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萨之战

15世纪欧洲兴起的地理大发现，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将地球表面孤岛式的各文明连接起来，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的开端。而尾随这一巨变而来的，则是欧洲文明宗教、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扩张，给予各孤立文明以史无前例的冲击和压力。这一浪潮最遥远波及到东亚，结果以中国、日本在16-17世纪的抵制/锁国政策结束第一阶段，然而这却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两百年后，西方文明以更猛烈的浪潮袭来，最终在鸦片战争中破门而入。

晚明的中西遭遇，并未引起当时东亚社会的震动，而只有局部的影响，今人之所以掉头回顾，并予以高度关注，无非因为鸦片战争后的惨烈遭际，由此完全重塑了我们对于第一阶段中西交通的看法。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势力的东进分为海陆两道，人们往往目光集中于西欧诸国，而忽视陆路而来的俄国[1]，或将两者视为毫不相关的两件事。然而两相并举，适可深切理解当时局势。这海陆两道的接触，最终均以政治军事冲突告终，海道东渐结束于礼仪之争和收复台湾，陆路则结束于雅克萨之战；为时均在清帝国最强盛的康熙一朝。晚明、晚清均以衰弱著称，但正是因为朝廷政治控制力不强，致使欧洲力量的渗入；而政治军事力量的重振，则不免以激烈冲突、强力拒斥的姿态出现。就这一逻辑而言，三百年后的毛泽东时代正是康熙年间史事的一次翻版。

战争

很少人意识到，俄国东向扩张的动因和伊比利亚半岛类似，是出于一种基督教徒与东方异教争斗数百年的“再征服运动”产物。从蒙古高原到匈牙利平原的内陆亚洲，是一片内陆的海洋，构成历史上众多游牧民族的自由迁徙通道。蒙古人13世纪突如其来的征服，切断了俄国与西方的联系[2]，俄国的扩张可说是对此的一次反向运动。1395年帖木儿摧毁金帐汗国的首都萨莱，意外地造成莫斯科公国崛起，此后，向东一直到中国的广阔内陆，就如同15世纪西欧人到来之前的大西洋/印度洋一样，成为一片权力真空地带。因此波雅科夫1646年向莫斯科报告，认为有300人就足以征服他所到过的所有地方。

这就造成一种无限制的扩张：通常来说，这种扩张只有在遭遇强大对抗或技术无法克服的地理障碍时才会停下来[3]。从这一逻辑上说，俄国占领幅员如此辽阔的土地，很难说是其本性极其贪婪或武力强大的证明，而需要归结为某些非人为的强大因素。在抵达中国边境之前，俄国人事实上是很少遇到有组织抵抗的，而他们的困难反而在于不知在何处才应该停下来[4]。因为俄国及北亚地形极为单调，几乎只有一种地形，就是四面开阔的平原，谈不上有什么天然的边界。

1643年，俄国武装第一次侵入黑龙江流域。此刻正是中国易代之际，中原激战正酣，因此直到40年后，康熙帝才开始部署大规模的军事反击行动。但与其历史上的意义相比，1685/1686年的两次雅克萨战役的规模都是相当小的，俄军从来没有超过800人，而清军一度达到6千人[5]。和郑成功收复台湾时一样，雅克萨之战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就是八至十倍压倒数量的中国军队长期围困少数凭借火器、堡垒的欧洲近代化军队。在1686年的第二次雅克萨战争中，俄军被围困、封锁长达一年，以至于无法补给维生素C而大批得了坏血症[6]。这南北的两次收复行动中中国军队实际上都是艰难取胜的。

因此，这两次向来被渲染为中国人光荣胜利的战役，从军事角度看，暴露出来的是当时中国军队在战备等方面的落后。1655年春，一支一万人的满洲军队带了炮和火铳，围攻俄军在松花江流域的一个五百人守卫的堡垒，作战了三个星期，仍未能攻下[7]。俄军和荷兰人在台湾的失败一样，败因并非军事战略或战备问题，而是受制于三个因素：人员数量的不足、给养的缺乏（最终城堡未被攻破，但不得不投降）、以及对手出人意料的顽强决心（长期围困）。

