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_艾春荣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艾春荣 （佛罗里达大学 惠灵顿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美国佛罗里达 甘城 32611）

汪 伟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本文测算了 1952-2006 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并分析了其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及其原因。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高积累政策、居民的低收入水平与高人口负担决定了居民的储蓄能力有限，稳定的收支预期也使得居民储蓄倾向很低。 改革开放后，居民个人储蓄率迅速上升，其原因除了收入增长的普遍作用外，可能是其它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这些因素包括经济转型、人口转型、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消费习惯等。

关键词：居民储蓄率变化；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08）06-0005-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 直保持在高水平上的中国储蓄率受到了越来越多 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中国的储蓄率明显地高于其他 国家， 近年来的上升趋势十分明显 (图 1)。 根据

GDP 的支出法统计 ，2006 年中国的储蓄率达到了

①

60 年代的情况相似。 任若恩和覃筱(2006)则利用中

国和美国两国的资金流量表对两国居民储蓄率的 统计口径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尽管经过对统计口 径上进行调整，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仍远高于美国。

[3]

50.1%，已经超过了消费在 GDP 中的比重。

②

居民储蓄是国民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

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储蓄率 的上升带来的，本文侧重讨论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 化及其原因。 以往关于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及其 原因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如中国人民 银行研究局课题组(1999) 测算了 1978-1997 年的 中国居民储蓄率，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储蓄率 迅速上升，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一直维持在 20%以上，90 年代中期接近 30%。 何新华和曹永福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 55 年统计资料汇 编》与世界银行数据库。 国民储蓄率 1 是根据支出法 GDP， 按照 1-最终消费率进行计算， 国民储蓄率 2 根据资金流量 表计算，国民储蓄率 3 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1]

(2005)、Louis Kuijs(2005，2006，世界银行工作论文)

则利用国家统计局从 1992 年开始公布的资金流量 表研究发现，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 达 到 历 史 高 位 ， 至 今 仍 然 维 持 在 25% 左 右 。

[2]

以往的诸多研究对观察近年来中国居民储蓄 率的变化给了我们诸多启示，然而，这些研究所使 用的数据大都只从 1978 或 1992 年开始，仅能反映 我国近年来的储蓄率的变动，对改革开放前后我国 居民储蓄率及其变化却少有文献进行讨论，这其中

Modigliani 和 Cao(2004)的研究表明尽管中国的人均

收入水平仍远低于工业化国家， 但是他们估计的

1994 年中国居民储蓄率接近 34％， 与日本 20 世纪

收稿日期：2008-10-15

作者简介：艾春荣（1962-），男，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惠灵顿工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主要从事计量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

经济学研究。

2008 年 11 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6 卷 第 6 期

估算类似，但我们仔细核算了居民持有的各种金融资产包括手持现金、储蓄存款、各种债券和股票、储

蓄性保险和外币储蓄等。 我们通过现有的统计数据统计估算得到居民的金融储蓄与实物储蓄并加总得到居民储蓄(见表 1) 。 下面对居民储蓄中的各个

变量的估计方法和数据来源作以下说明：

1. 手持现金。 这是居民期末持有的流通中货

③

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统计年鉴》并没有直接的居民储蓄率数据。 因而，从历史的视角看，这些研究并不能反映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的居民储蓄率变化的全貌。 本文试图对 1952-2006 年我国的居民储蓄率进行一个粗略的测算，以弥补这一空白，并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的分析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

二、中国居民储蓄率的估算

由于中国直到 1999 年才开始公布至 1992 年

开始的资金流量表， 因此居民可支配数据只在

1992-2004 年这段相对短的时间可得，因此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的居民储蓄与储蓄率变化首先要进行相关数据的估算。 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不同时段的中国居民储蓄率进行过估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Modigliani 和 Cao(2004)和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

所做的工作。 Modigliani 和 Cao(2004)用个人拥有财

富改变量作为居民储蓄的度量， 测算了 1953-2000

年中国的居民储蓄与储蓄率，居民的财富包含现金余额、储蓄存款、国库券，住宅等，Modigliani 和 Cao (2004)的测算方法对改革开放以前的数据可能误差并不大，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1990 年以后，居民金融资产的持有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除了国债以外、居民开始持有一定数量的股票、企业债券、保险、外

币 。 居民持有的现金余额没有完整统计，但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表明，居民个人手持现金占全部流通中的 80%左右，据此，我们以流通中现金 M0 的 80％

