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梁祝"

　　《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喻户晓。可是我们在欣赏其美妙绝伦的旋律时,很多人并不晓其创作及诞生的具体情况,甚至发生误会乃至误解。每当我听到诸如“《梁祝》是三十年代作品,不可能产生于五十年代后”之类的议论时,久久不能释怀。这自然与非主流作品的介绍、宣传,从来不力有关。

　　是啊,在往昔那一路战天斗地的凯歌飞扬,“大赞工农兵、无产阶级革命及其领袖,大批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岁月里,文艺品大都跟风成宣传品了,哪有产生《梁祝》这样缠绵悱恻的软性作品的间隙呢?但《梁祝》确确实实是“建国十周年献礼”大获成功的作品。那《梁祝》为什么又正好产生于一个疯狂时代的夹缝里呢?

　　咱们南京的老乡沙叶新先生,最近有个很精彩的演讲,其中提到《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偶然”问世的一段话,正好言简意赅地道破了这个秘密。他说:“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诞生50年,上海在隆重庆祝。当初创作小组上报了好几个题材,其中排在第一个的是《大炼钢铁》、第二名是《女民兵》,而《梁祝》排在最后,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孟波却点了这最后一个。这一圈一点相当重要,是起死回生,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梁祝》。《大炼钢铁》、《女民兵》光听名字就知道是权力意志的的题材,而《梁祝》表现的却是深刻的人性,恒久的爱情,才能感动了好几代人。如今在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优美的旋律,但不是主旋律,是真正的艺术旋律。她是今世的经典,也将是传世的经典。如今还有孟波这样的领导者吗?真应该向他鞠躬致敬,他维护的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心中的艺术,才有这可敬可爱的一圈一点!”

　　在我看来,这就应了古人的一句话:“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1958至1959年那个主旋律耸入云霄的时代,作者何占豪、陈钢创作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具有“偶然性”,他们两人的合作具有“偶然性”,孟波却点了这最后一个的《梁祝》,更具有“偶然性”。从这两位合作者再也没有推出,可与《梁祝》相媲美作品的情况看,《梁祝》也具“偶然性”。于是这“偶然复偶然”相击碰撞出的“火花”,应乎于“天”即艺术规律而“妙手偶得”的“天成”,倒在不经意间成就了《梁祝》这部天才作品的降临。大凡从主旋律的缝隙里,绝处逢生,不胫而走,历久不衰,成为经典,走向世界,似乎总离不开这“偶然”的命运。即“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我们何处再去寻找这“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偶然机缘”呢?若问《梁祝》在什么文艺观指导下成功的?陈刚的这个回答就很有意味:“高尔基讲过一句话,文学即人学。所以在我心,音乐就是人乐,音乐的最高目标就是写人,而写爱情是艺术永恒的命题,是真正的主旋律。”

　　当年,《梁祝》首场演出成功的情景,仍鲜活地留存在陈刚的记忆里:“我们只知道写了这个东西,献给国庆十周年,俞丽拿拉完了以后鸦雀无声,很奇怪。很长,怎么没有反应呢,突然掌声起来了。一直鼓,鼓到俞丽拿谢幕、指挥谢幕,我们两个(即与何占豪。)上去谢幕,乐队起来谢幕,观众反正是鼓下去,鼓下去,鼓下去。”“谁也没有准备新作品的第一次演出,会准备这个返场的曲目,俞丽拿和我不知所措地看了看范焘,范焘眉头一皱,再来一遍,就这样在这个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间,整个协奏曲25分钟,从头到尾再拉了一遍,这是俞丽拿50年拉《梁祝》的空前也是绝后的一次返场。”“第二遍拉完了以后,没有掌声,兰欣大学不大,六百多个位子,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一个观众的眼睛里面带着很激动的泪水。”俞丽拿当年在上海人民广场演奏《梁祝》时,可谓万人空巷,这盛况迄今还留在许多老人的心坎。―― 就这样,在掌声、激动、泪水与人潮如海之中,一部旷世之作诞生了。犹如孵化的小鸡啄开了蛋壳,探出怯生生的脑袋,张望世界时,赢来了第一次好似迅雷不及掩耳的喝彩!

　　对于更多的广大的听众来说,自然无缘恭逢其盛。但他们在收音机旁(那时没有电视机)听到这“熟悉的陌生旋律”时的震撼,是作者所不知道的。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人们呼唤抒情乐曲、抒情诗歌与抒情作品的心情,正像久旱的人们在期盼天边卷起大片浓浓乌云似的。人们即使冒着诸如被批的“小资情调”的风险,也在所不计地渴望着,这就是听众诉求《梁祝》问世的“偶然性”的空气与土壤。不久,以《梁祝》为背景音乐的香港爱情悲剧影片《渔光恋》在大陆上映。我与老友祝德顺兄,当时还是中学生,一道在南京的影院里观看了,其时所留有《梁祝》的美的感受与陶醉,记忆犹新,至今仍存有青春的印记。回想当年,所创作的主旋律文艺作品,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何其多也!然而,经无情岁月的洗刷,能够还为人们所记忆的,究竟还剩下几部呢?

