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张居正大传_中国经史传统与英国传记艺术的结合_文育玲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第３８卷第６期武陵学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ｕｌｉｎｇＮｏｖ．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８Ｎｏ．６

《张居正大传》：中国经史传统与英国传记艺术的结合

文育玲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

朱东润先生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成就了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翘楚《张居正大传》。从中国经

史文化传统来看，该传记作品是传递、注解和书写生命的三位一体，同时也体现了司马迁传主选择上的“俶傥”观和时间距离观；从西方传记艺术传统来看，该作品具有英国传记求史料、讲细节、重环境的特征，融史笔和文笔于一体。《张居正大传》是中西传记艺术结合的典范。

关键词：《张居正大传》；中国经史；英国传记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９０１４（２０１３）０６－０１０１－０４

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以煌煌３５万字，展示了

明代中晚期一代辅国大臣张居正的内心世界和宦海生涯。作者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一方面继承中国经史文化传统和司马迁传主选择上的“俶傥”观和时间距离观，另一方面，借鉴西方传记写作中的史笔和文笔，从而使作品成为２０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翘楚。

一

坦言：在国家衰亡民主式微之时，文人只有从历史的

陈迹中寻找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为明朝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作传，便是要“把这样的为国为民的人写出

［５］

来，作为范本”。由此可见，作者的写作动机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个榜样并传播振兴国家的思想。因此，作品有启发今人和传示后人之意。另外，作者对“大传”二字作过如下解释：“‘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

［６］序１０

经入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是破例。”在作者看来，《史记》中的人物篇都是对人物的注释，而七十列传就是七十篇注解。因此，不难看出，这里的“传”含“注”之意，即探寻张居正的人生并给予相应的阐释与评价。当然，它更是章学诚所说的传记文体，因为

［７］２８１

它“包举一生而为之传”。作品围绕传主，以跟随明太祖推翻元统治的张家始祖为序，以明朝覆没为国捐躯的张氏曾孙结尾，条理分明地交代了张氏家族的来龙去脉。作品的中心则是传主本人。对一个以身许国的政治家而言，政绩事功值得大书特书。因此，作者详述了传主当国期间的各项改革举措。为维护朝廷的利益，缓和阶级矛盾，张居正不顾当权者的反对，大力推行条编法，整顿赋税和徭役。为了开源节流，他针对人浮于事的公文政治，制定了有计划、

在中国古代，“传”的意思有多种。首先，“传”是

［１］

一种传递活动。《说文解字》云：“传，递也。”如《尔

［２］２５６８雅注疏》曰：“传，传也，博识经意，传示后人也。”与传递活动相关的是传递的工具，即驿马，如《汉书·

［３］４２

高帝纪下》“：（田）横惧，乘传诣雒阳。”从这个意

义引申开来，“传”就成为载述前代各种信息以传后

［２］２６７４

人的书写形式，如《孟子·梁惠王》“于传有之。”：由此可见，“传”作为一种文体在先秦就已初露端倪。其次，“传”有注释、注解之意，转而指注释之文本，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所言：“常道曰经，述经曰

［４］

传。”《汉书·艺文志》有：“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

［３］１３６０

也。”《春秋左氏传》即《左传》中的“传”便是“注”的意思，即该书是左氏对孔子所著《春秋》的详解。

正如《史记》是“述往事，思来者”的发愤之作，在《我怎样写作〈张居正大传〉的》一文中，朱东润先生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１２

作者简介：文育玲，女，湖北汉川人，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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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监督、有落实、可查证的考成法，于是明朝“自正、

［８］３９０４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明史》太史公略古详今的策略，朱东润在决定写伟人之后，

进一步确定写哪一个时代的伟人。中国历史上的伟人不在少数，“传主的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的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的影响下面，对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６］序４识”，缺乏时间的检验，对同时代或较近时代的人作客观公正的评价绝非易事，所以，作者在学习古人方面作了合理的变通，即传主生活的时代不是太远也不能太近。

中国古代传记和史书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在史书中独立成篇的纪传和列传只是史书作者所记叙的朝代或历史的一部分。要完整地记叙一段历史，史家就须组织多篇传记，因此不能将每一篇都敷演成鸿篇巨著。而且，在宋以前，史传是史官的专利，“传乃史职，他人无权涉猎，正史尤其如此。明人以为

