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瓷工艺成就

古代陶瓷工艺成就.txt求而不得，舍而不能，得而不惜，这是人最大的悲哀。付出真心才能得到真心，却也可能伤得彻底。保持距离也就能保护自己，却也注定永远寂寞。第十九章 中国古代的陶瓷工艺成就

中国陶瓷以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民族艺术特色浓郁，技艺精湛而著称于世，它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国家之一，陶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原始社会，瓷器的发明也有近四千年的历史。陶瓷原料硅酸盐无毒的特性，特别是瓷器造型的典雅适用、釉面光滑，便于拭洗等优点，现在已成为世界使用得最广泛、最受欢迎的生活用具。中国发明瓷器对人类文明进步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因此被世界人民誉为瓷器之国。中国陶瓷已经成为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一宗巨大的财富，吸引着各国的历史、考古学家、陶瓷学家、工艺美术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研究中国陶瓷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在中国，陶瓷学却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人们主要是从爱好古董的角度加以鉴赏，谈不上什么研究。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系统的古窑址调查和发掘。有关学者以陶瓷考古学为基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硅酸盐科学工作者、陶瓷工厂等也积极配合，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测试，工艺模仿试验，从宏观到微观研究都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就中国古代陶瓷的发展及艺术成就，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陶器艺术

制陶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手工业部门，它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极为密切。在陶器发明以前，人们为了取得熟食，或以篝火烧烤食物；或用石头砌成坑穴，把猎物去皮，放进坑内，上盖热灰，直到焖熟取食；或用灼热的石块将兽肉烫熟；或把兽肉放入网中，泡入高温的泉水中，泡熟后食用。长期以来，人们为取得熟食，在努力创造一种良好的生活用具，用以煮熟、储存、饮食之用。中国历史上，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就有了“陶”字。在先秦的一些文化典籍和后来的神话故事中，也有不少关于发明陶器的记载。例如战国秦汉之际的《逸周书》，在《文酌解第四》中就说：“民生有欲„„七陶八冶归灶。”古人注云：“灶善则陶冶良也”。《太平御览》卷78引《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的记载。《搜神记》里还记载了一段古老的民间传说：“宁封子，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异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这些记载和传说保留着远古时期陶器发明和制作的历史影子。

一、陶器的发明时间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陶器的发明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究竟在什么时候发明了陶器？这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重大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陶器，但是可以肯定新石器时代（约一万年前至四千年前）确实具备了制陶的各种条件，并且有大量的实物出土。

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已有了初步的发展，人们能够比较有把握地控制和扩大食物的来源，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饥则求食，饱则弃余的生活状况。这有利于人们定居生活，而定居的人们对煮熟和储存食物的用具则有强烈的要求。定居有利于生产得到发展，就有可能分出人力来专门从事陶器的制作，促进制陶业的兴起。远古的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特别是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渐对泥土的粘性、可塑性有了认识，了解到泥土加水调和后可以捏塑成各种器皿；同时人类对火经过长期使用，认识到火能改变某些物质的性能，并且掌握了控制、应用火的经验。这一切都为陶器的制作准备了先决条件。

虽然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已有大量出土，但是考古工作者仍然怀着极大的兴趣探求中国最早的陶器。对此，人们于70年代以来，开始发现了一些线索。例如1974年在江苏溧水县神仙洞洞穴遗址发现了一块长2.5、宽1.8、厚0.5cm的陶片和一颗更小的陶粒。它们在制陶工艺上表现得十分原始。在放大镜下观察，该陶片是用普通粘土制作的，粘土中掺有细砂，素面，一面可以看到制作过程中用手指抹平表面时留下的纹路。陶片颜色一面为黑褐色，有黑色炭粒分布其间；中间夹层基本是紫红色，另一面为黄褐色，间或杂有深灰、浅灰色。坯体中有许多气孔和细小的断裂痕迹，有一定的硬度和抗压强度。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陶器都是这样的小块残片。这块陶片的弧度极小，所以估计该器物比较大。这是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陶片，据化验分析当距今11200±1000年，说明中国陶器的发明至少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

二、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特点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在生活中广泛地使用了陶器。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如中原地区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华南地区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等，所出土的陶器都还比较原始，陶质比较疏松，烧成温度也较低。不过这时已经出现了横穴窑。这种陶窑同后来的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仰韶文化的陶窑很相似了。所以说，这时的陶器还都不是最早的陶器，因为陶器从露天架火烧制到采用陶窑烧制，一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在这些陶器之前，一定还会有更早、更原始的陶器。随着制陶技术的不断提高，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生产在父系氏族社会的龙山文化时期发展到顶峰，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工艺水平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陶器的主要成分是硅和铝的无机盐类，它们无毒、无味，是制作生活用具的良好原料。当时

人们都是就地取材，在黄河流域主要采用适宜的天然土，如红土、黑土、河谷中的沉积泥土等。

考古工作者根据陶器的颜色，把陶器分为多种陶系，如分为灰陶、红陶、彩陶、彩绘陶、黑陶以及印纹硬陶等等。陶器本身有一定的颜色，是由于原料中含有呈色金属元素的关系，也是由于人们掌握了在烧成后期控制各种火焰的技术所取得的结果。如果烧窑后期烧还原焰（指燃烧时令其供氧不足，燃烧不完全，使金属氧化物还原为金属或低价氧化物），原料中铁的氧化物大部分转化为二价铁，成FeO，还原比值很高，陶器就成灰或灰黑色，是为灰陶。如果是烧氧化焰（指燃烧时供氧充足，可完全燃烧，温度高，具有氧化作用），陶土中的铁大部分转化为三价铁，成Fe2O3，还原比值低，陶器就成为红色，是为红陶。如果以金属铁、锰等矿物质与泥土配成彩料，在红陶和灰陶上施以彩绘，经800—900℃高温烧成，其彩绘永不褪落，就成为彩陶。如果是在烧成的陶器上画彩，彩绘颜色附着在陶器表面，一旦受潮或经水浸泡，颜色会变淡或褪落，这就是彩绘陶。彩陶同彩绘陶的区别就在于颜料是否经火烧和褪色与否。黑陶就是黑色的陶器，其胎体上有大量的炭微粒。黑陶是在烧窑后期用燃烧不充分的黑烟薰炙，再经打磨光亮制成的。有的黑陶胎壁薄如蛋壳，应用快轮制作，工艺水平很高。在江南广大地区发现有一种陶器，上面用陶拍子打印出各种图案，称为印纹陶。如果其中掺入细砂等强煅料，经1000℃左右的高温焙烧，陶质更为坚硬，称为印纹硬陶。这种硬陶一直到商周秦汉时期，在南方仍有生产。

新石器时代制陶成形可有手制和轮制两种方法。手制法包括捏塑法、模制法、泥条盘筑法（将一根长泥条连续向上盘筑，再把里外抹平制成器形）等。轮制法的技术更为先进，盛行于山东龙山文化。这是将泥料放在陶轮上，利用陶轮快速转动的力量，用提拉的方式使之成形的一种方法。

随着制陶工艺的不断进步，陶器成形以后，还要在陶坯上进行修饰加工。例如用砾石或骨器在陶坯表面压磨，烧好后的陶器可呈现光亮；有的是在陶坯表面涂一层调好的泥浆，烧好后器表就附着一层陶衣。由于调泥浆的配料不同，陶衣可有红、棕、白等颜色。此外还可以在器表上施以彩绘，刻划或拍印出各种花纹图案，甚至镂雕出方、圆、三角等孔形图案来作为装饰。

三、新石器时代陶器的艺术成就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随着制作工艺水平的提高，其种类越来越多。就出土的器形看，有碗、钵、勺、杯、小盒、瓶、罐、盆、瓮等类。据其形状判断，它们大都属于饮食用具，也有一部分是生产工具，如陶纺轮、网坠等。这些陶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造型适宜实用。通常采用圆形、对称、规整的结构，而不用多角、多边或不规整的形状。有足的器物也多是三足，很少有四足的，四足以上的更未出现过。采取这些结构，便于制作，而且比例协调，容易取得力量均衡，也符合美学原理，可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实用工艺中的成型规律。这些规律在几千年后仍然被人们运用。

生活是制陶工艺的艺术源泉。人们往往把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各种植物、动物及自然界的其它形象作为模仿对象。很多器物模仿植物，如瓜果、葫芦、竹节、叶子、花朵等，模仿动物的有猪、狗，还有鹗、长嘴鸟、水鸟等，模仿虫类有田螺、蜗牛等，还有的模仿人类最早的水上行走工具独木舟，甚至还有模仿人穿的靴子等。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不少的艺术手段来美化陶器，例如拍印、刻划、绘画、捏塑等。其绘画是用类似毛笔一类的工具，沾上用金属矿物原料配成的画图原料，在胎体上画出图案、植物、动物或人物形象的画面，内容丰富又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就图案来说，已经初步掌握了图案构成的美的法则，创造了迄今仍然能在生产中使用的、有强大生命力的图案形式原理，如构图最主要的均衡、整齐、对称、连续、反复等法则，完全符合装饰图案的基本要求，没有轻重悬殊、画面失调、杂乱无章的现象，收到了极好的美学效果。

图案服从器形。人们为了美化陶器，注意把装饰美和实用美统一起来。因此往往把图安排在器物的肩、腹最突出的部位，使得目光容易接触到，最便于人们在使用中欣赏，又能增强器物端庄、饱满、挺拔的质感。这些图案以艺术的手法表现了大自然、形体、运动产生的节奏感、韵律感和规律性，灵活而又美观。

陶器上有许多植物图画的画面，它反映了当时的采集、农耕经济水平。有的画出了阳光照耀下禾苗的生长状况，还有很简练的卷枝、花瓣、籽实。植物纹样画得很活泼，婀娜多姿，既写实又富于装饰性，这说明劳动实践是艺术营养的源泉，表现了我们的祖先热爱生活，富于创造的精神。

