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27-30)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二十七） 王晓彬：晚清军事改革的教训和启示

甲午战争爆发前，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晚清政府启动了以自强为宗旨、以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为核心的军事改革。这次不彻底的改革没有挽救晚清沉沦的命运，以甲午战争的惨败为标志而宣告失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晚清军事改革教训惨痛，发人深省，对于我们今天的军事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

晚清军改取得一定成效

内忧外患中的晚清政府于1862年开始实施洋务运动，开启了军事改革的大幕，意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打造“利炮坚船”和“利器精兵”，实现“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目的。这场军事改革在开阔军事视野、推行军事教育、培育军事人才、引进西方武器装备和借鉴西方军事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历史作用不容完全抹杀。 军事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将近代西方枪炮和舰船技术引入中国，购买和制造了一些近代武器装备，使得中国军队进入火器时代。洋务派建立了数十家近代兵工厂。经过积极的引进和仿制，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军火器的技术差距缩短到10年左右。中国的舰船技术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接近西方水准。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主体武装力量已基本实现了武器装

备的火器化。以1888年北洋水师的正式成军为主要标志，晚清军事改革在海军建设方面达到了顶峰。

晚清发展近代军事教育，培育多兵种军事人才，并聘请了英法专家担任军事智囊。在开明督抚大臣的努力下，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学堂逐步建立起来。同时，清政府还先后派出数批90余人到西方国家学习军事。北洋海军主力舰只的管带均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其中部分还是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同时，清政府还设立了崭新的近代海军军种制度，并对陆军兵种制度进行了局部改革。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兼采英德等国海军制度优长，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军种制度确立的里程碑，代表了甲午战争前晚清军事制度改革的最高成就。

“只变事不变法”流于表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军事传统和保守战略思维的大国里，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情况下，洋务派能取得这些成就实属不易。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改革具有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经不起真枪实弹的实战检验。

晚清军事改革流于表面，止于购买西式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器物”层面。军事改革没有触及军队战斗力提高的本质，盲目崇拜西方军事技术，在战争制胜根源的问题上始

终存在模糊认识。军事改革仅仅停留在更新装备和改善教育训练的低层次上，对于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的深层次改革没有明确的认识和具体措施。晚清改革者“只变事不变法”，许多区域性改革最终也陷入因人而兴、人去则废的境地。

军事组织体制的改革收效甚微，军事制度改革方面没有多少建树。清廷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把军事改革局限于技术层面，缺乏对战略层面军事领导和管理体制的彻底改革。晚清军事制度十分混乱，旧规与新章互相干扰，装备新式枪炮的军队仍旧维持着过时的勇营编制，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依照旧军制，用陈旧的陆战思维方式指挥和管理新式海军，导致清军的整体战斗力在走下坡路。

军事改革缺乏自主自立精神，始终没有建立独立可控的国防工业。晚清改革30余年，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仍然薄弱，始终未能摆脱对外国的严重依赖。直到甲午战争前，清军还不能装备国产的系列枪炮，导致引进的枪炮、弹药型号繁杂，维修和使用极其不便，严重制约了清军战斗力。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耗费巨资修建的9家舰船修造厂，相互之间不能配套成龙，导致了北洋海军维修保障能力低下，无法对战时受损的舰艇进行及时修复。火炮弹药等基本物资保障严重短缺，舰载火炮种类、型号没有统一标准，杂乱无比。

晚清军事改革始终没有突破军事制度这个“瓶颈”。在旧体制的边缘实施改良修补只能取得局部的暂时的成效，但难以应对真正的战争。

北洋海军“来远”号巡洋舰。1895年2月6日凌晨，包括“小鹰”号鱼雷艇在内的日军舰艇偷袭威海港，日军不仅未损一艇，甚至未伤一人，就击沉了包括“来远”号在内的三艘北洋海军舰艇。（资料图片）

日军改革彻底剑指清廷

甲午战争前，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中日军队实力对比不相上下;但从军事改革的角度观察，中国却落后于日本不止一个时代。日本的军事改革起步于明治维新时期，虽略晚于清朝，但改革目标明确，总体筹划得当，改革措施坚决，取得显著成效，变革的速度和力度远胜于当时的清朝，形成的近代化战斗力直接体现在甲午战争中。