［７］２８０

身非史官，岂可为人作传”？这一观点为历代文人所接受，因此古代大多数传记均出自史家之手，而史家著书是以辞约义隐为指归。于是，为史体所限，“谨严”“简要”在传记创作中蔚然成风。从史汉列传开始，到汉魏别传、六代唐宋墓铭、宋代年谱和明清传记文，中国传记鲜有煌煌大作问世。事实上，中国史传合一的传统已经使得“传记成为史学的附庸，而失

［１０］

，诚如胡适所言，传记是中国文去了自身的光彩”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

二

赞曰：“考其时，盖张居正当国，究心于军谋边琐。书疏往复，洞瞩机要，委任责成，使得展布，是以各尽

［８］

其材，事克有济。观于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３９０８

以时间顺序展示传主的人生际遇是传记写作的惯用叙述模式。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到政治漩涡中抽身隐退，从权极一时到身后蒙羞及家人受辱，《张居正大传》完整地叙述了一代名臣起伏跌宕的一生。可以说，《张居正大传》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的经学文化和史传文化传统，是传递、注解和书写生命的三位一体。

其次，在写作对象的选择上，作者与司马迁的观点一脉相承。其一，传主应当是时代潮流中叱咤上风云的人物。司马迁从历史长河中精选的人物，至帝王将相，下至草莽英雄，都具有卓尔不凡的特点。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坦言：“扶义俶

［９］２５０３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可见，司马迁理想的传主是洒脱不羁名扬天下的“俶傥”。在《张丞相列传》中，司马迁指出汉代许多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９］２０４６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所以，太史公只选择了订正音律和历法的张苍丞相，因为他超群

杰出，敢于否定汉文帝欣赏的奏议而托病告老自动黜退。朱东润先生也是将传主定位在“俶傥”之列。在他看来，下州小邑、田夫野老和痴儿怨女虽然都可以成为传记文学的主人公，但“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

［６］序３

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于是，他选择了张居正这个

［６］序４“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可以

不同于中国学术传统，古代西方学者重视条分《诗学》中就将历史和史诗、悲剧缕析。亚里士多德在

和喜剧进行过仔细的区分。被誉为西方传记鼻祖的普鲁塔克将历史和传记视为不同。在《希腊罗马名人传》

［１１］１１９５

中，他明言“我是在撰写传记而非历史”。本着专业作传的思想，作者不为历史事实所囿，而更加关注

［１２］

“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性作用的那些事实”。因此，他在叙述中常常斜逸横出，挖掘名人的出生、婚配甚至生活起居等方面的遗闻轶事，以便更好地凸显人

［１１］１１９５

物“心理的迹象和灵魂的征兆”。由于西方历史与传记和而不合的特点，所以传记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成一体，蔚为大观。

在西方传记中，英国的传记文学尤为发达。早在中世纪之初，被誉为“英吉利学问之父”的修士比德就开始了人物传记的探索。虽然他的《英吉利教会史》以罗马天主教会在不列颠的传教为主要内容，但是他关于圣徒的记述已经显示出传记文学的萌芽。公元１０世纪的《阿尔弗雷德大帝传》第一次以帝

说，作者在选择传主时是颇费心思的。一方面，就读

者反应而言，只有名人或伟人作为传主才会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在选材上，一般而言，只有那些非同寻常的人才会具有非凡的经历，从而提供丰富独特的写作素材。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优秀的传记都具有传奇色彩。其二，在传主的选择上，除

“俶傥”特征，还要考虑传主与作者所生活时了传主的

代的远近。《史记》记叙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其中从汉高祖刘邦至汉武帝一百多年的汉代历史竟占全书篇幅的一半之多。在著十二本纪时，作者采取的方针是“略

［９］２５０３

推三代，录秦汉”。因为夏商周三代距作者年代久远，很多文献已经散失，所以，《夏本纪》和《殷本纪》合起来的篇幅还比不上《秦本纪》，更比不上由《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等六篇专传构成的汉本纪。借鉴

２０１３年第６期文育玲《张居正大传》：中国经史传统与英国传记艺术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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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为叙事中心，反映了作者重视现世的态度。１５世