陶器上的动物形象，有的画在器物上，有的却是塑出来粘贴在器壁上的，还有的作为器物的组成部分出现。动物形象写实性很强。人们在长期的捕鱼、狩猎、饲养以及生活实践中接触到了动物，掌握了它们的形态和习性的突出特点，便将其形态和神态简练地制作出来了。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黑陶钵上刻划的猪，是由野猪培驯为家猪过程中的形象，形态结构尚残留野猪的特点，但肥胖的体态、温驯的性格又酷似家猪。庙底沟类型文化遗址中出土陶片上的壁虎，不但准确塑出了壁虎的形象，而且栩栩如生地刻划出其精神状态。壁虎爬伏在罐的口沿和肩腹之间，有明确的方向感，前肢卷曲，缩颈抬头，背微弓起，两眼紧盯前方，似乎发现了前面的猎物，准备一跃而起，猛扑上去，但其前爪已经接触罐口，似乎又感到会坠入深渊那样的警觉。简练的几根线条，在静与动的一瞬间把壁虎的精神状态刻划得淋漓尽致。从大量的动物形象能看出当时已经采用了夸张的手法，例如蛙的形象，有的就将蛙的四条腿夸张到主要部位，其他如鸟纹也有由夸张到变形，乃至图案化的程度。

当时的人物形象，有人的头像，有将器盖塑成人头形，也有在陶器的一面塑出人头形，但最多的是在器物壁上用黑彩画出人物形象。1973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一件舞蹈纹彩陶盆。内壁最大腹径处绘四道平行弦纹，上端紧接口沿处绘一圈带纹，上下两组纹饰间有人物舞蹈画面三组，每组两边是五至八道并排的弧线。在相反两组弧线纹之间，各有一条斜行的柳叶形宽带纹。人物舞蹈五人一组，手拉手，面向一致，随着舞蹈的节拍，发辫顺势摆向一侧。外侧之人不拉手的一臂画为两道，表明跳跃动作较大，接触地面的两竖道是人的两条腿，成一定角度垫起全身，有运用脚尖起舞的意味。表明跳的是踏着欢快舞步的舞蹈，显示出舞蹈的旋律。每个人在臀部下端有一略为上翘的尾巴状装饰，这是原始社会里人们通常喜爱的打扮。《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

名曰西王母。”这可能就是装饰着兽尾的人们，在劳动之余，围着水塘，在树荫下面，手拉手翩翩起舞情景的生动写照。陶盆上的人物群舞画面，用流畅的实线条来表现，人物突出，形象写实。陶盆是澄黄色，装水使用时，水映陶色更加美化和丰富了舞蹈的形象。这样的装饰反映了原始社会精神生活的内容多么丰富，多么深刻，也说明了陶器的装饰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图1）

图1 新石器时代陶器

（采自《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

1.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2.马家窑文化人面纹、旋涡纹彩陶壶（甘肃临洮马家窑出土）

3.马家窑文化旋涡纹彩陶壶（甘肃出土）

4.马家窑文化旋涡纹彩陶壶（甘肃榆中出土）

第二节 奴隶社会的制陶成就和瓷器的发明

中国奴隶社会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包括夏商周三个王朝。在这千余年间，制陶工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但品种继续增加，在工艺上也有许多创新。这一时期，在制陶工艺的基础上还发明了原始的青瓷，这是一项划时代的成果。

一、夏代的陶器

古代文献记载，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曾有夏王朝存在。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本世纪5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夏墟”的大量发掘和考察，证实了夏文化的存在。其中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可作为夏文化的典型代表。人们从这些夏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很多陶器。这些陶器种类有灰陶、灰褐陶、黑陶和少量的白陶、红陶。经分析证明，这时制陶所选用的原料与新石器时代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取普通陶土作原料，少数用北方坩子土作原料烧成白陶。制陶的原料一般加工不细，只有少数的磨光

黑陶加工精细。陶器的成形方法也以轮制法、泥条盘筑法为多。烧成的温度在800℃左右。作为生活用具，这些陶器的质量还是很好的。

从陶器的用途看，这时期有一组区别于其它文化的陶器组合。它们是作为炊器的鼎、折沿深腹罐、侈口圆腹罐，作为食器和容器的是深腹盆、三足盘、平底盘、豆、小口高领罐、瓮、缸等，酒器有觚、爵、缸等。对于原始社会晚期龙山文化中常见的斝、双腹盆、带把鬲、带耳杯等，这时期基本不见了。这些陶器的装饰花纹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圆圈纹、云雷纹、花瓣纹、弦纹、叶脉纹、铆钉状泥饼等。

通过对夏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察，人们看到这时期的陶窑都是单个地存在，没有成群的窑址发现，而且陶窑建造得也不大。这一切表明，当时还没有制陶手工业的专业作坊，制陶还仅作为家庭副业分散于各个家庭内。

二、商周时代的陶器和制陶工艺

商、周是继夏朝之后的两个奴隶制发达的王朝。这时期的青铜冶炼、纺织、制陶等手工业都很发达。在河南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中已经发现了青铜器、骨器和烧陶的作坊遗迹。在河南郑州二里岗、河北邯郸等地的商代遗址中也发掘出规模很大的制陶作坊。例如在一处遗址的1250平方米范围内，就发现有密集排列的14座陶窑和十多座房基。这些陶窑平面为圆形，直径约1.2米。同时发现的还有未经焙烧的陶坯、烧坏的废品、陶拍和印有回纹、斜方格纹，夔纹的陶印模等工具。这些制陶作坊的存在，说明商代的手工业比夏代已有很大进步，不仅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部门，而且各种手工业作坊又有分工。商周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出现，都为陶器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商周时代的陶器，无论是泥质陶器还是夹砂陶器，也无论是白陶还是印纹硬陶，所用原料都经过选择加工。工匠们根据陶器的不同种类而配制胎泥，所制的陶器庄重古朴，即使一般制作不太精细的、作炊器用的夹砂陶，掺的细砂也相当匀实，经高温焙烧，不但不变形，外观效果也很精美。

商周陶器的造型特征，最突出的是在结构上运用弧线灵活自如，富于弹性美，所以器物多用圜底、圈足或袋状足。这时期作为生活用具的陶器种类比夏代有所增多，进一步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和使用的方便。这时期盛行的泥质灰陶、夹砂灰陶、泥质褐陶（包括红陶）、夹砂褐陶、磨光黑陶等品种，仍然属于实用工艺品。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一种为死人殉葬用的陶制明器。当时这种陶制明器尚未受到人们重视，所以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然而这种明器确为陶器的多种用途开辟了新途径。商代以后，随着人们对殉葬品的重视，专门作为明器的陶制品越做越精美，成为中国陶器艺术中很有发展潜力的一种。

商代陶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就是陶质酒器的制作越来越多，这与商代统治阶级生活日益腐化、大小官僚无不沉湎于宴饮的风气有关。这种风气波及到一般平民，便出现了“庶群自酒，腥闻在上”（《尚书·酒诰》）的社会现象。商代青铜器中酒器多，那是供

上层统治阶级使用的，而众多的陶质酒器则是统治阶级和平民都可以使用的。商代陶制酒器以盉、觚、爵、斝、尊、壶等居多，西周以后则盉、觚、爵等酒器明显减少。

商周时代陶器上的装饰纹样，经粗略统计，有绳纹、蓝纹、方格纹、圆圈纹、双钩纹、云雷纹、四瓣纹、轮焰纹、曲折纹、方圈四瓣纹、回纹、涡纹、附加堆纹、夔龙纹、饕餮纹等。

商周的陶器庄重而华丽，工匠们非常善于将器物体积感最强的部分放在最显著的地位，以此为重心，同其他部分共同形成统一的雄浑的整体，即使是一些素面，只有简单几条弦纹的器物，其浑然一体的厚重浑朴的特点也非常明显。很多陶器上，特别是白陶上，安排了许多几何图案，它们重复使用，有的布满全器，有的只在一定部位划出一个装饰带，有的安排神异的夔龙纹或饕餮纹，或几种纹样同时使用，其成功之点是能够使装饰与器形统一起来，很协调地产生一种艺术效果。与原始社会的陶器相比，商代工匠们更善于选择装饰部位，也更善于在不同的装饰部位进行不同的修饰。一件器物可以划分出主要装饰面和次要装饰带。主要装饰面都在器物凸的腹部，加上大面积的图案，如夔龙纹、饕餮纹等，显得十分醒目。有的器物则完全相反，只有肩部作出窄细的装饰带，而肩腹部分整个是光洁面。无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都要求肩腹最突出部分的面积完整统一，绝对没有任何琐碎和不均衡的造型和装饰。工匠们在造型时就考虑到装饰的安排了。

陶器上的各种图案，包括几何形线条、自然现象或动物形象，都随不同器物、不同部位的需要以及装饰内容的变化，组织得有一定的条理。复杂纷纭的自然现象被加以提炼、简化，哪怕是神秘化的内容也组织成条理分明的画面，表现出与造型和谐而又整齐的装饰美。

陶塑艺术在商周时代也取得很大成就。属于艺术品的陶器有龟、鱼、羊头、虎、猪、蛤蟆、鸟类，陶人坐像等。它们既稚拙又生动，例如陶羊头，双角向前弯曲，头上扬，两眼微闭，眼、鼻、口等器官都塑得相当准确。陶蛤蟆不仅姿态生动、而且背上还印刻有密集的小圆圈，表现蛤蟆的突出特征。陶虎作伏卧状，张嘴露齿，双眼圆瞪，刻划出虎的健壮与凶暴。这些陶塑艺术品取材于现实事物，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周代的陶塑制作技术继承了商代的传统并继续有所提高。

在河南的一些殷墟遗址还出土了陶质水管。这些陶水管一般长40余厘米，直径21.3厘米，管口平齐，表面饰有绳纹和弦纹。在一处遗址还发现了一段三通水管。这些陶水管是夯土建筑基址的排水设施。它们的出现说明，商代的陶制品中已有建筑构件，制陶技术已开始应用于建筑业。作为建筑用陶，到了周代进一步得到发展。周代的排水陶管已经长达1米。西周的建筑物上已开始用瓦。西周的瓦分为板瓦和筒瓦两种。板瓦较大，约50厘米，表面有绳纹，上面还有瓦钉或瓦环。筒瓦较板瓦稍短，表面有绳纹或云雷纹。（图2）

