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的几篇文章

今天出版的《南方周末》文化版有几篇记者朱又可和实习生盛佳婉采访的关于教育的文章，值得阅读更值得思考，转载如下：

《“打死蚊帐里的蚊子，就可以睡得更好”中英校长对话教育改革》

“把蚊帐里面的一只蚊子打死了，可以让你睡得非常好，小小的改变，可以带来大大的效果。”英国文化协会学校领导力高级顾问安.柏吉斯女士说。

她是在广州出席3月9日到10日“2010中英学校领导力战略对话”时说这番话的。这次对话的主题是“构建未来学校”，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中英校际连线项目，12年来已拓展到各大洲。这个项目通过共建课程、校际交流来培养“未来世界公民”。

柏吉斯表达了参加对话的350位中国和英国校长和教育专家的共同感受：面对庞大的“教育改革”宏大命题，其实只需要找到一个小小的“抓手”就会见效。他们就是互相寻找和触摸“抓手”的。

“教育改革”是当前中国、美国、英国三国的新政。不久前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纲要征求意见，在“两会”中成为热点话题。

13日《纽约时报》要闻版头题报道《奥巴马呼吁彻底改革教育法》，称奥巴马的新蓝图将提交国会，全面改革布什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因为该法“鼓励阅读和数学，导致数千所学校缩短学习其他科目的时间”。

奥巴马教育改革的关键是“鼓励学校提供广泛的课程，鼓励教师进行测试，减少课程，并给三分之一的失败学校打上标记”。报道说，“政府称已经添加了1亿美元给2011年的财政预算”来支持教育改革。

20年来，英国推行全国教学大纲，同时教学大纲不断变化，英国教育经历了从中央化集权到地方化放权的反复过程。教育改革也成为今年大选的焦点之一。去年5月以来，两大教育工会——英国校长联合会与英国教师联盟分别呼吁取消7岁和11岁学生的标准成绩考试，呼吁取得了成效，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部取消了三科中的一科（自然），教师工会组织在今年大选期间投票表决，要求取消其他两科（英语、数学）的考试。

“最新的趋势是自然课已经不参加正式考试了。但英语和算术本来就是最核心的。自然课是采取教师评估的方式，不参加全国统考了。这是斗争的结果。现在政府和教师工会正在进行斗争，要求取消这种考试，而政府说不行，我们要保留这种考试。所以现在校长也是骑虎难下，一方面教师工会要学校不要给学生组织这种考试，另一方面，政府就说按照法律规定，你们学校必须要参加这种考试。下周英国就要大选了，会有一个投票，所以这件事情也会有一个进展。现在的情况是英国绝大多数老师都觉得教师评估比考试更重要，因为考试只有一次，而老师的评估可以是长期的。”伦敦迈克尔.法拉第小学校长凯伦.佛尔女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麦当劳就是一种标准化管理的结果，无论你是在北京、上海、广州，麦当劳都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烹饪程序。但是我们的学校不是麦当劳。”柏杰斯说。

“有人说我长得像布莱尔，我觉得有一点像吧，布莱尔一直在呼吁教育，这是他工作的重中之重。我问布莱尔一个问题，政府花了这么多钱投资于教育，而为什么来自于穷人家庭的孩子情况越来越不济了，学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英国国家领导力学院东部领导力中心总裁格兰特.贝基博士在中英校长对话时说，他觉得不是花钱了，教育就改革成功了。

世界教育研究会候任会长、香港教育学院副院长郑燕祥教授提请校长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二十年之后，目前你们的学生那时可能已经四十岁了，他们有没有工作，有没有可能因为没有工作而被迫退休呢？还是你的学生很厉害，他们有一种高增值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如果他们不可替换，我们的孩子未来就可以有保障了。”

他描述世界各地过去二十年教育改革经历了三次浪潮：从着重于改变老师教法和学生学法、提升内部效能，到追求高竞争力，再到高科技冲击下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级的教育。“现在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未来的教育，就是教育的三重化，包括全球化、本地化和个别化。”

尽管从现实迈向未来学校还有艰巨的行程，但全球教育改革的步伐已经启动。从2007年起，中英校际连线每年把100名英国的中小学校长送到中国交流考察，而中国教育部也计划把1万名校长送到海外培训。“世界学校”不再是纸上的大概念。

