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加罗尔:"世界办公室"里的年轻人

　　从孟买飞往班加罗尔，在接近班加罗尔的低空俯瞰，视野可以直抵大地。 　　因为云层很薄，甚至云层不能算是完整的，只是无数块散开的白色悬浮物，在地上投下了稀疏的阴影。 　　这样的景象大概是高原天气所独有。班加罗尔位于印度中南部的德干高原，在海拔922米的丘陵脊顶上，平均温度常年在25摄氏度左右，相比冬天寒冷夏天酷热的首都新德里，气候算是相当温和宜人。 　　在孟买长大的阿迭多（Aditya）今年6月才来到班加罗尔，入职了一家名为“SIGN EASY”的IT公司，这家公司总部在欧洲，刚刚进入印度不久。对于这个25岁帅气的印度小伙子来说，未来的人生充满想象：明年打算和相恋三年的女友结婚，攒够了钱以后去美国闯一闯，然后回到印度，在40岁时买第一套属于自己的别墅。 　　他把梦想的起点选在班加罗尔，“这里是印度IT产业的中心”。这里堪称“世界办公室”，是承接全球范围的软件外包业务最多的地方，并造就了Infosys 、Wipro等市值超过300亿美元的大型IT企业。 　　阿迭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印度，对于有梦想的年轻人来说，班加罗尔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这种认定，如班加罗尔世贸中心的一句广告标语一样自信：“预测未来的最佳方式，就是去创造未来（the best way to predict future is to invent it）。”

新世界、旧世界，还是下个世界？

　　阿迭多看上去很酷。肤色和大多数印度人一样，深棕，并不很黑。他浓眉大眼，五官清秀，浅灰色的有领T恤，配上浅蓝色牛仔裤，时尚不张扬。 　　更酷的是他的座驾，一辆具有英国血统的Royal Enfield摩托车。尽管引擎很现代，但外观却故意被设计成了怀旧风格，尽管其英国母公司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停产，但在印度市场上，该品牌却依靠技术升级和怀旧设计获得新生。 　　印度从英国人手中独立以后，已经把英国的许多东西深深地植入了自己的思想，生活方式也不例外。 　　但另一方面，官方也在尽量淡化英国殖民的痕迹，例如城市的名字，为了“去英国化”，班加罗尔在2006年11月1日更名为Bengaluru，这是当地的卡纳达语，意思是“煮熟豆子的城市”。 　　这其实这是班加罗尔的旧称，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直到1831年，班加罗尔被英国占领，英国人将它的名字“英语化”成为了Bangalore。 　　英国殖民时代，为了方便使用，把许多过长或难念的印度本土名字改成符合英语发音习惯的称呼。自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为了强调民族意识，加强本土化，印度各地政府纷纷把名字改了回来。 　　金融中心孟买由Bombay改为当地马拉蒂语的拼法Mumbai，加尔各答的“Culcutta”改成了“Kolkata”，马德拉斯（Madras）干脆改成了钦奈（Chennai），英国人的三大总督辖区至此全部都换了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总统府、总理府和各大政府部门集中的地区，许多建筑都是当年英国人规划建设的，但是所有的路名也都被一一改过，不是以独立运动的领袖就是以古代皇帝的名字命名。 　　班加罗尔的更名曾在当地业界引发一阵小小的波澜，企业界担心改名可能影响行业的运作。“班加罗尔”作为印度IT行业的品牌，早已经被欧美等西方社会所熟知，改名意味着在国际市场上，需要新一轮公关运作，才能让人们了解班加鲁鲁就是班加罗尔。不少公司都在抱怨，需要多花一笔钱修改公司标牌和各种记录，还得向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们解释怎么正确地念出Bengaluru这个新名字。当时印度软件和外包服务产业组织（NASSCOM）副主席Sunil Metha不得不出面安抚，“不用为更名担心，这个地方已经被誉为是未来的全球硅谷，将继续依靠出色的人才提供顶级的研发服务。” 　　“去英国化”的行迹和细节在印度还有很多。印度大多数领导人出席正式场合多数都穿印度传统服装，很少穿西装，印度有一种传统的坎肩被命名为“尼赫鲁背心”。 　　然而，有趣的是，因为英国地名“感到羞耻”的印度人，始终以能讲流利的英语而感到自豪，这一优势也是包括班加罗尔在内的印度城市成为“世界办公室”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纠结的“去英国化”也反映了印度社会和经济的特征：开放意识和本土意识交叠。 　　在班加罗尔，这个被外界视为印度最开放的城市，两种意识的交叠和冲撞展现得淋漓尽致。Hosur是班加罗尔的一条著名商业街，这里是IT公司扎堆的地方。在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园区，英特尔、通用、微软、IBM、SAP、甲骨文、德州仪器等130多家国际知名品牌公司密布其中，印度本地的著名软件企业Infosys、Wipro和隶属于TATA集团的咨询公司TCS等看上去也十分“高大上”。 　　