三、原始青瓷的出现

瓷器是在制陶技术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发明出来的。由于原料和工艺的关系，使得瓷器既能表现出高雅的气质，又具备实用的价值。瓷器有利于工匠在生产中发挥自己的高度智慧和艺术

创造才能。

图2 商周建筑构件

（采自《中国陶瓷史》）

1.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陶水管

2.河南郑州铭功路商代中期陶水管

3.陕西扶风岐山西周陶瓦

4.陕西长安沣东西周瓦

5.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陶三通管

6.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陶水管

7.陕西扶风西周陶水管

中国的瓷器究竟发明于何时？这有一个认识过程。过去人们根据晋代文献中开始出现“瓷”字，认为中国的瓷器发明于公元三世纪的西晋。但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商代遗址的多处发掘和充分的科学测试数据断定，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制成了瓷器。考古工作者首先在郑州二里岗商代中期的地层里，发现了一种胎质坚硬，施有青釉的器物。以后又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湖南、江西、苏南的商代中、晚期遗址和墓葬中继续有发现。

这类器物在西周、春秋、战国，两汉时期发现得更多、更普遍了。它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自成一个体系，与后来公认的瓷器一脉相承。上述情况令人信服地看到，中国瓷器的发明比“瓷”字的出现要早得多。

根据科学测试，商、周时期的青釉器物完全具备了构成瓷器的基本要求。第一，已经采用高岭土作胎。第二，在表面施有一层玻璃质的釉。釉的主要成份是瓷土加上石灰石、草木灰，调成悬浮液状涂在瓷坯表面，它在入窑烧焙时熔化，形成玻璃状物质。第三，烧成温度已经达到1230℃左右。迄今为止，陶器的烧成温度只需要800—900℃，极少数达到1000℃，而瓷器烧成温度须在1230℃左右。第四，陶器有吸水性，瓷器没有吸水性或吸水性极微。商代的原始青瓷吸水性已经仅为1％，或更低。由于胎体中二氧化硅（SiO2）的含量和唐宋时各名窑瓷器一样，都在70％以上，三氧化二铝（Al2O3）在17％以上，经过1200℃左右的高温焙烧，烧结良好，使吸水性很弱，达到了瓷器的标准。第五，在物理性能方面，如比重、硬度、莫来石（也叫“富铝红柱石”）结晶的发育程度等都和以后瓷器一样。敲击起来也有清脆的金属声。这些都证明了中国瓷器在商代已经被发明。

不过商周时代的这种瓷器选料并不精，工艺也比较简陋，如釉层薄厚不匀，且易剥落，与后世瓷器相比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对于这种尚不成熟的瓷器，由于它的釉色多呈青绿、青黄或黄褐色，所以人们称它为原始青瓷。

现今发掘出的原始青瓷的器形有尊、罍、钵、罐、瓮、豆、簋等。其中豆的数量较多，器形为浅盘矮圈足，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最为流行的器物。在江西清江吴城还发现了原始青瓷制作的工具，如马鞍形背的双孔刀和纺轮等，这是其它地区所不曾见到的。

第三节 战国秦汉的陶瓷

从战国开始，中国历史进入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经过秦朝的巩固和发展到汉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手工业技术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汉朝的陶瓷工艺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民用粗陶来说，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后世的粗陶制作在规模和质量上很少有超过汉朝的。这时期，建筑用陶，所谓秦砖汉瓦，千百年来为人称颂；低温釉陶的发明为陶器的美化开拓了广泛的道路；画像砖大量烧制，其图象生动而具体地记录了汉代社会各方面的现实生活，成为研究汉代历史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青瓷烧制的成就为中国陶瓷史揭开了新的一章。

一、战国秦汉的制陶成就

在战国和秦朝，各地制陶手工业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官府办的作坊，为了适应各国兴建都城和宫殿的需要而大量烧砖烧瓦，建筑用陶的生产发展相当快。各地兴起的私营作坊仍然以生产生活用具为主。

战国陶器主要是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还有磨光黑陶和彩绘陶。生活用陶的设计和各部分的安排，也是着眼于实用，例如炊器的釜，底部作成半球形的圜底，拍印绳纹和麻布纹，便于放置，也便于煮食物时受热均匀。釜的口沿作成外折或卷沿，为了提拿方便。秦国的釜，腹体扁圆，腹上的颈作得厚实而短粗，这样设计可以增强口部的承受力。与釜配套的炊器是甑，甑是一种复合炊器，它放置于釜上，上面要加一个盆，因此甑底作得尖瘦，在各种口径的釜上均可放置，作饭人家用起来既灵活又方便。为了使扣在甑上作盖用的盆放置牢固稳当，甑的口唇表面作得又宽又平。作为储盛器或容器的瓮、罐一类器物，腹体特别大，而口却很小，使用起来便于加盖和封闭。饮食用具也是以实用的原则来设计的。

在奴隶社会，统治阶级中的贵族崇尚用青铜礼器作陪葬品，战国以来发生了变化。由于青铜名贵难得，人们逐渐用陶来仿青铜制作器形。很多贵族墓葬出土了仿青铜器造型的各种鼎、

壶、敦、簠，豆、簋等。

陶器的装饰主要是彩绘和粉绘。在烧成的陶器上用朱红、土黄、白垩土和黑色颜料来绘画，有红黄二色，或红黄白三色或多种颜色。江淮楚国地区多用白色作地。所绘花纹有神化了的动物形象，如龙凤、蟠螭，还有柿蒂、几何纹等。这些画饰讲究对称，优美动人。此外在北京、河北等地陶器上还运用流畅的线刻艺术作出鱼、龟、猛兽和人物狩猎图案，装饰性很强。

战国到秦，陶器生产中大量制作各种雕塑品，有鱼、飞鸟、鸭、鸡、马、虎、舞蹈人物等作品，有的与日用器物结合在一起，有的是单独小品，有的成组出现。1956年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中出土一组乐队与舞人的群塑，是战国时期人物雕塑的代表之作。乐队是8个人物，梳着各式发型，席地而坐，以不同的姿势，捧着不同的乐器，身驱微微前倾，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舞蹈者的动作。虽然一些人手臂残缺，乐器已缺失，但弹奏的表情相当逼真。这些雕塑作品，包括个体的动物形象或器物上的动物，虽然没有后代雕塑那么精细、写实，还带着几分稚拙之气，但已经塑制得相当传神，给人一种立体写意的美感，表现出东方艺术的特有风格。

这个时期的陶塑艺术成就最高、最为壮观的，莫过于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马俑。这些陶制兵马俑多达七千余尊，还有战骑百余匹，战车百余乘，组成了威武雄壮的军阵。秦朝的工匠们以超凡的技艺和智慧，赋予这些陶塑品以神奇的生命，为中国古代陶塑艺术增添了异常光彩。

汉代陶器主要以灰陶和硬陶制成。汉代灰陶一般呈青灰色，火候均匀，质地坚实。灰陶容器很少有印纹，基本上是素面的，在随葬品中有彩绘陶器。陶鼎、陶锺是汉代最为流行的器物，其它容器有陶制的瓮、罐、盆、盘、樽、碗等。在汉墓中，作为随葬明器的陶制模型也很多，如陶俑及仓、灶、井、磨、猪圈、楼阁等等，数量很大，种类也很多。

汉代硬陶流行于长江以南，是用南方的粘土烧制而成的。与灰陶相比，硬陶烧成温度更高，陶质更坚硬，故称硬陶。硬陶表面往往有拍印细密的方格纹或刻划的波状纹、锯齿形纹。器物种类以瓮、罐、壶、盒、碗等为多。

汉代官营的制陶作坊，往往在陶器上面印上戳记，如“河亭”、“河市”、“陕亭”、“陕市”等。亭和市是指汉代各城市中由官府管理的手工业区和商业区。

二、汉代釉陶的发明

在汉代，有一种表面涂有浓厚的棕黄色或绿色釉的陶器，这就是发明于战国时期的釉陶。

釉陶就是在普通陶器（即瓦器）上，施一层含铅量很高的釉。铅的熔点低，在釉里起助熔剂的作用，它可以在普通的低温陶上烧成。在釉里加入一定数量的呈色金属物质，烧成后釉面会呈现出美丽的颜色。

关于铅釉陶器的起源，有人认为是受了东地中海沿岸属于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埃及绿釉、褐色釉陶器的影响。据考古资料和化学分析证明，中国铅釉和地中海地区的铅釉陶器没有任何联系。铅釉陶器是中国自己发明的。科学家们分析，在秦汉时代，道家在炼丹过程中，很可能采用包括铅、石英在内的一些物质作为原料进行烧炼。这些东西混合后，在一定温度下便会熔融成玻璃状物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冶练和使用铅的长期实践中，完全可能把铅与砂、粘土、灰等含二氧化硅的物质混合，进行高温化学反应，逐渐掌握其生成物即铅玻璃物质的形成规律及其特性，并且最终把它应用到陶器上去，这就导致了铅釉的发明。(1)低温釉陶配制工艺比原始青瓷复杂，它要加入金属铅作助熔剂，配入呈色金属物质，还要求控制陶器烧成的温度、掌握适合陶胎的膨胀系数等。原始青瓷在商代发明以来，制造方法至汉代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中国也有很久的用铅历史和在铜中加入铅的经验。汉代就是在制陶及原始青瓷和用铅经验的基础上，采用新的工艺而发明了釉陶的。

目前发现最早的铅釉陶器，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釉陶出现的初期，品种和数量很少。釉陶采用普通陶胎，一般以泥质红陶为多，灰陶很少，制作时与制普通陶器一样，在拉成的坯体晾干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施釉，一次烧成。只要配釉技术掌握了，釉陶就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釉陶在西汉中期还只有壶类，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增加了仓、樽、罐、洗、钵、盒、魁、几、勺、杯等。到东汉末年，除上述器物外，又增加了博山炉、瓶形器、各类动物、人俑、水井模型等。在河南、山西、甘肃等地还发现了大量的水榭、高楼、坞壁、楼橹等。

棕黄色的釉陶出现较早，绿色的釉陶出现略晚。东汉时期大量流行的是绿釉陶器。釉陶质地不坚，釉也容易剥落或破碎。不过，汉代南方的硬陶上，有时也涂一层薄釉，或黄或绿，烧成温度较高，是属于商周以来的传统青釉，与汉代的铅釉还有区别。