　　这两天,我与德顺兄又旧事重提时,他回答道:“有速朽,就有不朽。”确为至理。是的,不朽是偶然的幸运儿,不朽者是不可复制也不可克隆的。而速朽者,则可以批量生产,如同周而复始的车间流水线似的。任何时代的民族与国家都存在着“速朽”与“不朽”这两种文化现象,不足为奇。但历史或许会这样回答:其极盛者莫过于斯时也。

　　 诸如《梁祝》“才子佳人”之类及歌颂爱情的作品,因属软性艺术之列,故其创作人员在后来的运动中,难免受到程度不等的冲击与批判。但那可与人人心灵相通的优美的旋律,一旦“润物细无声”地潜入听众的心窍发生共鸣,即“乐可入骨”,即便九牛也拔不出了,任凭权力者怎样打压与封锁都奈何不了。那为什么《梁祝》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呢?从这里我们分明可看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命题的千真万确。现在《梁祝》不仅为国内演奏家所热衷,甚至还有理查德-克莱德曼、杜梅、沙汉姆等国际大师的纷纷演奏。这个艺术实践无疑证明,千古一曲《梁祝》已融入了世界艺术的殿堂。但文艺作品的“民族的”,何以成为“世界的”?这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样“民族的”究竟为何物?可能广大的文艺家们还并不甚了了吧?否则,这么多年来创作了汗牛充栋的文艺作品,焉止只是这么凤毛麟角的一部《梁祝》,抑或少数若干部(首)作品在闯荡世界、展露头角呢?

　　据说,在旧金山,洛杉机或巴黎等地,凡是像样的唱片行,有两种唱片不会不存在,一是印度音乐,一是日本音乐,反正不是中国音乐,为什么?因为你的音乐与西方的相比,其实没有多大差别,他为什么要你的东西?

　　《梁祝》的启示是深刻的。在大陆出版的诸多文学史的“背后”,不断打捞出“史不见载”的张恨水、无名氏、林语堂、张资平到张爱玲之类作品,就像发掘古代文物似的。艺术是需要“票房”的,有的艺术是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尤其是那种被人们共奉为经典的作品。如果说,当年蒋经国每隔两天就要听一遍《梁祝》,没有谁曾据此给《梁祝》打上“资”字之类的烙印。因此,作品的优劣,是由其艺术品质来决定的,而大众的喜好是艺术品质的重要标尺。

　　《梁祝》的启示是值得深思的。鲁迅不时要给母亲买张恨水小说看,因为母亲喜爱张恨水小说,他不得不遵命以尽孝心。母亲对鲁迅说,你的小说我就不喜欢看,你为什么不能写张恨水这样的小说?鲁迅笑而不答,大概是不屑与张恨水为伍吧。作为小说家,他是否应从中吸取一点民族性应有的“形式”与“特质”呢?否则,鲁迅为后人贡献的,应不只是《阿Q正传》等吧。

　　跨越语言、国度、人种,超越时空的永恒艺术,她们究竟有哪些要素?究竟有哪些艺术规律?究竟应从“偶然机缘”里获取怎样的真知?对此,我们究竟认知了多少?我们从国外照单“拿来”了多少?从国内又“拿出”了多少?相互被视为经典并“票房”不菲者各有多少?这“收支不平衡”的“赤字”有多少,又何时才能“扭亏为盈”呢?

　　今天的时代完全不同于五十年前了,思想与创作相对开放自由,在淡化意识形态的共识下,中西文化频繁交流,互为影响,一年一度的维也纳音乐会的金色大厅已多次向中国开放。中国人用中国民族乐器按我们的理解演奏音乐会结尾的《拉德斯基进行曲》,博得了西方人的认同与欢笑并以整齐的掌声合拍击节,最后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样以西洋乐器演奏中国的《梁祝》,也得到东西方理解与赞誉。人类真个进入地球村的时代了。文学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的艺术家在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要增强文化自信心,要增强中国艺术的话语权,既要有开放的胸襟与国际视野,同时又要坚守自我民族的文化精神.我们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人们,能从《梁祝》的诞生得到启示,并企盼能有更多像《梁祝》这样的经典文艺作品传世。

　　责任编辑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