英国那些政治家想要举一个坏例子，就会举那所学校??《一个伦敦小学校长的压力》

访凯伦.佛尔——伦敦迈克尔.法拉第小学校长

我们没有固定的教科书

我曾在两个学校担任校长，到现在已经当了20年校长了。我目前的学校里有英国本土的孩子，还有印度的孩子，但主要还是非洲来的孩子。学校就像个联合国，这也是一个优势，可以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这里有极端贫困的学生，很多学生的父母都失业了，而且一些父母在学校的时候就有非常不好的经历。学校所在的泰晤士河南岸的社区名声非常坏。英国那些政治家想要举一个坏的例子，就会举我的那所学校。1997年托尼.布莱尔要选择一个贫困区去演讲，就到了我们那个区。我到这所学校工作15年了，可喜的是，现在我们学校已经被教育标准办公室评估为在挑战的环境下最成功的二十所学校之一。很多的英国教育会议，我都会被邀请作为代表发言。我们学校很多校舍拆了，现在正在建一个新的学校。

我们的办学口号是“全社区都是学习者”。可以说这个学校不只是为学生而办，社区的所有人都可以融入到学校里来。英国的学校里会有一个管理委员会，一部分成员是由学校指派的，包括当地社区的一些居民、学生家长和学校里教书的老师以及不教书的老师。这个机构是义务的。原则上委员会成员都是居住在这个社区的。但也有特例。当地政府每年会拨给学校一部分钱，由校长和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校长每年都要把花钱计划给委员会讨论。管理委员会成员有个名称叫做批评小组（Critical Friends）。每一学期，我会写一个报告，包括学校的人事变动、财务、基础设施建设、课程等方面的情况。我会召开一个委员会会议，负责各种工作的老师也向委员会述职。

我们是公立学校，是免费的。学校的财政收入都来自政府。政府拨款有一个标准：就是按照人的数量来拨款。另外，每个地区的学校有个指数，就是看这个地区是不是贫困地区，贫困地区拨的款要多一些，富裕地区拨的款就相对少一些。还有一个指数，政府拨款要看要不要为这些孩子提供食物，学校是不是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要用在提供清洁干净的环境这方面。实际上，政府是把钱拨给当地教委。当地教委再分给学校。校长在财务的帮助下，每个季度提供一次报告。

我们学校很多家庭是贫困家庭，很多父母都失业了。那些父母没有金钱也没有那种意识要给他们的孩子很多的教育。所以这个担子就落到了学校身上，要为学生们创造一种有理想、有抱负的学习氛围。如果你来访问我们学校，会发现我们学校的氛围是非常放松的，学生非常自信，能言善道。这是学生现在表现出来的状态，但作为校长我非常明白，这一切都要有个严格的制度作为后盾，否则这个放松的状态会变成无组织、无纪律的状况。现在学校里很多孩子都读大学了，很多是他们家族第一个上大学的。

我们没有固定的教科书。我们学校尽量不用教科书。老师自己写教案。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课程评估标准办公室，它有一个评估教案的标准叫做课程评估标准QCA（Qualified Curricula Assessment）。我会把我的课程计划放在网站上。比如说我是英语教课组的组长，我就到QCA的网站上下载英语教程，决定哪些用QCA的内容，哪些自己来创建，然后制定一个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这些目标都会发放在学校网站上，大家都可以看到。老师上课都要写教案，教案怎么写，怎么来教学生，就由教师掌握。

历史是我们的必修课。老师有很多的资源。教室都有一个白板（Whiteboard），可以和因特网相连接。老师可以在白板上写字，上网收集教学所需要的信息。英国有成百上千的教育网站。比如老师在讲到恐龙的时候，他可以给孩子们看一部关于恐龙的电影，比如可以看伊丽莎白时期的电影，我希望让孩子们看到那个时期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不是看到书上写的12345??;我觉得课本会让你去看去读，但我不希望这样。每个老师自己都要准备PPT（幻灯片）。但我也要求老师不要做很多的PPT的文件。因为老师不停地翻页、翻页，学生看着PPT的文件就上完一节课了。更多的时候是要跟学生们互动、讨论。