日本的军事改革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日本高举“脱亚入欧”大旗，倡导“文明开化”，强调知识的力量并不亚于武器的威力。日本效仿普鲁士的集权政体，建立“皇权一系”的天皇集权国家，实行“武国”政策，形成了东西复合的军国主义。

日本大力引进西方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发展军事工业，打造近代化兵工厂。日本海军装备发展完全以清朝海军为参

照系，着重提升舰队航速和火炮射速。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总体实力实际上已超越吨位相当的北洋舰队。

日军全面模仿西方军队，陆军从编制到战术都模仿德国陆军，海军则师从英军。日本陆海军积极接受西方的军事文化观念，从思想观念、作战理论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完全吸取了西方进攻性、掠夺性、殖民性的军事理论精髓。

日本还大力推进军事制度改革，建立近代军事领导指挥体制。1872年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设立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1878年成立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组成的中央军事机构，实现了军政、军令机关分立。1883年把军队镇台制改为师团制，建立近代化军队组织体制，实现了中央对军权的统一。1893年5月，日军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确立举国一体、高度集权的战时最高司令部体制。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建立起完善的近代军事法律体系。

清军改革失败被动挨打

晚清军事改革没有进行周密筹划，思路不清晰，措施不配套，过程不连贯，结局很凄惨。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晚清政府缺乏对当时安全环境的准确评估、对安全威胁的应有警觉和对作战对手的清晰判断。清朝君臣们对“天朝”之外欧洲近代工业文明的气息充耳不闻，对世界性的军事变

革趋势视而不见，军事改革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宏观视野和内在动力。晚清军事改革缺乏明确的对手指向，单纯把军备建设作为消极防御的手段，危机意识严重不足，对迫在眉睫的中日战略决战茫然无知。

晚清统治阶层思想观念保守落后。洋务派所奉行的“中体西用”、“用夏变夷”等指导思想，企图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器”进行嫁接，通过修补改良的方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导致了军事改革的畸形发展。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片面认识，成为晚清军事改革的严重障碍，直接导致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落后局面积重难返。

晚清军事改革缺乏明确指导思想和通盘规划。洋务运动一度搞得有声有色，但由于清廷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在政治上层和国家战略层面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枢，军事改革始终没有统一规划和全盘设计。清朝的海军建设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海军开建的10余年间沿海各省各自为政，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直到1885年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已晚于日本设立海军省13年。北洋水师更被视为李鸿章个人武装和政治资本，不得不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和发展。

晚清的军事改革没有充足的资源保障。清政府起初虽有改革意愿，但陋病积习和战略短视导致对军事改革投入逐渐

减少，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持久动力，其中以挪用海防经费大兴土木最具典型性。军事改革后劲不足，犹如强弩之末。

军事改革没有建立新式战略理论和学术体系，治标不治本。洋务派虽然也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的作战理论和学术思想，但从根本上仍陶醉于中国古典兵学形成的虚幻谋略优势之中，对于近代海权思想、海战理论等缺乏系统的研究和了解。

战略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军事改革的进程和结局。内敛自持型的陆地文明与扩张拓展型的海洋文明必然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冲击，其在中国的融合过程困难重重。民族尚武精神的缺失，战略指导上奉行处处设防、各自为守的消极防御思想，对军事改革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加剧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抓住机遇深化军事改革

从历史脉络来说，我们今天仍处在“富国强兵”历史坐标的延长线上。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仍是我们今天军事改革不能回避的时代课题。

必须牢牢抓住军事改革的历史机遇。当今世界主要大国普遍进入军事战略全面调整期、军事变革持续深化期、高新武器快速发展期，抢占军事斗争制高点的博弈日趋激烈。在周边安全环境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抢占先机，克服“和平麻痹症”和消极守成思想，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必须着眼战争形态的加速演变。甲午战争给军事改革设立了一个警示性路标：战争是最好的试金石，最容易暴露出一个国家的军事缺陷和战略软肋，最能验证一次军事改革的成败利钝。未来战争形态正沿着信息化方向加速演进，军事改革必须聚焦战争演变规律，剑指未来战争，把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作为核心指向。

必须准确破解战斗力生成模式和战争制胜机理。不断创新战略指导和作战筹划，加速推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将战斗力标准贯穿和渗透于军事改革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着力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

