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以厦门大学为个案

郑若玲

2012-8-19 10:28:53 来源：《教育研究》(京)2007年3期第46～50页

【专题名称】高等教育

【专 题 号】G4

【复印期号】2007年06期

【英文标题】Influence of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on Social Mobility Zheng Ruoling

Zheng Ruo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Educ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作者简介】郑若玲，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内容提要】 通过对厦门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学生社会阶层变动的实证调查，探究高考制度对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的影响力。可以看出，统一高考比单独招考给较低社会阶层子女实现上向流动提供了更多机会。但建国前后高校生源的变化，并不仅仅受高考制度的影响，它与政治、经济和教育体制都有一定的关联。在判断高考对社会流动影响力的大小时，必须根据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对广大普通家庭子女来说，高考作为一个自致性因素，几乎成为他们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实现阶层上向流动的一座最为公平合理的“独木桥”，而教育机会的公平竞

争恰恰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

Through the demonstrative investigation on students' stratum changes arou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by Xiamen University, exploration has been made on the influence of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on the upward flowing of stratum. It is discovered that unified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offers more opportunity than separate admission by examination for students from lower stratum to realize upward flowing. But the change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resource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but also related to politics, economy and educational system. When we judge the influence of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on the social mobility, we must mak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ccording to various factors. For the mass of students from ordinary families, as a

self-devoted factor,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has nearly become a most reasonable single-log bridge for them to obtain the opportunity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realize upward flowing of stratum. However, the fare competitiveness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s just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soci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关 键 词】高考/社会流动/家长职业/社会阶层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social mobility/parents' occupation/stratum

社会流动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人们在各种社会集团内部、各种社

会集团之间，以及在各种活动空间之间变动、转移的形式和过程。① 一般认为，社会流动有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两种基本类型，其中，垂直流动是指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个人或群体跨越等级(或阶层)界限的位置移动情况，根据移动的方向，又可进一步分为上向流动和下向流动。由于垂直流动可以给处于较低地位的人提供破坏不平等制度的动力，因而高的社会流动率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释放较低阶层的不满，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

社会流动受政治、经济、教育、地理、人口乃至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考试，特别是大规模考试也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事实上，中国历史学和社会学界对于历史上科举引发的社会流动的研究兴趣一直不减，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研究，成果都很多，各种观点的争鸣互动也颇为热烈。② 与科举不同的是，高考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领域，却远不及前者热闹。高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流动，其影响受到何种因素的制约，应如何认识高考在二元结构社会解体和社会稳定中的作用，这些问题甚少被关注。本文拟以厦门大学为个案，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学生社会阶层变动的实证调查，探究高考制度对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的影响力，并由此分析它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一、研究综述与调查概况

由于高考建制时间仅仅50余年，人们对它的研究兴趣多集中于这一制度本身的改革与完善。有关高考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这一问题，到近些年才出现一些研究成果。一般而言，学界对社会流动问题多通过统计流动率来进行定量研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教育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以定性方法为主，且多停留于感性的泛泛而谈，缺乏深入的学理层面的思考。

(一)研究综述

笔者视野所及对这一问题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两项：一是张宝昆的著作《大规模教育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研究》；一是李家林的论文《论考试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

在《大规模教育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研究》一书中，作者首先对科举考试控制社会流动的历史作了简要的定性考察，认为科举除造成并控制了社会上向流动之外，也间接地对其他形式的社会流动造成影响。作者特别对考试控制社会流动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得出我国自解放以来实行的35次高考促成了1354.05万人的上向流动③。作者据此认为，高考制度充当了促进社会流动并控制这种社会流动的角色，起到了一个社会安全阀的重要作用。④《论考试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一文，作者也主要从定性的角度论述考试如何促进合理社会流动的形成。认为，考试通过其本身的规范效应来规范社会流动行为，从而强化社会流动的有序性；通过考试政策的制定，来协调控制社会流动的流速和流量；通过考试内容或标准、考试结果等来促使社会主客观目标之间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考试通过其公平性和规范性，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的价值取向起到良好的导引作用。当然，这些作用的实现均须基于考试制度科学、合理这一前提。⑤ 虽然此项研究中的社会流动并非特别指向阶层流动，考试也并非专门指向高考，但对我们研究高考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上两项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包括高考在内的大规模考试制度对社会流动的研究，所做的也基本上是综合定性研究，而且没有进行统一高考与非统一高考对比。从这一角度看，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的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尽管与之相关的关于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均未将视角直接落到

高考制度的分析上。

(二)调查概况

人们在研究科举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时，惯常方法是对比科举与之前各种人才选拔制度下统治阶层的社会成分。同理，高考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大小，也要通过与未采行高考时学生阶层分布的对比来体现。鉴于新中国从1952年建立统一高考制度后，除“文革”十年，其余时间均采行了这一制度，而“文革”的情况又十分特殊，难以进行常态比较，我们只能对比建国前未采行统一考试时期和建国后采行统一高考时期的情况。