而拥挤不堪的交通和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总在提醒你，这不是硅谷。走在HOSUR大街上，你似乎不会感到身处一个世界科技的中心，汽车、TUTU车（三轮摩托车）、两轮摩托车、自行车、公共汽车和人力三轮车等在狭窄的街道上挤成一团。 　　难怪有去过班加罗尔的人感慨道：这里一边是信息时代的繁忙，一边是农耕时代走散的黄牛。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那本著名的《世界是平的》书中，就描述过这种恍惚感，“从来没有人这样在高尔夫球场上给我指示方向，‘对准微软或IBM’，我正站在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城市中心KGA高尔夫球场的第一杆的位置……惠普和德州仪器公司的写字楼位于后九洞的方向。” 　　弗里德曼也困惑了，“这里不是美国的堪萨斯州，但也不像是在印度。这是新世界、旧世界，还是下个世界？” 　　在这部著名的“全球化”论述中，弗里德曼从印度班加罗尔开始讲述现代科技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在我们睡大觉的时候，世界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地球是圆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摊平或铲平，全球化也正在进入继国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时代，即个人全球化时代。” 　　这本影响力波及全球的书将班加罗尔置于世界的聚光灯下，使这座印度的内陆城市迅速成为亚洲科技的麦加，吸引了众多的朝圣者，前来试图寻找它成功的基因。 　　通常情况下，经济优势一般首先会在交通便利的沿海地区发生。以中国为例，科技优势多聚集于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具备政治优势或地缘优势的城市，但班加罗尔只不过是一个地区型城市，是居于高原上的内陆城市，印度的大城市首推孟买、加尔各答和钦奈三个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中心，以及首都德里，而班加罗尔距离首都德里很遥远，距离海岸也有数百公里。 　　这座城市如同一夜间从默默无闻到举世瞩目，在很多的人看来，仿佛是中了彩票一般让人摸不到头脑。在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班加罗尔逐渐发展成印度的重工业的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建的电子城，使其成为印度最富裕和最有活力的城市，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这里俗称“印度硅谷”。 　　弗里德曼和他的著作并没有完全解开人们的困惑，这座城市依然包藏着众多秘密，如同谜一般存在。

从“科学城”到印度的“硅谷”

　　班加罗尔在印度有“花园城市”之称，很多主干道都被浓荫覆盖，尤其是老城区，三人合抱的古树随处可见，一簇簇凤凰花盛开在树枝高处，像一团团红云。道路和印度很多城市相比，要宽敞干净得多。 　　据说上世纪50年代初印度刚刚独立之际，尼赫鲁政府为选定印度的高科技发展基地煞费苦心。经过反复比较，最终将整洁美丽的班加罗尔作为首选城市，由此吸引了大批科技人才来这里定居。 　　从20年前的200万人口，发展到现在的1000万，班加罗尔已经从当初“养老者的乐园”演变成印度第三大城市。这里有点类似中国的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60%的人口来自印度各地。 　　或许是在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生活得太久，刚来班加罗尔不久的阿迭多还有一点小失落，他觉得“孟买更有活力，物价也更便宜”。 　　不过，“这里的啤酒很棒”。周末是他的“畅饮日”，他喜欢骑上摩托车，在专卖酒类的超市里，买上一瓶威士忌和几瓶啤酒，邀请几个朋友来自己租的小屋里喝酒。 　　他还有一个小爱好，收集世界各国的纸币，这个爱好在班加罗尔不难实现。 　　“这里有很多跨国公司，员工来自世界各地，我可以认识世界各地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阿迪米（Adime）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这个角度说，班加罗尔是印度最国际化的城市。 　　许多人因为班加罗尔现在的辉煌而忽略了它的历史，其实，班加罗尔的国际化视野开启于100年前，目前的成就与当时的远见密不可分。 　　在英国统治印度时，班加罗尔所在的迈索尔邦（现卡纳塔克邦），历代大王公都特别注重发展教育和科技。工程师维斯卫斯瓦拉贾（Visweswarajah）在1910年左右被任命为首相，在他的努力下，迈索尔创建了自己的大学、并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供应电力系统的邦国。 　　1930年，在这座城市，一位名叫拉曼的博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而且早在上个世纪初，班加罗尔就有了印度最早的女子学校。 　　