必须加强军事力量体系软硬件的配套改革与完善。军事改革必须实施学术理论创新、核心装备技术研发、组织运行模式和法规制度建设等综合配套工程，力争实现军事力量体系各要素的有机结合。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二十八）

战略决策失误与甲午惨败

战争双方的较量，首先表现为战略决策的较量。战略指导者对打还是不打、何时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等重大

问题的决策，对战争胜负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与清政府战略决策能力不足、决策一再失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战略决策进行分析和反思，研究总结其失误和教训，用以启示未来，进而赢得未来。

一、缺乏适应时代要求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 对于甲午战败之因，梁启超曾经讲到，“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从战略决策角度分析，清政府战略决策屡屡失误，既与决策者自身认识、分析和决断能力不足有关，更与缺乏先进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有关。 甲午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近代化战争。近代化军队与农业时代的军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陆军除了传统的步兵、骑兵，还产生了新型的炮兵、工兵、后勤兵、卫生兵等，同时海军舰队逐步成为主要作战力量。作战空间不再局限于陆地和河流，而且延伸到海上。战争保障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粮草等方面，而且涉及国家的工业、交通、通信、金融体系等。

二、缺乏应对复杂困难情况的战略对策 进行战略决策，必须要有应对各种复杂困难情况的充分准备，特别是要把战略决策的底线放在应付出现最坏情况的可能上。对复杂困难的一面想得越多、准备得越充分，争取胜利的把握就越大。

甲午战争中，日军大本营根据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了三种方案，对各种情况都作了深入的研判和准备。第一，如

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海峡的制海权;第三，如海战大败，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日军大本营甚至做好了北洋海军攻击日本本土的计划。战争爆发前，日军估计清军向朝鲜派兵可能会达到5000人，日本为了必胜则需要6000至7000兵力。战争爆发时，清军在朝鲜的兵力只有3600人左右，而日军在朝鲜总兵力已达7000多人。同时，针对可能出现英国和俄国对日本的军事干涉，日本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纵观日军整个战略决策过程，处处体现出立足最困难的情况，作最坏的准备，实现最低的目标。 反观清政府方面，却将希望寄托在通过战略威慑推迟战争爆发上，而不是立足于真打、早打的准备。朝鲜危机出现以后，袁世凯密报李鸿章日本已派军舰前来，并要求李鸿章令正南巡的北洋舰队迅速北返或直航朝鲜。但李鸿章却天真地认为日本首相“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韩匪起事”，“伊藤与吾交好，非虚伪”。但日军却大举入朝，占据仁川、汉城一代战略要地，做好了先发制人的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清政府一开始表示震惊，但又认为这不过是“造声势”、“争体面”，仍做着完全凭外交手段退敌的美梦。此后，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前线将领提出“事至今日己无可闪避，不如制敌机先，予敌人以迎头痛击，挫其锋锐”，但李鸿章却给提出此先发制人建议的林泰曾记过处分，认为“日本添兵，虽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

三、缺乏对战争的精心设计和周密谋划 精心设计战

争，周密谋划战争，是战略决策的重要内容，也是事关战争胜负的重大问题。设计和谋划战争，必须以战略目标为依据，以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基础，同时考虑地理条件和国际国内支持程度等因素。

甲午战前，日本对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设计，明确了战争的目标任务、制定了战略方针。战时，在每次会战的战略决策中，日军不仅明确了具体的战略方针，还规定了陆军与海军如何协同、如何设立兵站、何时切断何处电线、何时派出侦察兵等等。例如，在旅顺会战中，日本联合舰队一方面积极协助第二军登陆，一方面密切监视海上态势，寻机歼灭清军舰艇。

四、缺乏战略指导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战略决策是战略指导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战略指导非常消极，更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平壤战役前夕，由于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海军还没有决战，制海权的归属不明，日军一开始不敢向靠近平壤的仁川登陆，只能从朝鲜半岛最南端的釜山和东部的元山登陆。当时正处于炎热的八月，漫长的山地为日军行军和后勤补给造成了极大困难，如果清军再予以攻击，日军就有面临失败的危险。为了挽救危机，日军大本营决定冒险从仁川登陆。但在当时北洋海军主力完整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赌注。然而，丰岛海战之后，李鸿章只是命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赴汉江附近洋面“游巡”，一再指示“能保全坚船为要，仍盼速回”。8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窜至旅顺、