纪，托马斯·马洛礼在古代编年史、早期中古英语诗歌和中世纪浪漫传奇的基础上创作了《亚瑟王之。１７世纪，桂冠诗人德莱顿将普鲁塔克的《希腊死》

罗马名人传》翻译成英文，让国人得以了解西方传记文学的奠基之作。１８世纪的苏格兰人包斯威尔以卓越的观察力和非凡的材料组织能力成就了被后世称为“传记之冠冕”的《约翰逊传》。及至２０世纪初，斯特拉奇运用实事求是而又富于文学色彩的风

《维多利亚时格开创了西方传记的新纪元，而他的

代的名流》和《维多利亚女王》则被誉为“新传记”的开山之作。由此可见，英国的传记文学源远流长。留学英伦三载的朱东润对英国传记喜爱有加。有感于中国传记文学意识的落后状况，并受到西方传记作品和理论的鼓舞，朱东润在抗日战争国难当头之际，以强烈的经世意识投入到《张居正大传》的创作之中，目的是通过展现一个敢于作为有所担当的政治家的一生，将西方传记文学的写作方法介绍到中国。

首先，在历史的维度，朱东润借鉴西方尤其是英国的传记文学创作经验，本着谨严的态度，主张

［６］序３传记作品应该“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在他看来，英国传记之所以值得称道，主要是因为它们有着牢固的基础：“英国人有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任何记载都要有来

［６］序２

历，任何推理都要有根据。”虽然英国１９世纪以

它包括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

卷、《女戒直解》一卷。作者就是通过对它们的细心推考，才得以洞悉传主的内心世界。

其次，在文学的维度，《张居正大传》采用了小说的叙事笔法。中国文学素来以诗为正宗，所以叙事文学发展缓慢。“传记文学同叙事文学，特别是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需要从小说那里得到借鉴，吸收其叙事和描写人物的方法，中国传记家缺少这方面的借鉴，描述人物的方法在长时期中并没有大的发展，

［１３］”在西方，这种状况到了明代以后才逐步有所改善。

早在荷马时代，史诗中的叙事技巧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运用日常琐细的生活点滴揭示传主的个性正是《约翰逊传》的过人之处。作者包斯威尔虽然对传主尊崇备至，但为了完整真实地展示人物个性，他甚至采用了一些有失体面的生活细节：童年约翰逊将暗中护送他回家的女教师拳打脚踢；成年后贫穷的他愤怒地扔掉好心人偷偷地放在门边的新鞋；约翰逊拖着粗壮笨拙的身躯，身上挂着又松又皱的衣裳，头上胡乱地套着假发，显得格外邋遢和古怪［１４］。正是通过这些细微末节，读者才得以了解一个博学多识的伟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张居正大传》虽然展示的是一个政治家的生涯，但其中亦包含大量的与朝廷和个人生活有关的琐事。围绕丁忧风波便有着大量的故事。明朝内外官吏凡遇祖父母或父母去世，自闻丧日起，不记闰，守制二十七月，期满起复，

［６］２３９

“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张居正得到父亲逝世的讣闻后，照例提请放回原籍守制。但是神宗皇帝尚年幼，对丞相依赖深切，于是下了一道“父

的“夺情”圣旨。尽管张居正三番制当守，君父尤重”五次上疏守制，但皇上终不准奏。为了顾命之托，同

时也担心刚刚兴盛的国家重新陷入困顿，张居正最终放弃了请求，答应辞俸守制，但照旧入阁办事。神宗不让他枵腹从公，于是传旨，令“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支、柴二十扛、炭

［６］２４６

三十包”，这一切自然会在官员中引起不满和痛恨。恰逢天上出现彗星，神宗下诏修省，有朝廷要员上疏请令张居正回籍奔丧，称“纲常不顾，何社稷之

［６］２４８

能安”？为了真心留住张居正，神宗对上疏的官员执行了廷杖。杖毕，太医见其中一个气息奄奄，就将其“大腿上的腐肉割下几十块”保住了他的性命。另一个身材肥胖，“大腿上割下来的腐肉有巴掌大，后来他的妻索性把这块肉风干，留给子孙，作为传家