那一时期的改革，不仅给班加罗尔留下了最好的城市设施和城际公路，还真正启蒙了民众的科学精神，并且一直得以传承，在印度独立之后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负责火箭和卫星空间研究的国防研究发展组织、印度科学研究组织、国家航空实验室、印度斯坦飞机制造公司等一批国字头的高科技研究机构就在班加罗尔安营扎寨，形成了以空间技术、电器和通讯设备、飞机制造、机床、汽车等产业为龙头的一批产业，逐步奠定了班加罗尔雄厚的科研基础，成为印度有名的“科学城”。 　　尽管一直在科学和IT方面享有盛誉，但初次来到班加罗尔的人，还是很难把这里和一座发达的新兴产业城市联系起来。从机场到市区，要经过1个多小时的颠簸，即使在市区，高楼大厦也不多，大部分都是两三层的居民楼。 　　这种感觉，和上世纪90年代初，通用电气团队第一次到班加罗尔考察时的情形差不了太多。 　　20年前，通用电气总裁韦尔奇派一个由通用电气首席综合官（CIO）带头的团队到班加罗尔进行实地考察。飞机抵达德里机场时已经是午夜，前来接机的是5辆印度国产汽车组成的车队。在从机场到小镇的路上，突然一声巨响，领头汽车的车盖被掀掉，并且砸坏了挡风玻璃，车里面正坐着通用电气来的客人。大半夜，所有通用电气来的人都惊魂未定地聚集在马路牙子旁边嘀咕，“这就是我们要得到软件的地方吗？” 　　当时的印度是“牌照的世界”。建办公室、申请电话、国外汇款等均需要牌照。政府效率极为低下，一年才能拿到审批表，两年才能买一台车，银行要花10天时间才能将汇款汇出印度。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全球首席执行官希布拉尔曾回忆，当年在开展推销活动时， 他不得不先拿出世界地图，告诉别人班加罗尔在哪里，最初很多人都半信半疑。 　　在此之前，虽然班加罗尔已经开始引起国际软件和高科技公司的注意，但只有美国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第一个吃螃蟹，在1985年成为第一个在印度建立研发中心和集成电路设计的跨国公司。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印度发生经济危机，执照政策、外汇管制被废除，经济亦开始自由化。 　　1991年，IBM进驻班加罗尔。之后的通用电气在此设立研发中心，以此为标志，开始了班加罗尔的时代。 　　班加罗尔是何时真正崛起为印度的“硅谷”？业内人士普遍倾向于2000年前后，与“千年虫”危机有关。 　　当时大量的老式计算机都必须调整它们的内部时钟和相关系统，否则这些计算机系统就会关闭，导致全球危机。对计算机系统进行调整是一项无比庞大而烦琐的工程，世界上哪个国家拥有可以完成这项工程的软件工程师呢？答案是印度。 　　印度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母语为英语的技术人员，而根据美国软件生产力研究所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印度工程师的平均年工资仅是美国工程师的约15%。如此“物美价廉”的差价，创造出印度外包产业独特的“离岸”（Off Shore）模式。这一模式在90代末期千年虫事件的刺激下得到了强化。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建设的班加罗尔国际科技园，目前已经集中了130多家印度当地和国外高科技企业，涉及信息技术服务、软件研发、通讯技术等领域。园区内不但研发办公条件与国际接轨，购物中心、五星级酒店、现代化影院、保龄球馆等健身休闲设施也一应俱全。 　　班加罗尔的软件园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专门从事产业园区开发运营的国外企业投资建设，如新加坡腾飞集团建设的班加罗尔国际科技园（ITPB）；另一类是由单个企业投资开发的产业园区，如位于南部电子城（Elcetronics City）地区的印孚瑟斯软件园等。 　　所有这些园区的开发建设、招商运营都由企业独立运作，政府一般不会参与，既不会投入资金，也不会派驻管理机构。 　　在班加罗尔的南端，电子城（electronics city）是另一个大公司云集的地方，那里是印孚瑟斯公司的大本营。这个占地80.5英亩（约合32.6万平方米）的园区，自1994年奠基以来，从原本的单栋建筑，发展为如今由50栋建筑组成的庞大园区。园区里，有着自己的发电厂和水处理系统，设施从地下商场到银行、餐厅、大学、球场、酒店无一不包，仿如一座自给自足的城中之城。 　　在班加罗尔的众多IT园区内部，办公研发、总部楼宇、商业配套、综合服务等设施一般都是按照国际一流水平规划建设，点缀其中的是成片的绿地、花园，甚至高尔夫球场。 　　不过，要从市区来到这些园区，或者从一个企业去另一个企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而20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丛林。“印度政府对IT产业的规划和扶持和国内的方式并不相同”，王伟说，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中央政府和班加罗尔所在的卡邦政府就已经开始进行产业规划，到欧美国家进行游说，制定了严格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对IT产业企业也有一些优惠政策，例如对软件技术和产品进、出口免税、劳动法方面放松对员工加班的限制等，但总体上属于宏观引导和规划，并不会做类似国内地方政府在园区建设前期进行大量基础设施配套的工作，“国内的园区基本是‘拎包入住’，在这里，别说‘八通一平’，连‘三通一平’都做不到。”

