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娱乐,更要有责任担当

　　过度娱乐抑或“愚乐”，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下文艺圈争宠广大读者、观众，借以谋求商业利润最大化的、针孔般贼亮贼亮的诱惑之光！ 　　从电影导演纷纷剥落思想、意义、境界，用巨款打造出许多徒有形式、内容苍白、大话搞笑的所谓大片，到电视节目的超女、伪娘、速配，再到电视剧的过度娱乐、戏说、胡编乱造的不良倾向，真可谓是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一些电视剧，竟然一再拿理应严肃面对的历史题材开涮，这实在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警惕与重视！ 　　 　　禁而不止，只见花样翻新的娱乐戏说 　　 　　“他，面对两个鬼子的刺刀临危不惧，大手一挥，拳头穿过敌人躯干，对方顿时撕裂成两半，血肉模糊；他，在遥远的山头，看到敌人的车辆驶过，便腾云驾雾般‘飞’至其上方，三拳两脚便让敌人灰飞烟灭……”这是谭俏执导的抗日题材电视长剧《抗日奇侠》的神奇画面。因太过“神奇”，有网友认为：“有了这几位大侠，可穿梭千军万马，视大枪火炮于无形！有了他们，还怕什么南京大屠杀？他们每个都可以把日本四岛屠几遍！” 　　无独有偶，这种将严肃的抗战和对敌斗争过度娱乐化，也出现在为迎接建党90周年为主题的《新地道战》《狙击手》《中国1921》等剧目当中。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家广电总局的高度重视，并于近期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等下发通知批评。 　　这似曾相识的《通知》，又让我想起2009年初，广电总局也曾针对当时一些情感、谍战剧故事情节雷同、自我克隆和抄袭等现象，以及情节设置不可信、人物塑造边缘化，甚至刻意描写人物内心的仇恨、猜疑、报复、偏执等阴暗心理和情结等不良现象，下发了《关于2008年12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 　　同样的通知，2004年也曾有过。当年3月14日，《北京青年报》曾以《电视剧重拍红色经典误读原著误会观众误解市场》为题，大篇幅报道了红色经典电视剧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在红色经典电影改编电视剧的过程中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戏说红色经典的问题，改编者没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只是为了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太多的情感纠葛，过于强化爱情戏，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当原著内容有限时就肆意扩大容量，“稀释”原著，从而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这一情况引起了国家广电总局的高度重视，随后向全国各地有关职能部门下发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 　　广电总局这次下发的相关通知，令笔者喜忧参半。喜的是，打着“娱乐有理”的旗号，肆意“愚乐”民族抗战题材的行为再次被叫停；而忧的是，这种已经不止一次的刹车警告之后的恶俗化反弹，却是呈现出一种花样翻新、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趋势。 　　比如2004年翻拍的《林海雪原》，为了让英雄杨子荣走出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高大全”形象，塑造一个所谓人性化的英雄，杨子荣不但成了槐花的旧情人，还以一身江湖气的伙夫形象出场，油腔滑调爆粗口，最后的结局竟然是为了救槐花那被座山雕抢走的儿子，让土匪打死了。这一切不但是歪曲事实，胡说八道，严重违背了原作者的意愿，也的确让许多中老年观众难以接受。 　　且听听当时的改编者是如何解释的：“如果杨子荣还是那个杨子荣，如果‘重温经典’就是忠实原著，那么花钱去重拍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干脆把原著和旧有的版本找来重温一遍好了。”不要旧的情节，不要旧的音乐，恨不得连旧人物的性格也不要，只要一个名字的噱头就够了，但这样还是那个经典作品吗？ 有人指出，这种对国家和民族历史极不严肃的态度，是在亵渎历史，不但反文化，而且还带着反理性的特性。其最初原动力都产生于暂时的商业利益，而这种利益却是以社会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为代价的。这些影视剧，没有了原著原作中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在片面追求经济价值、娱乐观众眼球的过程中，人文精神、民族传统都被一一消解，而道德理性、审判价值也都深深地打上了金钱的烙印。 　　现在，谭俏执导竟然又拿艰苦卓绝、总长度达14年的抗日战争题材开涮，用精神胜利的拙劣手法，借传说当中冷兵器时代的神奇武功来“玩弄”“杀戮”愚笨至极、不堪一击的日本鬼子。这种无视历史真相，无视先烈牺牲的“愚乐”态度，首先是对历史和先烈的不尊重，其次把中国军民丑化成了只会通过影视剧寻求精神胜利的阿Q，长此以往，会让新生代对本来就陌生甚至是无知的近现代历史娱乐、荒诞化，进而把我们的民族历史“愚乐”成卡通、魔幻的虚无镜像，搞笑夸张，难辨真伪。难怪招来有历史常识者的辛辣嘲讽，和对这一现象表现出的深切忧虑。 　　纵观电视剧制作当中出现的种种屡禁不绝的“愚乐”历史事件与英雄人物的现象，笔者觉得与编创人员漠视历史或者是对历史的无知，有很大的关系，也不排除有人以这种方式质疑历史的真实性，通过解构以达到“去魅”的平民意图。 　　 　　仅仅靠“堵”，难保电视剧对历史题材的尊重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曾经惟意识形态至上、惟主题意义至上的文学艺术创作表演活动，走向了这样一种以“解构”革命英雄主义为标榜的、过娱乐化的极端状态呢？ 　　这就要追溯到改革之初。当时，党和政府结束文革意识形态层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极“左”理念，修正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的国策，必然引发了中华民族集体性的观念更新、价值重构、道德精神重塑的思想大解放，文艺创作也彻底挣脱了“帮派文艺”的“三突出”原则所导致的“高大全”“假大空”虚假文艺的束缚，获得了日趋自由的表达与表现空间，伤痕、反思、寻根、改革……回归人性，回归性情，求索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宏大主题，成为一个民族觉醒后，对前途和命运追求与选择的艺术呈现。 　　但是，始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文艺产业化的市场化改革，让文艺思想与文艺形式的演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文艺工作者视为崇高的精神产品与文艺事业的文艺创作成果，现在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产品，必须转化成经济效益，用以自养与致富。