长期以来中国历史书中对这些“罗刹强盗”都予以强烈的谴责，渲染他们无恶不作的劣迹。我相信这些是事实，但是，第一批冒险家往往都是这样的恶棍，只有他们才会亡命天涯、不屈不挠地开辟道路，正如中国最初开创海运事业的朱清也是个杀人亡命在外的海盗。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征服者更不是什么圣徒。尤其是北亚这样极端严寒的可怕自然环境，普通人即使给予物质奖励，也是不愿意向这里移民开发的。这些俄国人不少都是强盗、罪犯出身，但清朝也同样将黑龙江流域作为罪犯安置区。至于征发罪人、囚犯以占领边疆地带，在中国更是史不绝书，如秦发罪人攻岭南及西汉以死罪犯攻朝鲜；王莽时为了征服青海，竟人为地扩大犯禁范围，以制造更多的罪犯来攻占边疆[8]。开辟边疆的军事行动，常常九死一生，在前现代时期，这些先驱常常正是出身最底层的罪犯。期望他们像现代旅行者一样彬彬有礼地造访当地，那是根本不现实的。

由于战争地点雅克萨距离北京只有1800公里左右，而到莫斯科的距离则三倍于此，我们一般人通常以为这是俄国的手伸得太长，中国军队具有较近作战的优势。但实际上同纬度扩张的俄国人，远比中国军队更能适应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由于地形平坦，“俄国的气候从北到南和从西到东，都没有像西欧和中国那样变化剧烈”[9]。历史上诸大陆帝国如亚历山大、罗马、阿拉伯、土耳其、蒙古，其扩张大多是横向沿纬度展开的，因为纵向跨纬度就意味着要适应差异很大的气候带、植被、水土，这通常都会影响战斗力。因此，当时清军跨纬度北上作战，其面临的难度要大得多，在两次雅克萨战争期间，清军都是在黑龙江流域短暂的夏季发起进攻的，冬季基本是停止作战的封锁对峙状态——《鹿鼎记》中清军在严冬攻击雅克萨城当然不过是小说家言罢了。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谈到这一战事时说：“俄国在把它的国境向欧洲扩展的同时，也在向东方扩张；但是它向东的扩张，在一条漫长而单薄的交通线的尽头处，于1689年被满洲人遏制住了。”的确，在1916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之前，俄国从莫斯科通向太平洋的交通线一直是“漫长而单薄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却极为安全。这一交通线深在内陆，不会遭遇海洋势力的攻击，而内陆游牧民族也极少能威胁到它。这足以使俄国在输送自己政治军事力量时保持一种虽然规模不大、但足够稳定的态势。相比起来，中国历代对漠北、黑龙江流域的力量投放，却时常是断断续续、若有若无的，并且时常被强大的游牧民族所切断，而一旦切断，就只能听任这一地区与中原完全断绝政治联系。

尼布楚谈判之前，俄谈判代表费要多罗·戈罗文于1687.9.10到达乌丁斯克后接到6.24沙皇宫廷发出的新训令[10]，于此可见俄国驿递系统大致从首都出发3个月可以到达黑龙江流域。而这是在西伯利亚道路泥泞的夏季，如果是冬季，则行动可以更为迅速，因为冬季是西伯利亚道路状况最好的季节。1856年11月，美国人PerryColins自彼得堡出发，在35天内抵达伊尔库次克，行程5700公里；实际在路上28个昼夜，平均每天速度为200公里以上[11]。鉴于俄国的道路系统在这180年内改善有限，这可以作为一个参照。当时清朝谈判代表团，从北京到尼布楚则走了49天[12]，两相比较，双方的投放能力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13]。

征服、开发与有效占领

1890年，契诃夫到远东访问，“我在阿穆尔河上航行时，就产生了这种感觉，仿佛我不是在俄国……至于说自然界，那也是独特的、非俄罗斯的。……我们这些来自俄国的人，被看成是外国人。”[14]类似的感想，清初时人也大抵类似，1658年被发配宁古塔的吴兆骞，描写自己出关的感受是“敢望余生还故国，独怜多难累衰亲。……姜女石前频驻马，傍关犹是汉家人。”（《出关》）显然在他的感受中，宁古塔一带无论如何已经不是“故国”，他甚至已经不大奢望能绝塞生还了，这个感受犹如我们现代人被发配去月球一样。宁古塔在当时是令人谈虎色变的极北流放之地，那么更偏僻的黑龙江以北地区、库页岛，汉人就更难以想象了，事实上甚至连罪犯都很少涉足这里。