“世界提出需求，班加罗尔负责解决”

　　印孚瑟斯公司是包括离岸交付在内的全球交付模式（GDM）的首倡公司之一。 　　“班加罗尔之所以成为印度IT之都，很大程度上因为有了印孚瑟斯公司和维普罗公司（Wipro） ，因为他们是印度IT服务产业的先锋”，在华为工作已经14年的印度主管潘查南（Panchanan）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印孚瑟斯公司的创业故事也在印度成为美谈。在印度有个说法，“印度上个世纪70年代的企业英雄是安巴尼（印度首富和能源大王），80年代的企业民族英雄是塔塔（TATA），90年代的英雄则非穆尔蒂莫属。” 　　穆尔蒂便是印孚瑟斯公司的创始人，被视为“印度硅谷之父”，是印度年轻人心目中最愿意追随的企业偶像。 　　这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也是上世纪80年代，班加罗尔第一批年轻人的奋斗故事。 　　1981年，35岁的穆尔蒂用妻子1万卢比（当时约合250美元）的私房钱作投资，与六位年轻同行一起创立了印孚瑟斯公司。在没有人相信印度能够给世界提供高科技产品的时候，穆尔蒂大胆进入软件服务出口业。 　　印孚瑟斯公司创立之初曾面临重重困难，但随着1991年印度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该公司充分利用市场机会，迅速成长壮大。 　　如今，印孚瑟斯公司几乎无处不在。全球40%的银行用户受惠于印孚瑟斯公司的 Finacle银行系统；如今，人们已可以在脸书上轻松预订酒店的客房，实现这一切的系统也来自印孚瑟斯公司。 　　它也是印度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在全球拥有雇员超过10万名，分布于27个国家和地区，在56个主要城市都设有办事处或分公司。穆尔蒂一手推出了全球交付模式，现已形成了当今的主流商业模式。 　　如今，印度软件行业七成以上的客户都来自欧美，欧美的各行业，财经、证券、电信、零售，几乎所有大行业的IT系统都大量外包到印度。 　　美国电影《Outsourced》（外包服务）生动展现了印度IT外包行业的普遍生态。故事讲述在降低经营成本的考量下，工资低廉又会说英语的印度大学生成为美国电话网络销售公司的最爱，雇用1个美国人的钱，却可以雇用 8个印度人，何乐不为？于是经营者纷纷将呼叫中心（call center）迁往印度。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对外包业务在印度的发展轨迹也有清晰的描述：“千年虫”危机让印度脑力劳动者大受欢迎，印度公司提供的服务质优价廉。 　　持签证到美国的那些印度人，他们大多已获得高等工科学历，美国公司发现这些人很擅长Java和C++等计算机设计工作。网络泡沫破裂时，大量在美国持短期工作签证的印度工程师都失去了工作，他们只好回到印度；而互联网开始复苏时，幸存下来的美国IT公司和风险基金公司手中的资金已所剩不多，为了节省成本他们又开始需要更多的印度工程师。 　　那些回到印度的工程师会再次被美国老板想起，整个班加罗尔的IT产业于是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千年虫”期间的工作让他们和美国的大企业有了接触，他们已清楚该如何对业务流程进行改善。 　　于是，那些一直从事具体定制工作的印度人开始开发自己的产品，他们把自己从维修公司转变为产品公司，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和咨询。这让印度公司更加深入美国企业，业务流程外包（BPO）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印度人开始负责全部后台工作。 　　例如，印度最大的塔塔集团（TATA）旗下的TCS软件公司为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提供业务流程外包服务：银行遍布各地的ATM机、POS机，每天要“吞吐”大量的资金流，其背后的金融数据管理、后台服务支撑，包括账目结算、账户管理、现金流量分配等一整套业务，全部由TCS研发的系统进行服务支撑，并由该企业运营。 　　“服务外包能够向几乎所有领域、所有行业渗透，也就是说，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不管是金融、电讯，还是航空、零售……凡是可以变成外包的行业，印度人都能提供服务”，华为软件服务印度分部部长陈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最初班加罗尔的服务外包产业主要是依靠当地大量熟练掌握英语、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人才，通过提供人力资源去为客户解决问题。但从2000年之后，班加罗尔的软件外包企业逐步发展为对客户经营、管理、数据库等核心业务流程的外包。 　　