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上)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我们切勿忘记:抗日战争的历史不只是8年全面抗战,而是包括局部抗战在内的14年。在记住“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同时,请勿忘记“一・二八”那段残酷、艰难的历史,请勿忘记“一・二八”抗战中的无名英雄和闪光细节。 　　 　　在央视“见证亲历”栏目瞥见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画面,才蓦然发现“一・二八”抗战距今已78年整。若不是看到这期节目,也许我同许多人一样,恐怕早已将它遗忘在历史的烟尘中了。 　　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也称第一次淞沪抗战,有人总是不经意地将它同第二次淞沪抗战,即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混为一谈。前者虽不如后者那么有名,规模也不是那么宏大,却同样轰轰烈烈,同样震撼我们的心灵。 　　历史教科书给我们留下的基本印象是:“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十九路军奋起抗争,除第5军后来在张治中率领下参战外,没有其他部队前来支援;由于蒋介石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拒不再向守军发出一枪一弹,致使守军孤军奋战,最终在日军大量增兵且面临被包抄的危险时,被迫撤至二线;5月5日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一・二八”抗战遂以失败告终。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翻阅当年的《第十九路军关于淞沪抗日作战纪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张治中、宋希濂、俞济时等人的亲历回忆等原始史料后,我不禁惊异地感到,原来真实的历史与我们的记忆、印象之间,差距如此之大。 　　 　　“一・二八”抗战败给日本了吗 　　 　　“一・二八”抗战爆发后,日军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狂妄地叫嚣:日军陆战队只需四个小时就能全歼上海的中国军队。 　　结果,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下,日军三易主帅,多次增兵,兵力最高时达十万之众,另有军舰80艘、飞机300架和大量坦克、装甲车,但死伤逾万,才占领上海。中国守军在兵力不济、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主动退守嘉定、太仓一线的第二道防线,继续守卫。 　　3月3日,主要战事结束。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中日经多轮谈判,5月5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日军全线后撤至战争前的日本租界内,而中国一方则把军队撤出上海市,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5月23日,中方按照协议收回上海日本占领地区,双方恢复到“一・二八”之前的态势。 　　从停战协定条文本身看,并没有什么,但协定之外有三个“谅解备忘录”是屈辱性的,其内容为: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第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这三条为全国各界特别是上海民众所切齿痛恨。结果,推而广之,国人多指责《淞沪停战协定》为丧权辱国的条约。传统史书谈及此事,也通常这样认为,并由此得出结论:“一・二八”淞沪抗战失败了。 　　但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国内的一些史书却认为失败的一方是日本。如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的《太平洋战争史》认为:“在淞沪战役中日本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抵抗,特别是站在最前线的十九路军的英勇善战。”日军错误估计了对手,以为十九路军同东北军一样一触即溃,不料,“战局的发展完全与侵占中国东北时相反,日军一直处于恶战苦斗中,他们不仅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且还受到了全上海民众的顽强抵抗,取得其所预期的侵略成果的希望被彻底粉碎了”。至3月3日,战局基本出现了日军“不失体面地实行停战”的状态,日军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了停战声明,重新开始了以各国外交团为调停者的停战谈判。日本参谋本部承认“上海会战”中陆军死伤占参战总人数的17%,相当于日俄战争辽阳战役的伤亡率。“军事上的失败使军部丧失信心,这就使得它此后暂时放弃了侵略中国本部的念头而专心从事经营‘满洲’和华北”。(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金锋等译《太平洋战争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日军陷入苦战,日本统治阶层始有深刻的危机感,藏相高桥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几乎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三个月也维持不了,而且国内形势也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他们担心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最终落得连满蒙攫取的利益也一并丢失。因此,日本努力把满洲问题同上海事变分开,坚持对后者采取“就地解决”主义。在英美的干预下,中日反复进行停战谈判。 　　关于此战的成败,无疑应历史地看待。