三、东汉青瓷的提高

经过战国、秦和西汉，瓷器的制作技术在不断提高，逐渐摆脱了其原始状态。根据化学测试得知，西汉瓷器胎体中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增高，这就需要更高的烧成温度。但是西汉的烧瓷窑炉较战国时期的改进不大，因此瓷器的烧结程度没有明显提高。到了东汉，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瓷器的烧制工艺得到一次飞跃性进步，其标志是制造出了青瓷。

东汉时期，由于对制瓷原料进行精选，对胎釉配方加以改进，并且改造了窑炉结构，使得烧造技术大大提高，终于烧制出完全符合瓷器标准的青釉瓷器。

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的上虞、宁波、金华等地发现了烧制青瓷的一些窑址。经过对出土的青瓷进行理化方法测试证明，这些青瓷的烧成温度已高达摄氏一千三百多度，瓷胎烧结良好，胎釉结合紧密。由于在还原气氛中烧成，使得青釉色泽较正，透明而有光泽，没有流釉。青瓷的器形主要是广口、扁圆腹、平底的四系罐。东汉青瓷的出现表明中国的制瓷技艺已经成熟，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

东汉时期还制造出一种黑釉瓷器。这种黑釉瓷对原料要求不严格，胎釉质量及工艺都不如青瓷。正因为它较粗陋，在民间有广泛的发展前途。

第四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陶瓷新成就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大动荡的时期，战乱迫使中原人民四处迁徙。这样，汉族人民就把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到了边远地区，在全国范围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形势。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在这个时期赶上了黄河流域，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大大扩展，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手工业者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的自由用于改进技术和组织生产，在这些方面陶瓷生产反映得更为强烈。江南把东吴年号刻写在瓷器上的现象不少，如吴永安三年谷仓罐就是代表之作。还有把瓷器生产地、工匠名字刻写在瓷器上的，如南京赵土岗吴墓出土的青瓷虎子（溺器），上面刻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的铭文。瓷器上刻工匠名称，说明当时可能已经形成了制瓷的专业工匠。上面那个工匠在浙江上虞生产的瓷器，出现在南京官僚的墓中，这说明瓷器的生产和流通已有相当规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瓷器仍然是浙江地区发展最快，以浙江越窑的青瓷质量最高，胎呈灰白色，质地细密，釉色均匀。浙江东北部的绍兴、余姚、上虞等地瓷窑最为集中，中部的金华地区、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及江苏的宜兴均山一带所产的青瓷也各具特色。此外如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南、四川等地以及沿海的福建广东也发现了南朝时期的瓷窑。北方地区可能受动乱和战祸的影响，在十六国至北魏迁都洛阳以前的墓葬中，出土瓷器仍然只是唾盂一类。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一批青瓷。经化验是属于北方瓷土，器物的造型、装饰也与南方青瓷不同。在河北的内丘、临城、山东淄博的寨里等地发现过北朝时期的窑址。

这时期，瓷器的种类增多，显示出它在制作、使用、陈设和满足人们意识形态的需要方面，比其他工艺制品有许多优越性。许多过去用陶、木、漆、竹、金、银、铜制作的器皿，逐渐改用瓷器代替，表现出瓷器发展的广阔前景。

南方瓷器常见的器形有碗、碟、盘、盒、槅（多格盘）、洗、盆、钵、杯、耳杯、盏托、水盂、壶、扁壶、瓶、罐、坛、唾盂、香炉、灯、观台、鐎斗、虎子等生活用具。专门作殉葬用的明器有谷仓罐、火盆、灶、鸡笼、羊圈、猪栏、狗舍、碓、砻、磨、畚箕、米筛、房屋建筑及车马等模型；人物形象，如持刀抚盾的武士，捧物、作炊的奴仆，骑在马上的吹乐、弹琴、弹瑟等部骑鼓吹，高冠长服、身负简册的官吏，书写、交谈的文人等以及各种动物形象。最突出的制品是流行于三国至晋的谷仓罐，在口沿塑出楼台亭阙、长廊列舍，成四面布局，四个大缸列置四角。上面堆塑着或站或坐的人物，许多飞鸟在楼阁上觅食。在罐沿下腹圆鼓部分粘贴羊、异兽、龟、蛇、鱼类等动物。故宫博物院珍藏一件谷仓罐，在肩腹最圆鼓部分塑一龟形碑，正面刻写：“永安三年时，富且羊，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央（殃）”的铭文。还有熊形尊、牛头罐、羊头壶等。

北方青瓷的器物种类较南方为少，除生活用具外，最突出的是莲花尊，气魄宏伟，有金银锤鍱的效果。

北方瓷系中最突出的成就是烧成了白瓷。河南安阳曾于北齐范粹墓中出土了一批白瓷，有碗、杯，三耳罐等。在河北内丘的邢窑遗址，也发现了北朝时期的白瓷。白瓷的烧制成功，为瓷器的美化开辟了新的途径，反映了北朝制瓷工艺已达到先进的水平。

黑瓷生产的地域不断扩大，工艺水平也有提高。主要成品有壶、罐、香薰、唾盂等，釉色稳定，光泽很好，表明黑瓷工艺开始成熟了。

在低温釉陶方面，东汉末年以后一度衰落，到北朝时逐渐得到恢复。北齐的釉陶不用普通瓦胎，开始改用高岭土质地的坩土作胎，釉为无色透明釉，釉中挂彩的工艺也出现了。从此以后，釉陶工艺迅速提高，它为唐三彩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业，处在由汉朝到唐朝两个伟大时代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值得重视。

第五节 隋唐五代陶瓷工艺的全面发展

一、隋唐五代陶瓷生产兴旺发达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强大兴盛的时代。这时期，陶瓷工艺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在南北各地都形成了以地区命名的瓷窑体系；烧瓷新工艺的采用，创制出更多的新产品来，使得陶瓷手工业呈现出一派五彩缤纷的兴旺景象。文人的著述、诗人的讴歌，更为这时期的名瓷及其制作技艺增添了光彩。隋唐的陶瓷也同中国的丝绸等名贵物产一起，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五代的陶瓷生产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因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陶瓷手工业发展到公元6世纪，其烧制工艺已经有相当雄厚的技术基础。

第二，隋唐统治者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封建地主经济得到繁荣发展，这些有利于手工业者安心从事自己的专业生产，陶瓷工艺技术自然能得到提高。

第三，隋唐的商业和城市经济远远超过前代。瓷器投入市场竞争中，推动了瓷器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关系的变化也有利于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的“和雇”（封

建雇佣工匠）、“和市”（劳力市场）、“纳资代役”制度，到唐朝特别是唐玄宗时期，得到比较广泛地推行，对蓬勃兴起的瓷窑作坊的开办是有利的。

第四，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空前活跃，南海海路不断开拓，中国和亚洲邻国，以及阿拉伯和非洲东海岸进行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波斯、阿拉伯一带出色的生活用具、装饰艺术也随之传入中国。中国传统陶瓷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吸收了其中的有益内容，又展现了新的面貌。

第五，唐朝的饮酒、品茶风气十分兴盛，当时许多著名的诗句，如“会须一饮三百杯”、“举杯邀明月”等对此都有反映。这种风气使得人们对瓷制的酒具、茶具需求量大增，同时对其工艺质量也更为讲究。

隋朝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仍以生产青瓷为主，同时白瓷的产量和制作技艺也有提高。

唐朝的瓷器生产有所谓“南青北白”之说，即南方主要生产青釉瓷器，而北方主要生产白釉瓷器。此外，唐代还创造出釉下彩绘瓷、青花瓷、唐三彩等陶瓷制品。总之，唐代的陶瓷生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增添了光辉。

二、越窑的青釉瓷

唐代的青釉瓷以越窑生产的质量最高，在全国名居榜首。越窑的中心窑场在浙江余姚上林湖滨海地区（今属浙江慈溪县内）。此外浙江东北部的余姚、上虞、宁波、鄞县、绍兴、临海、黄岩、象山等地也都属于越窑系统，以生产青瓷为主。

越窑青瓷产品种类丰富，有碗、盘、碟、壶、瓶、罐、水盂、唾盂、钵、匙、灯、印盒、粉盒、墓志等。其胎体灰色，釉色青黄、青绿，晶莹润泽。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将越窑列为唐朝诸窑之首，说明越窑工艺水平确实高超，影响广泛。唐朝著名诗人如皮日休，陆龟蒙、孟郊、卢仝、郑谷、徐寅、韩秾等都曾写诗吟诵越窑瓷器，许多诗句脍炙人口，成了千古绝唱。如陆龟蒙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沉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徐寅在《贡余秘色茶盏诗》中写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巧剜明月”、“千峰翠色”、“嫩荷涵露”等诗句把越窑青瓷的造型、质地、釉色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五代浙江割据者吴越国王钱镠家族，将越窑青瓷生产中技术较高的作坊，指定为专门生产给皇室的贡品和统治集团生活用品的工场，并利用这些瓷器做政治交易，向周围其它实力强大的集团，包括赵匡胤的宋朝政权大量进贡，以换取苟安一时，不受攻击。这类器物一般庶民是不准使用的，所以史书称之为“秘色”瓷。对于这种“秘色”瓷器，过去只见于文献记载。1987年考古工作者对陕西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十余件唐朝青瓷器，同时还出土一方造物账碑，碑文中即称之为“秘色”瓷。这次发掘使得流芳千年的唐朝秘色瓷实物第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们釉色淡青，光泽晶莹，果然名不虚传。

越窑青瓷不但质量好，而且有漂亮的装饰。例如用线刻技艺熟练地刻出小花、流云、莲荷、菊花、飞蝶、小鸟、云龙、仙山乃至关于竹林七贤、嵇阮高士的人物故事。有的制品还用金彩修饰，在口沿用金边包裹，即所谓“金釦瓷器”、“金银饰陶器”、“金棱秘色瓷”等。

在浙江，生产青瓷的除了越窑以外，还有婺州窑系统。其中心窑址在金华，周围兰溪、义乌、东阳、永康、武义等地也有发现。婺州窑生产的青瓷与越窑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质地比较粗糙，胎色较深，呈深灰或紫色。婺州窑青瓷的釉层加厚，玻璃质增强，并且釉中呈现星星点点的乳白色，这使它独具特色。不过这种乳白色的星点至晚唐、五代以后便消失了。