“世界提出需求，班加罗尔负责解决”，这是班加罗尔尤为自豪的地方。目前，班加罗尔一共集聚了90万名软件工程师，熟悉英语的优势使其与欧美客户能够顺畅沟通，而印度与欧美国家的“时差效应”，恰好让他们与客户需求“准时对接”――当地时间下午6：30，班加罗尔各大软件企业陆续到了下班时间，而此时，欧美国家正值早上八九点钟上班时间，两者完成了服务外包的无缝“对接”。 　　据NASSCOM（印度软件和服务企业行业协会）统计，2013年，全印度IT行业产值达到118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7.8%。全国有1.6万家IT-BOP外包企业，几乎覆盖了所有行业的客户，遍布印度43个一二三线城市。 　　按照世界专业机构CMM评级，全球75家顶尖资质软件公司有近30个落户班加罗尔；这里拥有4500家高科技企业，集中了全印度35%的软件人才；创造了印度三分之一的IT业产值。 　　“正因为有了印孚瑟斯这样的公司，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班加罗尔才逐渐成了印度IT的中心”，潘查南笑称，班加罗尔现在已经成了外包的代名词，“在美国有个玩笑，当一个人被解雇了，去问上司原因，上司可能会告诉他，因为你已经被‘班加罗尔’了。”

“深度耕耘”的工程师文化

　　班加罗尔在2000年时抓住了这次全球性的机遇，对中国的通信网络和设备巨头华为公司而言，总裁任正非也在这个时候关注到了这块IT“新大陆”。 　　“当时华为规模越来越大，怎么能够交付和开发大规模系统，能管理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团队，这是最大的诉求”，华为印度研究所所长王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2000年以前，华为老总任正非就多次来过印度考察，发现印度软件开发能力非常强，当时最新的软件开发方法是CMM（能力成熟度模型），于是，在班加罗尔设立一个研究所的想法应运而生。这个研究所最大的使命是，怎么能把华为的软件开发人员，从“游击队”改造成“正规军”。“当时研究所有很多中方员工，他们的任务就是来实际参与这边的软件开发，学习开发的流程和方法，然后再输送回国内。” 　　“从班加罗尔IT产业学习来的这套软件工程方法，保证了华为现在15万员工中的7万研发人员能井井有条、高效率高质量地进行软件开发和交付”，王伟坦言，这才是十几年来，印度研究所存在的最大价值，“当时设立的目的，其实并非为了开发海外市场。” 　　在华为布局在全球的16个研究所中，印度研究所已成为了最重要的平台开发基地之一、面向海外市场的业务和解决方案交付的中心之一，也成为软件工程方法的探索先锋。 　　在王伟看来，华为印度研究所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班加罗尔的独特优势。全球最具权威的IT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美国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在2010年曾经从10个维度全面评估适合建服务中心的10个国家，印度名列第一，尤其在语言能力、谈判能力、解决方案能力和职业化精神方面非常突出。 　　“我们在面向海外客户进行全球交付的时候，中方员工去可能会发现语言和文化有障碍，但印度员工，他们的英语能力很强，思维方式也和欧美国家比较匹配，他们往往能说到点上，在技术和文化层面都有很好的交流，在和一些大T（TOP级的通信运营商）交流的时候效果非常好，更容易拿到订单”，华为研究所终端开发部部长李海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其说是中国与印度之间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其实不如说是东方思维与西方思维的差异。 　　华为软件服务印度分部部长陈烁对两个国家间国民性格的差异感触很深，“印度人是天生的谈判家，他们特别喜欢而且善于表达，骨子里有股自信。”他清楚地记得一个小插曲，有一年过中国年，留下来的几个中国员工一起在一个印度餐厅吃饭，为了活跃气氛，在餐厅放起了中文歌曲《恭喜发财》。音乐一响，整个餐厅的印度人都开始跳起舞来，“国内的很多商场搞活动，动员了半天可能也没几个人上去，在印度的商场，不用邀请，只要音乐一响，舞蹈一个接着一个，从来不会冷场。” 　　为了入乡随俗，陈烁在印度蓄起了胡子，“南印度的男人都非常重视胡子，这是有身份的象征”，一旦回国开会，他会立刻把胡子剃掉，“在国内太另类了。” 　　尽管来印度时间不算长，但陈烁对印度软件行业的几个特质非常叹服，“印度人对服务本质的理解非常深刻”，陈烁说，以呼叫中心为例，为了更好地为欧美客户服务，这些外包公司会专门针对口音进行纠正。 　　更为优秀的是，印度IT行业的软件开发流程极为成熟，“有一个说法，100个中国人编一个程序，有100种编法。但100个印度人，只有一个编法”，陈烁说，这一方面得益于印度的软件工程教育，另一方面是因为印度IT行业普遍有“深度耕耘”的工程师文化。 　　“在IT行业，每一个职业发展阶段，定义非常清晰，职业的前景也很清晰，这使得很多工程师愿意沉下心来，专注在一个领域干很多年”。陈烁以中国国内为对比，国内各行业多少都会受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影响，认为纯技术岗位干不了太久，只有管理岗位才有前景。