计为居民持有现金并计算出其当期增加额。

2. 储蓄存款。 它包括居民期末持有的各种期限的本币存款。 居民的储蓄存款的数据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变量来替代，并计算出当期增加额。

3. 债券。 它分为国债和非国债两类。 中国现有完整的统计资料均为发行面值的统计数字，我们根

据 《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各期的债券发行数目估算居民当期持有的债券，在债券核算中扣除还本付息部分。

4. 股票。 这里主要指居民持有的 A 股，特别是

流通的 A 股， 至于少量的转配股、B 股和 H 股可暂时不计。 按权责发生制原则，股票应以其期末市场价格值作为核算价格，这里既不能按面值，也不能按发行价格核算。 如果仅以面值和发行价格核算，

会造成居民在购买股票一瞬间金融资产遭到极大贬值的状况，这不符合国民经济核算原理。 我们假定居民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流通量的 60％，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流通市值估算出居民持有的股票资产，并计算出当期增加值。

5. 居民保险。 居民的储蓄性保险应该主要包括寿险、健康险、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家庭财产险等。

④

币存款等， 另外居民可能也持有一定的商品存货，而 Modigliani 和 Cao(2004)的测算并没有将其包括在内。 另外，在国债的核算上他们并没有将居民兑付的政府还本付息的债券剔除，因此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数据的测算存在许多遗漏， 可能并不精确。

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 (1999) 测算的时期是

1978-1997 年， 他们将居民储蓄分解为实物储蓄与金融资产两部分，其中：实物储蓄由固定资产投资和商品存货组成即： 实物储蓄=当期居民固定资产投资发生额+商品库存增加额。 金融资产包含手持现金、储蓄存款、债券与股票等有价证券。 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的特点是他们区分并估算了不同储蓄概念下的居民储蓄， 但他们的估计与 Modigliani 和Cao(2004)一样存在类似遗漏数据问题。 由于他们估计的时期相对较短，因而难以反映中国居民储蓄率变化的全貌。

1992 年前的数据用居民的保险保费的数据来替代，由

于数据较小误差不是很大， 对于 1992 年后的数据用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中的保险准备金来作为居民保险的替代变量。 这个指标口径比现有资料指标口径要大，但这样可能较为全面反映居民对保险机构资产拥有的权益。

6. 外币储蓄。 由于过去一般只将本币存款作为全部存款，忽视了居民持有的外币存款。 居民拥有的外币就是对发行外币国中央银行的债权。 外币按照期末汇率换算成人民币核算。 外币储蓄额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人

本文对改革开放前的数据估计与 Modigliani 和Cao(2004)类似，但我们在债券中扣除了还本付息部分。 改革开放后的数据与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的

6

艾春荣，汪 伟：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民银行季报》公布的资金流量表中的外币储蓄额数据得到并计算当期增加额。

行后才开始下降，家庭“吃饭”人口多也降低了家庭的储蓄能力。 从职业与分配制度看，在计划经济时期，“铁饭碗”、“大锅饭”、职业的终身制的收入分配体制使得居民收支比较稳定， 居民没有失业危险，不确定性几乎不存在，因而更多的收入被用于短期消费，储蓄动机减弱，这也是居民储蓄倾向很低的另一重要原因 。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加速推进，储蓄率也随之稳步上升，居民个人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重则从 1978 年的 5.8%开始一路上升至 1994 年的 50.6%，比 1978 年提高了 37

7. 居民的实物储蓄。 实物储蓄包括城乡个人固定

资产投资和商品存货。 由于《中国统计年鉴》每年都公布了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因此这部分数据可以直接得到，但是统计年鉴中缺乏居民个人商品存货增加统计，改革开放前按照居民持有商品存货的 1%进行核算，改革开放后，我们按照居民持有全社会存货的 5%进行核算， 将二者相加得到居民当

期的实物储蓄。

《中国统计年鉴》与《新中国 55 年统计资料汇

编》 在支出法 GDP 构成部分公布了居民消费数据，我们将它与测算的各年居民储蓄数据相加得到居民的各年可支配收入，从而将居民储蓄除以居民收入得到各年居民储蓄率(表 1)。

三、对居民储蓄率变化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居民储蓄只占国民总储蓄的约 10%，我们可以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与居民储蓄倾向变化分析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居民储蓄储与蓄率很低的原因。 20 世纪 50 年

代到 70 年代中期，由于从 1953 年起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为了给重工业建设筹集资金，国