在浙江东南部的温州、永嘉、瑞安等地还有瓯窑系统。瓯窑受越窑工艺影响，也生产青瓷。其生产品种、器物造型等都与越窑相似。但是瓯窑瓷器的胎色灰白，胎体更薄，釉层也比较薄，釉色为淡青，温润如玉。晚唐时，瓯窑的质量进一步提高，胎釉结合紧密，很少有剥釉现象。从整体上看，瓯窑工艺技术比婺窑水平要高。

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地区，生产青瓷的代表是岳州窑。其窑址分布在湖南湘阴等地。由于产量大，陆羽在《茶经》中把它同越窑一起称赞：“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

岳州窑在南朝时就已开始生产一般日用青瓷，主要有碗、盘、杯等，质量较差。到了唐代，岳州窑的生产工艺有较大提高。其胎色灰白，胎质较薄，但不如越窑的致密；釉色有青、酱绿、酱黄等多种；其釉玻璃质强，但多开细碎冰片，易剥落。岳州窑的成就主要是在中国诸瓷窑中最早使用了匣钵，这对于提高瓷器的烧造工艺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匣钵是一种耐火的容器，陶瓷生坯装入其中，烧制时可避免火焰直接作用和烟尘沾污。岳州窑在唐代已经大量使用了匣钵。

三、邢窑的白釉瓷

白瓷最早发明于北朝，当时的瓷窑只发现了河北邢窑一处。以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至隋唐时，除邢窑外，在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等地都发现有生产白瓷的窑址。从考古发掘看到，初唐墓中所出白瓷，釉色尚多泛青；盛唐以后的白瓷，釉色变为纯正。

唐代白瓷的生产，仍以河北的邢窑为代表。邢窑瓷胎质细洁，釉色白润，品种丰富。当时邢窑既生产质量高的精细白瓷，也生产质量较粗糙的白瓷，因而能够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要。所以唐代学者李肇在《国史补》中提到邢窑的白瓷时说：“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白瓷便于适应买主的需要，可以在上面刻写各种字句。例如西安一唐朝贵族墓中出土的白瓷罐、碗、盒、碟等上面就刻写有“盈”、“翰林”等字样。还有的白瓷上面刻写有类似商标、广告式的字句。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件唐朝白瓷花口瓶，上面刻写着“丁大刚作瓶大好”，以招徕买主。

唐朝的白瓷从造型到装饰，还广泛吸收了外域工艺的风格特点。例如学习波斯金银器的造型，制出牛头形杯、虎头形杯；学习波斯器皿、织锦上的纹样，在白瓷上刻画出忍冬、宝石、人

物舞蹈、葡萄图案等。这样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显得很新颖，同时也适应国外的需要，有利于外销。

四、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瓷

长沙窑的中心窑址在湖南长沙市的望城县铜官镇，附近的瓦渣坪、石堵湖、长坡垅、廖家坡一带也有窑址发现，因地属长沙，所以史称长沙窑。

长沙窑始于隋代，终于五代，同岳州窑本属同一体系，受越窑影响，生产青瓷。由于长沙窑的瓷土不纯净，因而其瓷器的胎质、釉色等在质量上难以同当时的名窑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铜官窑的工匠们努力在工艺上寻求创新，烧制出釉下彩绘瓷，使自己独树一帜，享誉于世。

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发展于唐代中、后期，其特点是：先在瓷坯上施以彩绘，然后涂釉烧制，烧成后彩绘不再褪色，而且给人一种含蓄温润的感觉。这种釉下彩绘瓷不仅突破了唐代青、白瓷的单一色调，而且为多彩绘画技法运用到制瓷工艺上开创了先河。

长沙窑的釉下施彩，有时是用褐绿彩直接绘画，有时是先在瓷胎上刻划花纹轮廓，然后再沿刻线填绘褐绿彩。彩绘的内容很丰富，有点绘联珠、莲荷图案，有花鸟、动物、人物图案，还有热带植物、宝塔、题诗、警语等，甚至还有瓷器的价格。例如有的瓷器上绘写了这样的诗句：“千里人归去，心画一盃中，莫虑前途远，开航逐便风”，表达了家人对远行游子的深切思念，耐人寻味。又如一件瓷壶上绘写着“富从升合起，贫从不计来。五文。”把提倡勤俭持家的警句同壶的价钱写在一起，表现出制做者的巧妙构思。这些丰富的彩绘内容对于研究唐代民间文学、艺术、风俗等，有很高的价值。釉下彩绘瓷把中国传统的诗词、绘画、书法及制瓷技艺融为一体，提高了中国瓷器的欣赏价值，也为中国瓷器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长沙窑瓷器种类之多，在唐朝是少见的。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具，虽然造型基本一致，但对口、腹、系、流等部位进行灵巧变化，便造出许多样式新颖的器物来。例如1974年在浙江宁波唐代码头遗址出土了数以百计的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瓷器。其中长沙窑瓷壶的款式就有17种之多。从壶的口沿来看，有喇叭口、直口、洗形（似浅盆形）口等多种；腹部结构则有瘦长形、圆鼓形、瓜体形、扁圆形、橄榄形、葫芦形、袋形等；流有直管形、细长而弯曲形、六方形等。随着壶体的改变，壶柄等附件安排也有变化，如颈短的安短小柄，细长颈就安长柄。

长沙窑瓷器还有许多玩具、摆设等小品，如狮子、大象、乌龟、小鸟各种人物等。这些瓷塑小品朴实简洁，虽不重形似，但优美传神。（图3）

长沙窑瓷以自己的独特风采同越窑瓷、邢窑瓷一起投入了海外贸易，所以在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和出海海道上时有发现。为了博得海外人民的欢迎，长沙窑瓷的彩绘中还能看到胡人乐舞图、狮子图、椰枣对鸟图等西亚、北非风格的画面。在国外，如朝鲜、日本、伊朗、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伊拉克乃至北非的埃及等国古代遗址中，也都有长沙窑瓷露面。它们确实

不愧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出色使者。

图3 长沙铜官窑各类瓷器

（采自周世荣《石渚长沙窑的瓷器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

载《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

1－5.各种瓷壶 6.狮 7.象 8.龟 9.鸟 10.人物雕像

五、巩县窑的青花瓷

唐朝以河南巩县为中心窑场的工匠们，在白瓷发展的基础上，吸取釉下彩绘工艺，创造出青花瓷器。青花瓷是以钴蓝为颜料，在胎坯上绘花纹，然后涂上一层透明釉，在1200℃高温下一次烧成。唐朝青花瓷胎质较粗松，白度不高；釉质不细，白中泛黄；胎釉之间有一层明显的化妆土。由于钴料含铁，所以青花色泽浓艳，蓝中透紫。现今在中国发现的唐朝青花瓷总共只有12块碎片。根据它们判断，其完整器形有盘、碗、壶、枕等日用器具，并且盘、碗的口缘多作花瓣状，枕为小方形。装饰花纹有中国传统的花卉，也有西亚异国情调的图案。青花瓷品在唐朝以后不断提高工艺制作水平，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成为当时瓷器生产的主流，最富于民族工艺特色。

六、闻名世界的唐三彩

享誉中外的“唐三彩”是一种多色釉的陶器。它在唐初即已产生；盛唐时，其工艺水平及生产数量都达到高峰；唐朝后期随着北方战乱的破坏，它的生产衰落下去。唐三彩主要产于以河南巩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关中的铜川黄堡窑、河北邢窑也生产。主要是供大小官僚作明器陪葬用，所以多出于墓葬，而南方很少发现。

唐三彩以高岭土、粘土或巩县坩土作坯体，经手工捏塑或模制成形，令其阴干，然后入窑以1000℃高温素烧，烧成、冷却后再施以釉彩，再次入窑烧至900℃即成。唐三彩的釉质以硅酸铝为主，还要加入炼铅的熔渣和铅灰作助熔剂。在釉中加入不同的呈色金属氧化物，便可以调出各种颜色，例如加入氧化铜可成绿色，加入氧化铁便成黄褐色或黑色，加入氧化锰即成紫色，通过调配还可以制出不同程度的深浅颜色和复合色。所以所谓唐三彩，不能理解为只是三种颜色，实际上可多可少。一件烧成的唐三彩，其釉色斑斓绚丽、光泽明亮，十分漂

亮。

唐三彩由于烧成温度低，胎质松脆，而且容易渗水，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价值远不如瓷器优越。正因如此，人们常把它作为随葬的明器。

唐三彩的种类繁多，从日用器具到房屋、仓库等建筑物，从各种天神、人物、动物形象到牛车、井栏、兵器等等，几乎应有尽有，当然都是模型，没有实用价值，不过却可以反映出唐朝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

唐三彩的器具，表现了充分的写实性特点，而人物、动物造型不仅各部位的比例准确，线条流畅优美，而且有着强烈的表现力。例如塑造的马有作奋蹄昂首嘶鸣状，有作俯首理身状，十分动人；对于武士则以夸张其肌肉发达、怒目圆睁，来表现刚毅勇猛的精神。唐三彩以其高超的工艺技巧，使它成为唐代陶瓷中的珍品。唐朝灭亡后，虽然还有所谓辽三彩、金三彩，但工艺水平再也无法同唐三彩相比。

第六节 宋辽金时期艺术瓷的成就

一、宋代制瓷工艺达到新高峰

经过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和五代时期的分裂局面，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北宋政权，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以后宋辽金之间的长期战争给社会生产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总的说来社会经济仍然波浪式地向前发展。1127年以后，南宋政权偏安于江南，使得南方经济也曾繁荣一时。这些都有利于制瓷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宋代制瓷工艺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宋代的瓷窑体系和现在所发现的作坊、窑址数量都超过唐朝，其规律是逐渐向交通要道和商业中心城市靠近，一种有代表性的瓷窑产品在社会上赢得声誉以后，小作坊就在附近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形成一个地域广阔的瓷窑体系，如定窑、耀州窑、钧窑、磁州窑、临汝窑、龙泉窑、德化窑、同安窑、景德镇的湖田窑等都是这样。这些瓷窑为了保持他们的传统市场，进而夺取新的市场，在生产上竞争得十分激烈。宋瓷工艺的发明、革新冲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局面，驰名中外的名瓷系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其艺术风格很快为其他地区所模仿。