此战是贫弱的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奋起抗击的一战,粉碎了日军侵占中国上海的企图,推迟了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至少为中国赢得了5年时间。在这段宝贵的时间中,中国加强国防建设,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打下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作为弱国的中国,居然通过血战重创了优势的日军,迫使日军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并将部队撤出上海,这为中国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成功和自信。对此,宋庆龄曾言:“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 　　中国军队岂止是精神上取得胜利,物质上在当时也并未完全失败。上海租界中的西方军事观察家曾预言,中国的防线最后被日军突破时,就会发生恐慌和狂乱的败退;也有人担心中国败兵会进入外国人管辖的地区进行抢劫。结果他们看到,中国守军秩序井然地主动后撤至二线阵地,并继续同日军对峙。外国军事观察家都称赞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战略得当,战术正确。这样一支啃不动、打不垮的部队,在当时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蒋介石的抗战态度是妥协还是积极? 　　 　　对蒋介石在“一・二八”抗战期间的态度,不应简单地沿用传统史书观点,一味把他作为妥协投降者看待。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作为中国当时事实上仍手握实权的最高统治者,他自然犯不着将江山拱手送给日本人。而且,从目前各方面史料看,蒋介石怎么说也算是一个爱国者。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坚决指挥“八一三”淞沪抗战,不惜将国民党精锐部队投入大战甚至消耗殆尽,这足以证明他的抗日态度。从“一・二八”抗战期间的整个表现看,蒋也是支持抗战的。不过,他确有妥协退让的一面,出现了“战”与“和”两端并存的鲜明特点。 　　从“战”的角度看,在蒋介石的运筹下,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时,积极派出部队进行顽强抵抗,比之“九一八”事变时的妥协退让,显然前进了一大步。过去,大陆史书一般只说张治中如何自告奋勇要求率部参战,却未言明,第5军参战其实是蒋介石派遣的结果。 　　1932年1月23 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何应钦、朱培德等人会商对日方针,决定“对日问题取缓和态度,先礼后兵方式”。 　　 1 月29 日晨,蒋介石获知上海中日军队发生冲突后颇感意外,他在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已承认,彼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 他判断日军的侵略不限于上海一隅,而意在进犯我东南。为此,蒋决心积极抵抗,并在日记中表示:“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32 年1 月至3 月) 　　1932年1月29日,在和蒋介石讨论如何应对“一・二八”事变时,汪精卫曾说:“南宋的秦桧遭到世人唾骂,可是我觉得秦桧也是个好人。在国家危亡关头,总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秦桧就是这样的角色。他自己遭世人唾骂却换来和平,使无辜生灵免遭涂炭。秦桧的救国和岳飞的抗敌,只是手段不同而已。”蒋介石听此言怒道:“秦桧是地道的卖国贼,这是妇孺皆知的,怎么能同岳飞相提并论?”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向全国陆海空官兵发出通电:“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际,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与此破坏和平,蔑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介石的亲信宋希濂,后来在解放战争成都战役中被俘。作为战犯,宋回忆,当“一・二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以下野之身发布通电,说愿与诸将士共生死。 　　为防备日军“一・二八”事件后将侵略战争扩大到全中国,2 月1 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决定将全国划为四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徐永昌为副长官;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中正为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长官;第三防卫区为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陈铭枢为副长官;第四防卫区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副长官。这四大防卫区域的划分,成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设立战区的雏形。 　　“一・二八”抗战初期,蒋介石强调了第十九路军控制上海的重要性,把南京的防务指派给第 61师和德式训练的 87师、88师,这3个师作为保卫上海的预备队。2月1日,蒋给第88师师长俞济时的请战回电言:“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2月初,蒋介石在浦口会晤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张治中向蒋请战:“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说:“很好。”