家实行以牺牲当前消费为手段的高积累政策。 再加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整体趋势是走低的，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 1952 年的 70% 降至 1978

年的 51%。 从历史统计数据显示 1957-1978 年 22

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名义工资由 637 元增加

到 644 元，仅增加 7 元，就实际工资而言，1978 年仅为 1957 年的 85.2％，22 年间减少了 14.8％， 农民家庭

平均每年纯收入由 72.95 元增加到 133.57 元，年

个百分点，90 年代中期至今仍然维持在 44％左右。居民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可以归因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与储蓄倾向上升两个因素。 改革开放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职工的工资开始增加，一系列的政策使得收入分配开始向个人倾斜，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51%上升至 1990 年的 67%，

短短 13 年的时间上升了 16 个百分点，此后，在 90

年代一直维持在 65%左右，进入新世纪才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从 1979-2006 年 27 年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7.2%，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7.7%，居民收入的增长无疑成为储蓄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居民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比重上升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居民储蓄倾向的上升，1978 年开始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只有

4.32%，而此后一路上升至 1994 年的 32.6%，此后在

90 年代中期居民储蓄倾向有一段下降期，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居民储蓄又重新走高，我们推算的储蓄倾向在 2006 年达到了 36.1%。 仔细观察居民储蓄倾向， 可以发现至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它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 在 1992-1994 年经济高涨时期，其

储蓄倾向较高；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其储蓄倾向逐步回落；从 2001 年本轮经济周期开始，其

储蓄倾向再次回升。 储蓄倾向这种顺周期的特征符合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即在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当期收入水平超过了居民的持久收入水平，储蓄增加；在周期的下行阶段，当期收入低于持久收入水平，为维持既定的消费，储蓄减少(李杨、殷

[5]

剑峰，2007)。

中国居民储蓄率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上升，除

了收入增长的普遍作用外，可能是其它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

均仅增加 2.9％(赵德馨，2000)。 从居民的储蓄倾

向来看，计划经济时代居民的储蓄倾向很低，平均不

到 5%，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并非居民不愿意储蓄，而是在收入很低、 很多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居民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储蓄。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以定量配给制度为主的消费体制，居民消费行为主要受政府计划支配，由于供给不足，低收入的居民只能在狭小的购买空间里实现其低弱的购

买力，储蓄本身有限，更谈不上为了未来消费的跨期选择而进行储蓄。 从人口政策看，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鼓励人口增长，抚养系数高达 75%以上，高抚养系数直到 70 年代后期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严格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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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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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52-2006 年中国居民储蓄与储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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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转型的因素。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 国婴儿可望活到 75 岁以上。 由于城市居民在 60 岁

期， 居民的消费行为随着体制变革而发生相应变 化，这很可能是造成中国居民高储蓄倾向的原因之 一。 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制度变 迁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 一方面， 经济环境的改变迫使居民更关注长远利益，其消费 的增减不会像绝对收入假说描述的那样完全取决 于同期收入的变化；另一方面，人们对比较遥远的 信息了解不多或很难获得，因此难以预测遥远的未 来收入和支出，他们作决策时往往主要依据现期的 收入与已有的流动性资产(如储蓄存款)以及最近的 可预测的未来收入。 因此，在转轨经济中，消费者不

能根据其一生的收入和财富来规划其消费和储蓄 决策， 也就不可能均匀地消费其一生的收入和财 富，而只能是在不同的阶段，规划现在与“最近的未 来”之间的消费，这种情况说明消费者很可能存在 着“短视”消费行为(叶海云，2000)。 而正是由于中 国居民可能存在短视行为而不能根据其一生的持 久收入安排消费，从而导致储蓄倾向上升。

[6]

[7]

退休，他们有着为其退休而储蓄的强烈动机，尤其 是其知道养老金可能不够用时。

3. 预防性储蓄。 生命周期假说的前提是假设消

费者可以完全确认他们所可能遭遇的风险。 事实上 许多的风险其实都是不可确知的，或者只能部分确 知的。 例如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失 灵就会导致消费者对风险的不确定。 因此当收入状 况不确定时，消费者就会通过储蓄来平滑他们在收 入改变时，无论可预期或不可预期的消费。 预防性 的储蓄类型可以解释为何当收入可能上升时储蓄 率却并未下降的原因。 就中国而言，中国的社会和 私人保险市场仍处于发展的阶段，因此人们有很强 的从事预防性储蓄的动机， 龙志和与周浩明(2000) 、施建淮与朱海婷(2004) 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 镇居民储蓄行为确实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动机。

