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概述_敖玲敏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Vol. 19, No. 2, 217–223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1.00217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概述*

敖玲敏 吕厚超 黄希庭

(西南大学心理学院, 重庆 400715)

摘 要 个体对未来时间的感知会影响其社会动机、社会目标追求、情绪管理以及认知过程, 研究者对此提出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认为对未来生命中所剩时间的感知是个体动机的组成部分, 影响着社会目标的优先性选择。当知觉到未来时间非常有限时, 优先选择以情绪调节为目标; 反之, 则偏向选择以获取知识为目标。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概述介绍了相关的基本假设和理论要点, 对其主要研究领域进行述评, 并指出未来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

关键词 未来时间; 未来时间洞察力;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社会目标; 社会偏向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少壮轻年月, 迟暮惜光辉”, 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对未来时间的感知和认识各有不同, 这些差异会使人们做出不同的目标选择。未来时间洞察力存在年龄差异(吕厚超, 黄希庭, 2005; Kastenbaum, 1963), 一般而言, 年轻人知觉到未来时间比较充裕, 优先选择以获取知识为目标; 而老年人则相反, 偏向选择以情绪调节为目标, 这在老化过程中尤为明显。有关研究表明(申继亮, 陈勃, 王大华, 2000),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个体在身体素质和一些心理机能, 尤其在某些认知能力方面趋于减退, 但在情绪方面, 并不像认知能力那样呈现出减弱的趋势。个体这种在身体健康、认知能力等方面的下降, 而情绪及幸福感却维持在较高水平的矛盾现象被称为“老化的悖论(paradox of aging)” (Carstensen, 2007)。个体如何在生理机能存在内在损失的情况下将情绪和幸福感维持在较高水平？他们又怎样感知有限的生命时间？在未来时间洞察力(future time perspective, 收稿日期:2010-08-16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CZX024)、灾害心理项目(104060-20500303)、西南大学博士基金项目(SWUB2006037)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XDJK 2009C105)资助。 通讯作者:吕厚超, 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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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FTP)改变的情况下, 他们又如何调整社会目标及选择社会同伴？对此, Carstensen (1987)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简称SST)提供了较为全面、合理的解释。

2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ST)

2.1 SST的理论假设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由Carstensen (1987)提出, 本质上是动机的生命全程(life-span)理论, 即随着年龄的增长, 个体知觉到的未来时间变得越来越有限, 而不同社会目标的优先性会随之发生变化(Mather & Carstensen, 2005)。该理论建立在三个理论假设之上：第一, 社会互动是人类生存的核心, 人的社会兴趣、社会依恋处于不断进化(evolve)之中。第二, 人们的行为由实现目标的预期所驱动。第三, 人们具有多重甚至相反的目标, 在行动之前对目标是有所选择的—— 目标的选择先于行动, 有限或充裕的时间感知会影响社会目标选择(Carstensen, Isaacowitz, & Charles, 1999)。Carstensen (2006) 还认为对未来生命中所剩时间的主观知觉在人类动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知觉到的时间比生理年龄更能够预测认知、情绪及动机的变化。同时, 时间的有限感使人们对情绪状态管理的目标比其他类型的目标更为重视。 2.2 SST的核心概念

社会目标和未来时间洞察力是SST的核心概念, SST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某种合理关系;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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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来解释个体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对行为进行准确预测, 该理论认为对未来时间的感知能预测人们所追求的社会目标。

2.2.1 社会目标

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Carstensen, Isaacowitz, & Charies, 1999), 人类的社会目标有两大类：知识获得目标(acquisition of knowledge)和情绪管理目标(regulation of emotions)。知识获得目标以获得知识为目的, 人们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 相互观察和了解, 从中获取信息并学习赖以生存的社会技能。情绪控制目标则旨在控制纷繁的情绪状态, 关注生命的意义和情感的亲密性; 表现为回避消极情绪状态, 趋向积极情绪 状态。

在认知层面上, 对时间的认知评估能帮助人们在长期与短期目标之间找到平衡。当人们知觉到未来时间很充足时, 更多地关注未来导向目标(future-oriented goals), 即与知识追寻有关, 学习社会和物理世界的获得性行为, 目的是追求新知。而当人们感到时间非常有限时, 表现为情绪管理导向的社会目标, 通过与他人交往来实现情绪状态的优化, 包括寻找生活意义的欲望, 获得亲密的情感和追求生命的真谛以及体验情感上的满足感, 是现时导向的目标(present-oriented goals)。获取知识和调节情绪的动机共同组成了生命过程中激发社会行为目标的动力系统, 在具体情境中, 知识相关的目标与情绪调节的目标会相互竞争。个体在权衡两类目标的重要性后才能做出选择, 进而产生相应的行为反应。