蒋介石的回复超出了张的期望,不仅同意了张的请战,还让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杭的第87师、88师、中央教导团,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率部开沪参战。(宋希濂《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政协广东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淞沪烽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月14 日,第5军前往上海参战。这支蒋介石的前警卫部队、中国当时最有战斗力的德械样板部队,没有蒋介石的积极支持,是不可能派出去的。 　　第5军到达上海后,为第十九路军分担了易攻难守的防御地带。多年后,曾隶属第5军88师的师长俞济时还大有意见地说:“……在兵力部署上,十九路军以江湾镇划分作战地境,以北为第5军,即开阔平坦的决战地区,仅兵力八个团;以南属十九军,为易守难攻、敌人绝不会投入主力地区,部署兵力达二十一个团,如此部署,除有偏疑居心,实在没有别的可以解释。” 　　俞济时的牢骚固然带有中央军与地方部队的矛盾,但有些情绪尚可理解,因为此后史书多大书特书十九路军的功劳,而极少谈第5军,以及税警团等部队。所以,多数人了解第十九路军首先在淞沪挺身抗日,却只有少数人知悉二月中旬战局扩大,江湾以北迄吴淞战线全由第5军张治中部承担,到停战止,伤亡达数千之众。 　　更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还特地电告张治中、俞济时等人,要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不要争功,要以国家大局为重。2月17日南京统帅部给张治中发去铣戌电:“希望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 　　2月23日,蒋介石分别致电参与淞沪战役师长以上将领:“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绝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凡我前方将士,应彻底明了斯义,故十九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绝无彼此荣辱之分……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5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 　　蒋介石这样做,是有意要让日本感到中国内部是团结的,使日本知难而退。这个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达到了。 　　第5军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屡次挫败日军的猛烈攻势,当然也为蒋介石的复出捞到了不少政治资本。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当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6日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但毋庸置疑,“一・二八”抗战期间,蒋介石增援十九路军派兵严重不足,存在着畏首畏尾、消极抗战的问题。 　　1932年2月25日,蒋介石电令十九路军:“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29 日)东(1日)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6 日)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 　　蒋介石的这一电令表明,他准备向上海派出援兵,援兵的实际到达时间基本与电令吻合。但他一直没有坚决、迅速、大规模地派兵,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蒋介石处理事变时,采取“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方针,既然企望于通过和谈解决,在具体的做法中就有消极抗战的一面。在一个多月的战争中,国民党政府向上海派的部队数量有限,援助速度和数量远不如日本,军政部甚至曾对各部队通令:“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集合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因此,当时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驻浙江的戴岳一旅,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的兵力,都按兵不动,坐视十九路军苦斗,不予支援。(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十九路军血战月余、后继乏力时,自然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战十分气愤,称其为“真所谓极人类历史上‘寡廉鲜耻’之尤!” 　　消极抗战最大的危害是,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抗战初期和中期,数次在阻击战中获胜,特别是在庙行反击战中获得大胜,本应乘胜追击,将日军赶下海去;但正是囿于蒋介石强调的所谓“政治影响”,致使守军不能乘胜追歼日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机失去,坐等日军恢复元气后再来进攻,从而使“一・二八”抗战总是落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从各种历史事实看,对于“一・二八”期间的蒋介石,既不能像台湾传统史书那样,因个人崇拜而评价过高,也不能像大陆传统史书那样,受过去“左”的影响,不愿提国民党的抗战贡献而评价过低。 　　 　　