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２０１２年４月学术交‘流Ａｐｒ．，２０１２

总第２１７期第４期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２１７Ｎｏ．４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吴立红，吕巧凤，许艳丽

（黑河学院，黑龙江黑河１６４３００）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前，是马克思主义由传入到传播即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准备阶段；从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

１９６６年“文革”之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开创阶段；从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曲折发展阶段；从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

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一８２８４１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４９—０５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土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长期以来，无论是科研领域还是教学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都予以高度重视。随着人们对文化的关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问题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热点之一。近年来，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重要意义等内容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研究现状和趋向看，静态理论分析较多，动态历史考察不足；宏观叙事较多，个案研究相对不足。为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还有深入研究的空问，加大研究力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与践行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汇、碰撞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之时起就已经开始了，而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交汇、结合则是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这近一个世纪漫长、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进行纵向的历史梳理与横向典型案例的评析，一幅纵横交织、波澜壮阔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准备阶段

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是马克思主义由传人到传播即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准备阶段。马克思及其学说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家传人中国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０８

【基金项目】２０１１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课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及其典型案例研究》（１ｌＪＤ７１００４６）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立红（１９６４一），女，黑龙江黑河人，教授，法学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４９・

他们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并不是把它作为信仰进行宣传与推广，不能笼统地将其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范畴，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前称之为“传人”。鉴于马克思主义传人与传播在主体、目的及作用等方面都有本质区别，所以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人和传播进行分别阐述。

１．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传入阶段

从目前能查阅到的资料看，中国人最早接触社会主义学说是通过对巴黎公社的介绍。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清政府派外交官为天津教案一事去法国道歉，时置巴黎公社革命期间，使臣们在日记和游记中最早记录了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而最早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他委托中国人胡贻古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并介绍了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及其学说…。中国人最早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预防资本主义弊病，补正三民主义的需要也介绍了部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毛泽东曾对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作过这样的评价：“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盅义”¨１。由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中国还不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那时的中国人还不可能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义，而只能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去理解它，解释它，并把它的某些方面比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３］。如１８９９年，由传教士办的广学会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时，称社会主义为“德国马克思之安民新学”。严复用“均平富党”比附西方的社会主义。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吾中国故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与社会主义具有同一立足点。宋教仁把社会主义翻译为“民胞物与之主义，太平大同主义。”孙中山在《三民主义》讲演中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圣人”，并预言“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也”。这一阶段的引入者虽然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进行传播，但它让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和他的学说，并通过同传统文化的简单比附和解读，让中国人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文化亲近感，拉近了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可以说，传统文化在介绍引入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发挥了媒介作用，对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做了前期准备。

２．从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至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式传播阶段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下，在１９１９年五四爱国主义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具有主客观的条件，其中理论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的内在依据，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最早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实际中来的思想，他在１９１９年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明确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４ｍ他还指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理想和主义，就像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一样，终究会归于失败。这些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作为文化的创新条件．所以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辟道路。如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强调“以旧有之孔教为非”，认为“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５Ｊ。但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简单否定的思维方式，最终会走向历史虚无主义，这对日后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警示作用。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能保持理性审慎的态度进行辩证的评价，如李大钊１９２０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对以孔子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剖析，他指出，孔子及其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砚代的社会。”［４］ｌ斟但李大钊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主张吸收其积极成分，如他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指出，“真能学孔孟者，真能遵孔孟之言者，但学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以行・５０・

己立身、问学从政而后足。孑Ｌ孟亦何尝责人以必牺牲其自我之权威，而低首下心甘为傀儡也哉！”…他认为儒家思想中的可贵成分值得批判吸取。这种对传统文化批判与继承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具有重要启示作用。马克思主义传播及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开创阶段

从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历经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开创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已经自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幼稚到成熟、从策略到理念、从少数党员到全党的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毛泽东的开创性贡献主要体现为：

一是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同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相结合的重要性和根本途径。在１９３８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垆”他同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遗产。”一垆”同时指出了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根本途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的总结，向全党宣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ｏ叫５３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凝练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是毛泽东从内容到形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了理论上阐述，而且在实践上树立了光辉典范。这一方面体现为语言层面的改造利用，即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成语，赋予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如赋予“有的放矢”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内涵，用以表达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思想；用《易传》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来概括对立统一规律，等等。据统计，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第一卷至第四卷中，共运用中华成语典故２７ｌ条，这其中还不包括常见的熟语。毛泽东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耳详能熟的民族形式，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体现为思想层面的提炼升华。毛泽东认为，从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关系来看，文化是一个开放系统，它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既有内源因子，又有外源因子。而且只有两种因子不断地进行对流和互换，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毛泽东思想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传统文化，他提炼吸收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唯物史观和社会理想中的有益资源，并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如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称赞汉景帝之子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后“实事求是”泛指治学和做人的一种态度。毛泽东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遗产中发掘出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在延安整风中，用实事求是来反对主观主义，并对实事求是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廨释，赋予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从而使它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