现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上都宣称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有力的证明之一即明朝在这一带设立的奴尔干都司。这是现代民族国家以现时观念回放历史的常有错误，当然这在政治上是有用的：因为坚持领土原则的办法之一，就是硬说边界早已存在、该区一贯属于本国。事实是，“虽然在名义上，奴尔干都司所辖地方属于明朝，但实际上，明朝对这一广阔区域从未实施过有效的行政管理。明朝在东北的实际边界局限在辽东一线。”[15]

历史的特点是我们经常“从后往前读”，也就是以后起的概念衡量、判断早先的史事，并予以重新组织、诠释。古代中国并没有一个“领土国家”的观念，即将国家统辖范围设想为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疆土，国家对人民进行直接行政管理，中间不存在任何统治者；国家与他国具有清晰的、不可侵犯的边界线。中国自周代以来对疆域的认识是同心圆式的所谓“五服”，最外围的地域是从来不进行直接行政管辖的，而实行羁縻政策。羁縻并非有效占领，也不充分行使管辖权，中央仅满足于边疆部落的象征性臣服，就对当地不施加任何政治压力，所谓“一切政治，悉因其俗”（《清圣祖实录》），达到“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这种臣属今天常被理解为一种“有限度自治”，但实际上却跟不统治没什么差别。

这种观念不是领土国家，而更接近于“势力范围”。只要进贡、表示臣服，中央就不会干预，同时理解为这是对自己统辖权的默认。假如当地部落不危及边境局势，一般中央对这种松散的联系也毫不在意。“明朝的统治带有强烈的汉人政治的色彩，在力所不能企及的非汉人居住区，决不努力建立直接的统治。”[16]朱元璋认为东北“土地早寒，土旷人稀，不欲建置劳民”，元明都是在辽河流域实行与内地类似的郡县制，辽东以北不理民政，只设卫所，卫所长官均是女真部落酋长，以安抚羁縻，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充分的宗主权。羁縻的主要出发点是使之不致危害边境，并非主动管理，而是被动的安抚措施，也因此，明设置奴儿干都司后不久就撤消了该机构，放弃羁縻关系，女真部落乃兴起，威胁辽东边关。

历代对中原王朝直接民政管理之外的边疆地区，都只是相隔很久才采取一些断断续续的行动，以确保其相对的依附和服从状态。就像18世纪的突尼斯向内陆部落征税一样，“越是小的部落越要定期纳税，而大的部落则要政府每年同它们讨价还价甚至动武，才征收到实物或现金。这些大的部落往往并不看作是真正的付税，而是当作一种从属关系的承认。……军队收税的圆满与否，全看它的军事力量。……直接税的征收反映了一种封建制度，人民不是按照假定的或真实的收入来纳税，而是相反，根据他们的势力或对抗的能力来决定。”[17]清朝对库页岛等地居民向三姓衙门数年缴纳一次的皮毛也是从一种封建从属关系的承认上来理解的，而决不是出于那些地方是本国神圣领土的概念。也因此，晚清时割让香港岛引发的争议比割让100万平方公里给俄国还要大——当时清朝君臣都认为这片土地在蛮荒之外，毫无价值，但强调六十四屯居民却必须“永远居住”并归中国政府管辖（1856瑷珲条约）。他们着眼的是“人”，而非“领土”。《北京条约》中就鲜明地表露了这种观念：“上所言者[割让土地]，乃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

17世纪满族兴起时，曾在黑龙江流域抢掠当地人口，俄罗斯学者曾以此为本国扩张辩护，认为“满洲人进行这些远征的基本目的，并不在于侵占毗邻的领土和将其并入满洲国版图，而是为了虏获有生力量。未能躲开满洲军的当地居民都被迁往满洲领土。”[18]稻叶岩吉也曾说：“满洲统治者远在太祖统治时期，便已开始在黑龙江使用武力，但根本未把攫取该地领土作为自己的目的。”这些听起来让国人不大舒服，大不符合“自古是中国领土”的论调，但不能不承认是事实。中国历代政治家都是从充实政治实力的观念出发来执行这些政策的，相关的事例极多[19]，契丹与女真初兴时，也无不首先以统一东北为目标，将被征服的土著民族迁入自己所在地区。

