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入分配改革建议看改革建议人的丑恶本质

时间：2012-10-16 10:15:10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黎亚彬

——中国贫富差距与收入分配改革系列之二

人民贫穷失业，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是当今中国社会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最大的不公平、不平等，是一系列社会弊端的产生根源，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痼疾。

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许多主流专家、学者提出过许多研究、报告和建议。这些改革建议可行吗？有效吗？为什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历时八年之久也无法出台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此，我们不妨搜集、归纳、分析一下这些主流改革专家们的建议，看看其是否可行，本质如何，阻力在哪，为何我们国家历时八年之久也无法出台一个具体有效的政策措施。

第一，“提低控高”。“即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推进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收入阳光化、规范化”。

靠什么来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呢？专家们说：要“加强对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落实工作；建立工资正常增长的调控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有效吗？不得不说，如果 有效的话，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就不会这么严重了。这些措施要是可行、有效，我们的各级政府早就出台执行了，也用不着拖到今天了。

在劳动法的落实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地有钱有势的资本家们很容易凭借金钱和权力打败一无所有的民工、职工和农民们。这已是一种现实中经常发生的社会现象，是党和国家、政府 多年来一直强调要解决，最后也没有解决的事情。民工讨薪在中国已经是一件不足为怪的事情，社会上下对此业已麻木不仁。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人这么多，一些无能、无助的民工们没有拿 到辛苦工作的工钱，没钱吃饭、上学、养老、生病、住宿等都算不上什么事。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政府懒得管了，管也管烦了、腻了。连一向以打黑、揭腐著称的中国媒体也都烦了，现在 都不报道了。显然，依靠所谓贯彻劳动法来改善居民收入，化解分配不公的办法是无效的了。

在增加工人工资，提高初次收入分配水平上也是一样。要是能够提高早就提高了。特别是在当今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更是难。现在中国的资本家、投资者、专家学者们还在埋怨说中国的劳 工成本上升，影响企业投资回报，一些跨国企业已经把生产移出国内，转投东南亚国家了。而且，如果中国要执行一种市场经济制度，就要遵守市场经济规则，这样强硬要求资本家增加工人 工资的做法是违反市场经济要求的，会影响资本家投资信心的，反而不利于企业生产，不利于工人工资的增长。因此，强硬要求增加工人工资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在这种雇佣生产方式的前提 下，想增加雇工的工资来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是不可行的。提出这样的主张，只能是一种忽悠老百姓，摆摆为民作主的样子而已。

以上是“提低”，下面我们再看看“控高”。怎样“控高”呢？“推进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收入阳光化、规范化”。

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相比较而言的确挺高，要不然也不会有所谓“公务员热”了。但在整个中国来说，不算灰色收入，公务员的收入也仅属中等而已，怎么就成了要“控高”的对象呢？说 中国普通公务员的工资高，这真是冤枉那些普通的公务员了。他们的冤屈那里诉说？同样，中国国企普通职工的收入也不算高，也仅属中等而已。

那么，在中国，那一个阶层收入最高？可以说，那一个阶层没有被提到的，就是那一个阶层的收入水平最高。因为他们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也有权力、有能力让中国的专家学者、 政府官员们照顾到他们的根本利益，在需要“控高”的时候，把他们变成隐形的阶层。这是那个阶层呢？看看中国的胡润富豪榜就知道了，是“新兴资本家阶层”。放心，即便被提出来，这 个阶层也不会被中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们列入“控高”的对象的。因为在这些人的眼中，这些富翁是自己的收入来源，是财神爷，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功臣，代表中国和自己的未来与希 望，怎敢得罪？这个阶层的人士一发怒，一生气，不给国家纳税了，生产停止了，过年过节没有红包了，那不就惨了、完了？但显然，既然我们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们连提都不敢提、不愿 提到中国真正的高收入阶层，那这个“控高”的效果会是怎样，就可想而知的了。

第二，“藏富于民”。

这个名词好听。民富，那不正是老百姓最高兴的事情？也不正是解决人民贫穷问题，进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对应之道吗？但，各位普通民众可别高兴太早了。这个“民”可不是民众的民， 而是民营企业的民。明白点说就是中小企业主，小资本家，而不是你，甚至连工作都没有、饭都吃不上的普通小屁民。

