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心态研究的文献使用与意义阐发

2006年第5期・45・

文人心态研究的文献使用与意义阐发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左东岭

　　文人心态史属于历史研究的领域之一,,据为基本前提,;,并合乎逻辑地将事实真相叙述出来。其,这意味着即使我们使用的文献是真切无误的,,是否就真的能够真实地揭示古代文人的心态。更重要的还有文献使用的特殊性,因为研究心态尤其是文人心态,研究者所依据的文献虽然也可以是他人所记录下来的,诸如档案、实录、笔记、史书等等,但这些毕竟都是间接的记载,更重要的还是要使用研究对象本人所撰写的诗文作品,也就是别集中的文献,这无疑是最能直接表露其思想情感的文献依据。

这就牵涉到了到底文如其人还是文不如其人的问题。金人元好问早就在诗中写道“:心话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潘安一面撰写向往归隐的文章,一面又巴结逢迎权贵,可见文章与为人原是不完全一致的。其实这除了心口不一的道德虚伪外,也还包含创作本身的特点。按照现代叙事学的观点,作者与叙述者永远是不重叠的,二者之间只有距离远近的差别,而没有合一的可能。这种说法应该说是合乎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实践的

。比如中国诗歌中出现过许许多多以香草美人为喻的诗作,叙述者常常自称贱妾,而把君主当成夫君,我们当然不能就认为作者就是女子。

中国古代有许多文体的规定,使作者一旦进入某种文体的写作过程,就必须自觉遵守这些规定,在加上作品的许多具体情景的变化,就使得作者做为叙述人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着角色的扮演,那么为文而造情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就其本质意义上讲,为文而造情不能完全被视为负面的因素,这就像你不能否认演员的表演一样。但是对于心态研究而言就会造成许多困难,因为依据这些文献而探讨作者的心态,很可能是不完全有效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像乾嘉学派那样去进行文献排列来归纳结论就往往距真实很远。可直到今天的历史研究,还有许多人谨慎地守着这些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的研究尽管从表面上看严守学术规范,似乎证据确凿而结论可靠,其实许多时候只是隔靴搔痒,在材料的表面滑来滑去,而难以深入到历史的深层,更不要说深邃的心灵世界了。

心态研究除了要遵守历史研究重证据的规范外,还要有良好的思辨能力与体悟能力,在众多的复杂文献和诗文作品中分析鉴别,综合各种情况,对比折衷,全面衡量。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情感投入,感同身受,将心比心,真正与古人进行心灵的沟通,然后才能搔到痒处。许多人认为历史研究是科学研究,要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然后才能客观公正。其实,按照本体诠释学的观点,

・46・2006年第5期任何诠释者都不可能不带有自我的主观色彩,任何的理解都不能不带上理解者的前理解。与其自欺欺人地无视这些主观因素,倒不如认真研究辨析,什么时候要遵守文献的客观性原则,而哪些地方又可以发挥体贴感受的情感优势,也许这样更有利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与把握,对于心态研究尤其是这样。

指出文不如其人,并不是说诗文作品就不能作为心态研究的文献来使用,作家在某篇作品里可以把自己真实的看法、思想与情感隐藏起来或进行修饰,但通过他的全部作品,他基本的思想情感。用金圣叹的话说这叫做“诚”与,所谓“圣人自慊,愚人亦自慊。君子为善自慊,小人为不善亦自慊。,(贯华堂本见。”《水浒传》)的品格的话,。而这两种情,也可以说是文如其人的。

,文如其人的原则依然是成立的。作为文人个体,当然会有各自不同的品行,不同的气质,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命运,所以在心态上也就会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差异

。但是作为整体,他们又会在时代的共同境遇里,具有许多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看法,共同的观念,共同的情绪,从而构成了他们共同的心态。因此,心态的研究必须根据不同层面的研究来界定自身研究方法的适用限度。如果是群体心态的研究,那就要抓住共性而舍弃一些偶然性的东西,从而更接近于思潮的研究;如果是个体心态的研究,则需要关注个人的气质、个人的遭遇、个人的命运,甚至家庭的遗传因素等等,也就是说更重视偶然的因素。但无论如何,通过诗文作品,通过其他历史文献,通过认真的思辨,通过感同身受的理解,文人的心态是可以做出较为接近真实的把握的。

在文人心态的研究中,辨别材料的真伪当然非常重要,而了解文献生成的背景,解释文献的证据效用,以及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些文献,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诗文作品都拥有相同的心态研究价值,有的可以作为证据,有的就没有证据的功用,有的则需要说明文献的适用范围方可作为证据。而这一切,都不是仅靠材料真伪的辨别所能解决的。在此,心态研究也许比较接近目前越来越被看重的“质的研究”方式,即它更强调材料本身的选择与呈现,更强调研究的过程性、情景性与具体性,力争将读者带进历史的“现场”,从而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它不仅重视理性的思辨,更重视现象的完整把握。

