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英关系的三大外部因素
习近平开启了中国国家主席10年来首次访英之旅。此访无疑让英国人兴奋，毕竟签署3000亿人民币的巨额协议，不是每个国家都会受到中方的这种“礼遇”的。这其中既有英国对华“现实主义”外交的聪明之处，但也要看到中英关系发展的“第三方因素”将长期伴随两国关系的壮大而偶泛微澜。
英国对华政策：善于体会中国领导人意图
考察卡梅伦政府执政5年来的对华政策，发现其中有个转变的轨迹。在第一任期时，他担任首相半年内就访华，此后和达赖晤面让双边关系陷入低谷。直到2013年率领庞大代表团再次访华，并称英国要做欧洲发展对华关系的先锋。中英关系才进入再次上升的通道。
两次访华让卡梅伦结识了更多中国官员、更加充分认识到了对华开展关系的重要性，英国发展对华关系也带有很明显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色烙印，其中之一就是善于体会中国高层意图，并将其转化成发展对华关系的内容。这是其“聪明外交”的重要抓手。
比如中国对美国积极提倡新型大国关系，内涵是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相互合作交流。但美国人对此比较谨慎。但英国实际上是在用实践在证明“新型大国关系”对英国而言，具有可行性。
中国高层屡次提到新型国际关系，本质上就是将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推广到国际舞台，也是从国际关系角度给美国压力。英国对亚投行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或新型大国关系的表现。
此外，英国能从国内派遣官员参加中国抗战阅兵式，也显然要比美国德国等国只派大使参加阅兵，更给中国面子。这些外交行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也不针对第三国，实现了互利共赢。
在文化交往，特别是展开“足球外交”，更是对华战略意图的一部分。抛开这次习访问曼城足球俱乐部不谈，还在2年前卡梅伦访华时，就带来了有关足球合作的重要合作，比如在中英合作工作组的备忘录中，把中国视为最具发展前景的比赛市场的英超联赛与中超联赛签署协议，帮助中国展开足球运动等，还和中国教育部以及英国驻华使馆联系，推行“学转英超”项目，来培训球员、裁判。卡梅伦甚至亲自出现了签署合作协议的仪式，并公开说：“这体现了我们的友谊能在全球竞争中帮助彼此共同取得成功。”
这种“足球外交”的主动性比中国下发足球教育纲要还要早很多。从中可见英国人逐步熟悉了与中国高层打交道的方式，并在这种方式中获利。
同时，最近一段时间，英国政府在涉港、涉藏问题上要比以前相对谨慎。目的也是维护两国关系，特别是经贸、投资关系大局。
英国官方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比外界预期的低调，没有像一些议员那么容易跳脚胡闹，这是可以理解的。英国内部有声音希望避免刺激中国，防止引起两国关系再度恶化——一旦中国认为英国对香港的利益不放手的想法，成为中国外交的主流担忧，毫无疑问，这本质将会危及英国利益。
另外，英国始终关注西藏问题，不过仔细分析，该国更多是从西藏人权和西藏文化保护的角度着眼，要分裂中国领土的意图并不明显。2010年卡梅伦政府第一届内阁时外交大臣黑格就说，人权关注是英国的DNA的一部分。相信在英国看来，这种关注对西藏和香港问题也适用。
特别是上次英国大选后，对人权问题执着但却和卡梅伦的保守党政府共同形成执政联盟的自由民主党得票惨淡，副首相克莱格辞职，保守党独大，这令未来一段时间卡梅伦政府用人权作为武器来攻击涉藏涉港等问题可能性有所降低。毕竟当年卡梅伦会晤达赖，身边陪同的人就是克莱格。
所以一些涉及到中英双边关系的敏感问题，其实不会特别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所以着眼第三方因素就成了观察中英关系下一步走向的重要指标。这些可能在中英关系这道方程式中起作用的因子，包括英国与欧盟关系、英国与日本关系、英国与英联邦国家关系等。
英国与欧盟关系微妙影响对华关系
卡梅伦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寻求调整与欧盟的关系。最极端的例子是，上次大选前承诺要在当选后进行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投。尽管公投仍然存在变数，但是卡梅伦政府无疑是在外交政策上与欧盟的关系非常微妙。
比如英国政府文件曾说：在欧盟内部，之前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国交往，忽视了小国，这种做法“不再明智”。法国和德国仍是重要合作伙伴，但如果英国要发挥影响力，并创新外交政策方法的话，就需要看得更远、更广。英国希望和东欧乃至前苏联国家发展关系，认为它们经过了几十年的治理后，拥有丰富的向民主过渡的经验，这些经验他们可以与欧盟候选国以及更广泛的其他国家分享。并建议“这应成为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做法”。
英国在欧盟内部更具独立性的声音，是和英国外交逐渐显示出本国特色相一致的。也是与德国、法国等欧洲大国竞争的必然。这种竞争有时候也会影响到中英关系。
比如中国和法国成立的共同基金，对英国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中英在第三方投资领域，与中法有着相似性。因而在法国积极对华发展关系的当下，英国也希望能够加大与中国的合作，比如在非洲等地也有可能进行很好的协调。