看看专家们怎么说的：“实施民富优先发展战略，大力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消除各种行政障碍，减少“有形之手”对市场运行的干预，限制政府规模和开支水平，严 格规范对民营企业的税费征收，激发民营企业的创造热情。通过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扩大就业，进而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怎么样？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藏富于民的“民”，不是你啊！不过您还别说，这一办法的确符合经济学理论，在理论上说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依靠这一看似有道理 的所谓政策来争取普通民众们的支持的。但是，这种首先让资本家赚到钱，然后再让资本家分点钱给民众的做法，对于民众们的“藏富”作用显然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要是可 能的话，也就不存在贫富差距，不存在要藏富于民的问题了。因为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事情，是不以资本家个人和官员们的意志为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就是依靠这些中小企业的快速、自由发展来实现了世界第一的经济发展速度吗？政府从来都在为这种企业大开方便之门啊，因为这也是政府及其成员的收入来源之一啊 。全国各地为招商引资绞尽了脑汁，给予了各种各样让普通民众羡慕得不得了的优惠政策，加上与政府官员们的勾结，中国社会广袤大地一直都是这些私有企业的天堂阿。甚至为这些中小企 业的发展而在征地拆迁中不惜动用武警部队、公安战士公然与那些不听话的民众对抗，以民众和武警战士的鲜血为这些中小资本家的利益开道，即使为此搭上党和政府的名誉、欺压人民的骂 名、官员的牢狱之灾也在所不惜，这还不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消除各种行政障碍”吗？还要“减少‘有形之手’对市场运行的干预，限制政府规模和开支水平，严格规范对 民营企业的税费征收”？那政府给民众的福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支出从那里来钱？中国只能是民众的地狱，资本家的天堂？

因此，这种所谓“藏富于民”的所谓改革措施，到底是富民，还是在坑民、害民，一看便知。很明显，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质，不是客观问题，而是主观问题，是那些真正的高收入阶 层，既得利益者，是不是贪心太足，愿意为民众留下多大的生存空间的问题。

第三，“财税体制改革”。

显然，这也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做法。原本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却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通过财政税收倾斜的方式解决人民过度贫穷困苦的问题，不知这算不算是 一个笑话。如果财政收入宽松的话，这一想法和措施是有一定效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足够多吗？国家有钱吗？有钱的富人阶层愿意为此出一点血，多交一点税吗？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的确很庞大。但事实上，每年中国都有一定财政赤字的。就是说，财政收入庞大，中国也家大业大，支出费用也大。我们的改革专家们一方面要求政府放弃国有企业，放 弃国家控制的资源，又令一方面要求减少企业税收，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加大对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养老等投入，这现实吗？叫政府增加支出，减少收入，还要求政府预防财政 赤字，这能做得到吗？要“财税体制向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转型”也可以，但“淡化经济功能”是在减少政府收入，而“强化服务作用”却是要增加政府支出，这政府能做到吗？

因此，期望转变政府职能，以财政税收倾斜方式来增加一点居民的实质性收入，在财政上是很难做到的。国家现在和将来似乎都不会有足够的财力和收入来源去大幅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当 然，这更可能只是各级政府必然的说辞而已。而且，这对于居民收入的增加仍是远远不够的，根本无助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有效解决。

从许多各地政府真正收入来源是“土地财政”上看，中国各级政府应该是财大气粗啊。但实际上，各级政府的庞大收入更愿意支付在“三公消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上。因为这 样的支付更加符合官员们自己的利益，符合当地资本家的利益，符合当地的投资与经济发展。从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公开“三公消费”，反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却无多大实际效果上 来看，让这些“土地财权”的庞大收入支付在增加居民收入上，似乎也难上加难。而且，土地财政是不可持久的，也是危险的，代表着各级政府入不敷出的客观局面，代表着各级政府可能的 要破产的结果。

第四，增加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比例。

为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许多专家也提出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的建议。这个建议看上去很好、很合理，但明显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因为，国有企业也是企业，在经营中也有盈利与亏损 的双重状况存在。国企在赚钱时上缴40％利润，那在亏损时怎么办？这明显是一种绞杀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逐渐灭亡的别有用心的政策建议。这些人一方面污蔑说国企垄断是贫富差距的产 生根源，一方面又要提高国企利润的上缴比例。这明显是要增加国企的经营难度与破产改制可能，最终逐渐消灭国企。实际上，国企增加利润的上缴比例也可以，但必须在一定合理的形式之 上，在确保国企的有效合理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提高。国企是国家宏观战略的一种必要需要，是确保国计民生的大事，不能扼杀国企的壮大与发展。

第五，“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佐之以教育、卫生、医疗、住房、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建立公共服务体系”。

这种“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无疑需要大笔的资金，要以强大的财政支出为基础。这一政策措施要实际就是国家财政政策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而现在的中国财政，有这么强大的实力吗？将 来会有这么大的财政实力吗？财政倾斜政策的有效性，决定了这种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由于国家财政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性，对解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实 际有效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事实上，现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普遍陷入的欧债危机的实质，就是这种“公共服务体系”过于庞大，各国政府财政入不敷出，频临国家破产的结果。因此，即使中国财政有足够财力建立一整 套完善、发达的“公共服务体系”，也应吸取欧洲国家的经验教训，建立发达的“公共服务体系”不一定是好事。而且，即使建立了这种“公共服务体系”，人民的贫穷与失业现象将依然存 在，贫富差距现象依然巨大。实际上，这种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没有这种贫富差距、贫穷与失业就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依靠那种发达“ 公共服务体系”来缓解或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一个好的完美的选择。