1989年以前没有全国教学大纲

作为小学校长，一个很大的压力来自政府。英国有个教育标准办公室。这些督察官要定期到学校去巡视，然后写个检查报告，这些报告是放在网上的，英国所有的家长都可以看到。上教育标准办公室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英国学校最新的成绩是怎样的。上面还有那些学生考试的成绩。所以我需要我们学校孩子考试成绩是好的，学业是好的。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社区孩子的成绩都很好，就可以让学校所在的社区有一种自豪感。但同样，我不会建立一个课程围绕考试的中心。课程不是以考试为中心设置的，课程设置除了应付考试外，还要从其他方面来培养孩子。

在过去20年，英国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9年以前，是没有全国教学大纲的。1989年就引进了一个统一的全国教学大纲。这个引进是很必要的。因为它保证了全英国所有的孩子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他们有一个标准在那里，比如说哪个年级的孩子他在这个年级学完后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但不好的一点是这个大纲规定得太细了，方方面面都规定了，这对于学校的老师，特别是校长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先引进一个制度，然后发现不好就改，这在英国也反复了很多次。

全国教学大纲是个条款性的东西，具体怎么来执行，各个学校是有自主权的。它是有创造性的，比如说它要求学生每年的语文、数学成绩达到一个怎样的标准。但到底怎么达到这个标准，是看老师们怎么教自己来决定的。前几年做过一个课程大纲评估的项目，这个项目叫做小学示范课程（Curriculain  Successful Primary Schools）。我们学校要做一个先行的尝试，怎么样为成功的小学创造课程。他们做了一些有趣的尝试，比如他们在教学生莎士比亚的时候，就会把学生带到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看莎士比亚的戏剧，然后再让学生们自己把这些戏剧表演出来。再比如讲世界大战的时候，伦敦有个皇家战争博物馆。还刚好有一个学校管理委员会成员经历过世界大战，有过撤离战区的经历，他就分享他战争的体验。

教师对学生的评估比考试重要

在英国有三门课是最核心的，算术、英文和自然。英国政府认为这三门课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全国教学大纲对这三门课就规定得很死很细，细到规定每天一定要有一个小时的算术、一个小时的英文、一个小时的自然课。不仅规定要上多长时间，还规定上这个课前十分钟你要讲什么内容，接下来二十分钟怎么讲，最后怎么收场。但是作为学校来讲，我们觉得在课程上不能按部就班，特别是在这三个课程上不能照搬英国的教学大纲。我觉得学校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是非常重要的。要知道取舍，有些是可以跟着教学大纲走的，有些是要创造性地改革。

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就要进行这三门课的考试，并且考试的成绩会放到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的网站上。全世界的人只要到这个网站上都可以查到学生的考试成绩。很多家长决定要不要读这个学校，一个就是根据它公布的成绩来选。还有一个就是教育标准办公室的评估报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学校很紧张考试的成绩。为了取得好的成绩，学校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教这三门课上。造成的现状就是学生学习的课程很狭隘。很多英国学校的课程就很少。因为他们花很多时间来教这三门核心课程。所以现在就有一种文化，就是以考试为中心的文化。英国教师工会就觉得这是不对的，教育的目的不应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所以他们现在提议要摒弃这种考试。因为这种考试会导致大家都发展很狭隘的课程。

现在有十门是必须教的，英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艺术、ICT（远程教育）、DT（设计技术）、宗教（介绍各个宗教）、体育。还有一个科目叫现代外语。比如说现在有的学校开设的外语课就是汉语。因为我们觉得中国几十年后就是一个超级大国，所以我们要为以后做好准备。但英国很快要改了，变成不以学科为单位，而以学习领域为单位来分。比如老师让学生用电脑去搜集历史方面的资料，这样就把电脑和历史这两个科目结合了。

最新的趋势是自然课已经不参加正式考试了。但英语和算术本来就是最核心的。自然课是采取教师评估的方式，不参加全国统考了。这是斗争的结果。现在政府和教师公会正在进行斗争，就是说教师说我们要取消这种考试，而政府说不行。所以现在校长也是骑虎难下，一方面教师工会要学校不要给学生组织这种考试，另一方面，政府就说按照法律规定，你们学校必须要参加这种考试。下周英国就要大选了，会有一个投票，所以这件事情也会有一个进展。现在的情况是英国绝大多数老师都觉得教师评估比考试更重要，因为考试只有一次，而老师的评估可以是长期的。