具体而言，本文是通过对比统一高考建制前后学生家长职业构成的差异，来分析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这就要求调查的学校一定要在统一高考建制前成立，且建校时间越长越理想。厦门大学于1921年建校，其20世纪30、40年代的学生档案也被保留了一部分。但这些纸质文献保存时间已长达数十年，且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的破坏，很多档案要么缺失，要么因虫蛀或发霉而难以认读。笔者设法浏览了厦门大学几乎所有建国前的学生档案，通过查阅学生家庭状况、教育环境调查表、国立厦门大学人事调查表、入学志愿书、清寒学生调查表、学生人事考查表、学生自传等文献，共得到文理各院系学生档案3141份，其中，有家庭出身情况记载的有效样本计2356份。相比之下，建国后的档案要齐全得多。笔者分别查阅了1950年—1952年、1965年、1976年—1980年各年的学籍表，得到学生档案共计6465份。建国前后档案总计8821份，采用Excel进行归类。与建国后分年或分阶段统计不同的是，建国前各年由于性质基本相同，且样本较少，被统一归为“建国前”大类。调查对象系别分布广泛，涉及当时几乎所有系别。

二、统计与分析

在本调查中，家长职业(以父亲为依据来统计，极少数父亲情况不详而母亲职业详者，则以母亲为据)被划为工、农、军、学、政、商、其他七大类，其中，工包括工人、职工和手工业者；农指农民；军包括普通军人和军医；学包括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医生和科技人员；政指干部(包括农村干部)；商包括商人、华侨和侨店员；其他包括非农(据其综合信息推断不是农民者)和失业者。

在我们对职业所划分的七大类中，学、政、商界的职业因占有较多的文化、权利或经济资本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些领域的职业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而工、农界职业的社会地位则较低，无论是从社会威望、经济收入还是文化资本的占有上看，都是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当然，某些职业或阶层由于种种原因在建国前后所享有的政治或经济地位可能略有不同，但总体上看，其社会地位的变化并不大。例如，尽管农民阶层在建国后享有了与其他阶层同等的政治地位，但其社会资本尤其是文化和经济资本占有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即使现在涌现了大量流向城市谋生的农民工，他们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亦农亦非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无甚大异。工人阶层的情形也大致相同。表1是建国前后厦门大学学生家庭职业阶层变异情况。

{G4R621.jpg}

先看建国前后的对比。表中显示，在建国前，学生家长职业比例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商界、学界和政界，三者共占79.11％，而工、农的比例则分别占2.21％和13.54％，二者共占15.75％。说明建国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有近八成被较高

社会阶层子女所占有，通过单独招考⑥ 实现阶层上向流动的工、农子女所占不到两成。而在建国后的1965年，学生家长职业分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商界、学界和政界三者比例降至为27.91％，工、农比例则增至64.40％。说明建国后低社会阶层子女凭借统一高考实现阶层上向流动的比例已大幅增加。1965年以后各年的比例也都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在1965年，过于强调阶级成分的政治因素对当年的工、农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有较大影响，那么，相比于建国前，1977年—1980年与1965年相似的比例则说明，在实行统一高考的情况下，政治对于阶层流动并非一个有持久影响力的因素。而教育政策和家庭经济条件对于较低阶层子女实现社会流动却是不容小觑的影响因子。一方面，建国伊始，政府便提出教育要“为工农服务”，加上高等教育实行免费教育，使工、农子弟有较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建国前实行单独招考，到各校参加考试所需费用对较低阶层家庭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若参加几所学校的考试，则更是不堪重负。而实行统一高考省却了考试旅费，也使较低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

再看建国后不同年份的对比。在建国后的各年中，1976年是比较特殊的年份。统一高考在1966年—1976年被停废了11年，直到1977年才恢复统一文化考试，因而，1976年采行的不是统一高考招生办法，理论上是可以与实行统一高考的其他时期进行对比的。但由于“文革”对政治背景的过度强调，其所反映的情况不能视为常态。尽管如此，1976年的数据仍有其对照意义。表中显示，1976年家长职业分布以政界为最高，比例高达36.17％，这一结果与一般所认为的“文革”中“好大学”以干部子女居多的看法大体吻合。农界和工界步后，分别为26.08％和15.99％。而学界仅为9.83％。这样的反常分布很可能与其时强调学生出身的工农成分比例、权力在推荐制入学办法中起关键作用，以及“文革”

中知识分子地位严重下降等因素有关。1977年—1980年各年，家长职业中政界的比例下降到30％左右，相反地，在1965年和1976年都出奇低的学界比例(1965年学界比例低可能与“文革”前夕知识分子地位下降有关)则骤然上升并基本稳定在22％以上，仅略低于政界，工界和农界的比例则亦有所上升。

此外，由于1965年、1976年特殊的政治背景，我们无法根据其农界的比例而判断统一高考对较低阶层子女社会流动的影响力大小，但却可从政界比例的升降看出统一高考和推荐制二者的公平程度之孰高孰低。而公平性恰恰是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考试制度越公平，低阶层子女借此制度实现阶层上向流动的可能性便越大。