假如本身的政治、军事力量无力，通常毫不可惜地将大片领土放弃掉。如朱元璋海禁，尽徙澎湖民于内地，废巡检司，放弃对这片海区的行政管理；1387年/1661年两次迁海（为对付倭寇及郑氏），明清政府甚至放弃浙江沿海的玉环岛“自从前迁界，弃置海外”（雍正《特开玉环志》）；明初又弃宁夏地，徙其民于陕西[20]；1447年则废沙州卫（敦煌），迁其众于内地。550年侯景之乱后，云贵高原一带脱离中原王朝统治长达703年，而唐宋统治者对云贵多采取不干预的消极态度，他们并不将云贵视为自己应有疆域的一部分，只要他们不入侵，就不干预他们的独立存在。但一旦政治实力允许，则中央政府又会重新伸展过来。一般来说，设置军事化的卫所是控制的第一步，如“明代西南卫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经深入到西南边疆”，虽然这还“不表明中央可以对西南实施完全的控制”[21]。而到中央政府有能力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统治之时，决不允许羁縻、土司等制度的存在。

因此，中国传统上的疆界观念主要是一个政治力量的问题，其伸缩是有弹性的，不像现代的边界寸土必争，无论国家政治势力强弱，通常决无修改余地。从技术上来说，前现代的中国很难实现对黑龙江流域的有效占领。政治服从、军事征服和有效占领是颇有差异的几个概念，辽东以北的居民之所以对中原王朝归顺，并非后者对当地实施了有效占领和行政管辖，而是它的政治权威没有遭遇强有力的挑战——这一挑战首次就来自17世纪的俄罗斯。

在取暖设备、交通建设和农业技术有充分发展之前，中原王朝很难实现对东北边疆有效占领。最多能做到的仅是点与线的控制，而远非面的控制——现代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边界却恰恰是面与面的接触冲突后才形成的清晰分界。而在点、线的控制中，不必有清楚的分界，清对黑龙江以北地域多只能实现三年一巡，以至19世纪中俄国人入侵多年后仍一无所知。1961年中印边界冲突时，美驻印大使曾评价：“中国人在那里修建道路，可是印度人在长达两年之久的时间内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本身就使印度在这方面的领土要求显得很苍白无力。”[22]现代边界是“面的边界”、“无宽度的长”[23]，而至清代为止的中国传统边界观念则是一个“逐渐消失的无人地带”，更接近于一个中立的无人区。

任何一个政权要在扩张过程中实现有效占领，军事进攻和逐步移民是相辅相成的两种基本手段，明朝对云贵高原的收复即如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和边疆政权的疆域，无论哪一种疆域的巩固和扩大，都离不开移民的作用”（《中国移民史》）。但辽东边外的严寒却对移民构成难以克服的障碍，即使到1975年，黑龙江以北地带的气候、环境对当地人来说仍相当不便，物产自给率相当低[24]。至于苦寒的库页岛，契诃夫1890年曾说，即使是耐寒的日本人也“极难忍受或者根本不能忍受这里的冬天”，只有日本渔民少量过来“他们不事耕耘，不种蔬菜，也不饲养牲畜。一切必需品都从日本运来。吸引他们到南萨哈林来的唯一的东西是鱼。”[25]黑龙江北岸的斯科沃罗丁诺1909年建城后的第一个冬天，许多建筑物都倒塌了——因冻土的冻结和融化造成地面凹凸不平。

这样的地方，农业文明的中国人视为寒冷的蛮荒地狱，也就不足为怪了。直到19世纪中叶，黑龙江地区人口只有不到1.1万土著居民，乌苏里江地区则不到2千人，人口密度是每100平方公里不足1人，仅及现在西藏人口密度的1/250。一旦遭遇挑战，这无论如何是无法守住这片土地的——试想假如有外敌入侵台湾时该岛只有不足360人，那么他们很可能不是觉得自己在入侵该地，而会以为自己是来到了一片荒芜的无人区。1858/1860割让给俄国的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其土著人口数量可能还不到割让香港时的一半[26]，而当时俄国人的数量是其十倍以上[27]。

在雅克萨战前的1681年，清帝国在东北边境驻扎的边防部队没有超过宁古塔[28]。而1643年沙俄侵入黑龙江流域之前，满洲却在掠夺该地区的人口以积聚实力，“把当地居民赶到一起并把他们迁到满洲领土这个事实本身，便排除了把清军到过的领土并入满洲国和开发该领土的可能性”[29]。而同时清军大举入关，使东北生产力长期陷入停滞，在盛京仅留下一支774人组成的满洲驻防军；根据曹树基的推测，清初辽东300万人口有250万外迁。总体而言，清初已征服黑龙江流域，但未能实质掌控（仅限于点和线的控制），遑论开发。而这正是它无力阻止沙俄于19世纪中吞并大片领土的原因所在。而它之所以能在雅克萨之战中获胜，也不无偶然因素。