蒋介石顾虑什么 　　 　　 “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国民党派出近百万大军,陆海空精锐尽出;而“一・二八”抗战时显得十分小气,援兵不多,甚至不如日军。两次淞沪会战反差何以如此之大? 　　从蒋介石电文和日记中可以解析他在“一・二八”抗战中的心态。蒋曾过于担心中日之间的军力悬殊。“九一八”发生不久,他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唯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从这段日记看,蒋介石之所以对东北问题采取不抵抗政策,是受他理解的所谓“忍辱负重”观影响,并自认为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认为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 　　由于蒋介石出于专制和自负,不相信民众,没有把自己的这番打算与国民沟通,引起世人不解自在料中。反过来,蒋介石也为不被理解而深感苦闷,他在1932年3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自沪战以来,民众与十九路军皆受反动派恶劣宣传,以余为误国之人,故各报不载余之言行,今日始见记载。是乃千虚难逃一实乎。”

　　为此,蒋介石对黄炎培的态度也很矛盾。黄炎培主编的《生活》周刊在1932年3月点名批评蒋介石“满口自命为国效死的死在哪里?不但自己不曾死,对于援军尚且多方捣鬼,阴阳怪气”。《生活》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抗日一直持批评立场。蒋介石对此不禁大光其火,还写进了7月12日的日记:“晚见《申报》,将余之原稿改恶错乱,反动派之捣乱,犹方兴未艾也,不加严厉处置,何以征服反动。乃下令先在三省禁寄《申报》,王(江浙口音,黄王误读――作者注)炎培、陈炳和之反革命应彻底惩治也。”不过,蒋最终没有对黄炎培下手,想必他也认同黄的坚决抗战态度。 　　蒋介石确有“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蒋企图先剿灭红军,稳定内政,再对付日军。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黄慕松曾解释,蒋介石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当时,全国有两百余万各式军队,但“可调之兵”大部分被蒋用来打内战了,以致京畿地区抵御外侮的防务单薄。 　　此外,抗日的国防也尚未组织好。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缺乏一支强大的陆、海、空军,没有完备的国防工业,国防设施也未建立起来。1932年2 月1 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经过连续两天的会议,决定了划分为4 个防卫区和1 个预备区的“全国防卫计划”。但该计划仅是一纸空文,无法立即对日军的侵略发生作用。装备也不如人,尽管国民党军在全国部队不少,但除了第87师、88师、中央教导总队等有德式装备外,其他部队的装备乏善可陈。面对日军大批航母、坦克、飞机、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特别是陆、海、空火力,蒋介石总感到军力不济,总企图争取更多的抗战准备时间。 　　再次,蒋介石当时过多地寄望于国际联盟,希望通过外交解决上海事变。寄望于国际解决,其实也不失为一个重要思路,传统史书往往痛加批判蒋介石的一厢情愿。事实上,战争本是外交矛盾白热化的极端表现,因此外交从来就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特别在上海这座国际性都市,美、英等列强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决不会坐视日本独吞上海。 　　在“一・二八”抗战期间,美英各国对中国的抗战抱同情、支持态度,驻沪各国武官纷纷前往十九路军表示支持。停战协定的签署、停战的实现,也与“国联”的召开和干预有关。 　　 　　鲜为人知的是:十九路军并非孤军奋战 　　 　　谈到“一・二八”抗战历史,当然应对十九路军的功劳大书特书,但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如此大规模的淞沪抗战,除十九路军外,还有其他值得纪念的联合抗战力量。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抗战前半期固然有主要功勋,但若不提其他抗战力量,则严重不符合历史事实。 　　先说参战的宪兵第6团,本是准备于1月28日与第十九路军87师换防的,孰料换防未成,就遭遇日军突袭。156旅旅长翁照垣对前来换防的宪兵第6团官兵说:日军已经打上门了,请你们枪口对外,一起抗战,补充到阵地薄弱环节。宪兵先遣第1营立即归团长张君嵩指挥,一起参加了闸北的保卫战。由于日军突然袭击,宪兵来不及布防,牺牲不小。 　　再说鲜为人知的税警团。税警团乍听上去,很容易让人想象为收税的地方部队,其实不然。这个税警团,是当时国军中堪称装备最为精良的部队,直属宋子文的财政部,其人数、装备都优于国民党军的任何陆军部队,每团约5000人。税警团第4团团长即赫赫有名的孙立人,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后来在税警团基础上成立第38师,曾两次赴缅作战,打得十分漂亮,名扬四海。宋子文在“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当即决定驻闸北的税警3团和驻南翔的税警2团参战,归第十九路军指挥。由于担心以税警团名义参战会引起八国银行团不满,停止拨给盐余经费,因此特地要求税警团也以十九路军的名义参战。第5军参战后,又将税警团改作第5军第87师独立旅名义参战。税警团因而在“一・二八”抗战期间成了无名英雄,报刊电台自始至终没有报道。作战中,古鼎华的税警2团打得相当勇敢,第一营全营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在3月3日葛隆镇一战中,驻篷阆镇的莫雄率税警团组成的独立旅及时驰援,与几乎弹尽粮绝的87师517团绝地反击,击退日军,避免了十九路军和第5军后撤时被日军切断后路。 　　最后说说第5军。第5军是蒋介石的亲信部队,此时第5军汇集了第87、88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全系德式装备,是中央军中的王牌精锐。