宋代皇家办的瓷窑即官窑也取得很大成就，从此以后，各朝也都建有自己的官窑作坊。

宋朝采煤技术发达，优质煤用在烧窑上，升温高，保温时间长，促使瓷器的胎料、釉料、彩料充分进行化学反应，这就给瓷器工艺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宋朝海路交通得到开拓，沿海经济、贸易发展迅速，对于制瓷工艺的改进和提高以及制瓷手工业的兴旺发达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十世纪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工艺、文化、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学和艺术的成就对瓷器的发展有明显的影响。

上述种种因素汇集起来，使宋代瓷器艺术在美学领域开拓了新的光辉的境界，其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宋人与辽、西夏、金人的战争历时久而且残酷，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对工艺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宋代瓷器生产，从北到南各瓷系都突出地体现了民族艺术风格。在景德镇尚未成为中国瓷器生产中心之前，瓷器生产分散在各个地区，一些相当广大的地区出现了风格相近的瓷窑体系。这种现象在唐朝就开始表现出来，但唐朝有一点是突出的，就是广采博收，许多瓷器的造型、装饰内容接受了外域文化的影响，新鲜活泼，有异国情调。而宋瓷则不一样，从北方到中原，从长江两岸到沿海地区各大瓷窑的出品都向着一个方向发展，显示出一种热衷于表现中国独特民族艺术的倾向，所以宋瓷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最纯粹、最朴实、技艺惊人而风格高雅。宋瓷没有唐瓷那么雍容华贵，气氛热烈，也没有明清瓷器那么繁缛纤细，色彩艳丽，但崇高的民族意识，使它在世界艺术史上享有很高的声望。

第二，明晰的时代精神是任何朝代的陶瓷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汉唐时期曾同国外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到了宋朝轻视商业经济的现象就少得多了，城市经济空前发展，商人地位提高，城镇市民生活相当活跃。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汴京市井和人物邸店就是一种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商业城镇繁华壮观，饭店、酒楼、店铺鳞次栉比，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追求奢侈豪华。丝绸、锦缎、金银器、名贵瓷器成为人们竞相夸耀的物品。宋朝的知识分子阶层，尤其是文学家、艺术家空前活跃。他们的爱好、品评、颂扬，促使制瓷工匠在创作上有了精神依据。众多出色的瓷器制品表现出当时人们心灵的爱好和感受。无论造型还是装饰，也无论釉质还是色彩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崇高、冷峻、紧凑、清纯的美感。定瓷的纯白，建瓷的漆黑，龙泉青瓷的幽玄深邃，景德镇影青瓷的明澈，官窑、汝窑的莹润，耀瓷刻花的犀利，临汝青瓷的乡土气息，钧红的斑烂，磁州窑的豪放，同安窑的潇洒，把自然美、艺术美、简洁清新的理智美，和谐而形象地融为一体。宋瓷在发展民族工艺的时代精神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第三，宋瓷的区域性特点表现得也很明显。这些特点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工艺美术传统的地域特点很强，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观念，瓷器发展的具体道路的不同，而长期形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原料、燃料特性的差异，使窑炉建筑、制作工艺和火焰控制等方面形成的特殊工艺所产生的效果。

第四，宋朝著名的定窑、钧窑、龙泉窑以及专为皇室生产的官窑如开封官窑等，其制品的艺术成就很高，代表了宋瓷的最高水平。它们在艺术倾向上，仿古的意识很强烈。这种风气也波及到民间瓷窑，如湖田窑、龙泉窑、耀州窑、临汝窑、吉州窑等，它们的仿古铜器、古漆器、古玉器的造型相当多。宋瓷中的仿古制品不是粗制滥造，也不是亦步亦趋的简单模仿，而是艺术上要求很严格，工艺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造型的线条处理上狠下功夫，没有任何花俏轻浮之感，表现出端庄、肃穆，气魄宏大，把上古时代的青铜、玉器、漆器的造

型作得典雅精美，并注入了新的时代气息，在继承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比较成功。

二、宋代的著名瓷窑

对于宋代著名的瓷窑，明朝人有所谓五大瓷窑之说，是指官窑、汝窑、定窑、钧窑、哥窑。这一说法，也广泛流传于后世。实际上，对于其中有的瓷窑，人们还有不同看法，而且宋代著名的瓷窑也还不止于此。下面择其重要者介绍如下：

1.官窑系统

所谓官窑是指皇家自办的、专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瓷窑。这种做法唐朝尚未出现，有人认为唐朝越窑中为皇室烧制秘色瓷的作坊就是官窑。有人认为为皇室烧贡瓷的窑场是官窑，有的甚至把一些在自己生产的瓷器上刻写一个“官”字的窑场称为官窑，很值得研究，需要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宋代官窑瓷系大多数人认为汝窑、开封官窑、杭州郊坛官窑，是为宫廷制造瓷器的窑场。

关于汝窑的窑址，过去人们有许多推测，或以为在河南临汝县。近年来有关专家在河南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发现了汝窑遗址，初步找到了可供研究的线索。汝窑的瓷胎为香灰色，其釉为卵青色，在釉层罩盖下微显粉红色，光泽莹润，属于青瓷。汝窑瓷釉较厚，多为素面，很少有花纹装饰，但釉面有冰裂纹，又称蟹爪纹。汝窑对还原火焰控制极为成功，配料精细，是宋朝水平最高的青瓷。汝窑瓷器为内廷御用之物，因此烧制数量极少，一般不在市场出售。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宋朝一般人士很难见到它，是很自然的。汝窑生产随着北宋的灭亡而衰落下去，它的生产时间较短，所以流传至今的制品极少。汝窑瓷器制品主要有盘、碟、碗、三足樽、盏托、椭圆形四足盒等。

顺便提一下，在汝窑周围的临汝、禹县、宜阳等县也有许多北宋的瓷窑遗址，它们以烧制民用粗瓷为主，称为临汝窑。其瓷胎体较粗，釉层薄，颜色青绿发黄，呈豆绿色。临汝窑制品有盘、碗、瓶、壶、罐等，有的装饰则用刻划和印花工艺作出各种图案、花卉、人物等。它们的造型和装饰都显示出浓厚的民间色彩。在宝丰县汝窑遗址发现以前，临汝窑同汝窑有着密切关系，汝窑是在临汝民间瓷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凉寺遗址除生产汝瓷外，还大量生产普通青瓷、钧釉瓷、白釉黑花瓷等。

关于北宋的官窑，相传徽宗大观、政和年间，朝廷在开封也曾设置官窑。不过至今未在当地发现瓷窑遗址。因为黄河泥沙将宋代地层深埋地下，窑址难于发现。

相传南宋时曾在修内司（掌管内廷御用器物制作修缮的官署）置官窑，窑址在杭州市凤凰山北，但至今尚未发现。后来又在郊坛另立官窑，在今杭州市乌龟山附近，窑址范围很广，1956年曾作部分发掘。这里烧造的青瓷，胎薄釉厚，胎为灰、褐、黑三色，釉以粉青色最佳，是南宋瓷器中的珍品。

2.耀州窑

北方青瓷中耀州窑独树一帜，艺术上影响深远。窑地在陕西铜川的黄堡镇。该窑从唐朝开始生产白瓷、青瓷、黑瓷和三彩釉陶。宋朝以犀利刻花的青瓷著称，工艺上影响深远。

3.钧窑

窑址以河南禹县钧台、八卦洞为中心。在北方青瓷中，钧窑瓷器釉层厚，釉色有浓有淡，具有像蓝宝石一样的乳光色，浅的如天青色，深的作天蓝色，淡的似月白色，质地温润，优美异常。钧窑的红釉有的像成熟的紫玫瑰，有的像浓艳欲滴的红海棠，有的像蓝天飘动的彩云，有的像灿烂的晚霞，变幻莫测。它的工艺是在青釉中加了金属铜、铁等元素作呈色剂，多次施釉，或将呈色金属配入釉中，或在器物釉层上涂抹铜红，在还原火焰的高温中使釉、彩渗透融熔，呈现出一种变幻莫测的艺术效果。钧瓷生产时间较长，从北宋中期到元朝都在生产。

4.定窑

中心窑场在河北曲阳县的涧磁村和东西燕山村一带。经考古勘测，窑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在唐朝中晚期，它受邢窑影响而兴起。定窑以生产白瓷为主。白瓷工艺技巧很高，胎骨致密洁白，造型精巧玲珑，刻花纯熟，印花精密，像宋代的锦缎。釉色白中泛黄，有象牙白的质感。定窑除生产白瓷外，还生产绿瓷，称为绿定；黑瓷，称为黑定；褐红釉瓷，称紫定，都是定瓷中的精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许多白瓷釦金边、铜边、银边。北宋后期，曾一度为宫廷、官府烧造瓷器，所以有的在底足刻有“尚食局”、“尚药局”、“五王府”、“官”字或“新官”字样。

定窑发明覆烧工艺，使瓷器入窑装烧所占的空间范围减去五分之四以上，因此一窑能烧的瓷器增加很多倍。在宋元时代，北方广大地区和南方一些地区的瓷窑，受定窑影响，生产出工艺相近的品种。

5.磁州窑

磁州窑是宋代磁州地区生产的一种民间生活用瓷，中心窑址在今河北磁县观台镇。在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省均有磁州窑系的窑场生产。磁州窑瓷系的产品在艺术上有卓越的成就，它生产白釉、黑釉、酱釉、绿釉等品种。它把制瓷工艺和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融汇在一起，生产出白釉黑花瓷，产量最大，还有白釉赭花、绿釉黑花、黄釉黑花等品种。此外，还有划花、刻花、雕花、堆花、剔花等装饰工艺也很成熟，内容有鱼藻、花鸟、奔鹿、跃兔、杂耍人物、神话故事、诗词题字等，民间生活气息极浓。磁州窑产品有碗、盘及大型的盆罐等，也有儿童玩具和瓷枕。磁州窑从唐朝开始生产，至宋、辽、金三朝最为兴盛，明朝开始衰落下去。宋朝时，由于磁州窑著称于世，以后人们或称瓷器为“磁器”。清代有人以为磁州窑是以磁石粉为胎，当是望文生义之说。（图4）