胜利的苦果

很长时期以来，雅克萨之战一直被认为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阻止俄国东侵170年。这有部分是事实，但却被夸大了。布罗代尔曾详细分析了1571年勒班陀海战中后的局势，结论是：“和平之所以能够在地中海重新建立，是因为战争转移，进入与它邻接的广阔地区，即西边的大西洋、东边的波斯的边缘以及印度洋等地区。西班牙的向西摇摆的运动同土耳其向东摇摆的运动对称。……长期在地中海进行对抗的西班牙集团和土耳其集团最后一下子就互相摆脱了。”[30]中俄在雅克萨战争后的长期和平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双方的注意力都不再集中于此，俄国自彼得大帝之后长期致力于西向进攻；而清王朝则面向西北及中原。

俄国对远东的存在，围绕着两大主轴，用彼得大帝的话说，俄国在远东只有两种可能：“打仗或贸易。”而两者常常都是为了得到财政扩充。克柳切夫斯基曾说：“战争是彼得一世改革活动的主要杠杆，军事改革则是它的起点，解决好财政问题则是它的终极目标。”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西伯利亚皮毛的进款，在沙皇国库岁入中所占的比重急速增长，1589年占3.75%，1635年占8%，1644年上升到10%。[31]如果在远东用贸易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彼得也就不准备两线作战，但对东线的沉默并不能证明俄国意图和平或无力东侵。雅克萨战争毕竟它仅仅损失了一千多人，而如果愿意，它本足可派出几倍于此的军队[32]；但彼得1689年即位后基本上全力倾注于对西方的战争[33]。

雅克萨战后，俄国和二战后战败的日本一样，得到了它本想通过战争得到的东西。彼得“在欧洲所进行的战争使他忙不过来在远东再打仗，所以他就选择了贸易。另一方面，中国对它和俄国的关系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它既不要贸易，也不要战争。”[34]俄国东扩时与西欧的地理大发现一样，皇家逐渐将特许的私人事业接手过来，将商业和领土扩张变成国家的冒险事业。因此俄国这一时期的政策是以扩张和贸易为导向的，并且“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是不会有竞争者的。”（马克思语）1869年哥尔查科夫进一步声称：“实质上，商业上的利润才是召唤我们到亚洲去的主要动机。”

而中国进行战争的目的、及战后汲取的教训却截然不同。1685年1月，康熙在征讨前再次要大军最后一次晓谕俄人：退回本土、归还逋逃，各居疆土，彼此于边界贸易。战后清设俄罗斯馆以待朝贡互市之人，将俄国人视为承认对天子臣服的边荒蛮族，丝毫未察觉到俄罗斯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今日都将雅克萨之战视为一次意义重大的战役，而在当时，人们却普遍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对边境外蛮族的警察行动罢了。清人将俄国人称为“大鼻挞子”，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仍以为俄罗斯人是“蒙古别种”[35]。这或许与蒙古人曾征服俄国有关[36]，甚至连曾流放黑龙江多年的吴兆骞也对俄国人不甚了解，称俄人本名“老羌”[37]，《朔方备乘》也称“俄罗斯本羌种”，而其作者何秋涛还是中国俄罗斯学的奠基人，东北舆地专家[38]。

这种含混可与蒙元时对西域人的认识相比：当时中原人将西域来的一律称为回回，如吉普赛人为罗里回回，犹太人为术忽回回。时人受限于知识经验，往往会以已有知识作为对照的参考坐标，因此其认识与今日截然不同。16世纪时葡萄人在印度的传教一直在果阿，且始终局限在下层，传教士又不重衣着、交往者身份，加上葡人食牛肉、饮酒，“与其通婚的印度人又多为较低贱的种姓，印度社会遂将佛郎机人归类为低贱的种姓”[39]，斯可与中国称俄人为“大鼻挞子”作一对比。因此，虽然发生了一次战争，中国人却对对方毫不了解，只是想当然以为俄人和几千年来的北族一样，不过是又一个冒出来的边境小股游牧民族；康熙之平俄在心态上一如诸葛亮之征南中，即安定后方[40]，然后进取中原，而对俄人的绥抚手法也与传统上对边境蛮族的并无不同。