［６］２５０

。这些细节看似琐碎，但深刻地揭示了的教训”

来的作品多显笨重，但在一个学者眼里，它们却是

磐石般的坚固可靠。的确，“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

［６］序３不能谈到简易”。为写《张居正大传》，作者在战乱之中认真研读了《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会

典》、《明史稿》、《明纪》等正史。正是作者对这些史料的合理运用，读者才得以了解明朝中晚期的内政外交，如：北方鞑靼的骚扰和南方倭寇的侵犯、朝廷言官的空谈、宦官对朝廷的左右、地方学霸的恣肆、官员对驿站附近百姓的盘剥等。没有这些历史背景知识，读者将无从理解张居正饬武备、省议论、振纪纲、核名实的大政方针，也无法解读圣贤秀才和官僚富贾对他的积怨和日后的报复。除了参考正史典籍之外，作者还借鉴了西方传记文学运用传主本人著作的写作传统，因为“一个人的作品，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以外，对于自己的记载，其可信的程度

［６］序５

。张居正之子搜集常常在其他诸人的作品以上”

的《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是这方面的主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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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命运的悲剧。由于多年的苦心经营，张居正已经将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国家实际的执政者，以至不能修匹夫常节，更不能急流勇退优游林下。张居正当国期间，年幼的皇帝对他言听计从，百般恩宠。而在国家摆脱了内忧外患之后，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日渐增强的皇帝就开始彻底清算刚刚故去的功臣。可见，张居正的悲剧就在他没有真正领悟“为人丞，止于敬也”与“狡兔死，良弓藏”的深刻含义。

西方传记作家注重环境对人物的影响，常常将人物的居住地、家庭背景、结交的朋友及其所生活的时代作较为详尽的描写。盖斯凯尔夫人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将传主的家乡和人物的性格两相观照。远离尘嚣、荒凉贫瘠的高地山村养成了夏洛蒂离群索居、桀骜不逊的个性，身为神职人员的父亲则给女儿注入了坚强独立的处世精神和深邃博大的宗教情怀，而成为作家后的夏洛蒂又将这种独特的气质赋予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从而塑造出英国文学史上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在《华盛顿》中，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展示了一个集远见卓识、绅士气质、军事才能和冒险精神于一身的美国之父形象。作家在传记中明言，传主的这些过人之处应当归功于他同父异母的兄长及其岳父一家［１５］。这种被热奈特称为“描写停顿”的叙事策略与中国史传文学的略境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同样，《张居正大传》注重从历史的大背景中展示传主的功勋业绩和心路历程。作品开篇就介绍传主的时代：“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

成祖的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祖、

……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和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和杀戮。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这是张

［６］３

居正出生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气息奄奄的王朝经过张居正１６年的治理又延长了７２年统治。作者将人物的家庭背景看成是性格形成的渊源。居正以身许国的夙愿可以追溯到淮河流域那个为太祖打天下的无名英雄祖先，而他当国后专权、自恣的作风又是其豪爽放浪的祖父的遗传。同样，同僚的熏染和斗争的历练又对其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张居正从政之初，只是一介文人，朝廷的实权派人物是内阁大学士严嵩和夏言以及礼部尚书徐阶。老奸

巨猾的严嵩和盛气凌人的夏言之间的内阁之争使他懂得柔虽能克刚，但一味柔佞便唤不起信任。“徐阶不是这样。他不是钢铁，也不是水，他是一方橡遇到坚强的压力，能屈服，能退让，皮。橡皮是柔的，

［６］２４

但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立即恢复原状。”就是从徐阶那里学来的橡皮精神，张居正能够在认清严嵩辜恩误国的真面目之后仍能三缄其口，在同僚需要帮助之时告假规避，在内阁当政时愿与庸才为伍，然后不仅得以保全自身，而且能够最终号令天下。通过对人物生存环境的描写，作者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政治纷争中的最大赢家，一是凭了家族遗传的热血，二是靠着后天习得的权术。在《陆游传》的自序中，朱东润道出了传记文学的本质特征：“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

［１６］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正是注意到传

记文学文史相兼的特性，所以作者能有意识地发扬中国古典文史传统，借鉴西方传记成果，从而成就中西合璧的《张居正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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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