三、余论

必须指出的是，建国前后学生家长职业阶层的变异，并不仅仅受高考制度的影响，它与政治、经济和教育体制都有一定的关联，有时某些关联甚至起决定性作用。例如，高等教育收费与否，就直接影响着较低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可能性，进而影响着学生家长职业阶层的构成。有统计表明，在近几年高等学校录取的新生中，农村生源所占的比例已经由原来的30％多下降到现在的15％左右。⑦ 在目前高等教育助学贷款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日渐上涨的学费、后勤社会化和日益扩大的教育资源城乡差异不能不说是最主要的原因。再如，建国前商人阶层大量存在，而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国营经济，个体经商形式几乎消亡，造成商人阶层在各阶层中所占比例由建国前的40％锐减为建国后的不到2％，也影响了家长职业阶层构成的相对稳定性。因此，我们在判断高考对社会流动影响力的大小时，必须根据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既不要夸大高考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正视它发挥促进社会流动功能所需要的其他教育政策

和社会条件支持，也不能因此否定它对社会流动的意义。

由于关联因素较多，建国前后学生家长社会阶层的对比所折射出的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难以像科举考试对其时社会流动的影响那样清晰，这一研究成果因此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若单从工、农阶层建国前后的对比来看，统一高考比单独招考给较低阶层子女实现上向流动提供了更多机会则毋庸置疑。

有学者对1990年和1993年中国不同地位群体间的代际流动进行研究，得出国家干部这一我国社会分层体系中地位最高的阶层，同职率⑧ 很低，相反，流入率(从其他阶层流入某一阶层的概率)则很高，1990年和1993年分别为73.8％和64.3％，说明在接受新成员方面干部阶层的开放程度是相当高的。⑨ 而新中国曾有相当长一段时期，能够被列入干部编制的一条最主要途径便是取得国家正式的全日制中专以上学历后，被国家人事部门按计划分配到具体工作单位。在统一高考几乎是取得国家正式全日制中专以上学历机会唯一通行证的当代中国，干部阶层有如此高的流入率，以及由此所反映出的相当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率，不可否认统一高考对其发挥的作用。此外，笔者也曾对厦门大学1997—2001届博士毕业生的家庭出身做过统计，得出有56.7％的博士生来自除教师和干部外的非知识阶层家庭(其中37％来自农民阶层)。⑩ 尽管来自农民阶层学生的辈出率

(11) 相对而言仍较低，但低阶层子女通过层层竞争性考试(包括高考)得以有机会成为国家栋梁从而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向流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现行的高考制度因弊端甚多而遭致社会越来越激烈的批判，但正是这种刚性的制度，让社会底层精英有了“公平的立基”，为其上向流动提供了保障，并疏散了其对社会资源分配机制所郁积的不满。必须正视的是，建国后我国的二元结构局面非但没有改观，而且阶层差异还在不断扩大，各阶层尤其是优势阶层的代

际继承性也呈日趋增强的态势。这种阶层流动机制的弱化，反过来将强化阶层间的对立与敌意，甚至造成社会的“断裂”。阶层流动障碍的加强，对社会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在如今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权力的侵扰虽然已不明显，但金钱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对钱权皆无的普通家庭子女来说，高考作为一个自致性因素，几乎成为他们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实现阶层上向流动的一座最公平合理的“独木桥”，而教育机会的公平竞争恰恰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社会正义论研究权威罗尔斯认为，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应该通过各种制度性安排来改善或优待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不利成员”的处境，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12) 虽然以目前高等教育资源仍非常匮乏的国情，我们在短时期内尚无法刻意增加社会底层的高等教育机会，但至少应保存高考这座使其得以实现正常社会流动的“独木桥”。这实在也是他们的权利，而非优待。

注释：

①程继隆. 社会学大辞典[Z]. 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 290.

②刘海峰. 科举学导论[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36—245.

③需要指出的是，张宝昆所提及的35次高考促成1300多万人的上向流动有失准确，因为录取人数中有部分人只是实现了阶层的水平流动而非上向流动(这里涉及阶层的界定问题)。显然，在上大学与上向流动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④张宝昆. 大规模教育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研究[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100

—109.

⑤李家林. 论考试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1).

⑥尽管1938年—1940年厦门大学曾参加过部分国立大学联合举行的统一招考，但由于规模甚小，在影响面和影响力度上，与建国后的统一高考不可同日而语.

⑦潘多拉. 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 门槛考量下的教育不公[EB/OL]. http: //www. jdzedu. net/jiayuSI/LIAO/[1**********]328. htm.

⑧同职率是从子代角度出发考察特定阶层(或群体)成员的社会背景，可以体现某社会群体在吸纳新成员方面所具有的开放程度。

⑨许欣欣.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42.

⑩郑若玲. 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侧重分析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之互动[J]. 现代大学教育，2003，(2).

(11)辈出率是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

(12)约翰·罗尔斯.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 姚大志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2002. 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