可印度不是，有一天他面试一个员工，是来应聘做技术分析的，他问对方为什么重新找工作，这人对陈烁说“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9年了，那边没有项目了，让我做其他的项目经理，我不想做项目经理，只想继续专注技术的工作。”这让陈烁印象深刻。 　　而最能体现印度IT人才综合能力的，则是离岸交付（OFF SHORE）能力。 在目前全球的十大离岸交付中心，印度占了6个，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班加罗尔和孟买。 　　“印度IT行业离案交付的能力太强了”，陈烁解释说，离岸交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复杂的流程、法律、信息安全等问题，印度在这方面有极强的优势，“类似印孚瑟斯这样的公司，七八成的业务客户都在欧美，但70%的软件服务交付都在印度，靠远程交付。”

IT工程师=拥有可预期的优渥生活

　　“印度为什么要做软件产业，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基础设施太差了，制造业有很多困难，也没钱搞。但软件行业的要求是最低的，不涉及道路，不涉及物流，一根网线就解决了。”王伟说，对IT行业而言，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 　　这也几乎是印度IT产业制胜的最核心因素。 　　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指出，印度这个国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但这也令它特别注重一件事情――开发国民的脑力资本，培养出大量的科学界、工程界和医学界精英。 　　1953年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在东部城市克勒格布尔建立了第一所印度理工学院（IIT），以后又相继建立了6所。接下来的50年当中，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都竞相进入这些理工学院和其他一些私立学校学习。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曾经称：“印度理工学院是优秀科研人员的摇篮。要进入那里学习可不是什么容易事，你不可能蒙混过关……他们只有在通过了严格的入学考试后才能被录取……进入印度理工学院甚至比进入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还难……” 　　“IIT相当于中国的清华，是全印度最好的理工科院校，100个人申请，只有1个能被录取”，已经在华为印度研究所工作了14年的印度主管潘查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仅次于IIT的院校是NIT（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他于1995年毕业于NIT。当时全印度有12所NIT分校，现在已经发展到17所，几乎各邦都有一所。 　　毕业之后，潘查南21岁，先进了诺基亚西门子网络公司工作了5年。刚毕业头两年，年薪只有1.2万元人民币左右。回忆起那段工作经历，他并不认为辛苦，反觉得有趣，也有挑战。 　　有了5年的工作经历，2000年应聘华为时，潘查南已经能拿到10万人民币的年薪。“一个毕业生，工作三四年后，年薪达到10万人民币是很正常的”，华为软件服务印度分部部长陈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印度，一个大学毕业生，头几年的年薪在2万到3万人民币左右，好一点的能到5万元，但如果是IIT的毕业生，进入Google这一类公司，年薪可以拿到8万到10万元。 　　在工作十几年成为主管之后，当地业界的普遍年薪应该在25万人民币左右，加上奖金和各种激励，年薪能达到30万以上，这在班加罗尔已可以过上优渥的生活， 　　潘查南这一代十几年前的年轻人，正赶上了班加罗尔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工作十几年后，普遍已经成为各大公司的主管，年薪数十万，在班加罗尔买地、盖房，生活富足。不久前华为的一个员工，刚花了1200万卢比（大约人民币120万元）在班加罗尔买了一块400平方米左右的地，又花了800万卢比（大约人民币80万元）盖了一栋两层半的小楼。而印度土地是永久产权，买下来之后，可以世世代代往下传。 　　或许是因为这种有着明确预期的生活前景，使IT在印度成为一个对年轻人有极大吸引力的行业。“印度每年有四百万毕业生，其中有二十万都是软件工程师”，潘查南说。 　　在陈烁所领导的这个软件服务印度分部，承担着华为全球海外市场的软件定制开发和交付，这里几乎都是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 　　在印度，这些IT行业年轻人的教育路径普遍都是：四五岁开始上学，4年小学（Primary School），3年高级小学（Higher Primary School），3年高中（High School）。高中毕业后，大部分人会读2年预科（Pre-University），主要学习数学、生物、科学、艺术、商贸等6个学科。