《“在英国我从没听说过校长贪污”》专访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部“城市挑战项目”首席顾问、英国皇家督导安伯格

“现在英国教学大纲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整个教育体系也在去中心化，也在更多地放权。”英国儿童、学校与家庭部城市挑战项目首席顾问、皇家督导安伯格女士说。

担任英国国家教育标准办公室专家顾问的安伯格女士说，英国教育在过去的四十年是一个不断分分合合的过程，从中央化到地方化，然后又中央化，现在是从中央化再向地方化的一个转变。她认为，1980年代“放权”的结果是不成功的，“许多学生最终没有学会读书识字”。但是推行全国教学大纲以后，遇到很多阻力，校长们就在中间“调节执行严格的国家战略和教师之间的紧张关系”。她说教师们也不主张教学大纲频繁变化，“因为每次变化就意味着他们的备课就要变化”。

3月10日，出席中英校长战略对话的安伯格女士接受了南方周末专访。

在英国是“城市挑战”在中国是“农村挑战”

南方周末：你能否概括一下什么是“世界一流学校”的计划？

安伯格：我觉得只有当其他国家对你的国家的教育制度产生兴趣的时候，才说明你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达到了一个国际的水准。英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到很多国家了解情况，向很多国家学习。现在也会有很多国家来英国，学习英国本土的教育体系和制度。

南方周末：你是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部城市挑战项目顾问，什么是“城市挑战”？

安伯格：“城市挑战计划”是个试行的计划，目前在英国有点像是一个实验地，总的来说，是让一些做得好的学校去帮助改进那些做得不好的学校，做帮扶工作。这个帮助不是直接给它钱或者老师，而是从战略战术的角度去帮助另一个学校，去提升它们的战略眼光、办学水平等。“城市挑战计划”从2001年开始执行，2007年就改名叫“城市挑战项目”，我们将它扩展到其他城市。通过这个试验项目，希望能够达到三个目标。首先是大幅度减少表现不佳的学校数目，如果让一些学生进入表现不佳的学校，实际上对他们而言是教育的不公平。比如说伦敦不能够达到标准的学校数目已经降到9所以下。第二，我们要增加表现优异的学校数目。第三，就是要显著改善对有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成果，包括一些贫穷或者是少数种族的学生。我们有一个“免费午餐计划”，不仅限于免费午餐，还提供许多其他形式的资助，我们相信贫穷不应该是他们接受教育的一个障碍。

南方周末：怎么应对这个挑战呢？

安伯格：为实现这三个目标，我们必须要有最优秀的顾问、最优秀的校长，还有最优秀官员的支持。在伦敦一共有1800所学校，如果光听取校长的意见，他们仍是少数人，我们需要听取顾问的意见，他们的视野必须是更宏观的。

城市挑战顾问必须对城市所遇到的挑战进行诊断，得知道、告诉我们问题发生在哪，哪些是没有商量余地必须达到的，哪些是可商榷的。国家教育领导者负责校长培训项目，不是让校长回高校进行深造，是让校长和校长之间进行互相的经验传授，让最前沿的校长拥有一个沟通平台。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认证学校小组，对学校的表现进行评估，将学校重新分成三个类型，成功关键型、遇到挑战型和从优秀到卓越型。需要掌握成功关键的这一类型的学校，要知道挖掘自己的潜力；而对于遇到挑战型，则需要了解如何来克服这些挑战。第三种类型就是从优秀到优异的，这一类的学校的教学方法值得普及到其他类别的学校去，其他的学校就能够从平庸进行蜕变，成为优秀。

南方周末：那对于乡村的学校呢？

安伯格：英国和中国的情况相反，在英国，那些表现不好的学校一般都是在城市，在市中心。所以这个计划叫“城市挑战计划”。如果这个计划搬到中国，可能叫“农村挑战计划”。

很多英国农村的学校都是非常成功的。首先，在乡村贫困的要少一些。在乡村这些学校的社区里面，大家很团结，也都能相互支持。而且乡村的学校和城市学校的拨款都是一样的，不会说在乡村就要多一些。还有就是，在乡村移民会少很多，而在城市里移民就相对较多，学生中有一些母语根本不是英语的，他们要花几年的时间来学英文。所以它的起点就比在乡村的学校低很多。在乡村学校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他们的抱负就没有城市的孩子大，比较安于当地舒适的生活。英国的面积比中国也小很多，在乡村的任何一个地方到城市的距离可能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