2.2.2 未来时间洞察力

未来时间洞察力是个体对未来时间的认知、体验和行动倾向的一种人格特质(Lv & Huang, in preparation; 陈永进, 黄希庭, 2005), 而目标是个体未来时间认知、体验和行动倾向的具体内容体现, 是激发个人的、令人渴望的未来事件, 是行为要达到的最后目的。有关未来时间洞察力的研究很多(如, 陈永进, 支愧云, 1998; 陈永进, 黄希庭, 2005; Vázquez & Rapetti, 2006; Apostolidis, Fieulaine, & Soule, 2006), 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中, 未来时间洞察力侧重于个体对将来一段时间的有限性或无限性的觉知, 这种觉知会对个体当前行为产生影响。SST强调在“未来”时段中, “现在”是起点, 还有一

个“终点”, 这个终点可以是生命的结束, 也可以是某一社会事件或心理事件的终止。正是因为有了“终点”, 才会使得个体在感知未来时有“有限”感。就其结构而言, SST关于未来时间洞察力是一个两极的线性结构：一极是充满机会的未来, 一极是充满限制的未来。

2.2.3 社会目标与未来时间洞察力(FTP)的关系

社会目标与FTP的关系主要表现在：FTP影响个体的社会目标优先性选择。SST将未来时间洞察力作为解释社会目标改变的潜在机制(Carstensen, 1993, 1995, 1998), 认为对时间的感知能预测人们所追求的社会目标。个体一生都由各种社会目标指导, 如寻求新奇事物、感情需要、扩展个人视野等。不同社会目标的相对优先性随着个体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变化而变化, 从而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曲线：就情感管理目标曲线而言, 从婴儿期至儿童早期处于较高水平, 而从儿童中期至成年早期逐步下降, 直至成年后期开始上升, 于老年期达到最高水平。而知识获得目标曲线则从婴儿期开始, 在人生的早期呈上升趋势, 并于青少年期到达顶端, 随着成年期的到来, 整条曲线开始呈下降趋势, 并于老年期到达最 低点。

SST预测了未来时间洞察力在个体目标优先性选择上的重要性, 从FTP随年龄变化的角度对两类社会目标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解释：青少年后期至中年期, 知觉到生命中剩余时间(left time of life)很充裕, 知识获得目标被放在首位, 人们更愿意结识新朋友、扩大社会圈子, 努力为自己的未来生活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当感知到未来所剩时间非常有限时, 情绪管理目标变得相对重要, 优先选择与较为熟悉的社会伙伴在一起。如前所说, SST强调的这个时间“终点”可以是生命的结束, 也可以是某一社会事件或心理事件的终止。即使让年轻人想象他们的时间变得有限, 他们也表现出和老年人一样更喜欢与熟悉的社会同伴接触(Fredrickson & Carstensen, 1990)。如果让被试想象他们所剩时间充裕时, 这种优先选择熟悉社会同伴的偏向就消失了(Fung, Carstensen, & Lutz, 1999)。年龄越大, 个体越喜欢与熟悉、亲密的同伴接触(Carstensen & Lang, 2002), 因为这与获得短期利益有关。Carstensen, Fung和Charle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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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也发现当个体意识到未来时间非常有限时(如遭遇不治之症、灾害或大学毕业等), 会优先选择情绪意义目标(即现在导向目标)。