第六，“提高扶贫标准、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合理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

“提高扶贫标准”、“提高社会保障标准”也是以国家财政支出为基础和前提的，有效性取决于国家财政实力的大小。

而“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应是指提高征地、拆迁中贫民获得的补偿过低的问题。这显然不止是国家政策规定不足的结果，更是官商勾结，欺上瞒下，欺压百姓的问 题。可以说，这一问题跟中国的农民工工资问题一样，只要我们社会的资本剥削劳动的社会基本生产方式不改变，这种现象就无法杜绝。这种现象的实质就是人们财富的来源问题，当人们财 富的主要来源是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那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利结构就只能是一种官僚的不平等结构，从而这种千方百计，上下勾结，官商勾结，依靠不平等的权利共同欺压百姓的现象就 无法避免。而只要我们杜绝了社会生产中的雇佣关系，那这种基于社会权利的官僚制度，为了个人私利而欺压百姓的现象就没有产生存在的可能和条件，从而这种现象才能得以真正避免和解 决。

第七，“减轻劳动密集型企业税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行工资集体协商结合起来，逐步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减轻劳动密集型企业税负”显然也还是国家财政税收的问题，只怕国家没有那个财政实力实行。而“工资集体协商”却是个危险动作，搞不好企业工人们会借此抱上团，变形为政治组织、 工人团体，无疑有扰乱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可能和担扰，显然在当前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很难实行！

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所谓建议，明显有点脑残，因为一个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不会带来企业工人工资的增加，而只会产生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把清闲工人解雇的可能。所谓机器挤 压工人的规律早已为马克思所揭示，我们资深的改革专家们应该知道。

第八，“注重通过控制过高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和实行结构性减税，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积极探索开征物业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新税种，发挥财税体制在再分配中 的杠杆作用。”

这一建议的实质仍是一种税收上的调节措施。建议是好建议，正常、合理、有一定作用。但是这涉及到了富人的根本利益，能行得通吗？值得怀疑。单单从前几年部分省市收“房地产税”上 的艰难就可以看出其艰难程度了。

还有，国家的财政收入都用在了什么地方，需要我们检讨。如不出所料，明显还是花费在了富人的身上，让富人受益了。否则，在中国庞大的财政收入下，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什么甚至远 远落后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

因此，中国的财政问题不是要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而是要规范、合理化财政收入的具体使用。只要这些财政收入不再支付给富人，不再搞什么三公消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是为 平民百姓做点实事，相信也会大大缓解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的。

专家们只看到为企业减税，从而使经济发展所能带来的就业与居民收入的改善；却看不到通过征税，并转移支付给广大贫穷与失业者所能带来的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进而也能刺激经济发展的 客观事实。实际上，减税只能为社会带来一种萎缩性的恶性循环；而合理与适当的征税反而能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科技发展、消费增加、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的良性循环效果。

第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效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当前一些官员通过腐败、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合法行为来获得利益，带来收入差 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等问题。这种问题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不够了，这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具体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专家们没有明言，但显然是心照不宣。结合当前一段时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论，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明显就是指那种不好公开的“多党民主选举 ”的“民主宪政”问题。我们党的高级专家学者们明显是主张通过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西方多党民主选举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社会的官僚腐败问题，进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多党民主选举制度对腐败的确有一定的制约效果。但中国能够、应该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民主选举制度吗？实际上，党的腐败问题，完全可以在党内民主、党员的产生、党内领导干 部的产生等等许多方面予以解决。我们一些党的高级专家们，把腐败问题的根源放在共产党的领导上，提出通过放弃党的领导来解决腐败与贫富差距问题的用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是错 误的、危险的、别有用心的。

第十，“五点配套改革建议”。

“一是改进完善土地、矿产、能源等各种资源配置制度，整治低价或无偿占有土地、矿产资源问题，从源头上防止资源配置不公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二是进一步健全生产要素市场，打破行 政权力对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市场的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为形成市场均衡价格打好基础；三是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从根本上降低农民增收的难度；四是在金融 、工商管理等多方面加大对非公有经济的扶持力度，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贷款难、税负重、非市场化干预多等问题，以利于促进增加其职工的工资；五是深化国有垄断行业改革，允许并真 正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进入相关领域，以利于从根本上促进缩小行业之间收入差距”。