图4 磁州窑瓷器

（采自陈万里《北方民间窑瓷器》）

1.白釉刻花黑花罐 2.白釉黑花罐

6.龙泉窑和哥窑

这是宋代南方在越窑衰落之后，继之而起的一个青瓷窑系，分布在浙江省西南的丽水、遂昌、庆元、龙泉等县，而以龙泉县的大窑一带为中心窑场。龙泉窑在南宋时工艺水平最高，元朝时产量最大，明朝时生产逐渐衰落。

龙泉窑又称弟窑。相传有章姓兄弟二人，擅长经营窑业。哥哥名章生一，弟弟名章生二，他们烧制的瓷器颇负盛名。弟弟所烧龙泉瓷除有碗、盘、碟、壶、笔筒、笔架、香炉等外，还烧造了鬲、觚、琮等仿古器物，别具特色。龙泉窑发明了石灰碱釉，从而烧出了具有该窑代表性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青莹无瑕，工艺水平极高。

相传哥窑（即哥哥章生一所烧之窑），也在龙泉县境内。哥窑的特点是，胎体色黑而薄，器边（如口沿、圈足底）隐露胎体，釉面有许多大小相错的裂纹，所以人们称之为“紫口铁足”和“百圾碎”。考古实践证明，哥窑青瓷是龙泉窑系中的一个品种，已在一些窑址中发现，这些窑址既生产一般公认的龙泉青瓷，也生产哥瓷，是后代文人将它们分为两个窑系。（图5）

图5 龙泉窑窑炉示意图

（采自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浙江龙泉青瓷上严儿村窑址发掘报告》，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8期）

7.青白瓷系

这是一种釉色介于青白之间，白中透青，釉厚处为淡青绿色的瓷器。由于它胎薄釉润，光照见影，所以又称为“影青”釉。青白瓷器产生于北宋中叶，产地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普遍生产。景德镇的瓷土资源丰富，烧制瓷器的历史可上推至五代。相传北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曾派官员来此监烧瓷器以充贡品，从此这里所产瓷器名震天下，地名也由原来的“新平”改称景德镇，至今仍以产瓷而闻名世界。景德镇所产青白瓷器种类很多，有杯、碗、盘、碟、酒具、瓜棱罐、镂空香熏、各式小粉盒、瓷枕等；其印花纹饰多仿定窑，在青白釉下刻印花卉等图案，十分淡雅秀丽。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并且改进了定窑的覆烧方法，于是产量大增。

8.黑瓷系统

宋代黑瓷发展很快，全国都有生产作坊，许多黑瓷已经进入艺术瓷的领域。磁州窑的黑瓷就很有名，此外就是福建的建窑、江西的吉州窑。

建窑又称乌泥窑，在福建建阳县的水吉镇。建窑黑瓷的特点是胎体紫黑，釉层很厚，色黑而滋润，釉层透出银色的光芒，有的如兔毫状，有的像鹧鸪鸟羽毛的斑纹，有的像油滴。以兔毫盏最为有名，受到宋徽宗的喜爱，成为贡品。品种以碗、盏最多。宋人饮茶以用建窑兔毫盏为上。建窑于元朝末年衰落。

吉州窑在江西吉安永和镇。南宋时生产最为兴盛，产瓷品种很多，有白瓷、青瓷、白釉黑花瓷、花釉瓷等。其中以黑瓷最富特色，在掌握氧化亚铁结晶、硅酸釉药变化以及控制火力和冷却温度等方面都很成功。吉州窑能烧出一种黑、黄两色混合似玳瑁骨的釉色，称为玳瑁釉，这是其代表产品。在装饰方面，吉州窑别出心裁地运用贴印手法将民间剪纸花样做为纹饰，创造出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吉州窑的黑釉产品种类繁多，不仅有茶盏，各种日常用具也多烧制。

三、辽金的陶瓷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和汉族一样在发展中国陶瓷艺术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辽、金政权在很长时间里控制着中国北方的半壁江山。辽、金陶瓷是中国陶瓷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它们的成就可以看到公元十至十三世纪中国的陶瓷艺术是何等丰富多彩！陶瓷工艺本来就扎根于各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在汉族制陶工艺的影响下，这时期在北方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陶瓷工艺得到蓬勃的发展。

1.辽代的陶瓷

辽瓷的烧造地点，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北部的浑源县一带。

辽瓷以白瓷为主，胎质不如内地瓷器细，白色，吸水性极小，多仿邢窑、定窑白瓷，产量很大。晚期渐多黑花白瓷器。另有一种是高温缸胎茶绿、黑、赭杂色釉大型瓷器，如缸、盆等，产量也很大。

辽瓷制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中原汉族常用的器物，如碗、盘、瓶、盒之类；另一种则是富于契丹民族特色的瓷器，如鸡冠壶、有系扁提壶等。它们的造型类似皮革缝制的皮囊，显然适宜草原民族马上使用。

此外还有一种低温釉陶器，多为单色的黄釉、绿釉、白釉器皿，二彩釉或三彩釉较少，称为“辽三彩”。因胎料含有黄砂，质松，釉面不匀，质量不如唐三彩。

辽朝学习了宋朝的官窑做法，在上京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波罗城）就置有官窑，所产白瓷也仿邢窑、定窑，有的作品上刻“官”、“新官”字款。

2.金代陶瓷

过去有人认为，前文所述钧窑实即金代之窑，但考古发掘证明，北宋中期已有钧窑烧制，只是金代为其发展时期。所以钧窑仍是金代的主要瓷窑。钧窑在金代又生产出天青、月白、红紫等釉色的新品种。

在金代，定窑继续生产，也涌现出一些仿定瓷窑，如安徽境内的宿州窑、泗州窑等。它们质量虽不如定窑瓷，但在民间使用广泛。

在金代还发展起一种红绿彩瓷器，这是在烧成的白瓷上挂红彩和绿彩，绘成花卉、虫鸟、图案及题写文字等，再入窑低温烧成，又称宋加彩。这种釉上彩工艺为瓷器的装饰美化开辟了新途径，在元、明、清景德镇的瓷器制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外像白釉黑花的磁州窑系产品，在金代的广大地区也发展起来。如隆化窑，在金代受定窑影响生产白瓷，也生产白釉黑花瓷器。瓷器上画墨竹，这是少有的。

在金人控制北方的一个多世纪里，除上述瓷窑以外，尚有陕西的耀州窑，山东淄博的磁村窑和坡地窑，山西的介休、浑源、霍县、长治等瓷窑。它们都生产出许多精美产品。

第七节 元明清陶瓷工艺的高度成就

一、元代瓷器的发展和创新

公元1271年蒙古统治者忽必烈建立了元王朝，不久又灭了南宋，统一了中国。忽必烈一方面采用汉法治理汉地，同时也保留了许多蒙古旧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蒙汉各族文明之间出现了相互交融、渗透，同时也存在着民族压迫与反抗。在蒙古统治者攻占中国北方以及推翻南宋的战争中，许多制瓷手工业作坊遭到破坏，影响了中国陶瓷手工业的发展。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景德镇的制瓷业乘机崛起，把中国传统的制瓷工艺推向更高的水平。

在众多著名瓷窑遭到破坏或者奄奄一息的时候，元朝在景德镇设立了“湖田瓷局”(2)，对当地制瓷业实行官办。这个局把各地俘虏的制瓷工匠集中到景德镇的浮梁一带进行生产。这样一来，工匠们把各地的烧瓷工艺都带到景德镇来了。他们相互交流经验，使景德镇的瓷器有机会融汇各地之所长，工艺水平进一步提高，产品更加丰富多彩。据史书记载，这些工匠处于奴隶式的劳动环境中，常因贫病饥饿而死。他们不堪严酷的剥削和压迫，时常大量逃亡。这些逃亡工匠或到民窑做工，或自办作坊，又促使各地民窑得到发展。此外，由于蒙古帝国的统治地区曾经横跨欧亚两洲，中西交通畅通，外贸发达，这也推动了中国制瓷手工业的发展。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制瓷手工业在元朝虽然有遭受摧残破坏的一面，但同时也

在社会逐步稳定、经济上升的形势下得到了发展。

元代瓷器工艺上最突出的产品是江西景德镇的白瓷、青白瓷。景德镇还把青花瓷器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此外还发展了釉里红、红釉瓷器、蓝釉和蓝釉描金等新品种。

景德镇的白瓷器物主要是生活用具，有碗、盘、杯、罐、壶等。胎体致密，胎壁很薄，成型纹路细密。白釉洁白无疵。青白瓷质量不如宋代的洁白，透光度差一些，施釉也不够均匀。但是胎壁比宋代厚实适用，古拙饱满，器壁往往注意弧线效果。元代青白瓷也有优秀成品，如元大都出土的青白瓷观音坐像，高达67厘米，不但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而且表现出工匠卓越的雕塑能力。

元代瓷器装饰构图严谨密实，吸收了当时织锦图案的纹样与装饰效果，如云肩纹、宽头莲瓣纹，璎珞纹等，其他还有花卉、植物、动物纹样等。在青白瓷中还有铜红作出的釉里红装饰，这是宋代青白瓷所没有的。

浙江龙泉的青瓷，在元朝获得了发展机会。考古工作者在瓯江两岸和松溪上游发现了窑址二百多处，产品主要是作为商品大量销往海外。在元代重要港口城市如宁波、温州、广州、泉州等地发现了大量的龙泉青瓷。在北方陆路交通线上，如甘肃、新疆、内蒙古、山西的大同等地，出土的元代龙泉瓷也很多。在亚洲各国，龙泉青瓷也常有发现。在南朝鲜新安海底整船的龙泉青瓷被打捞上来。

龙泉青瓷在成型、焙烧工艺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气魄宏大的产品很多，大花瓶高近三尺，大瓷盘直径二尺有余，制作规整，从窑里出来一点不变形，釉面光洁无疵。当时盛行划花、印花、贴花、堆花、镂孔、点彩点等技法进行装饰。