Carstensen, Fung和Lutz (1990)给被试(年龄跨度从11岁至92岁)提供三类预期的社会同伴：第一类是联系紧密的家庭成员(熟悉的、情感亲密的社会伙伴); 第二类是刚刚读过的一本书的作者(能够提供新知识的社会伙伴); 第三类是最近认识的人(一面之交者、将来可能接触的社会伙伴)。要求被试在两种实验情景下选择其最愿意来往的一类。一种情景是让被试设想他们的生命仅剩30分钟的时间, 此时他们最愿意与哪类人在一起; 另一情景是让被试在自己的实际年龄基础上做出选择。发现越年长的人越倾向于选择第一类社会同伴。Carstensen及其同事(2004)利用相同的实验方法进行了研究, 也发现老年人更偏向熟悉的社会伙伴, 而年轻人没有这种偏向。Fung, Lai和Ng (2001)报告了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香港、大陆和中国台湾被试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研究者(Löckenhoff & Carstensen, 2004)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前后的香港人民的社会同伴选择的优先性进行研究发现：香港回归前的一年, 只有老年人趋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同伴获得情绪亲密感, 恢复行使主权两个月前, 年轻人和年老人都趋向选择熟悉同伴, 恢复行使主权一年后在社会同伴选择上就出现年龄差异。不管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当接近生命末期时, 都会优先选择情绪意义目标(Lang & Carstensen, 2002)。Knight等人(2007)的眼动研究也表明知觉到未来时间不多的被试也优先选择情绪意义的社会目标。尽管如此, Fung, Franziska, Yeung,和 Lang(2008)有关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社会交往的选择的文化特殊性研究发现FTP的预测作用不具普遍性, 得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关系类型和文化背景。

2.3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两大研究领域

近年来, 以Carstensen为首的研究者(1995, 1999, 2002)在发展心理学和老化心理学的大背景下, 将“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发展心理学关注的“年龄”相结合, 使用年轻被试和老年被试在不同实验情境进行对比研究, 形成两大主要研究领 域—— 社会交往的选择与社会情绪管理策略。 2.3.1 社会交往的选择

根据SST的观点, 在社会交往中, 人们会对

交往的对象进行选择, 认为个体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变化和社会偏向的改变势必影响其社会网络的组成结构(composition of social networks)。年龄较大的个体选择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 并趋向于与相对亲近的人保持社会接触, 随着年龄变老人们的社会网络构成(social network composition)成员数量有明显的减少。年轻人则反之, 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较大, 且包含较大比例的生疏同伴。Carstensen (1992)对Macfarlane(1938)的“儿童辅导研究”(child guidance study)的纵向研究数据进行了再分析, 以考察成年早期和成年中期人们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不同。发现年轻人有着较大的社会关系网络, 他们更愿意结识新朋友和与生疏的同伴接触; 而年老的人则相反, 他们拥有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 倾向于与相对亲近的人保持联系, 如家庭成员, 亲密朋友等。另外, Lang和Carstensen (1994)就柏林老龄化研究比较了被试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年龄差异, 得出了一致结论。护航模型(convoy model) (Kahn & Antonucci, 1980; Levitt, 2005; 李海峰, 陈天勇, 2009)提供了一个研究老年人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结构的理论框架。Kahn和Antonucci (1980) 首次使用同心圆方法(circle-diagram method)来考察人际关系特征, 即围绕一个圆心的三个大小不同的圆环, 每个圆代表不同的亲密度。最里面的圆表示最亲密的朋友和亲属, 他们与个体进行了最重要的互动和社会支持, 中间的圆表示与个体关系比较密切, 但不是非常密切的人, 最外面的圆则表示与个体存在工作关系的人。这些圆里面的成员可能会因为与个体关系的变化而被重新归类, 而由于老年人社会角色的变化, 很少与最外面的圆代表的人发生联系。

在老年期个体的社会网络会缩小, 情绪亲密的社会伙伴会继续维持而次要的社会伙伴会慢慢的被排除在外(Lang & Carstensen, 1994; Lang, Staudinger, & Carstensen, 1998; Lang, 2000)。他们的社会网络变小的主要原因不是死亡率(Lang & Carstensen, 1994), 而是随着需要的变化他们调整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网。Carstensen和Frederickson (1998)调查了人们社会同伴的心理表征, 实验中, 向被试呈现18张不同的卡片, 每张卡片都描述特定的一类社会同伴(包括能提供新异信息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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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书作者; 或者可以提供情感支持的人群, 如密友)。要求被试按他们所认为的与这些人交往时的相似性, 将卡片分为若干堆。发现人们做判断时一般基于3个维度：潜在的情感回报(potential emotional rewards)维度; 未来联系(future contact)维度; 信息搜寻(information seeking)维度。而对于老年人、以及HIV阳性具有AIDS症状者, 他们倾向于选择潜在的情感回报维度作为判断的主要依据, 认为这证明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假设。