威海口外侦察骚扰，清廷甚为惊恐，颁布谕旨：“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闯入。”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正式明确了“保船制敌”的思想，即关键在“保船”，而非“制敌”。《日本海军史》后来也总结说：“占绝对优势的北洋舰队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战术错误，丁汝昌的上司李鸿章不接受丁汝昌积极进攻的主张，采取消极保存舰队的错误政策，让舰队始终在沿海活动，以保护陆军，从而错过了对日军、特别是对日运输队实施攻击的良机。”

五、缺乏坚定的战略决心和意志 战略决策是决策者筹划指导战争全局能力与素质的集中体现，它要求决策者具有无畏的勇气、果敢的魄力、坚强的意志与坚韧的毅力。在这些方面，清政府与日本战略指导者的差距也是非常之大。 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决策者自始至终就没有必胜的信念和放手搏击的勇气。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只知一味乞求和平，既无战略，也无策略，更无胆略。

结语 战略决策具有巨大的风险性、激烈的对抗性、超常的创造性、高度的时效性，战略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利益得失和战争胜败。我们要认真吸取甲午战争战略决策失误的历史教训，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精神，加强战略决策的研究和筹划，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时，慎重决策、果断决策、高效决策、科学决策，有效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二十九） 余爱水：走进甲午，是为了走出甲午 又逢甲午，国际风云变幻，东海波诡浪谲，日本右翼势力围绕钓鱼岛问题屡屡制造事端，企图通过修宪扩大集体自卫权，建立所谓正常国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倾向明显。这就使120年前那场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战争，再次勾起我们沉痛的回忆。但今天的甲午已不是两个甲子前的甲午，祭奠那场远去的战争，我们有无限的殇思。但走进甲午，是为了更好地走出甲午。如果日本军国主义胆敢再次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是否做好了再打一场“甲午战争”的准备？如果再打一场“甲午战争”，我们是否能以决战决胜、决战到底的勇气和能力打赢战争？我们反思历史，在于把握现在，赢得未来。

大国输给小国，根源何在？

甲午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一场“泱泱大国”输给“蕞尔小邦”的特例，它不符合常规，但却真实地发生了。这其中，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是走向鼎盛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走向衰落的封建主义农耕文明的胜利，是中国民族矛盾、阶级

矛盾不可调和最终走向全面失控的结果，同时又有着深刻的内在必然。这次战争，中日角力，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上的搏杀，也取决于战前的准备，还取决于战场之外的较量。

甲午战争的惨败，其原因教训可以列出若干，但根源可归结为三条：

第一，政治彻底腐败。中国封建政治文明最大的特点是高度的中央集权。通常的规律是，在王朝鼎盛时期，政治相对清明，朝廷有令必行，社会有序，四方臣服;王朝没落时期，政治腐朽，完全无力应对和解决内忧外患，无可挽回地要走向崩溃。晚清末年，就处于这样的历史节点，统治集团互相倾轧，腐败盛行，已经到了完全无法应对列强凌辱的地步。彻底的腐败导致了彻底的失败。

第二，备战严重不力。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渐成朝廷共识，于是有了洋务运动，近代国防工业得以发展。但在“中体西用”思想的主导下，并无清晰的发展战略和确定的作战对手。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军备战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备预算，停购军舰，停拨经费，放松国防建设，对即将到来的中日对决缺乏足够准备。

第三，国家意志力极其薄弱。当时的日本，上下一心，长期准备，一心一意与中国为敌，勒紧裤带扩军备战。而大敌当前的清政府，软弱怯懦，寄予侥幸，朝纲混乱，政令军

令不一，各种矛盾聚集发酵，社会动员乏力，凝聚不起克敌制胜的统一意志，根本没有决战到底的坚强信心和坚定决心。

悲剧不再重演，路在何方？

重新审视甲午战争，有太多沉重的感悟和启示，但归结起来，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必须始终把作风建设摆在生死存亡的高度，作为头等大事抓好;二是必须始终加强备战，建设一支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一流军队;三是必须始终具有超强的国家意志力，凝聚全民力量以决战到底的决心应对一切挑战和敌人。我们要做到这些，思想和行动就不能定格在过往的历史上，必须勇于超越，这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一、我们不能在时间上定格，走向复兴一定要超越陈年旧事。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反照现实，但历史仅仅是一面镜子，不是现实世界。简单类比会得出错误判断。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看待历史。