另外英国和欧盟关系的变化，也对中英关系有潜移默化地影响。在欧盟国家中，一些经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员国内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英国一直是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政策的最大倡导者。从这个角度讲，英国保持在欧盟的地位，有利于整个欧洲保持经济开放政策，便利中国和欧盟之间经贸合作的深化。同时也更有利于在中国与欧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而英国在卡梅伦政府上台之初，早就公开表示支持欧盟和中国深化经济合作，2013年访华后，卡梅伦更是倡议欧盟与中国之间促成自由贸易协议。
因而英国在欧盟内部发挥更大作用，有利于中国对欧经贸关系的平稳发展。
英国对日关系及对安理会改革影响对华关系
英国和日本的关系非常好，这可能是很多中国媒体忽视，甚至根本不清楚的。
由于英国和日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还都是G8、G20 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又相去甚远，没有根本矛盾，所以两国关系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发展非常顺利。在中日关系一直曲折的当下，英日发展关系，对中国显然有所影响——英国官方曾评价日本是英国在亚洲最亲密的伙伴。
除了经贸关系外，双方在第三方国际问题的合作也很融洽。比如阿富汗国际部队上，日本捐助最多，英国捐献排名第二。这种国际合作促进了两国关系在新领域的发展。而在类似的国际舞台，英国和中国的合作似乎就没有类似这样的例子。
更重要的是英国和日本在军售方面的合作，无论是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在实际意义上，都可能对中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日本安倍政府一直绑定集体自卫权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派上用场。当年7月，日方决定同英国开展战斗机机载导弹技术的共同研究，同时与美国也进行相关的军事武器交流。而2015年外界更是传出，英国和日本商洽日方向英国推销P-1海上反潜巡逻机，合同总额可能高达10亿美元。
在象征意义上，日本开始更多的表现出突破“集体自卫权”的意识，造成既定事实；在实际意义上，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武器交流，也会增加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会为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效仿。
此外，英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提出的一揽子建议包括建设一个更具代表性的联合国安理会和一个更有效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简而言之就是希望扩大安理会成员国数量，甚至不排除扩大常任理事国的数量。这对日本显然也是利好，但显然不一定对中国有利；同时英国呼吁在全球建立防止侵犯人权的武器销售标准。本质上这当然会惠及英国武器出口，同时可能打击中国对非洲、中东等地的武器贸易。
英国与英联邦国家关系影响对华关系
英国不只是欧洲国家、欧盟27个成员国之一，很多中国人可能忽视了它的英联邦国家主体身份。而英联邦有50多个国家组成，英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这个作用，要远比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强大和复杂得多。因而，英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多少都可能会影响到这些国家，而中国与英国的往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考虑到与这些国家产生的政治、经济效益。
英联邦国家成员有来自欧洲的、美洲的、非洲的、亚洲的和太平洋地区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这些国家拥有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其中一些国家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比如印度；也有发达经济体，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更有经济环境相对较差但是影响力不容忽视的国家，比如尼日利亚。
所以英国在与中国打交道，特别是进行经济交往的同时，背后其实有着英联邦国家的潜台词。从这个角度上讲，英国是中国投资进入这些国家的良好跳板和平台，特别是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英国人在交流的时候，除了表达欧盟身份外，还更多表达的是英联邦身份。因为在英联邦这个松散的组织中，英国的主导作用能够更大发挥。这算是英国对外交往的一个资本，中国外交完全可以好好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