随着年龄的变化, 个体缩小社会关系网络、优先选择亲密社会同伴对其自身的健康和主观幸福感是有益的(Löckenhoff & Carstensen, 2004)。之所以优先选择熟悉的社会伙伴, 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可信赖的情感回报。与年轻人相比, 老年人在当前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报告了更多亲密的情感回报关系(Lansford, Sherman, & Antonucci, 1998)。随着年龄增长, 老年个体与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交往频次减少, 但是他们对当前的社会网络模式感到更加满意。Li, Chen和Wu (2008)发现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对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有重要作用, 但家庭支持比朋友支持的作用更大, 特别是在情感支持上(Yeung & Fung, 2007)。另外, Fung, Franziska, Yeung和Lang (2008), 在不考虑被试性别差异的情况下, 比较了不同文化背景里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年龄差异, 发现在两种文化下(德国与中国香港), 虽然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类型上显示了两种不同的模式。但在情绪亲密度上没有明显差异的, 即比起年轻人来, 老年被试具有更多的亲密社会同伴, 更少的边缘社会同伴(peripheral social partners)。 2.3.2 社会情绪管理策略

按照SST, 个体越接近其人生终点, 就越关注社会互动的质量, 越有目的的改善社会关系中的情感成分。当意识到未来时间“终点”的临近, 就会倾向于化解生命中负性情感体验, 更加重视积极的一面, 即在老化过程中表现出“积极效应” (positivity effect) (指老年人对情绪信息尤其是积极情绪信息的加工维持得较好, 表现出对积极信息的偏好) (Carstensen, 2006; 伍麟, 邢小莉, 2009), 情绪管理的策略为回避消极情绪状态、趋向积极情绪状态。

情感毕生发展研究表明(Carstensen, Pasupathi,

Mayr, & Nesselroade, 2000), 积极情感在时间跨度上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 消极情感在成人生活中表现出下降趋势。相对年轻人, 老年人对日常生活报告了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 更少的消极情绪体验(Monisha, Pasupathi, & Carstensen, 2003)。Reisberg和Hertel (2004)报告了年轻人比老年人有更高的抑郁危险, 在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的病人当中, 老年人对情绪幸福度的评价比年轻人高。Ehrlich和Isaacowitz (2002)以及Clark和Oswald (2007)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有更高水平的积极情感, 有关情感控制(emotional regulations)方面的年龄差异研究(Lawton, Kleban, Rajagopal, & Dean, 1992)也发现老年人在情绪的自我控制方面表现出比年轻人更强的控制力(包括减少不稳定性、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以及更好地控制负性情绪等)。在婚姻关系的情感控制上, 与已婚多年的中年夫妇相比, 老年夫妇在讨论冲突的过程中都表现出较中年夫妇更强的情感控制能力。当人们认识到时间有限时(包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 时间的一去不复返等), 往往利用生活历程中获得的情感复制技术避免潜在的消极作用, 这种消极情感的避免, 可能是老年人表现出能更好地控制其情感的原因之一, 因为他们的建构能提升幸福感的生长环境。Sullivan, Mikels和Carstensen (2010)调查了老年人情绪积极偏向的潜意识机制, 研究中要求所有被试(老年人和年轻人)先听关于25岁和75岁的主人公的故事, 然后站在故事主人公的角度来复述该故事。发现, 与站在25岁主人公角度复述故事的老年被试相比, 75岁的被试在复述故事时使用了更多的积极词汇, 更少的消极词汇。然而, 对于年轻人, 不管是以75岁还是25岁的角色复述故事, 使用的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大致相当。

虽然老年人总体认知资源较少, 但他们用目标一致(goal-consistent)的方式分配认知资源, 从而成功地管理情绪, 并保持积极的情绪体验。这种乐观倾向常常表现为积极构建生活, 乐观的对待他们生活中的情绪体验并避免潜在的消极事件。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定, 消极情感的降低是老年人重构生活、扩大积极反应、缩小消极反应的结果。如果老人不太关注将来, 那么他们晚年生活的质量将是高质量的, 诸如退休、死亡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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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则不太会对他们造成很负面的影响。另外, 对情感事件的较低的生理唤醒也可能在生活中对消极情感的体验和控制发挥有益的作用。这种在情绪管理上随年龄增长逐渐提升的能力是否对应了老化所导致的个体某种认知功能的下降？或个体情绪管理能力的提高需要在哪一认知功能的下降上得到补偿？这还需要实验证明。

