(库切2002：80)。此外，卢里眼中的佩鲁特斯和其他黑人与赛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的世界“边缘”形象十分吻合，他们出场时，叙述眼光中几乎没有太多的描述，在卢里眼中，他们都是“愚昧、奸邪、淫荡和龌龊”的化身。

　　

　　二、“冲突”――“东方”的抵制

　　

　　从1652年荷兰殖民者在开普敦登陆到1948年南非国民党开始种族隔离政策，从1961年脱离英联邦到1991年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南非这片土地历经了无数的血雨腥风。为了生存、为了政治话语权、为了获得公平和正义，各个种族、群体间纷争不断。但无论这些争斗披着何种政治的外衣，在它的遮蔽下总隐藏着冲突的本源――“殖民”与“抵抗”。在后殖民时代，虽然双方力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对矛盾依然是后殖民历史的主旋律。库切在《耻》中将这对矛盾嵌入故事主要人物的冲突当中，并未对它进行鲜明的阐释，这种手法恰恰与后殖民的现状相吻合。

　　我们从卢里与众多女性的关系说起，无论卢里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与妓女索拉娅“平等的”交往中，索拉娅为了维持某利t体面的生活而每周兼职一两个下午，卢里为了解决性的需求并维护“殖民者”残存的尊严支付她相应的费用。他们本来过着“和谐”的生活，因为在卢里的服里索拉娅是一个乐意被殖民的东方女人：“索拉娅第一次接待他的时候，涂着朱红的唇膏、深深的眼影。他不喜欢这样的化妆，嫌它太生硬了，要她把唇膏和眼影擦掉。她按他说的做了，后来再也没有用过化妆品”(库切2002：6)。可是，当卢里的殖民行为打破这一“平等”时，他遭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抵抗：“我不认识你，你在骚扰我。我明(命)令你从今往后不要往这里打电话，永远不要打。”(库切2002：11)这种反抗在种族隔离时代是超乎想象的，但在后殖民的南非却是生活的真实。学生梅拉妮的“抵制”显然寓意更深：梅拉妮在某种程度上表现的谨慎和迟疑都向读者预示着这样的信息，即梅拉妮认为她们的交往存在着不平等，是卢里用自己的老练和经验从自己身上挽回青春和年轻的生命力，而她的纯洁受到了玷污，但她从未当面对卢里进行抵抗。她绝非反抗的发起者，是她的朋友、表姐、同学造就了舆论，促成了她的反击，而她只是默许了这一切。可见，就像“西方”潜意识中有着对“东方”的偏见一样，在后殖民社会中，曾经的被殖民者潜意识中总是充斥着“抵制”与仇恨。

　　

　　三、殖民者的陨落及后殖民的曙光

　　

　　南非曾遭受过多个殖民国的侵略，虽然这些殖民国之间也存在

着尖锐的矛盾，但殖民者们却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文化运作基础：种族隔离，建立白人的优势文化体系。随着南非各黑人民族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发展，使“殖民者在貌似强大的外表下，时刻隐付着殖民主义崩溃的危机和殖民者虚弱的心理”(夏琼2001：132-136)。征服／被征服，中心／边缘，殖民者／被殖民者，主／仆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后殖民的南非这片土地上，白色正失去它存在的优势，而原先的弱势群体将真正地日益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这种颠覆性的转变并未给南非带来福祉，相反地，带来了更大的创伤和痛楚，因此很多后殖民作家都十分关注新时代的人类状况。正如特里・伊格尔顿讲的那样，“我们可以谈论重压之下的人类状况，但是不要提到任何具体集团的人们受压迫的问题，否则文学就会误入社会的歧途”(184)。库切在《耻》中并未表达自己的立场，而更多的是向人们展示南非后殖民的状况，并且以白人的身份提出了尝试性的解决办法一通过对“他者”的认同来完成“自我”的救赎。

　　卢里在现实生活中遭受了各种失败，婚姻的失败、职业的失败、越界的失败、与女儿沟通的失败。这些失败并不足以击垮“殖民者”卢里的自我认同，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待听证会的态度体现出来，“说什么也谈不上悔过的事(库切2002：64)”。他宁愿放弃教授职位也不愿放下“自我”的尊严去悔过、去向“他者”道歉。但是，离开白人的最后堡垒(开普敦)来到乡下，卢里的感受让他对现实有了清楚的认识，从而真正意识到了早已存在的“自我”的危机。库切为这一认识过程安排了两条主要线索：一是英语的失效，二是卢里艺术追求的失败。

　　亨廷顿说过：“文化的两个核心是语言和宗教”(160)，一种语言优势地位的丧失也就预示着一种文化的衰落。Spivack曾说：“边缘人就是那些失去了发言权的人。(174)”语言是文化之根，当一个人的语言失去了作用，便说明了所属文明的尴尬和衰败。英语是西方文明和殖民文化的载体，赋予白人以某种权势和力量，代表着殖民主义权势和话语。但是在后殖民主义的南非大地上，西方语言失去了它原有的权威和作用。卢里曾经是现代语言教授，他通晓多种语言，作为一个白人殖民者的后裔，英语则是他惯用的语言。卢里和露茜在农场的遭遇使卢里越来越觉得“英语像头陷在泥潭里的垂死的恐龙，渐渐变得僵硬起来(库切2002：131)。真正能表达后殖民主义时代南非当地人思想感情的，恰恰是当地原来的土语――索托语和科萨语。连足球比赛的转播，评论员都是轮流用着这两种语言。卢里执著于他对西方文明的艺术追求，他出版过三部作品，无一引起反响，但他始终坚持构思一部叫《拜伦在意大利》的作品。卢里的这种努力是他对残存的“自我”意识的最后一搏，然而，故事到曲终人散时《拜伦在意大利》的写作也没有丝毫进展。作者以隐喻的手法将卢里的“自我”危机再次进行了诠释。

　　在意识到“自我”身份危机之后，卢里在生活态度上发生了由自我危机到自我解构到认同他者再到自我救赎的转变，这种转变正是人类解决后殖民问题的一缕曙光。卢里从不认同露茜的生活转变为认同，从鄙视贝芙的工作转变为志愿参与动物保护，从仇视怀疑佩特鲁斯转变到接受他才是南非土地的未来。此外，故事临近尾声时，库切再次运用隐喻的方式，反讽的语调表达了卢里对“他者”文化的认同，“事实上，虽然他读了不少的华兹华斯，他从来就不太能领略乡村之美……可现在，这样的美感是怎么来的?”(库切2002：241)。库切通过认同的方式解决文化、民族冲突的思想与童明先生提出的“飞散”(Diaspora)理论有着颇多的共性，他给人们如何处理“自我”和“他者”关系问题带来了一点启示：“自我”和“他者”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有一条可以由此及彼的桥梁的，这桥梁在于允许“自我”的花朵在“他者”之域自由开放，其实也是同时接纳“他者”之花在“自我”国度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