我并不是说在英国城市的学校就比农村的差。而是从数字来说，城市的学校出现需要改进的地方更多一些。因为在市中心就会出现一些贫困的情况。有些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没有那么投入。学校老师会发现，教这部分孩子比较困难。

评估结果不会影响拨款

南方周末：英国对学校评估的标准是什么？

安伯格：我们有一本书来对此专门规定，规定得很细，涉及到评估的方方面面。评估基本有四个标准：出色、好、达标、不达标。这些主要是根据学校的领导力、学生的学习能力、课程、学校对老师对学生有没有人文关怀等这几个方面来评的。监督者一般都很有经验，他们到学校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观感，然后会对照着条款去给学校做一个评估。

南方周末：评估的结果会不会影响政府对这个学校的拨款呢？

安伯格：不会。政府拨款是根据人头来拨的，英国政府规定每一个人都有相应的经费。另外还有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你的学校学生的年龄层越大，拨款越多，年龄层越小，拨款越少。因为对于年龄大的学生，学校开的课程要多一些，所以拨的款就多一些。在英国，基本上3到19岁的孩子接受教育都是免费的。很多孩子都是3岁开始入学。法律规定，不管你3岁入不入学，5岁是必须要进入学校的。5到16岁基本上就是强制你去学习。16岁后也是免费的，但就自愿的了，不再强制你上学。很多孩子16岁后选择了职业教育，就不准备上大学了。

南方周末：职业教育是免费的吗？

安伯格：是免费的，14到19岁的孩子有两条路可以走：学术道路和职业道路。他们可以进入高中，再读大学，走学术道路。14岁后，他们可以选择进行职业教育，也是免费的，他们要再去读大学也是免费的。现在每个英国大学生每一年大概就是三千英镑的投入。

南方周末：作为皇家督导，你督导所有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吗？

安伯格：我只督导公立学校，我对私立学校的情况一无所知。在英国，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督导体系完全是不一样的。私立学校好像是学校之间相互审查。

南方周末：公立学校除了国家拨款外，还有没有别的经费来源？

安伯格：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国家拨款，极个别情况下一些慈善基金会有慈善捐款，如果在买一些设备的时候缺乏资金，学校就会去募集一些钱。但这种情况基本上很少出现。在过去的十年，英国的教育经费增长了很多，英国政府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说要达到多大比例。英国政府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他们采取优先发展教育的政策。所以教育经费拨得很多。而且我做的教育方面的项目，很多都是英国政府额外拨的款。

评估得好校长也不会涨工资

南方周末：如果被评估为最好等级的学校，对校长的工资会不会有影响？

安伯格：不会，不会涨工资。

南方周末：你作为督导有没有受到过一些贿赂？

安伯格：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被贿赂的情况，当然，去审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给你泡一杯茶，给你饼干吃之类，让你觉得很舒服，但绝对不会贿赂你。作为督导我们都有行为准则，对于可能出现的威胁或者有贿赂的情况发生，都要及时上报。当然，到学校督察的时候，学校会给你一些数据，但我们不会完全按照数据来评估，我们自己会去教室看。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在教室里看到的东西绝对不会是编造出来的。当我们怀疑某个学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给学校通知说我要来检查，而是直接去检查。

南方周末：是单独去，还是一个小组？

安伯格：基本上是两到三个人一组。这个也要根据学校的大小。如果学校很小的话，就是一个人。但基本上就是两到三个人，在学校待上两天。我们不会亲自去看学校所有的情况。学校首先会给我们一份自我评估的报告，我们看了报告之后会知道哪几个方面可能有问题，我们就这几个方面再着重评估。

南方周末：在英国会不会有中小学校长贪污的情况？

安伯格：没有。我在英国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中小学校长贪污、受贿的事情。

英国学习责任在老师 美国学习责任在学生

南方周末：在中国，学生普遍反映课业负担重，升学压力大，这个情况在英国怎么样？

安伯格：在英国，校长面临的压力是他们在面临评估的时候都想争取更高的等级。所以他们在评估怎么创优方面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南方周末：学生作业负担呢?