总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思想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从内容到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树立了光辉典范。・５】・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曲折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探索前进中会伴随着曲折甚至是失误。从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起，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尽管毛泽东在一些讲话、谈话和批示中多次涉及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有些言论十分精辟，但从总的倾向看，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以后，思想文化领域里“左”的思潮及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加上党的民主政治生活遭到破坏，最终于１９６６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十年“文革”使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中国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混杂的矛盾体，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理性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鉴别区分和改造提升，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实现古为今用，发挥其现代价值。然而，十年“文革”并没有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进行鉴别区分，也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继承，结果把精华当成糟粕，反而使糟粕得以滋生泛滥。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政治批判取代学术研究，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否定。由于毛泽东同志背离了自己确立和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片面、教条的理解，对中国国情和时代趋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即不顾中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基本国情，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问题，把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从党外扩大到党内，从一般干部扩大到高层领导，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文化及社会一切领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主导下，政治批判代替了学术研究，优秀传统文化遭到彻底批判。大量传统文化典籍、历史名胜古迹在“破四旧”的名义下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尤其是全民批孔，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实行了全盘否定。同时，大批学术权威作为革命专政对象受到批判迫害。另一方面，由于没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传统文化进行鉴别，使传统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得以滋生蔓延。“文革”时期，封建家长制、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渗入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成为破坏党的民主生活，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挫折的原因之

一。如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个人崇拜的错误就是一个实例。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皇权思想、个人崇拜在中国有其滋生和蔓延的土壤。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一直对个人崇拜保持高度的警觉，在夺取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８３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推进毛泽东在胜利面前逐渐放松了对封建思想的警惕，开始接受并欣赏个人崇拜。１９７０年他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提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他还错误地将个人崇拜分为“正确的崇拜”和“不正确的崇拜”两种，认为“他代表了党、人民、国家和民族，对他的个人崇拜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整个民族的需要，是必要的，正确的”一１。由于毛泽东个人原因，加上林彪、“四人帮”的推动和迎合，个人崇拜愈演愈烈，成为“文革”得以发动并长期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历经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至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曲折发展阶段。特别是十年“文革”，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立足中国的实际，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健康的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阶段

１９７８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进入创新阶段。这主要体现为：一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实现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重新步入发展轨道。二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们党立足中国实际，适应国际形势新变化，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一系列最新成果：・Ｓ２．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期，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了大量理论创新，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体系的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向了新阶段。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在《礼记・礼运》中，“小康”和“大同”社会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社会。邓小平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主义精神，把传统文化中的“小康”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借用“小康”的概念表达“中国式的现代化”。他指出：“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即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ｌ…。“小康”这个古老命题经过邓小平的现代诠释，赋予了鲜明的时代气息，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容易理解和接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树立了新的典范。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复杂的国内外新情况，善于把握新形势、发现新问题、作出新决策，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源自《易经》中的“与时偕行”一词，本意是指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把握时机，因时而变，随时令前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传统文化思想，赋予“与时俱迸”以新的含义，并使其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融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中。与时俱进命题以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和智慧，阐释、强调一种思想理论及各项事业都必须与时代同步，必须符合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对新的社会发展环境，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吸收中华传统智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做出了新的历史性贡献。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它以“仁”为核心，以“阴阳”矛盾运动为哲学根基，以“和为贵”为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思想，蕴含着家庭和睦、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世界和平的美好理想，具有历久弥新价值和广泛适用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成为我们党新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走过了漫长、复杂和曲折的发展历程。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发展规律与成功经验，吸取失误的教训，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１］周子东．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Ｍ］．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４：４—５．

［２］毛泽东文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６０．

［３］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之历史考察［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１９９６，（１）．

［４］李大钊文集（下）［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５］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４：７５．

［６］李大钊文集（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６１．

［７］毛泽东选集（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３８—１４３９．

［９］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１９５６一１９７６）［Ｍ］．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５：４３２—４３３．

［１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６ｌ一１６２．

［责任编辑：常延廷］・５３・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吴立红， 吕巧凤， 许艳丽黑河学院,黑龙江黑河,164300学术交流Academic Exchange2012(4)

参考文献(10条)

1.周子东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 1994

2.毛泽东文集 1996

3.许全兴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之历史考察 1996(01)

4.李大钊文集 1984

5.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外文期刊] 1984

6.李大钊文集 1984

7.毛泽东选集[外文期刊] 1991

8.毛泽东选集[外文期刊] 1991

9.许全兴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 1995

10.邓小平文选 1993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sjl201204012.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