120年前的甲午，统治者醉生梦死，全不顾社稷安危。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家族统治，朝廷解决“心腹之患”胜于“肘腋之患”，以至于割地赔款在所不惜，封建王朝内部勾心斗角，为防范李鸿章坐大，清政府宁愿养着八旗和绿营，也要坚决遏制北洋舰队和北洋陆军的发展。清朝末年的党争是历

史上最复杂最严重的党争。帝党、后党、湘党、淮党挟国家利益而争权，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主战的帝党，不明敌情盲目自信，一味主战，背后希望借此机会夺权;主和的后党，实际控制朝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消极备战、迎战，力主调停。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尤其是在用人打仗上甚至到了赌气用事的地步，非我族类，一概不用。

大敌当前，需要上下一心，号令一致，令行禁止，政令军令畅通无阻，但当时的清廷，君臣各有盘算，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大东沟一战，北洋水师惨败，李鸿章奏请南洋水师支援，朝廷下旨：“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为由拒绝。旅顺陷落前夕，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一面积极表态：“舍此四轮亦所不计矣！”同时又自贬南洋官兵：“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要求北洋派人，“将此四轮管带全行更换”，故意为难北洋，最终未派船舰助战北洋。

此时非彼时，来时非今时。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得到警醒，而不能悲观消极、造成误判。今天的中国，有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强大的民族团结，积累了深厚的发展基础。要高举和

平发展大旗，以应有的大国心态、全球视野，在国际竞争的大棋局中，审时度势，纵横捭阖，信心满怀地开创中华民族幸福美好未来新时代。

二、经验主义是创新发展的大忌，摆脱羁绊一定要超越思维

定式。

近代中国，闭关自守，即使国门被列强洞开，“睁眼看世界”逐步成为上下共识，但甲午战争前后，中体西用的思维仍主导整个朝野。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东亚具有扩张野心的资本主义强国;而此时的大清朝，依然以“天朝上国”傲视“蕞尔小邦”，在军事战略指导上更是没有方向。

在推进军事变革上，只引装不纳制。日本按西方军制全面改造军制，从作战指挥、军事训练、勤务保障等方方面面实现了近代化。而清军还是沿用冷兵器时代的制度机制，用管理陆军的办法管理新式海军，虽然进口了大炮军舰，制造了一些武器弹药，也换了军装，训练了新军，但总体上在军队军制、军事指导和作战方法上远远落后。在战略预判、有针对性备战上铸成大错。

在发展装备上跟进意识不强，不适应紧迫战争准备需求。1890年，北洋水师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共计吨位

2.7万多吨，日本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有5艘，共计吨

位1.7万多吨。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的总吨位达到了6万多吨，北洋水师却没有增添任何舰只，且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活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而且北洋水师的舰上火炮炮弹不足，质量不好，型号不一，有药无弹、有弹无药的问题突出，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舰而不裂，有的根本无法装入炮膛。黄海战前半个月，英国驻华公使赫德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糕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

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永远是新生事物的绊脚石。一百多年来，世界军事变革一刻也没有停止。我们要汲取历史惨痛教训，用敏锐的思维、宏阔的视野感知世界、跟进变革。海湾战争以来，战争形态和样式急剧变化，美军近年来相继提出“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全球军事打击”等军事战略，军事指导理论变化之快前所未有。我们既不能原地踏步，也不能亦步亦趋地追赶，而要立足自身条件，搞清楚强敌是谁、从哪里来、用的什么武器、软肋是什么，有针对性地进行战争准备，充分发挥我们的优长，瞄准敌人的死穴，只要敌人敢于来犯，就要确保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三、当前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但应对挑战一定要超越海洋。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史上，都是围绕逐鹿中原争夺王权、巩固政权，历代统治者从来都仅仅是把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从不予以重视。1840年，英国舰队从海上打开了中国国门，列强随之破浪而来，清政府仍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海权时代的到来，迟迟不能超越大陆意识、陆战思维，造成战略视野狭隘、军事指导落后、装备发展迟滞，成为最终彻底失败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长期不重视发展新军种。直到1884年，日本侵犯台湾后，朝野大惊，才引起了一场海防大讨论，李鸿章上了一道《筹议海防折》，充分陈述了海军海防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但清政府不以为然，不予采纳。也是1884年，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光绪帝才颁布“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成立了海军衙门，组建北洋水师，但投入远远不够。截止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用于修筑炮台、船坞和筹建海军购买舰船的费用总计3500万两白银，仅占同期清政府财政开支的2%，远远低于同期陆军的军费开支;同时，清政府依靠少得可怜的关税厘金来维持海防建设，拆东墙补西墙。

