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剿匪经验可资借鉴
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剿匪经验可资借鉴 自2014年以来，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的活动在全球呈上升趋势。这一年恐怖主义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伊斯兰国”作乱；最新的案例则是，今年1月7日，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总部遭到武装分子袭击。
反恐多年，为什么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恐怖主义的威胁？怎样反恐才能够真正减少恐怖主义威胁？在中国记协1月14日举办的新闻茶座上，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表达了他对以上问题的看法。
伊斯兰教不等于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一词最早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为消灭贵族统治，实现平民平等并保卫新生政权，执政的雅各宾派决定用“恐怖主义”对付反革命分子。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对一切阴谋分子采取恐怖行动”。
阎学通认为，从学术角度讲，恐怖主义的定义非常明确：使用武力或暴力、对平民或平民设施进行攻击，造成社会恐惧，实现政治目的。拥有以上所述方法、目标、目的三要素的，都应被视为恐怖主义，不管实施方是国家、个人还是非政府组织。
阎学通表示，他不同意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并不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是不同文明间
的冲突。他说：“恐怖主义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不是一种政治信仰。恐怖主义可以为任何政治信仰所使用。”阎学通说。
“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全球呈上升趋势，伊斯兰教对中国的威胁有多大？中国将如何应对？”一名来自巴西的记者向阎学通院长发问。
阎学通答道：“首先，不能说恐怖主义的上升证明了伊斯兰文明的上升。恐怖主义不能代表伊斯兰教，它可以为任何教派所使用。很多其他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也使用过恐怖主义手段。其次，我不认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对中国构成安全威胁，不认为任何一种思想会威胁国家的安全，只有极端主义势力采取暴力手段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也就是说，持任何信仰者只要不使用暴力手段，就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
阎学通表示：“真正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并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分离主义，一些人希望分裂出去成立独立的国家，并像当年反殖民统治的人谋求建立自己的国家一样使用暴力手段。所以要区分开来：使用的手段本身，与使用手段的人的宗教信仰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关系。并不是说只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才使用暴力。”
定义不清阻碍国际反恐合作
1990年的第8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制定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该“措施”指出，“自从1972年联合国首次研究国际恐怖主义以来，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国际恐怖主义一词
的含义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也未能就预防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的有害表现所必需采取的措施达成充分的一致意见”。
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已成为当前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究其原因，从客观上来说，恐怖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并不断发展的事物，不容易被人们很快且正确地认识清楚；另一方面，从主观上来说，人们总是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来看待恐怖主义，这意味着，是否把某个事件视为恐怖主义行为，往往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政治观点，本质上反映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联合国连共同定义都达不成，足见国际社会在反恐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阎学通表示，“当务之急是先就定义达成共识，然后促进国际合作。这样才能防止双重标准，有效遏制恐怖主义势力。” 阎学通还说：“目前反恐的问题还在于，反恐策略的目的是什么？是寻求政治和解、矛盾化解，还是在于报复、解恨和出气？现在的情况是，多数恐怖主义势力出于对某种政治力量的不满，采取非人道、不合理的手段实施报复；而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似乎也是为了报复。相互报复的结果并不能真正解决冲突。”
反恐需要群众支持
其实，在反恐问题上，中国经验可供借鉴。阎学通说：“在中国有‘土匪’一词，也即现在我们所说的恐怖主义。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解决不了‘土匪’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几千年也无法解决‘土
匪’问题。但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却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依靠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阎学通表示：“现在的国际反恐，也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这种支持不是上街游行，而是所有人都自觉地向政府提供信息。如果可以让群众自觉并随时提供反恐信息，也就实现了全民反恐。” 阎学通还认为，分化不同的恐怖组织，对国际反恐行动也是有益的。他分析了“基地”组织、塔利班、“伊斯兰国”这三个被西方公认的恐怖组织之间的关系：“从政治角度分析，尽管三者在宗教信仰上存在相似性，但三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存在权力争夺。它们不是一个统一组织领导下的三支机构，而是三支独立的力量。三者之间是合作还是斗争，往往取决于外部压力如何。外部压力越一致，越容易促成三者之间的合作；如果外部压力可以使三者相互孤立，他们之间就会出现分化，分化对于反恐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