这时期，福建的德化瓷、同安窑系的划花篦纹青瓷迅速地发展起来，对泉州港和海外贸易的开拓起了良好的作用。

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省的黑瓷、白釉黑花瓷器，低温釉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发展。

元代瓷器共同的时代特点是，造型雄伟浑厚，装饰艺术除继承传统的划花、刻花、印花、雕塑以外，釉上彩、釉下彩艺术也超过了宋朝。就绘画而论，内容丰富，在一件作品上选用卷草、藤蔓、蕉叶、菊花、莲花、葵花、流水、海涛等内容作边框，以流云、杂宝、牡丹点缀或填补空白。而主题装饰则多选用牡丹、芭蕉、瓜果、鱼藻、云龙、云凤、莲池鸳鸯、残荷飞禽、古松青竹、岁寒三友、人物故事、神话题材等内容。元瓷装饰丰富多彩，为明代绘画艺术运用于瓷器装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二、明代陶瓷工艺的巨大成就

经过元末农民战争，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了明朝。在明朝，景德镇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中心。

所谓“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明朝瓷器的成功之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白釉瓷器的成就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白瓷，胎薄釉润，白度恰到好处，看起来柔和悦目，故称“甜白”釉。人们称赞宣德时期的白瓷为“汁水莹润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嘉靖白瓷“纯净无杂”，万历白瓷“透亮明快”等等。古代鉴赏家们的赞美往往是画龙点睛之语。

2.青花瓷器成为瓷器生产的主流，在南方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广泛地发展起来。江西，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产量都很大。以江西景德镇的青花为最好。景德镇青花在各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风格。永乐、宣德青花“开一代未有之奇”。青料用波斯输入的“苏泥勃青”，发出深蓝苍翠之色，明艳浑厚。所绘花纹像是运用了国画中的皴法，浓淡协调，生动自然。成化时期，青花瓷器钴蓝淡雅，花纹线条表现细腻，像国画中的工笔画一样。嘉靖青花，钴蓝颜色极浓，蓝中泛紫。万历以后的青花，颜色灰淡安静。这些成功之作，不仅供应宫廷使用和在国内销售，而且远销各国，至今成为各国古代艺术品中的珍宝。

3.红釉和釉里红极为成功。明朝的红釉瓷器像红宝石一样鲜艳润泽，称为宝石红。它是用金属铜元素配入釉中，生坯挂釉，经过巧妙的还原火焰焙烧，金属铜的胶体粒子在釉中发挥作用的结果。明朝红釉色泽深沉安定，不流釉，不脱釉，光彩夺目。

明朝釉里红水平极佳。有的在釉下出现各种红色花卉，有的是在凝厚的白釉里用写意的手法点出几个鱼影，烧成后几条鱼儿好像在静静的水中时隐时现地上下游动。

4.黄釉瓷器的成就很高。明朝弘治时期的黄釉瓷器就像初开的葵花，娇嫩晶莹。黄釉是用锑配铅，并加入用氧化锌、氧化铁、氧化锡、氧化铅、硝酸铝多种原料配成，浇在烧成的细白瓷上，用氧化焰低温烧成，呈色滋润光洁，精美无比。

5.上面所述瓷器品种都是在继承前代工艺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此外还有许多创新，如明初的青花红彩，宣德时期发明的斗彩、五彩，嘉靖以后的素三彩等都是新的发明，具有很高的水平。所谓斗彩就是把釉下彩和釉上彩同时结合使用。五彩是言其彩多，并非专指五色。明代工匠在前代烧制彩瓷的基础上，掌握了一套烧出各色彩釉的经验，使得明代的彩瓷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明代的制瓷业中，官窑和民窑同时发展。朝廷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下辖数十座“厂官窑”，专为内廷烧制精细瓷器。官窑不计成本，务求瓷器精美，所以产量很少。凡官窑所产瓷器，上面都有当时的年号款识。

明代民窑容量大，产量多，既产精良瓷器供上层官僚地主享用，也产一般粗瓷供下层民众日常使用。

三、清代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和衰落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以景德镇为例，顺治时期就逐渐恢复生产，到康熙时期创造出不少优秀的瓷器品种。到雍正、乾隆时期发展十分迅速，由于积累了千百年来的经验，工艺技巧已经完全成熟，加之景德镇优越的原料、燃料，精良的技术队伍和清政府督窑官制度的严厉监督，从皇帝到造办处官吏都十分重视景德镇瓷器的生产。督窑官们抱着忠于皇帝的诚挚，潜心研究技艺，也有利于景德镇的制瓷业取得卓越成就。

景德镇瓷器在清代的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胎质细腻、釉光莹润，色彩绚丽，镂雕精工。康熙时期的青花、五彩；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珐琅彩，以及五光十色的颜色釉等品种，艺术成就都超过了明代。

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用国产青料，提炼很纯，杂质排除干净。在瓷器上作画，画面层次清楚，钴蓝呈现的彩色，青翠光艳，给人以清新明快的感觉，装饰题材比明代更广泛，画面更宏大。这个时期在瓷器上面出现了完整的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以及人民喜闻乐见的《水浒传》、《列国志》、《三国志》等古典小说中的一些故事场面。

清代的五彩瓷器，以康熙时期的作品艺术性最高。这类瓷器上的绘画所用的彩色以红，绿、赭、紫为主，此外还有金彩，蓝彩、黑彩等颜色，真是做到了五彩缤纷，丰富多样。由于五彩瓷器装饰花纹在用彩上大胆泼辣，色调强烈，在上彩以后入窑烘烧时温度也较高，人们称为硬彩。花纹内容以蕉叶纹、锦绣纹、弦纹、花、鸟、虫、鱼、蝶等较为常见。在历代五彩器中，康熙时期用五彩画出的人物故事画，艺术价值最高。瓷器是一种立体造型的器物，在它上面作画比在纸上作画困难，但艺术家们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和技巧，布局合理，用彩出奇，能在瓷器上作出场面很大的人物故事画，有的简直成为一部长篇小说或一个历史故事的宏伟图卷，如周处斩蛟、黄甫端相马、岳家军抗金等。有的反映了清朝初年农村生活的劳动情景，有的作出大幅的花鸟画，就以绘画艺术而论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清朝的粉彩瓷器，是瓷器装饰的新品种，它始创于康熙时期。粉彩是在烧好的瓷器上作画，作好画以后再入窑烘烤，粉彩瓷器颜色柔和淡雅，画面有立体感，每一件瓷器的画面都是一幅水彩画。粉彩画的内容多为花鸟虫蝶，形态逼真。到了雍正时期，粉彩瓷器大为兴盛，超过其他瓷器品种，制作工艺技巧极高。乾隆以后粉彩作品仍然盛行，甚至和各色彩釉共同布置在一件瓷器上，华贵异常。清朝二百多年中，无论是作为艺术品的瓷器，还是生活用瓷，粉彩都占很大比例。

珐琅彩瓷器，又名瓷胎画珐琅，是利用珐琅彩料加工堆迭绘于瓷上而烧成的。珐琅彩原料则是由石英、长石等原料加入纯碱、硼砂及多种氧化物、氟化物，经熔融、冷却、研磨等工序制成。清代珐琅彩瓷画受到欧美古典绘画艺术的影响，常常表现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些健康活泼、生机盎然的内容。清朝宫廷对这种艺术瓷器十分重视，控制也十分严密。珐琅彩瓷器的制作过程分两段，先由景德镇官窑厂烧出洁白细致百里挑一的白瓷，运到皇宫造办处，再由皇宫御用画师或聘请欧洲画师在上面作画。可以说珐琅彩瓷器就是清朝精良的白瓷同西洋绘画艺术相结合的产物。珐琅彩的内容有花鸟、人物、题诗等。最常见的花卉有月季、天竹、腊梅、兰花等。人物有神童、仙女等；欧洲人的形象有天使、美女、圣婴等。珐琅彩瓷器精美异常，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朵灿烂的鲜花。

斗彩瓷器，这时期品种增多，它把釉上彩和釉下青花结合起来，艺术水平超过明朝。斗彩已经普及到一般生活用瓷上面，装饰内容也极为丰富。作画时采用渲染烘托的画法，画的内容有团花，折技花、卷叶花等。花纹讲究对称，布局严谨、内容丰富多彩，富有图案效果。

乾隆时期发明了很多制瓷新工艺，由于工匠们已掌握了各种制瓷技巧，准确地使用火焰、控制火候，很好地掌握了胎釉性能，巧妙地用制瓷原料仿制出竹器、木器、铜器、石器、象牙雕刻器等各种器物形象，无不维妙维肖。瓷器鉴赏家们惊叹地称赞工匠们“鬼斧神工”的技艺。此外，还烧制成功镂孔填釉的“玲珑”瓷和大型雕刻的转心瓶和转颈瓶，匠心独具，技艺空前。

在清代，只有单纯一种颜色的瓷器，被称为颜色釉瓷器。在二百多年里，这种瓷器的工艺也有许多创造和发展。景德镇烧制的“粉青”、“红釉”、“窑变”、“豇豆红”、“蟹甲青”、“鳝鱼黄”、“茄皮紫”、“松石绿”等颜色釉瓷器，为陶瓷釉色的设计，增添了许多新品种。

中国的陶瓷手工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广泛吸收了中外优秀文化艺术的精华，形成一套独特的工艺技巧。到清朝中叶即乾隆时期，造诣精深，作品极多，使得中国陶瓷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

清朝中叶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尽头，腐败没落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社会生产力停滞、破坏，各种传统的手工技艺也在腐败社会的束缚下衰落下来。陶瓷手工业和技艺也是如此，只有景德镇表现出繁荣景象，其他各地的名窑都已经一蹶不振。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到二十世纪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之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陶瓷手工业在封建官僚的残酷盘剥和西方洋瓷的排挤下，受到严重摧残。许多瓷窑被废弃，大批工匠难以谋生，具有悠久传统的陶瓷工艺逐渐失去了光辉，并由停滞走向衰落，作为“瓷器祖国”的中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洋瓷倾销市场。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陶瓷工艺才恢复了过去的光辉，并取得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