但是更重要的是,心态研究中还存在着道德与情感的因素。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文人的各种心态都有其形成的原因与存在的理由,甚至是不得不如此的无奈选择,但是如果从节操和品格的角度,他们又不是都具有同等价值的。当我们面对大义凛然的人格与圆滑世故的人格时,我们是否可以不动声色地予以同样的叙述?我们当然不能用自身的道德倾向代替对文人心态的客观研究,可我们在面对这些客观事实时,却可以保持道德的判断、情感的向度与人文价值的阐发,从而揭示出其中所包蕴的复杂历史内涵与意义。揭示真实固然是文人心态研究的主要学术目的,而引人向善也是其不可或缺的职责。

罗宗强先生的近著《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属于群体心态研究的典范之作,他从朝政变化、风俗变迁和思潮演变的角度,对最为复杂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书中既从横的一面将当时文人归纳为拯世情怀与回归自我的不同心态类型,以及恰当地将徘徊于入仕与世俗之间、心学的狂怪另类这两类士人类型单独提出,以见士人心态之复杂多样;同时又从纵的一面抓住从拯世的巨大热情到希望失落的演变过程,以展现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的真实面貌。

2006年第5期・47・全书采用了点面结合的叙述方式,将典型事例与典型个体作为基本的叙述单元,同时又按不同类型的心态进行了逻辑的分类,从而将宏观把握与重点论述有效地结合起来。在材料的使用上,以诗文作品,尤其是尺牍与讲学记录作为主要文献论据,而辅之以实录史书的记载。在心态的分析上,特别关注士人的深层心理与现实行为、理论讲说与人生践履、原初动机与实际效果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从而将士人心态的研究引入立体化的格局。比如书中对阳明本人与其后学的对比,就是通过道德境界与人生践履的关系来进行的,因而专门撰写了“王阳明对其学说之践履”和“阳明后学之言与行”两节,,这样的研究是把理性思辨和现象描述紧密的结合起来了,当时的士人心态是最为重要的,。价与对历史事实的探究同样值得关注深入透辟地发掘出历史事

,说当自己身处危境时,“,,则远绝之不暇;同时交游者,疾名之胜己,则非毁之惟恐不足;而素以义气著闻,狠言之侵己,且售计投石要功泄愤于权奸之间”。引完此段文字后宗强先生议论道“:此种风气,不惟为历代官场所常有,实亦为士林之或一常态。历经人生坎坷者当有切身之体悟。若从此一点切入,则于我国士之传统性格或有更为全面之认识。国族危难之时,既有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者;亦有奴颜卑膝、卖身求荣者。日常相处,如继盛所言之面孔变换、伎俩莫测之情状,无代无之。不过世愈衰士风愈下,则大抵如是。关于士传统之此一面,至今似未引起我

(该书第38-39页)这些文字,在传统人直面之勇气。言说优良传统易,敢于直面丑陋之根性难。”

史学研究中也许是有忌讳的,也许至今依然被有些学者所不屑,但研究历史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使现实更健全,更有利于人的生存。

读了以上这些发人深省的话,我认为是能够起到引人思考的作用的,其中所受心灵撞击的价值也许并不低于对这些历史知识的认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宗强先生将史实描述与价值阐释区分得很清楚,他很清楚何时应该客观冷清,而何时又须带有情感倾向的价值阐述,从而丝毫不会引起读者的混乱与误解。处理好客观真实与情感投入、文献阐释与意义阐发、规律探寻与价值评估等等复杂的关系,我以为这不仅是文人心态研究的关键,同时也是其他历史研究应充分关注的问题。

“世界秩序观”和“中国意识”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中江

　　19世纪以降,从“内外关系”的变化以及理解和处理这种变化的方式中,演生出了近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观”和“中国意识”。而用来解释近代中国转变的“帝国主义”模式,一直是作为“外部世界”的力量来运用的,它忽视甚至掩盖了清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帝国体系”,这一体系是以“宗主国对藩邦”为基本构架和以“怀柔对朝贡”为机能的世界体系和秩序,清帝国位于这一体系的中心并作为上方之国扮演着“天下共主”的角色。因此,外部世界的帝国主义与晚清帝国之间从一开始所展开的国际关系,实际上就是“两种帝国主义”都试图垄断国际权力而进行的争夺。

在鸦片作为导火线引起的中英战争之前,晚清帝国一再坚持,它奉行的国际准则是“天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