另一方面，没有海权思想，没有清晰的建设运用海军的战略思路。长期固守“以陆制海”、“陆主海从”的作战思

想，认为“战不如守，而守即为战”，列强虽从海上来，但“不必与战于海”，而应“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仅仅视海军为专防内地向海口防御的延伸，加之重臣把保存军事装备作为扩张政治势力的资本，又延伸出所谓“保船制敌、避战保船”的狭隘消极的治军作战指导思想。

近代以来，外国对我国的侵略都是从海洋来的，现在我们的主要威胁也是来自海洋，海洋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大风险点和战略竞争点，许多的矛盾问题都聚焦在海洋上。我们迫切需要增强海权思想和夺取海权能力，对我们主张的海域具有更强的甚至是绝对的掌控力。我们需要建设海洋强国，但海洋不是孤立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由海洋到海洋，要认识到，海洋是陆地的延伸，空天是陆海的延伸。没有空天的优势就没有海洋和陆地的优势，没有制空权、制天权，就没有制海权、制陆权。建设海洋强国，毫无疑问，在战争的威胁更多来自毫无边界的太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建设空天强国。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制空权、制天权的国家，能够建设起海洋强国，能够在海上打胜仗。

赢得战争，关键在掌握战争的主导权。60年代，中国成功地发射“两弹一星”，争得了难得的战略主动，保证了半个世纪在没有陆、海、空优势下的和平发展。今天，我们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军事斗争焦点也在海上，但海上威

胁不一定在海面解决，海洋强国不仅仅是海军强国。当今时代，空天已成为国家“第一防线”，成为国家安全的总枢纽、总“阀门”。一架现代战斗轰炸机或一架战略轰炸机的致命效能指数与战术核弹不相上下。以天基信息为支撑的现代空袭小可制敌，大可灭国。杜黑60年前所言“在空中被打败等于战争失败”，在今天已成现实，并且未来必然延伸至空间。陆上安全维系于空天，海上安全也维系于空天。空天没有安全，一切安全都无从谈起。在已经到来的这个空天时代，空天一体是大国空军确立战略军种地位、履行战略使命任务、维护空天和平与安全的必由之路。肯尼迪曾预言，谁控制外太空，谁就会控制地球。控制了空天，也就控制了海洋。今天，我们应对海上威胁，必须将目光移向空天。当空天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必须首先要占领太空制高点。这是由争夺战争主动权、主导权一般规律决定的。国家安全的最终威胁在空天。在空天有多大的威慑力，在海面就有多大的胜算力。空军是未来国家安全的“擎天柱”，必须担负起争夺战争主导权的特殊时代责任。

总结甲午教训，走出甲午思维，就要以宏阔视野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紧紧围绕争夺战争主导权建设发展空军，在掌握运用“制高点”武器上实现新突破。如果说航空母舰是因为有了舰载机而曾经主宰海洋的话，那么空军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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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新的飞行器及导弹、激光、电磁、动能等武器配置而主宰空天。我们反对霸权、强权，绝不做欺弱凌小的事情，但也绝不能总是被动退让，对所谓的“遏制”、“围堵”听之任之。当我们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将发挥空军全域覆盖、空天机动、多维制敌、精确打击之优长，随时应对来自陆地、海洋、空天的各种威胁。