[8]

4. 流动性约束。 如果一个国家信贷市场尚未发

展成熟的话，那么生命周期假说中所建构的，人们 会在年轻时借贷消费、中年时储蓄，退休时动用储 蓄的理论就无法成立。 年轻人或许根本不能通过借 贷来支付教育、居住和其它昂贵物品的消费，而是 必须在一开始就累积必要的资金。 因此即使是年轻 人，他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储蓄者。 就中国而言，信贷 取得不易的确成为中国居民高储蓄倾向的原因之 一(万广华等，2001)。 消费者除了为通常的大宗耐 用消费品的购买而储蓄之外，医疗支出、购房、子女 教育、婚嫁都会由于受到融资约束而不得不进行日 积月累的储蓄。 一般情况下，流动性约束当期存在， 它会使居民的消费比他希望的少，另外，由于从心 理上可预见的未来存在外部融资困难，在可能的前 提下他们要降低现期消费， 进行储蓄积累财富，这 些都可能造成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

[9]

2. 人口转型因素。 随着收入的增加，出生率在

一开始会上升，但随后则又会下降。 当收入快速的 增长时，所产生的效应则会在几十年后的婴儿潮时 代的人口成年时出现。 依据生命周期假说的理论， 当这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达到其最高收入年龄， 并开始为将来的退休作储蓄时，此时储蓄率就会上 升。 而且当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他们最 富生产力的年纪时，整体经济也可能因此而获得更 大的增长，因此储蓄和收入增长之间也会出现正相 关性，甚至收入增长将导致更高的储蓄率。 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

政策推动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转型，计划生 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已大大 降低，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少儿抚养系数的急剧下 降， 在老人抚养系数的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总 抚养系数已经从 1960-1970 年的平均 79.2％下降到

5. 为提高消费层次而储蓄。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

说， 收人的提高使得消费不再仅仅是为了糊口，人 们对生活有了更高的期望。 中国居民把目光放在了 购买住房、轿车和一系列以前无法获得的耐用消费 品，以及为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上。

2006 年的 38.3％。 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劳动

年龄人口所承担的抚养和赡养等经济负担大大减 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储蓄的能力。 而在 人口迅速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我国大规模的养老保 险体系尚未建立，人口政策渐渐打破了子女赡养老 人的传统家庭的作用， 从而鼓励个人进行积累

6. 消费习惯。 当收入增加时，消费者可以选择

是否将他的消费层次调整至更高的消费水平。 由于 中国人具有传统的节俭习惯， 这是维持低消费、高 储蓄的原因。 如果在收入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即便 消费者的收入增加， 他们也不愿贸然地就增加消 费。 这种维持原有习惯的态度就可以解释为何在收

(Modigliani 和 Cao,2004)。 今天中国居民的平均寿命

比 1970 年增加了 15 岁，并且还在增加，一般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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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已高过基本生活开支甚多的情况下，消费者仍继续维持原有较低生活水平的原因。 因此，这些人为了能够维持已习惯的生活方式，他们从事预防性储蓄的比例就会较高。 而这样的研究证据也显示，收

入增加后无论是在发达或发展中中国家都会导致储蓄的增加，而为了维持原有的习惯正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对此，Carroll、 Overland 和 Weil(2000)从理论上给出了深入分析，艾春荣、汪伟(2008)

[10]

注 释：

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1980-2006年中

国的平均储蓄率约为 39.1%, 而全球平均储蓄率约为

22.5%，发达国家平均储蓄率约为 22.0%，中等收入国家约为 25.2%， 低收入国家平均只有 19.5%，OECD 国家平均约为 21.6%，美国平均约为 16.4%，具有高储蓄传统的东亚

实证研究

中国居民的习惯偏好，发现此项因素对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以上这些因素对中国居民储蓄倾向的上升的贡献大小如何，谁是主要因素有待于进一步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汪伟

[11-13]

国家与地区，日本约为 28.5%，韩国约为 31.6%，

香港约为 32.0%。

② 总储蓄等于居民储蓄加政府储蓄与企业储蓄。

③ 1952 年的部分数据为估算 ，本文的数据来源如无特别说明

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 55 年统计资料汇编》等资

进行

料或根据这些资料进行计算。

了初步尝试，发现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高经济增长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转型是最主要的因素。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高积累政策、居民的低收入水平与高人口负担决定了居民的储蓄能力有限，稳定的收支预期也使得居民储蓄倾向减弱，居民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重平均只有约 10%。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加速推进，储蓄率也随之稳步上升， 居民个人储蓄率平均不到 5%至目前的