然后再读3年的专科或4年本科，如果在IIT或者NIT这样的大学，本硕连读需要5年。拿到学士学位之后，有人会继续读PGD（Post Graduate Diploma），计算机应用专业则叫PGDCA，相当于硕士。 　　“印度的大学教育，尤其在最后两年，会有很多实习机会，告诉你在一个公司工程师的工作是怎么样的，让你去发现，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公司适合你。”拉胡尔（Rahul）是软件服务部一个小项目团队的年轻人，这个项目团队有十几个人，都是25岁左右的年轻人；领导Shiva，他也只不过28岁，却看上去十分成熟干练。 　　“印度的大学，最重要的不仅是告诉你怎么做一个工程师，而是告诉你怎么去生活”，Shiva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印度大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很国际化，“我们除了学习英语，还要学习德语，法语等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学校周边一般有很多酒吧，很多学生会去酒吧，认识不同的人，了解不同的文化。” 　　这个小团队里几乎所有年轻人的大学专业都是计算机科学或者信息技术，2000年左右的时候，印度大学最受欢迎的专业是机械工程师和建筑工程师。2003年之后，计算机科学开始越来越受欢迎，很多印度学生会在印度拿一个学士学位，然后再去美国拿一个硕士学位。 　　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印度科技人才的大买家。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都不能给大多数科技人才提供很好的工作机会，因此大量印度科技人才远赴美国。 　　直到现在，仍然有大量印度IT人才在欧美工作，仅在美国，就有54万印度IT人才。美国硅谷的工作人员中有38%是印度裔。这些“外流”的人才中，有的给印度介绍客户，有的为印度提供信息，有的直接在印度投资，或回到印度开公司，在印度软件行业发展中起到极大的桥梁作用。

“世界外包中心”缓慢转型中的年轻人

　　外包，始终是这个国家IT产业的命脉。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有过“印度IT外包已死”的说法，最终结果虽不至此，但很多外包业巨头也受到重创。 　　不过，正如同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制造”模式日渐丧失优势一样，印度也在遭遇新一轮危机。 　　低廉的人力成本一直是印度最大的优势，这一局面也在日渐发生改变。以印孚瑟斯公司为例，最大的危机在于上涨的人力成本――其支出的70%用于工资。东南亚、东欧、南美等地都出现了成本洼地，例如Infosys的传统客户欧美银行也发现了菲律宾等新兴热地。 　　在印度本地，印孚瑟斯公司亦迎来强大的西方竞争者。十年前，印度6家最大的外资公司（包括埃森哲，IBM，惠普）在印度的员工总数加在一起还不到一万人，但五年后，这一数字已超过15万。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潘查南说，越来越多IIT的毕业生，不再选择去美国发展，更愿意留在印度工作和创业，“15年前，印度还没有那么多IT公司，现在已经不同了，但新一代的年轻人，甚至都不再愿意再去做那些传统的外包工作，更愿意在Google这样有创新性的企业工作。” 　　“事实上，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和美国并不完全相同。在美国，如果你坚持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尽管最后失败了，人们还认为你是英雄。但在印度，人们会认为，这个人是失败者”，潘查南解释说，为什么传统中印度做创新性工作的相对少。但现在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多工程师从美国回来之后，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他们不害怕失败，敢于尝试新鲜事物和各种挑战。 　　这也是印度IT产业开始从外包向创新转变的开始。 　　王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印度目前共有3300多家创业公司，75%集中在数字生活/商务及IT系统。在过去4年内，有超过300多家创业公司产生，大型VC和天使基金在印度也发展很快，思科在2005年设立了2亿美金的VC，关注于视频、协作、虚拟化等技术，已投资了9家公司。Intel， Cisco， SAP和Adobe 等公司均有VC基金投入创业公司。 　　另一个新兴因素，则是电子商务的兴起。事实上，电子商务当前在印度也是如火如荼，一批电商创业公司发展十分迅猛。在印度，Flipkart、Snapdeal、Myntra以及新进入印度的国际巨头亚马逊，目前在电子商务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印度最大电商网站Flipkart就诞生于班加罗尔，由两位前亚马逊高管创立，以卖书起价，并随后拓展到包括生活、医疗和配饰等众多领域。 　　