安伯格：在课业方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我甚至觉得在家庭作业方面，老师布置得少了。其实在英国11岁以前的孩子基本上没有家庭作业，每天就有20分钟的阅读。11到14岁每天大概有一个小时的家庭作业。14岁到19岁时间会增加，总的来说，14到16岁是两个小时。16岁以后就会再稍微多点。这就要看学校开设科目的多少、老师布置作业的情况。14到19岁的孩子可能在周末也要做一些课外作业。我们的原则是希望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就尽量能把作业就完成。

南方周末：在英国有教学大纲，这和校长的自主权有没有矛盾？

安伯格：现在教学大纲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整个教育体系也在去中心化，在更多的放权。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这个体系里的教师几乎是想怎么教就怎么教、想教什么就教什么，在一些学校老师甚至不教文化知识，只是让学生自己去读书就好了。他们在1980年代做了许多这样的事情，结果很不成功，有许多学生最终都没有学会读书识字。我们就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了，我们做事的方法是要告诉老师，他们应当怎么去教。我们设定了一个国家课程，这个国家课程是在全国所有的教师和学校中进行。

南方周末：老师对国家课程反应如何？

安伯格：因为它不仅告诉老师要教什么，而且怎么教也是规定得明明白白，既包括了文科知识，也包括数学知识。当时这个计划的推行遇到了许多阻力，因为许多老师不喜欢被人这么指示，要怎么做、要教什么。当时这个战略执行得非常严格，校长们就希望能够调节国家战略和教师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英国有一个机构是教育标准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来决定教师应当教授什么内容、怎么教授，同时也要向公众报告各个学校的进展。你可以上网，上面可以找到英国所有学校的情况、教授了什么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个学校与其他学校相比效果怎么样。这个系统遭到了教师的反对，因为在公开层面而言，每一个学校的成绩都要公之于众，有一些学校的成绩很令他们难堪，所以说这个制度不是很受欢迎。

我们给学校的一个激励措施，他们不用每时每刻都接受检查，这个检查的间隔时间会更长，让学校能够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去获得发展。

从法律上来说学校必须遵循教学大纲，但就如何来实现教学大纲的目标，校长是很有自主权的。而且现在的变革就是要让教学大纲跟上时代的变化，跟这个国家的工业和就业环境更加相符。英国是以服务业著称的，教学大纲里可能就会有一些贴近服务业的东西。现在教学大纲变化太频繁了，每年都在变。实际上，老师们希望能少变一些。因为每一次变化就意味着他们的备课就要变化。

南方周末：你还在纽约的十二个小学兼任督导，你有没有比较英国和美国学校的特点？

安伯格：我现在已经没有在美国担任督导了。美国那些不是小学，而是混合型学校，各个年龄层都有。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学校培养学生要对他们的学习有很强的责任感，要学生为自己的学习负责任。在英国这个责任往往在老师身上，老师希望自己的学生学什么。而在美国，这个责任在学生自己。

我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将最拔尖的学生集中起来封闭式教学，让其他所有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参加同样的高考，是违背教育初衷的。

《“我不是来颠覆中国应试教育的”——一个没符合中国国情的美国校长》

受访 何道明  采访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实习生 丁婷婷

这名来自美利坚的洋鬼子已经不怎么“洋”了。除了中文名起得相当地道，普通话说得相当靠谱外，在中国呆了14年的何道明不但娶了个中国太太，生了个中美合作的宝宝，还在中国两所知名中学北大附中、深圳中学先后担任过八年副校长。

媒体对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他所接受的美利坚教育与他所执掌的中国应试教育之比较心得，彼时，中国女婿何道明却开始反复强调他“客人”兼“打工”之双重身份。“我是来工作，不是来颠覆中国应试教育的。”他说。

N年前他就学会了“以退为进”，因为总有一些中国同事对他过于“花哨”的想法提出抗议，“你是美国人，你的这套不符合中国国情。”

所幸，何道明得到“老板”王峥的大力支持。这位刚从深圳中学卸任，重返北大附中的知名校长，在深中推行了史无前例以至险些被打上“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课程标准改革——取消班主任，实行走课制。

