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起三落不悲不喜,淡看苏轼"犯二"人生
苏轼的一生就像一辆快要散架的火山车，大起大落，颠沛流离，却又不知，这辆人生的过山车会在哪一个隘口，解体……
嘉佑元年，是苏轼倒霉人生的开始，这一年这个四川人第一次出川赴京参加科举，老爹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和十九岁的苏辙一起来到京城，这一年的主考官是赫赫有名的欧阳修，欧阳修读到苏轼的文章时，大感快意，只不过他以为此等文章只有自己的学生才有这样的水平，欧阳修误以为苏轼的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为避嫌，防止有人估计借门生之故攻讦，毅然将这篇本该状元之作的文章判了第二名。
事后知晓后，欧阳修开始对眼前这个四川小伙子刮目相看，经欧阳修这么一炒作，苏轼顿时在京城名声大噪，迎来了过山车的第一个高峰。
正当苏氏二公子准备在京城大干一场时，噩耗传来，苏母去世，苏轼、苏辙回川奔丧，十月丧慢，赴京就职，不久苏洵病危，苏轼挂印守孝三年，三年归来，朝廷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世界。
这一年，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拉开帷幕，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罢免了一大批昔日旧臣，就连欧阳修这样的老臣都靠边站了，作为新官，身处早已陌生的同僚之间，苏轼开始对王安石新法造成的混乱局面颇有微词，这使得王安石大为恼火，一有机会便在神宗面前揭露苏轼的过错，无奈之下，苏轼本打算以主动外调任职为借口，试探神宗对自己的看法，不料，神宗不假思索的同意了，苏轼远赴杭州任通判之职。
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因法便民，颇有政绩，这又引起了京官的不满，你苏轼自己申请外调，现在又短时间搞出政绩，是在挑衅么？。你这么喜欢外地官，就多担任几年好了，自此，苏轼先后出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每到一地，都能作出政绩，每离开一地时，百姓哭倒一片，泪眼想送，咸称父母官也。
不想苏轼做的越出色，遭到的暗算就越大，朝廷上下尽被变法派掌控，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赋闲的赋闲，外调的外调，而苏轼是铁了心的反对新法，若是真的有了政绩，传到神宗那里，再把苏轼调回京城，岂不是节外生枝。
苏轼初到湖州任知州时，给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湖州谢上表》 ，大致内容无非是先谦虚一下自己任职多年一无所成，再感谢皇帝恩威浩荡，只不过愤青式的苏轼随便抱怨了几句，被变法派抓住口实，变法派纷纷弹劾苏轼，群起而攻之，昔日与苏轼有交往的亲朋好友都受到了牵连，苏轼被押解回京城下了大牢，与之有书信往来的都收到了牵连。
其好友多数系守旧派，在苏轼蹲大牢的日
子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昔日那些呼朋唤友引为知己的人物大多选择了沉默，倒是自己口中的那些“奸邪”、“投机小人”纷纷上书求情，就连变法派领袖王安石都亲自求情，也正是因为王安石举足轻重的一句，苏轼免于一死，贬黄州团练副使，有名无实，既无实事又无实权。
后又奉诏任汝州知州，赶上苏轼幼子夭折，悲痛欲绝，再加上汝州偏远，苏轼实在心力交瘁，奏请神宗皇帝体恤孤弱，请求暂住常州，择日赴任，得到恩准，苏轼在常作过了 一段轻松的舒坦日子，远离朝廷纷争，又不愁吃穿，不久，碰上神宗皇帝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称制，启用守旧派，王安石乞骸骨（告老还乡的托词）。苏轼被调回京城任职。
回到京城后的苏轼发现守旧派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不分青红皂白的叫停新法，同时又治理不了已经出现的新困难，关键是贪污腐败，苏轼又开始反对守旧派作为，遭到守旧派排挤，本来已经不容于新党，现在又不见谅于旧党，苏轼唯一的出路就是外调，这也是苏轼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外调，只是守旧派表现的更为仁慈，念在苏轼反对新法有功，朝廷恩准出任杭州，苏轼以到杭州，便兴修水利，建起了著名的苏堤，解决了杭州农业生产问题，颇有政绩，一度被调回京城，但因政见不同，不容与朝堂，再度外调，先后任颍州、扬州、定州知州，此后一直在外。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把持朝政，启用新党，压制旧党，苏轼被贬至岭南，后又被新党制裁，索性一叶孤舟将其贬到海南岛，当时的儋州，这就相当于接近死刑的无期徒刑。
公元1100年，大赦天下，苏轼北还，途中，病急，死于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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