阿里巴巴上市之后，印度媒体纷纷猜测，下一个阿里巴巴是否会诞生在印度？不过，相比中国，印度的电子商务仍然落后了一大截。曾有专业机构分析师表示，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都要领先于印度，毕竟“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远超印度，中国的消费信贷更加发达，国民使用计算机的能力也强于印度。” 　　此外，物流也是印度的一个致命软肋，“印度必须进行大量投资，才能建立起覆盖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交通网络。” 　　或许因为种种掣肘，印度并没有出现类似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商巨头，也没有出现淘宝这样几乎改变全国消费模式的电商类型。 　　创新和改变并不容易。“就我所知道的，整个华为印度研究所，两千多人，只有两三个人去辞职创业”，陈烁认为，跟过去相比，或许印度IT人才选择创业的人已经日渐增多，但跟中国比，还是少得多。 　　印孚瑟斯公司高级副总裁桑杰・普诺何特（Sanjay Purohit）曾总结过印度独有的创新方式，印度式创新往往体现在先定价后创新的作业模式上。发明者根据最终用户需求设定价格，并在这个价格范围内创新，其根本还是一种“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意识。 　　“印度的外包服务太强了，什么都可以变成服务”，陈烁说，印度人擅长的是，“你告诉我要实现什么，我就想办法通过流程、方法论、人力去给你实现”。 而与成熟的服务交付形成对比的是，印度的改变与创新的激情则相对较少。 　　和中国一样，已经有一些年轻的印度大学生毕业后，愿意在电子商务领域创业，不过数量并不多，大概只占到毕业生的5%左右。而大多数人还是选择进入各个IT公司。 　　可对于25岁的女孩拉吉塔（Rajita）来说，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显然没有潘查南那一代人幸运，“在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工程师，那就意味着，公司只想要最好的工程师，所以竞争很激烈”。 　　她每天早上9点半左右到公司，任务重的时候，经常要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但她依然喜欢这份工作，“选择这个行业是因为我真正热爱，绝不仅仅是因为收入的原因。” 　　在陈烁看来，对这一代年轻人来说，虽然穆尔蒂的创业故事显得有些遥远，也不及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那样幸运，但他们依然是这个城市和产业最有希望的未来，充满活力。“周末时间，商场、保龄球馆、酒吧、咖啡馆一般都是爆满的”，陈烁说，甚至在有音乐喷泉的地方，音乐一响，喷泉一喷，很多年轻的男孩女孩就会钻进喷泉中起舞，直到浑身湿透，“他们完全不是传统印象里的IT宅男或宅女。” 　　但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对待家庭和工作的态度依然传统。拉吉塔已经结婚了，她和丈夫以及家人住在一起。从家到单位要一个小时的路程，因为班加罗尔糟糕的交通状况，有时甚至要更久，但拉吉塔和其他年轻同事一样，都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很少抱怨，“下了班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家人在一起，这种生活状态挺好的。” 　　“这些印度年轻人工作非常勤奋，这点和中国人很类似”，陈烁说，而且他们很注重荣誉，“他们经常自发组织很多团队活动，比如歌唱、板球，最后的奖励也就是一块巧克力，但他们也很开心和投入。” 　　重视荣誉感，这一点确实让人印象深刻。26岁的托马斯（Thomas）在2013年获得了最佳员工，他喜欢把奖杯放在办公桌上激励自己。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激励自己的办法是，在办公桌旁贴上自己喜欢的“格言”。这一点，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几乎已经很难见到。 　　但在印度，几乎每个年轻人桌子旁边，都有这样的格言，或者是一段话，或者是一张精心设计的图表。“当你符合期望时，你会被聘用；当你超越期待时，你会得到提拔”，30岁的克兰（Kiran）在办公桌旁贴上这句话，他相信，“时间长了，总会有作用，很多改变是一点一点发生的。” 　　对于班加罗尔而言，这些几十年一点一点积淀下来的“工程师精神”，或许才是这个城市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激励下一代年轻人的精神指引。 　　正如印度IT产业之父穆尔蒂在印孚瑟斯公司2013年年会上告诫年轻人不要丧失“工程师精神”，“以往几千万美金的项目，从头到尾我们可以做到没有一个bug（电脑系统或程序中隐藏的缺陷），想要继续发展更高价值的服务，想要更高的定价权，必须没有一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