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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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参考 2000年02期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十月廿五日在香港政策研究所发表了一篇以《过渡时期的香港》为题的演说。

　　李光耀表示，过去30年来，我每年都到香港，我总是被香港人民的乐观、有信心去克服困难的精神所吸引。 无论情势多么艰难， 比如在1966、67年模仿红卫兵的喧闹示威，或1973年油价突然升涨四倍所带来的经济衰退，香港人民都没有感到绝望或沮丧。因此，当我今年6 月初到香港逗留几天时，我对香港迥然不同的气氛感到惊讶，我所见到的人，似乎对自己正处于一个没有明显解决方案的困境感到沮丧。香港目前的不安情绪，主要是因为过渡时期所带来的问题比预期来得困难所引发而造成的。最后一任港督在五年里所采取的政策，加上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也是造成这种不安情绪的部分原因。在香港特区渡过这个过渡时期之前，我们不可能对香港的未来作任何长期的预测。

　　在1992年到1997年这五年里，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都蓬勃发展，香港也跟着繁荣。彭定康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媒体的支持下，给香港上了一堂民主与人权速成课。当时，人们所担心的是，中国或会采取高压政策，会抹煞香港人对旧体系里所珍惜的一切东西。

　　香港不但没有朝向和大陆汇聚与合作的途径发展，反而背道而驰，力图在香港人民当中，确立现代英国人的政治态度和作法。港督彭定康举行了无数次记者会，使到人们期望下一任特首也会同样开放和向人民负责。许多香港人都开始相信，这些作法将能维持他们以往繁荣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它却造成香港人民两极化，一方为理想派，另一方为务实派。

　　香港人变得依赖政府

　　政府推行了福利改革，也使香港的问题复杂化。1992年我在香港大学演讲时，我提到：

　　“自60年代后期以来，我几乎每年都到香港一趟，研究和了解为什么香港人民比新加坡人民更有工作干劲。精力更加充沛，同时也想向香港人学习一些东西。香港人必须自付教育和医疗服务费，政府没有任何义务，它只负责维持治安。香港人在山坡上建造简陋的棚屋居住。他们靠自己，支付一切应承担的费用。终于建设了一个现代的香港。

　　我能轻易明白为什么香港会比新加坡更具竞争力。然而，香港现在已变得不同；香港人民期望特区首长为他们带来美好的生活。不论是发生禽流感、造成鱼儿死亡的红潮、或是房地产和股票的价值下跌，人们都期望政府作出补偿。

　　特区首长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如果采取反对立场便能获得更多收获的立法局。采取反对立场，是获得民心，并在下一届蝉联的简易手法。李嘉诚先生警告说，他将中止一项价值100亿的投资计划， 因为有一个反对党要求他不得行使法律权力，对拖欠房屋贷款的人提出起诉。

　　人们感到沮丧的是，过去人人为自己而勤奋工作便能获得成功（或多或少）的制度，现在已经不管用了。不过，要回到过去的制度是不可能的。人们的期望和态度已经改变了。从较长远来说，一个采取反对立场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立法会，将无法为良好的治理作出什么贡献。

　　香港必须在基本法下调整政府制度，以适应情况。为了使民主代表制政府在新加坡有效地运作，我们不得不对英国所遗留下来的宪法作出调整。没有任何一个现成的制度，能够一成不变地加以采用，就如现成缝制的大衣，必须经过修改才会变得合身。

　　当我6月到香港时， 我也发现香港人民对他们的新身份感到不自在。香港的自我认同必须加以定义和具体化。你们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接下来的48年里，你们却是属于一个称为特区中国人或香港中国人的特别小群体。除非你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然要在特区政府和香港人民之间建立起达致新的社会契约所需的团结精神，将是困难的。

　　香港自内地发展得益

　　过去20年里，中国内地的开放政策给香港带来了繁荣。香港同中国内地所进行的商业活动，使香港成为世界10大贸易区之一。中资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里也占有很大的成分。

　　香港同中国内地在经济上的结合，加速了它从一个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当香港把低档的制造业活动迁移到广东，以充分利用当地较低的土地和劳工成本时，它便把所腾出的资源，用在服务业方面。今天，以服务业为主的香港经济，是世界第九大的商业服务出口地。

　　香港可以尽量扩大它同中国内地的联系。高科技制造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能。中国工程师和香港企业家的技能是相辅相成的。香港企业家具有实际知识，有能力把中国科学家的发明商品化，转为利润。中文电子词典就是双方共同协作的一个例子。把整个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的科技在中国已存在了一段时间。不过，香港的权智有限公司却能够通过同中国的研究所组成策略性联盟，利用这项科技并把它商品化。

　　在接下来的25年里，中国每年可以取得5%至7%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馅饼将继续增长。香港同中国内地有关的商业将会增加。不过，许多中国沿海城市正在发展同香港类似的技能。香港不会永远是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唯一商业与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为了要更接近市场和培训当地员工，一些公司已经把他们设在香港的区域总部迁移到上海或北京。

　　香港对中国的价值，在于香港同中国其他城市有别。在法律结构、健全的公共机构、管理知识和金融市场的先进程度方面，香港领先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

　　香港必须消除两股相对的引力。香港要对中国有用，就必须要能够和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环境的中国官员合作。然而，香港之所以对中国有价值，正是因为它并非只是另一个中国城市。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有别于其他中国城市，这使它成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宝贵中介。不过，一国两制就意味着旧香港的特点，不是全都可以加以保留。国防和外交事务，已经从英国手中转由中国管理。

　　港新可以并驾齐驱

　　新加坡和香港是亚洲两个商业枢纽，两地在好些商业和金融服务方面互相竞争。然而，这并不是一场零和竞赛。两地可以并驾齐驱，共同获益。两个城市之间的竞争，促使双方各自力争上游，成为最具竞争力，最能适应时代需求的城市。市场够大，足以让这两个经济体同时繁荣发展。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业里由科技带动的改革，也为新、港两地带来了许多合作与协作的机会。

　　香港从来没有面对独立或建国的情景。相反的，它却回归了中国。不过，在接下来的50年里，在内部事务上，香港将享有全面的自主权。香港在回归中国后，已经和新加坡的政治命运不相同，两地将朝不同的道路发展。我们所面对的政治和经济挑战也会不同，因此我们所必须制定的策略和政策也必然不一样。不过，新、港之间长久以来所建立起来的联系，将是很重要的。两地政府官员之间实质上的合作否定了媒体指两地之间竞争十分激烈的报道。新、港在世界竞争力排名榜上都名列前茅。在维护法治的廉洁和具效率的政府方面，两地都获得很高的评分，同时也决心推行自由市场。新、港在环球的经济里进行合作，同世界竞争，互相分享信息和经验，彼此将获益更大。

　　（香港《文汇报》1999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