30%以上。 中国居民储蓄率在改革开放以后之所以迅速上升，除了收入增长的普遍作用外，可能是其它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 这些因素包括经济转型、人口转型、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消费习惯等。

④ 1996 年以前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的口径不同，可按照家庭财产

险、养老金险、人身意外伤害险和简易人身险加和计算。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 中国国民储蓄与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 [J]. 经济研究,1999,(5).

[2] 何新华,曹永福. 从资金流量表看中国的高储蓄率[J]. 国际经

济评论,2005,(11).

[3] 任若恩,覃筱. 中美两国可比居民储蓄率的计量[J]. 经济研

究,2006,(3).

[4] 赵德馨. 中国经济 50 年发展的路径、阶段与基本经验[J].

[5] 李杨,殷剑峰. 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 —1992-2003 年中国

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 经济研究,2007,(6).

[6] 叶海云. 试论流动性约束、 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 关系[J]. 经济研究,2000,(11).

[7] 龙志和, 周浩明. 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1).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单纯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成分已经出现了显著降低，由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也显著减弱，因此启动国内消费需求，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 由于居民是消费的主体，为

使经济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消除需求不足的现状，应重点放在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上，使国民收入向居民部门有所倾斜。 由于我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偏高， 经济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降低居民的储蓄倾向上，政府应该尽快扩大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发展消费信贷市场，这

一举措既能降低政府储蓄率， 也能够通过缓解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流动性约束而降低居民储蓄率。

[8] 施建淮,朱海婷. 中国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及预防性动机强度： 1999-2003. 经济研究,2004,(10).

[9]万广华,张茵,牛建高. 流动性约束 、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

经济研究,2000,(11).

经济研究,2001,(11).

[10] 艾春荣, 汪伟. 习惯偏好下的中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

基于 1995-2005 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J]. 数

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1).

[11] 汪伟.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基于 1995-2005 省际

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 财经研究,2008,(2).

[12] 汪伟. 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基于

中国 1952-2006 年的数据分析 [J], 南开经济研究,

2008,(2).

[13] 汪伟. 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C]. 2008 年第

八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2008.

（责任编辑：王麓怡）

（下转第 15 页）

匡绪辉：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基础

中，要认识到社会责任评价监督积极的一面，同时认识到因其局限性而带来负面效应的另一面。 社会责任评价监督体系对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保障职工的基本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与我们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有一致之处。 但

任何一种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监督体系，有可能导致

“劳工标准”、“人权标准”和贸易挂钩局面的逐步形成，成为技术贸易壁垒的一种形式。 这将阻碍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在

产业结构中占很大比重，且不少企业的劳动生产环境和条件尚待继续改善的国家将产生严重影响。 鉴

于此，我们在构建评价监督体系的同时力求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评价监督体系真正发挥作用，增强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徐文荣. 关于构建和谐企业的思考[J]. 理论前沿,2005，（5）.

[2] 吴芸. 企业社会责任与构建和谐社会[J]. 学海,2005，（6）.

[3] 殷格非，等.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J]. WTO 经济导

刊,2005，（9）.

（责任编辑：许桃芳）

Construct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nterpris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failure of enterprises. We should restrain selfishness during marketization and propose that enterpris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bstract: Profit is not the only target which enterprises looking for, nor is it a sole criterion to measure the success or

KUANG Xu-hui

(Economical Institute,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7,China)

when we persist in market reformation. In this way, market would be harmonious and prosperous and development could be accelerated.

Key words: enterprise；social responsibility；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上接 10 页）

On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household high saving rates

AI Chun-rong ,WANG Wei

1

2

(1.Wellingt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Florida city of Gan 32611,America;2. School of Economics of SHUFE, 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China's household saving rates before and after economic reform using a sample for the period: 1952 to 2006. Our calculation reveals that: before 1978, due to the high government accumulation rates, the low level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the high dependency ratio, household ability to save is rather limited; moreover, because of stable economic conditions, household's propensity to save is also low; and after 1978, household saving rates has increased

to an impressive level due to rapid income growth and changes in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transition, demographics, precau-tionary savings,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habit formation.

Key words: household saving rates; economic reform; economic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