四、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建设现代化强军一定要超

越军队。

战事之败败在军，军队之败败于国。国家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甲午战争爆发前，国情是中劣日优，战争准备是日本准备充分、中国仓促应战，日本政权稳固、中国政权动摇，日本民族统一、中国一盘散沙;国力是中强日弱，军力是中弱日强，清朝的财政收入大约是日本的3倍，但在军费投入上却不及日本。日本军费投入占财政收入的60%，多数用在发展海军，而清政府用于海军的投入仅占财政收入的2%。

对发展现代国防，清廷大臣出于政斗考量，相互杯葛，各执己见。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右翼总兵刘步蟾已发现北洋水师战斗力远不如日本，向李鸿章疾呼“添船换炮”，而朝野人士皆不以为然，主管户部的翁同龢置若罔闻，决定海军经费停拨两年。原本打算购买英国在世界上活力最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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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最快的巡洋舰，因经费短缺被日本买去，这艘被日本命名为“吉野”号的战舰最终成为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克星。

由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员严重乏力。晚清末年，因朝廷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各地的暴动，当外敌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清政府无法、无力统一国家意志、凝聚人民力量。在国家兴废存亡的关头，朝廷既无权威调动南洋水师参战，也没能力发动全民抗战，地方官府贴出告示，对老百姓诱之以利，许诺“助官抗日，可免三年钱粮”，但仍得不到响应，唤不起斗志。战争时，《旧金山早报》记者采访了在旧金山经商或做苦力的华人，他们都不关心战争，对2000名清国海军官兵死亡更是无动于衷。梁启超曾经在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国民踊跃参军的场面：“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的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对于日本军人的“祈祷战死”，连梁启超都“矍然肃立，流连而不能去”。

总结甲午教训，就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下考量，举全党全国之力，而不是单单靠军队，国防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风气的好转、兵员来源的优化、全社会国防意识的增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要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充分认清强军是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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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军国霸权的疯狂性危险性往往超过想象，战胜强敌一定

要超越国界。

帝国主义为了争夺霸权，争夺势力范围，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灭绝人性，给受害国带来深重灾难。日军攻陷旅顺后，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抢劫和强奸，死难者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英国人艾伦在《在龙旗下》和美国记者克里曼记载了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场景：“他们野蛮的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用刺刀穿刺妇女的胸膛，将幼儿串起来挑向高空”，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的身边围着四五个小孩，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呻吟声到处回荡”。

甲午战后，一纸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毫不留情地把中国的土地割去、白银拿去，中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使中国跌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后，西方列强兴起瓜分中国热潮。

当前，日本军国主义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不断发出危险信号，频频采取军事挑衅行动，这种亚战争状态，是军事手段别样的运用，是没有打响的战争，即隐形战争。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战争已逼近我们家门口，危险、危机已经到来，决不能高枕无忧，再一次沉睡过去。应该看到，目前日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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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为日益背离理性、走向失控。安倍叫嚷“中国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根深蒂固的需求”、“日本将阻止中国掠夺他国的领土”。为此，我们应有兵临城下的危机感，不能等到开火才认为是战争到来，必须充分准备，做好打恶仗、打硬仗的准备。军国主义是亚洲及世界公敌，其侵略性残酷性破坏性远未被世人认识到。中国要站在世界反军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并带动整个亚洲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消灭军国主义残余，彻底铲除其根苗。这是为了中国、亚洲、世界和平，也是为了日本本身的利益。

反思甲午战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腐败必亡！弱军必败！怯战必溃！

（作者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少将军衔，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生导师）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三十）

刘亚洲上将谈甲午战争：制度·战略·信仰·国运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习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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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

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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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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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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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记者：相比之下，清军就差多了。

刘亚洲：清朝的教育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有个国家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两份清朝的名单，它们是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第一个名单上的人是傅以渐、王式丹、林召堂、刘子壮、陈沅„„第二个名单上的人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袁世凯。第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状元，第二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落第秀才。这两份名单最能说明教育的问题。

记者：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也太有说服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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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思想不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我看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影像，总觉得日本军人脸上有股异样之气，别人很难模仿。老干部看了我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总说：“不像。”为什么不像？缺少了什么？有一次，我在日本访问，正值马拉松比赛，七大电视台全部转播。日本几乎是全国观看。有一个运动员腿扭伤了，花了近五个小时才跑到终点，但日本电视一直在跟拍他。街道两侧，密密麻麻全是为他鼓气的人。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种异样之气是什么了。就在甲午战争前不久，李鸿章访问英国，英皇室为他表演网球。事后问他观感。李鸿章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