投入这样的嫡系精锐部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可见一斑。依照德国顾问的意见,这3个师和教导总队,原本都是国军新式整编的示范性实验部队,不应轻易调上战场。第5军参战后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打得有声有色。第5军宋希濂261旅请缨参战,颇具传奇色彩,值得书写。1月30日下午3时,宋希濂向何应钦当面请缨驰援十九路军,被拒。当晚11时,宋希濂率连以上干部30多人,乘一辆大卡车到何应钦宅,与何当场论争,直至凌晨1点,何应钦被迫同意宋旅等部前往上海参战。当宋希濂在南京尧化门外集合261旅官兵宣布这一消息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军帽被抛到空中去,蹦跳,鼓掌,欢笑……今天看来,这个场面依然动人。宋希濂以“军人报国在今朝”为题,作动员讲话,全旅官兵在“不灭倭寇,誓不生还”的誓词上签名后,慨然奔赴战场。参战后,宋希濂率部偷袭日军,立下奇功。 　　2月18日,日军增援部队抵达上海郊区。美国记者斯诺在采访日军阵地时看到,日军飞机每分钟就有一架起飞,轰炸中方阵地。植田自以为胜券在握,于是在飞机和大炮对庙行狂轰滥炸后,派第24混成旅实施中间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术,进攻庙行。88师顽强地守住了阵地,日军黔驴技穷之际,继续狂轰滥炸。2月22日晨,在作战最艰难的时刻,蒋光鼐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指挥十九路军和第5军联合发起了对日军第24混成旅的反击战。这一战之惨烈程度,为开战以来所未有。第5军两个师几乎全部参战,几小时内,伤亡官兵总数已达2000人。日军在中国军队的三面夹击下仓皇溃退。据日方资料,此次战斗日军伤亡800多人。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沪战中我军战绩的最高峰。中国守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而日军声誉则一落千丈。庙行战斗,过去一般认为是十九路军独立反击的结果――应该说,这是十九路军与第5军联手,以第5军为主攻,团结奋战的佳作。 　　 　　被张治中称为“一字一滴血”的战中诗 　　 　　3月3日的葛隆镇血战中,第5军87师有位营长朱耀章,身中7弹壮烈殉国。他在两天前还作了一首诗《月夜巡视阵线有感》。这首诗,被张治中称作“一字一淌泪,一字一滴血”,阅后令人为之动容: 　　风萧萧,夜沉沉,一轮明月照征人。尽我军人责,信步阵后巡。曾日月之有几何?世事浮云,弱肉强争! 　　火融融,炮隆隆,黄浦江岸一片红!大厦成瓦砾,市镇作战场,昔日繁华今何在?公理沉沦,人面狼心! 　　月愈浓,星愈稀,四周妇哭与儿啼。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人生上寿只百年,无须留连,听其自然! 　　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第5军不仅同十九路军团结奋战,还把自己的一些武器装备分给十九路军。如:第5军因装备有榴弹炮,就把这些珍贵的炮支援十九路军。据翁照垣回忆,19日“晚上,师长拨来第88师榴弹炮两门,我即拨归丁团长指挥,在金家宅西端小村落占领阵地”。26日,又由第87师拨借自动步枪10支,每营配备两支,留两支为旅部预备队。自动步枪则在协助义勇军保卫保山的作战中发挥了作用。87师、88师的高炮部队也都由十九路军统一调配指挥。

　　张治中对推迟撤防二线阵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蒋光鼐在2月28日考虑到全体官兵伤亡过大,准备变换阵地等待援兵,发令撤守至罗店、刘家行、大场、真如、龙华一线,左右两翼军之分界移到大场北方许巷。张治中认为这时撤退不妥,如果左翼放弃吴淞的话,会造成不利舆论影响;右翼放弃阵地的话,则闸北被隔绝,上海的交通呼应中断,徒增日寇气焰,而影响己方士气,让民众失望。张认为,两翼军分界线仍应以吴淞蕴藻浜延伸至胡家庄南北,沿河配备,确保蕴藻浜阵地坚固,即使日军再增两师团来犯,也不足为虑。蒋光鼐看过地图后,深以为然,当即电告十九路军各指挥官誓死扼守原阵地。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一・二八”抗战中,第十九路军与第5军的官兵牺牲4270 多人,负伤9830多人。其中,第5军伤亡 5380人,内含军官351名。精锐部队如此伤亡,无疑是中国国防力量的巨大损失。这些将士为守土卫国,真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啊! 　　“一・二八”抗战前,蔡廷锴原本与全军旅长以上军官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率部奔赴东北,驰援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出发的时间就定于1932年2月1日。然而,日军在上海的挑衅改变了这一决定。1月23日,在开过抗日作战部署会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表明抗战决心:“抛掷一头颅,即保障世界一分和平,挥洒一点血,即挽回一分国运……” 　　张治中率第5军参战前,也发表了异曲同工的《告全军将士书》,同样地令人热血沸腾:“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 　　 在这些动员激励下,将士们士气高涨。1月28日初次与日军交战,十九路军将领欣慰地发现:“我们的士兵不可思议地勇敢,而敌人却出乎意料地懦怯。”(翁照垣《淞沪血战》) 　　面对日军疯狂的进攻,中国士兵一步不退。不时轰然一声,敌我双方士兵都碎身于手榴弹的爆炸之下。此情此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在“一・二八”战场上目睹这一切的斯诺不禁慨叹:中国军队“只能靠迫击炮、步枪和少数机枪抵御拥有优越得多的重武器的入侵者,要有多大的战斗精神啊!这是一种我原来不知道中国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 难怪日军三易主帅、不断增兵,却只能“体面”地无疾而终,无法在上海“建功立业”。(未完待续)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