这五点建议的实质就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放弃国家对部分资源与权利的控制，扶持私有经济发展，减少国有经济规模。只不过，这一切政策措施的目的，突然不再是继续以往的改革开放了 ，而变成增加居民的收入，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了。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这些政策不一直都是改革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吗？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中国的国有经济所占比例就一直在不断减少之中；中国政府对各项资源、权利的控制也在 不断的减少之中，“放权让利”一直是中国国企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式和思路；对于非公经济、私有经济的扶持一直在大力进行，各地政府为了吸引投资，早已对各式非公经济进行 了几乎可称得上是“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等等。

然而不正是在这样一种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措施之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民失业、下岗，变得越来越贫穷困苦吗？这种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政策措施，怎么如今又反而成了 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法宝了呢？有点莫名其妙！

在所有这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措施中，唯一有点效、有点可行的是财政政策的倾斜。但是他们同时又要求减少对私有企业的税收，减少国有经济，减少国家对一些资源的控制，控制国家财政 收入的增长速度等等。然而他们自己必然也知道，在财政困难的前提下，依靠财政倾斜政策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根本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

很明显，从这十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建议来看，这些国家聘请的资深改革专家们似乎根本就不想解决问题，而只想推进已经造成中国社会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的那些既定的改革目标、政策与 措施。他们不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似乎只是想假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瓦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把产生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源放在国有企业的所谓垄断上、把责任归咎于党的领导的腐败、自然资源的公有制上；而把解决问题的出路放在私有经济的发展，放弃党的领导，放弃国有企业 ，放弃自然资源公有制上。这显然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是非不分，鱼目混珠，暗渡陈仓的行为。因为很明显，事实与此恰恰相反，中国产生贫富差距的根源是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党的 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实就是为解决根源于私有经济的贫富差距问题而产生存在的。而我们的改革专家们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目的是什么？这明显是在把我们国家和 人民往火坑里强推和引导，是一种为了既得利益者的私利，而要把13亿中国人民踩在脚下，永久为他们个人利益服务，永久充当资本的获利工具的卑鄙做法。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显然，依据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就是要通过共产党的领导的方式，建立一种没有雇佣的可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社会制度，以扬弃、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主要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的基本缺点和弊端。我们党和政府的改革专家们置这一简单基本的理论常识于不管不顾，不去完善和发展党的领 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却要放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方式来克服和解决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是自己脑子有问题，还是别有用心而无 视党和国家、人民的智慧？

为了迷糊群众，显示他们的公平，他们也提出提高工人工资、提高工人福利、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简单、明显、直接的解决办法。但其实他们自己知道，在当前经济基础和条件下，这种财政 倾斜政策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根本难以有效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他们不顾这些措施与办法的有效性、合理性，而只是提出他们的目标和要求；他们把难题交给党和政府，却把自己装扮成人民 利益的争取者和维护者。他们隐藏产生贫富差距问题的实质根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却把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指向本是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社会主义制度，指向党的领导和国有企业 、自然资源公有制。显然，他们在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阻碍人民消除贫穷与失业，阻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

他们也知道人民对贫富差距问题极度不满，却卑鄙无耻地要求人民不要对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抱有希望：“由于收入分配领域多年来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垄断性 行业的市场化等诸多问题”；“各种权力因素对资源配置及市场分配进行的干预所导致的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同市场脱节的现象，阻碍了科学合理的分配格局的形成”；“财税体制改革是一项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审慎从事”，要“公众应全面地、客观地、理性地看待此次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唯有抱着平和的心态，才能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到来后，不至于因心 理不平衡而自寻烦恼或落差太大而怨天尤人”。言外之意，就是现在贫富差距问题不可能解决，中国老百姓们还是继续忍受贫穷与失业问题的煎熬吧，别怨天尤人，别自寻烦恼了。怪只怪国 企垄断，怪政府干预市场，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够完善。总之，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说，由于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政治改革进行不下去（参见人民网2012年10月11日《落后的理论工作拖延政治改革》），所以革命党无法转变为执政党，所以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不下去 ，所以还得坚持党的领导，国有企业还得存在，所以腐败问题解决不了，经济问题也解决不了，贫富差距问题也解决不了，人民还得继续贫穷与失业下去。为什么“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 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他们说：“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跟上时代的要求”（参见上文），是中国还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的结果。

这些人在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飞跃”，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同时，却完全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贫穷与失业的根本原因的论 述，完全、公然地无视马克思主义中《资本论》所主要揭示的客观真理，故意无视资本主义私有雇佣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穷困苦，导致经济危机频发，社会腐 败与犯罪问题严重的最基本原理，却要以发展和完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等的问题。

如果中国按照这些专家们所提出的这些改革建议去实施的话，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做法，只会让人民群众 的贫穷与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让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让中国社会不再稳定和谐，让还没有统一的中国更加四分五裂，让国格和人格独立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屈服于美帝国霸权的 淫威之下，让13亿中国人民充当国际大资本家的利润生产工具等。显然，这是不可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