记者：李鸿章这样的人，还是洋务运动的精英。

刘亚洲：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他看来，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怎能不败？

二、战略

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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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记者：这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

刘亚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也就是说，它的对华战略已经实施了上千年。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一旦权力集中，就要征韩;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最近的一次是福岛大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其实这都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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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满清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更合适罢了。它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扬州。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

记者：这样一讲，日本的战略脉络就看得很清晰了。 刘亚洲：其次是战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远。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然后才是自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国。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1853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堵住了俄国南下的道路。不久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让俄国在中亚方向无所作为，所以它掉头东进，这就与日本发生了冲突。甲午战争后，日俄冲突成为必然。10年后，双方爆发了被西方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这场新列强战胜老列强的战争，催生了日后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大格局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记者：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美国人李普曼说，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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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如果军事战略恰当，还能为国家战略重构创造机会。否则，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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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那么激烈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表面上看，甲午海战的战场上，是双方“海龟”的较量。军舰都是从欧洲进口，双方将领毕业自同一所军校，且都用英语指挥。但那是农民与现代军人的较量，那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我曾为北洋水师在全部海战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舰而震惊。后来我想透了，这丝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够打过石头吗？退一步讲，即使是防御，第一道防线也应该在对马海峡展开。反观北洋水师，只敢在大陆沿海做些机动。作为失败的典型，这支水师实在太“成功”了。

记者：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中国一贯有轻视军事思想家的传统。兵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经的读书人以读兵书为耻。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列强的监视和重压下，从零开始，仅仅20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机械化大军，横扫欧洲。德军是怎么做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重视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因为他的理论被任命为德军第一支装甲兵团的司令官，官拜上将。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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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黄遵宪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战争中，日军缴获大量清军装备，这些装备型号之多，令日军瞠目。各个集团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北洋水师炮台上的火炮型号达84种之多。

记者：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名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彻底失去。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强盛。中国则自始坠入深渊。仅举海军为例，到二次大战爆发时，日本海军总吨位为98万吨，拥有10艘航空母舰。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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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全部舰船总吨位只有5.9万吨，还没有日本一条“大和”号战列舰的吨位（6.5万吨）大。

三、信仰

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

记者：“甲午殇思”系列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 刘亚洲：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记者：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日本《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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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记者：这个“水”指的是中国文化吗？

刘亚洲：是的。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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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你看看明、清的绘画，很多是颜色黑白的山水画，愁云惨雾，给人一种凄凉压抑的感觉。戴季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200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

记者：日本似乎也没有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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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日本神道最强调“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缘由是这个岛国历史上几乎从未受过外来侵略，也没有发生过王朝更替，是所谓“万世一系”。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谴责。武士道强调看透死亡。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冒险和自杀。“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而且是果断地死，毫不犹豫地死。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却最受日本推崇。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军歌：“„„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浮满洋面。”在现代世界军队中，哪支军队有这样又是尸体、又是鲜血的军歌？

记者：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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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至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伤亡那么大，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人。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记者：难以想象。

刘亚洲：可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就在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也令中国人自己震惊。这就是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热津斯基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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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因素。”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南中国出发时有8.6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仅仅40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他们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记者：您说是什么？

刘亚洲：我给你讲一个长征中的故事：红军翻越一座叫党岭的雪山，那是长征中最高的雪山，很多人因为缺氧和劳累死去了，被埋在雪堆里。后来部队上来后，发现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里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从这个故事中，你一定会明白红军的力量来自哪里。

四、国运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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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甲午年6月，时年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器物层面改进不足以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3个月后，黄海兵败。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次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兴中会就是同盟会的前身。同盟会成立几年后，清朝被推翻。1919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21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记者：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看甲午。

刘亚洲：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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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60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萨镇冰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刘公岛鏖战时，夫人来探望。萨镇冰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她就当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泪而归，不久就去世了。萨镇冰后来重建民国海军，解放后还当过中央军委委员，但终身没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欣喜若狂，写下了“终有扬眉吐气天”的诗句。去世前还赠诗毛泽东：“尚望舟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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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朝鲜战争始。

记者：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这一切，不能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走到极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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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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