因为关乎生存，从业人员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成了实际上的首要目标。为此，以注重精神、思想乃至心灵境界的陶冶与提升为探讨主旨的文艺作品，自然就得让位于重形式娱乐热闹而轻内涵健康有益、渐趋轻浮搞笑无厘头的快餐文化垃圾。这些文化垃圾不但污染儿童动画，污染青春爱情，污染家庭伦理，也毫无顾忌地污染到历史题材和现当代革命斗争题材，再辅之以各省卫视照搬欧美真人秀模式的同质化娱乐节目推波助澜、铺天盖地，这不问青红皂白的轻浮“愚乐”的傻笑便响彻了大江南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指出，随着文化产业化的推行，代表官方的主流文化与代表商业消费的大众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寻租与租赁文化资源的交易关系：大众文化通过创作制作文化产品获取利润的最大化，同时也获得了安全生产的政治正确性；而主流文化则从中获得意识形态的剩余价值。于是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关系，电视剧制作方的产品制作是为了赚钱这个唯一的目的，而代表主流文化的广电总局则负责监督意识形态剩余价值的成色，一旦发现有问题，就发文提出批评警告，甚至采取禁播的行政处罚。 　　但是广电总局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以获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电视剧制作者，随着失去政府的那份微薄的工资，走向市场自谋生计，他们也就卸下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已经没有必须教育民众的责任了。在投资产出的巨大压力下，他们很少能够顾及电视剧产品理应具备的高尚思想境界和高雅艺术品位，能赚钱才是硬道理。而多如过江之鲫的演员们，早已经从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的位置上自降品格，以“艺人”自居，许多人为了一夜成名，不惜自爆绯闻，以至于一脱到底……我们难道能指望这样一群思想与艺术素质参差不齐的编、导、表演队伍来肩负教化之责吗？他们实在不是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教师、教授和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呀！

　　这就是电视剧作品不断出现为了迎合市场争取观众而肆意篡改革命斗争题材、歪曲甚至是丑化一些英雄人物以求哗众取宠的原因所在。但是，代表政府主流文化的国家广电总局，在配合政府突出文化产业化改革的同时，却只扮演了一个监督大众文化的角色，发现问题没有从源头上进行疏导治理，只是一味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去“堵”，这显然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反复在所难免。 　　 　　公益教育，重塑社会价值的必备功课 　　 　　那么如何“疏导”呢？只有扎实推行对民众进行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教育与宣传。这本来就属于政府应该投入与担当的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推卸与转嫁。公益教化的严肃与神圣，必须得到维护。如果一个国家针对民众的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教育，被商业利益冲淡，不能持续有效，或者把传统教育与经济效益挂钩，既要求获得丰厚的利润，还要求达到良好的社会教育效果，这真的是很荒唐的事情，古人都知道义利不可兼得的道理，难道我们却糊涂了？ 　　如果我们政府的职能部门对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教育，能够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从不放松，通过博物馆、文化馆、群艺馆等公益文化场所，常年举办以铭刻信史为宗旨的相关革命历史教育展览与陈列，有了这样的氛围，就会让真实的民族英雄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熟悉、敬慕、学习的榜样，让新生代记住历史，永不忘本。 　　设若我们因种种原因让文化扭曲，让英雄失真，甚至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纪念日的陪衬符号，只是为了一时应景而闪现一下，然后重新沉寂无踪，试想，这如何能让最天真单纯的青少年对陌生的英雄充满感情、心生敬意呢？ 反过来讲，如果有这样一个健康、完备的普及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肆无忌惮胡编滥造来糊弄观众的电视剧了。 　　诚然，作为文学艺术这一特殊精神食粮的创作生产者，编、导、演人员也的确应该对艺术怀有敬畏之心，而不是糟践艺术；应该自觉承担一份属于自己的不平则鸣、批判现实、推崇高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唯利是图地堕落。要知道，我国最早的电影人一开始就确定了在经济上搞商业运作，在思想艺术上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发展的宗旨与追求。所以有导演指出，不要把导演职业看成艺术家，而应当成社会学家。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让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通过商业运作产生经济价值，但是文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独创和不可复制的特性，决定它绝对不可以像普通商品生产的类型、流水、程序化那样简单地产业化。而要达到这样的区分，则要依赖于政府职能部门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关于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公益教育氛围，让编、导、演人员具有应有的文史知识，自觉守住起码的道德底线。那么他们即使是追求娱乐，其主题立意也一定是健康向上、催人奋进的。 　　所以说，纯粹公益性的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以及革命历史教育，是政府部门针对社会全体民众的一门常设功课，须臾不可或缺。这样的公益事业做到了位，一个国家的道德风尚自然就会健康优秀起来，核心价值理念自然也就会成熟凝聚起来，文化的软实力，就会在增加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的同时，汇聚成为让中华民族自信、自爱、自强、自豪的精神魂魄。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影视剧这一当代文艺主打样式来承载和体现的，可见我们的编创人员是不可以仅仅满足于形而下的娱乐甚至是“愚乐”，政府部门也不能只把影视剧编创制作当作一台生产意识形态剩余价值的工业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