总之, 进入老年期的个体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情绪满意度, 更愿意与亲密的社会伙伴在一起, 这势必使其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减少。某种意义上说, 社会接触减少反而可能会使其获得更多支持性的社会关系。人们在社会互动中至少抱有两个动机, 即情绪管理和获得新知识, 并希望在社会交往中投入的成本最小化和获得回报最大化; 与亲密朋友之间的小范围接触获得的情绪体验是一种即时回报, 投入成本较小。随着个体慢慢变老, 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亲密朋友在一起, 以获得情绪意义上的满足感; 而在年轻时加大社会活动以获得更多的新知识, 使自我认同感得以发展和维持, 注重的是远期的价值。

管理自己的情绪。此两类研究几乎都基于被试的年龄差异, 很少探讨被试的性别差异。将老年人与年轻人进行对比的横向研究, 被试年龄跨度大多从十来岁到九十几岁。如, Carstensen, Fung和Lutz (1999)的社会交往的选择研究(其被试年龄跨度从11岁至92岁)。为进一步完善该理论, 还需要更多的纵向追踪数据。另外, 有研究者认为时间洞察力存在性别差异(吕厚超, 黄希庭, 2005), 在时间洞察力的情绪性方面, Lens (1975)认为女性与男性相比, 对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显示出更积极的态度。而时间洞察力又是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因此, 有关该理论的未来研究应该考虑性别因素, 对男女社会交往的选择以及情绪管理策略进行差异研究, 进一步完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第二, 目前关于该理论的验证研究大多来自国外, 且主要来自经验资料的收集和对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对比研究, 有些研究数据年限较久。如有关社会交往的选择的研究中, Carstensen (1992)对Macfarlane (1938) 的“儿童辅导研究” (child guidance study)的纵向研究数据进行再分析, 以发现老华中社会交往的选择差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状况、价值观念与以往有很大差异。若将以往的数据结果应用于现代人身上, 需考虑推广性和信度问题。并且, 目前这方面国内的研究甚少, 如果针对我国当前的人口结构特点以及我国被试的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等因素进一步验证该理论, 不仅可以为相关学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还可以丰富我国老龄化研究的内容。

第三, 社会功能和主观幸福感是目前老年健康研究中的两项重要内容(Chalise, Saito, Takahashi, & Kallchiro, 2007), 但是老化中的健康状态与其未来生命中所剩时间的感知、社会目标的选择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和情绪管理模式等都密切相关。Will, Sandy和Yaeger (2001)发现现在定向与控制感缺乏和消极情感相关, 而未来定向与高水平的控制感和积极的幸福感(积极情感)相关。Kazakina (1999)也在积极的过去定向与生活满意度之间, 以及积极的现在洞察力和现在情感之间建立了相关。还有研究者指出(Melges, 1982; Rothspan & Read, 1996; Kazakina, 1999)各种未来定向与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 关注未来和未来期

3 未来研究展望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是老化心理学领域一个有影响力的理论, 该理论对理解个体在老化过程中的社会目标选择、社会交往的选择和情绪管理提供了有益启示, 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社会目标选择之间建立了合理关系, 对“老化悖论”和情绪“积极效应”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引发了大量的研究, 为解释人的毕生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也引发了相应的应用研究, 如Fung和Castensen (2006)的社会重大事件对人们的心理和决策的影响研究; Löckenhoff和Carstensen (2007)的身处危险时刻(如严重的疾病)时情绪体验以及决策偏向研究等。但是, 该理论还不够完善, 个体情绪管理能力的提高需要在哪一认知功能的下降上得到补偿？未来时间洞察力的预测作用是否具有文化普遍性？均需要该理论进一步证明。另外, 未来研究中尚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到目前为止, 有关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是探讨个体老化中社会关系网络特点; 二是研究随着未来生命“终点”的临近, 人们如何调整社会目标, 如何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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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对于维持心理健康、幸福感和积极的机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 可以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与老年健康研究结合起来, 为探索实现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的途径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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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AO Ling-Min; LV Hou-Chao; HUANG Xi-Ting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dividual’s perception for future time is inevitably linked to the social motivation, pursuit of social goal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 According to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the perceived time left to live is a composition of individual’s motivation which determines the priorities of social goals. When future time is perceived as limited, emotion regulationgoals assume primacy. In contrast, when future time is perceived as open-ended, knowledge-aquicition goals are prioritized. This paper provides a general instroduction and basic presumptions of the theory and reviews related empirical evidence. The paper also identifies several areas for future research development.

Key words: future time;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ocial goal; social

p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