洋鬼子副校长干得很HIGH，还亲自担任学校管乐团指挥，带着一群中国孩子抱回了个全国金奖。

何道明为自己的学生自豪，他们聪明、自信、独立、国际化，代表着中国的新生代精英。但同时，他也注意到中国重点中学的精英学生与普通中学同龄人之间的悬殊差距，对于后者，实施新课标的“不符国情”是毋庸置疑的。

我才知道重点中学的存在

1996年刚来到北大附中做外教时，我才知道“重点中学”的存在。为了便于理解，我将它理解为“磁铁学校”——像一块磁铁，咻咻咻，把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学生都吸引进来。

我带的一个班是理科实验班，班上的学生全是全国各地奥林匹克竞赛金奖获得者，他们被封闭在校园的一个区域，接受针对式的学习与训练，他们的未来是直接保送北大、清华。说实话，教这样的班级其实很轻松，这些聪明孩子入学时英语平均分就达到了125分。

其他普通班的孩子则根据全国统一的教材安排教学，一次我去外地客串上课，发现各地的教学进度竟然都大同小异！

美国中学没有统一教材，也没有重点中学、普通中学之分，老师不会根据学习成绩来划分学生，而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兴趣与特长进行分层教育。比如数学特别好的学生，就可选择难度系数更大的数学课，与和他水平相当的孩子在同一个课堂。其他课程也是如此。

你会发现，在美国的中学里，什么样的学生都有，数学特别好的、音乐特别擅长的、社会活动能力特别强的??他们各自的特长都会得到尊重与鼓励。

这也跟美国没有统一高考有直接的关系。我讲这些时很谨慎，毕竟，两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有根本的区别，很容易会招来质问，嘿，你怎么总拿美国说事儿？

我有同事曾对我很不满：“我们班的英语平均分很高，你为什么说我们做得不行？”我说，不是不行，是还不够好，学生中有多少能与老外用流利的英语交流？

甚至有家长提出要将孩子转学，因为我总是鼓励学生去做一些与高考无关的事情。

但我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将最拔尖的学生集中起来封闭式教学.让其他所有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参加同样的高考，是违背教育初衷的。高中教育及高考是为了考大学这一目标设置的，那大多数考不上或者不想考大学的孩子呢？为什么不让他们接受更适合自己的教育？

如果教育只为了高考，那标准太低了

2004年，我随北大附中校长王峥一同来到深圳中学，我受到他的赏识源于我们教育理念的一致——学校最大的工作是保证每一个学生有空间发展，不管是什么水平的学生。在深中，这位教育理念很开放的新校长开启了新课标改革。

深中的学生开始像美国的孩子一样，下课的间隙，各自抱着书本，楼上楼下的找教室。学生可以跨班级与年级自主选修，并且还可以选择课程的学习顺序、时段安排,甚至不同的任课老师和授课方式。

老师们都被鼓舞起来。一次，一个美术老师“颤颤巍巍”地到校长办公室递交一份申请，关于美术教学改革。按以往，作为一门与高考无关的弱势科目，这种想法是很“不知时务”、小题大做的，但我们经讨论后很快就通知这位老师，action！（立即行动）

当然，可以想见，一些老师，包括一些家长的热情并不高。所幸，改革后的第一年，深中考取北大清华的数量仍是广东省第一。这让我们大松一口气，也让我更加决定，在保证应试教育的目标前提下，多开发孩子们的发展空间。如果教育的标准只是为了高考，我只能说，我们的标准实在太低了。

我还引入了美国学校中普遍流行的校友文化，鼓励学生通过facebook等社交网站与毕业了的学长交流，也不时邀请学长回到学校，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与人生目标的确立。

我欣赏我的学生，并鼓励他们申请美国排名前五十的大学，我相信，只有将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生，放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才会产生最有影响的社会效果。

但这些优秀的孩子，只是中国最顶尖的少年精英。我有注意到，中国每年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高度集中于城市，再确切地说，集中于各座城市的几所重点高中。我1996年就到北大附中，密集接触了中国同龄学生中的佼佼者，14年后，还是这个样子。我想，中国政府应该将精力分摊些到那些占据大多数的孩子身上了。

毕竟，不管是来自于哪个国家的教育者，都应达成这么一个共识：学生在天分、能力上的区别肯定是有，但获得的资源与发展机会应该是公平且充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