由于东北是满清的发祥地，清廷对驱逐俄人势力表现得远比明人重视，1682年康熙帝亲自东巡至嫩江[41]，这是明朝诸帝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从西班牙、荷兰对台湾的占领时明朝的态度也可知它不会对黑龙江流域多加关心，俄人若是早五十年入侵，可能整个黑龙江流域早已不是中国领土。中原王朝的传统态度就是：四夷凡不为害边疆者，也就不大予以关注[42]。战后清朝也就将其注意力从这一片地区转移走了，从而使它对黑龙江流域的了解程度仍相当之浅：1734出版的《皇朝一统志省府厅州县全图·盛京全图》反映当时中国地图的一个普遍观念：把黑龙江作为松花江的支流；也未标出日本海海岸及库页岛。19世纪中叶割让100万平方公里领土时，清政府上下很可能根本不清楚这片土地到底有多大。

的确，在雅克萨之战中中国没有失败，但在战后它所获得的，与对手相比，却极为有限。这可以和663年的白村江之战相比：此战对日本产生深远意义，而胜利的唐朝却毫无触动。胜利的一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当年的土耳其帝国也是如此，其海军一度称霸地中海，但却并不懂得制海权的意义，因此后来也就毫不可惜地放弃掉了。这样一个和平的后果，实际上为下一次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它仅仅是推迟了这样一个惨败的到来。对当时的清朝来说，最好的是一个频繁而不具有摧毁性的战争，这样才能激发它在战争中为追求效率而推动变革，但它却轻易地获胜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简直比失败更糟糕。

现代民族主义重塑了这场战争的意义，1685/1686年清军的表现是对近代以来遭受惨败的民族心理的安抚。代表着“我们”在那里与敌人战斗，而且无论如何，“我们胜利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幻想，一如Hobsbawm讥讽的，英国人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总是幻想着“我们”和“他们”“在南大西洋那块满是沼泽的贫瘠小岛上，进行殊死战”[43]。

雅克萨之战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绝佳题材，然而放到更宏大的图景中来看，它的意味就大为不同了：随着清初中国政治军事势力的全面恢复和重振旗鼓，第一阶段的中西交往全告中断。1661年收复台湾、1686年雅克萨之战、1721禁止西洋传教，这全都发生在鼎盛时期的康熙朝。国人往往憧憬假若国家强盛，就不至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受辱，而历史也的确给出了答案：假如强盛的话，那么结局就是在冲突之后以闭关告终。一如周宁在《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一书中最后一章的标题：“收复台湾，失去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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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认为，人们在讨论地理大发现时，经常忽略俄国对北亚的发现。

[2]《俄国史新论》：[蒙古入侵]“它使罗斯从此不能只面向西方，还得面向东方；罗斯从此不仅是欧洲国家，还须发展成亚洲国家。”

[3]寇松1889年的名言：“[俄国的扩张是无休止的]在锁链上铸就的每一环本身，已和下一环交缠在一起，正如从奥伦堡到草原迈开了第一步，紧接着必然是塔什干的征服。”

[4]哥尔查科夫1864年对驻外使节的指令中说，俄国在与亚洲邻国发生接触时，“保持边界安全的办法”，“是把他们征服下来”，而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工作。

[5]《外贝加尔边区纪行》记载：1685年6月13日，中国军队水陆两道共2千至5千出现在雅克萨城下。当时俄军450人，有三门炮和300支枪。中国军队撤走后，俄守将托尔布辛得到援军，再次占领设防，守军336人。1686年清军再次派出6千人的一支大军，俄国人则是736名。

[6]1686年战役，清军自1686.7.1开始逼近；9.1开始进攻，月底击毙托尔布津；11月改围困为封锁，到次年5.6撤退，8.30俄军撤离投降，前后长达14个月。

[7]《耶稣会士徐日升 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据载这一堡垒在库马拉河口

[8]参见各卷《中国移民史》。《汉书》卷99《王莽传》：王莽设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

[9]《俄国史新论》

[10]《沙俄侵华史》

[11]《西伯利亚之行》：PerryColins自彼得堡出发，在35天内抵达伊尔库次克，行程3545英里（5700公里）；期间换了210次马，乘了700匹驿马，雇佣了200个马夫；实际在路上28个昼夜，平均每天速度为126英里（200公里）。

