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列强通过海关对中国实行的经济侵略

　　摘要:近代西方列强通过海关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与控制关税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近代西方 海关 经济侵略

　　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在于

　　倾销商品及掠夺原料,因此,他们通过攫取中国海关管理权来获得进出口货物的最低税率。“协定关税”即是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开始。1843年协定的新税率较前的海关实征税率降低了58%到79%。 协定税则后,中国进出口货物的关税都降低了;进口货物同出口货物相比,降低的幅度更大。 进口的多为成品,出口的多为原材料。便利了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减轻了中国货物同外国同类货物的竞争力,抑制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按照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中国海关税率值百抽五,将48种进口货物中的38种做了大幅度的降低,其进口货物的税率比1843年的水准又降低了13%到65%。1858年修订税则上的进口货物税目增至83种,其大部分税率都在值百抽五以下,还有数十种货物予以免税进口。此外,鸦片被列为合法进口物,每百两鸦片纳税30 两白银,这是按值百抽五税则核定的。

　　西方国家将关税做为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有损于本国经济的商品,重征进口税,而不征出口税。例如: 1864年,美国对廉价棉布所课的进口税为每码五分 ,合每匹两元;而中国对廉价棉布所征进口税为每匹8分;美国进口税为中国进口税的25倍(当时一匹约合四十码,一美金元约合一海关两)。 19世纪70 年代初,德国对进口棉纱征15%到30%的税,相当于中国同类进口税率的3至6倍。只有在特定情况下,西方国家才对某些原料课征出口税,目的是为了阻止和抑制外国利用这些原料加工制造成品与本国竞争。而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在西方列强把持中国海关管理权之下,中国出口货物的税率要 高于进口货物的税率。譬如:1875年,进口税为7.76%,出口税为10.06%;1885年,进口税为5.75%,出口税为12.15%。当时,中国出口税率高于进口税率的日益加剧,使得中国海关保护不了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反而维护了外商的利益。

　　西方列强为了使中国全面地成其为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不仅强使中国海关关税成为“协定”,并强使中国的内地税――子口税也“协定”了。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英商在内地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在口有洋货欲运进售内地,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繁,则准照行此一次之课。其内地货,则在路上首之子口输交,洋货则在海关口完纳,给票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所征若干,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 这即为:洋货进入中国内地,或外商从中国内地收购商品出口,只须交纳一次2.5%的子口税就可“遍运天下”,不必象中国商品“逢关抽税,遇卡交厘”。外商在中国贸易可以“免征各子口征收纷繁”而中国商人在本国经营则处于层层关卡苛征重负之下。因此,堵塞了国货生产和流通渠道,削弱了国货对洋货的竞争能力,使得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步履艰难。正如张謇所说; “洋货在其本国,大率免出口税,销至我国,完至轻之正税,其子口税各完而实免。……外商货物,伐本皆轻,足以制内商之死命而有余矣。”

　　西方列强控制中国关税,便利了列强进入中国市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而使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经济作物失去了国际垄断地位。茶叶、甘蔗、蓝靛等,于甲午战争前就开始衰落,甲午战争后衰落的趋势更加严重。以茶叶为例:1860年,中国茶叶占国际市场销售量的90%,1886年是输出的最高点,以后逐年下降,从1896年占国际市场的42.1%,到了1925年下降为10.8%。

　　西方列强用极低的对华进口税率,激促对华进口货物猛增,l887年洋货进口突破了一亿海关两 ,到1894年,七年的时间,上升到一亿六千二百万海关两的高度。而中国对外贸易的逆差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益扩大。1881至1885年,中国每年的出口额平均为进口额的84%,1891至1895年,下降为78%。 从1895至1927年的33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入超额高达37亿多海关两,且不计外国货物的偷税漏税。

　　海关管理权的一个重要体现,即把所收关税款项存入本国银行,由本国政府支配,同时可根据本国政治、经济的需要调整税率,而不受非主权国家的制约。然而,近代中国海关管理权长期被西方列强控制,关税收入被迫全部存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开设的银行,支付关税则由列强驻华“公使团”决定,这就助长了外国银行压迫中国银行,以掠夺中国关税。

　　中国被迫存入外国在华银行的大宗海关税款,首先用于偿还外债和赔款,受清政府直接支配使用的则是微乎其微。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趁着清政府财政困难,强迫清政府大举外债。清政府为偿付对日赔款,于1895年7月与俄法签订了《俄法洋款合同》,借款总额4亿法郎(合白银1亿两),年息4厘,期限36年,不得提前偿清,以中国海关收入担保。俄国华俄道胜银行以“保管”中国海关关税的名义,掠取了此笔借款的经营权。

　　为了与俄法争夺中国利益,英德于1896年2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英德洋款合同》。清政府向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借款1.600万英镑(合白银9.762万两),年息4厘,以中国海关收入做保,期限36年,不得提前偿清。此笔借款由英国人办理。1898年3月,清政府又与汇丰、德华银行签订了《续借英德洋款合同》,总额为1.600万英镑,年息4.5厘,45年内还清,以中国海关税和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等地的货厘及宜昌、湖北、安徽等地的盐厘为担保,由税务司派员征收,在借款期限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主要官员均由英国人担任。另外,“庚子赔款”也是以中国海关税收作为偿付的主要来源。1916至1927年的12年间,北洋政府就是以海关税收来支付赔款的,支付出1.07亿两白银(主要是庚子赔款)。

　　由于赔款与关税构成了直接联系,因此,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准许汇丰、德华、道胜等银行存入海关税项,以确保赔款财源直接握于列强之手。为此,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于1912年组成了“关税联合委员会”共管中国海关关税,对中国实行“总税务司代收关税,代付债款”的办法。

　　因为海关税收在一个国家财政收入中占着巨大比重,也因为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的海关税收成为外债的抵押品,所以西方列强紧紧抓住中国海关管理权不放,使得清政府只能通过海关谋求国库的财政收入,以偿还外债抵付赔款,而不能保护海关税则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近代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与海关税收,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一条主动脉,使得清政府从政治、经济等方面依赖于西方列强,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上步步沉沦,民族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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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马士著、张汇文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 三联书店1957年版。

　　[3] 阿雪格著:《美国关税史》 ,1930年第八版。

　　[4] 阿细勒:《近代关税史》 1926年版。

　　[5] 陈绍闻、郭庠林:《中国近代经济简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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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二利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