[12]代表团1689年6月13日从北京出发，6/27到达尔湖，7/9越过鞑靼人边界；7/16到克鲁伦河；7/31到达尼布楚城。《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我真诚相信，没有别的国家君主能派出这样一支骑兵队，通过沙漠走40天的路程（我们用骆驼和牛车运载一切必须的东西和物资，实际上走了49天），以90只船全部用于运输大炮，带着一千名兵士和两千名服务人员，这批人在尼布楚出现，使俄国人感到无止境的担心。”

[13]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对鸦片战争时中英交通时间的比较：大抵从北京或伦敦出发，兵力投放到广东所需时间都在60天左右。

[14]《萨哈林旅行记》

[15]《中国移民史》卷六

[16]《中国移民史》卷五）

[17]《法国对突尼斯保护权的起源》

[18]《满洲人在东北》

[19]《中国移民史》卷二P548：“自战国起，各国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千方百计增加本国人口，手段之一就是将邻国的人口迁入本国，或将本国缘边地区的人口集中到都城附近。”“在攻城掠地或作战过程中，或在新占领地区，将俘虏、降人、当地土人和一般民户迁往平城一带或其他规定的地点，几乎成了北魏的一项制度，很少例外，京师始终是迁入的重点。”又如秦汉平越人后将其民内迁；前燕慕容氏于285、342、347年多次北征夫余（在吉林）、高句丽，掠夺人口数万而归。

[20]：明弃宁夏地，洪武九年始设宁夏等五卫，见王越《屯御疏》，《明经世文编》卷六九。又《明太祖实录》卷八八：1380年诏“其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

[21]《中国移民史》卷五，西南卫所都是内地汉人迁移而来，与东北利用当地女真人为羁縻又有所不同

[22]John Galbraith《我们时代的生活》

[23]这是欧几里德几何中对平面曲线的定义。附带说一下，“几何”[Geometry]在希腊语中的词源意为“测量土地”。

[24]《苏联的远东地区》：“苏联远东区的所有河岸地区都是极度沼泽化地带，经常不是冰封，就是水涝。边界地区受害尤苦。”“苏联远东地区几乎在各种物产方面的自给率都很低。然而由于运输困难，各州当局不得不劝告和强制远东地区减少在全国其他地区的购买支付。”

[25]《萨哈林旅行记》

[26]1841年香港政府公布的香港人口数为7450人。黑龙江地区的1.1万人，其中大部分又居住在今黑龙江省内区域，但此后增长极快，按《黑龙江省地理》：1887年全省30万人，1945年达800万。1949年后更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

[27]《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1860年代初，俄外贝加尔省人口约35.25万，滨海省3.51万，阿穆尔省1.39万。

[28][29]《满洲人在东北》

[30]《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册

[31]《俄罗斯馆纪事》

[32]1652年8月，哈巴罗夫派人去雅库次克求援，他认为有6千就足以抵御4万满洲兵。但当时西伯利亚无法提供6千人这么多，于是向莫斯科求援，莫斯科派出了3千人。俄国在彼得大帝登基后实力大增，如果有意东侵，派出1万人的大军也不足为怪。

[33]彼得一世执政35年，对外战争就有34年，只有最后一年没发动对外战争，前34年，也只有13个月是没战争的。1702-1709年军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80%左右。

[34]《耶稣会士徐日升 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Joseph Sebes导论

[35]《李朝实录》肃宗八年（1682年）十一月条、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李坤《燕行记事》中均称俄罗斯人为“大鼻挞子”，以上虽是朝鲜的记载，但朝鲜与俄不接壤，所闻均自中国而来。洋人鼻大，是一显著特征，台湾人称洋人为阿凸仔，亦取其鼻子尖挺，凸鼻之谓也。金景善《鄂罗斯馆记》（当在1832年）也同此称，并云“即蒙古别种也”；俄馆内修道士也被称为“喇嘛”。

[36]《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纪三》：“辛未，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干罗思军士，隶枢密院。”这或许也是“蒙古别部”说之一源。

[37]《秋笳集》

[38]《俄罗斯馆纪事》

[39]《两头蛇》

[40]《清圣祖实录》载康熙语：“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

[41]杨中华《康熙皇帝东巡中驻跸衍福寺考》

[42]《新五代史》卷七四：“五代，四夷见中国者，远不过于阗、占城。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云。”

[43]《民族与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