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对台灣问题的影响:美国阻挠台灣解放

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华民族近代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新中国诞生之初即被迫投入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局部战争，与世界头号强国较量，维护了国家安全，声张了国际道义和正义原则，提高了国际地位。

但这一切是巨大的民族牺牲换来的。以伤亡和花费为例，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志愿军名义先后入朝279万，民工入朝支前60万，志愿军伤亡52.8万(伤38万，亡14.8万)。中国花了战争费用62亿人民币，欠了苏联30亿人民币，还推迟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实施。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朝鲜战争使中美完全走向对抗，对中国解决台灣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全球冷战加剧

朝鲜战争本来是一场内战，它转变为国际战争，是冷战的产物，是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结果。而朝鲜战争反过来又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东亚地区加剧了冷战。

1948年“柏林危机”的爆发、1949年苏联原子彈的试验成功及中国革命的胜利震动了华盛顿，作为“反措施”，美国拼凑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通过了促使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加紧扩军备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是一种传统的军事联盟，只约定盟国之一受到进攻时，进行集体自卫，还没有形成一个军事实体，在美国官方文件中不称“北约组织”(NATO)，而称“北约国家”(NATOCOUNTRIES)。一直到1950年5月，各签字国才同意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执行委员会来制定发展军事力量的计划，当时还没有人提出美国应派遣作战部队协助欧洲防务以及北约应任命最高军事指挥官。在朝鲜战争过程中及其之后，北约才真正成为一个军事组织。

但“68号文件”的实施，受到了“军费难以增加”的限制。1949年秋，当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张增拨军费20亿美元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却表示反对，认为由此而造成的财政赤字将对国内经济运行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威胁到国家的安全，最终得不偿失。当时要求删减财政开支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国会1950年6月讨论的1951年财年预草中，政府要求的开支比之上一财年实际的开支减少15％左右。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当权派认为这标志着共产主义扩张进入了新阶段。1950年7月，国会同意增拨军费40亿美元，并迅速扩大美国部队。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现役军人超过1200万人，以后大量复员，到朝鲜战争爆发时只剩下146万人。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部队人数急剧增加，到朝鲜停战时已超过350万人。以后虽然有所减少，但到1960年7月1日时仍达到250万人左右。至于防务开支，1945财年(1944年7月1日至1945年6月30日)高达950亿美元，占预算总支出的82.7％，二战后逐年下降，1950财年还不到400亿美元，占预算总支出的32.9％。可是1953财年，即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年，已增加到740亿美元，占预算总支出的68.1％。朝鲜战场停战后虽然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一直到五十年代末，每年防务开支均在400亿美元以上，占预算总支出的60％左右。

冷战不但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加剧了，而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全面展开了。冷战并不是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开始于欧洲和中东，然后溢出到亚洲，而是在欧、亚两洲同时开始，因为美国的遏制政策是全球性的，也把亚洲包括在内，它帮助蒋介石集团在中国打内战就是鲜明的一例。当然，冷战的重点在欧洲。但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派第七舰队进驻台灣海峡，进一步干涉印度支那，接着又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美澳新条约”，公然违背了艾奇逊曾宣布的美国除北约组织外不准备参加新的地区性安排的保证。而尤为重要的是，朝鲜战争使日本成为一个重要后勤供给基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复兴。同时，美国又同日本签订了把中、苏排除在外的“对日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并着手重新武装日本。

朝鲜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又同南朝鲜、台灣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拼凑东南亚条约组织。结果，美国很快在全球建立了军事同盟网和军事基地网。曾在美国外交界享有盛名的波伦(CHARLESBOHLEN)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见证》中着重强调：在朝鲜战争前，美国在国外承担的军事义务还是有限的，但是到1955年，美国在36个国家有450个军事基地，同拉美以外的大约20个国家结盟。他认为，“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朝鲜战争，使美国成为世界军事、政治大国。”

中美关系更加恶化

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朝鲜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经过那场战争，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在国际舞台上站住了脚，成为美国不能不慎重对待的一个国家。在朝鲜战争后的历次台灣海峡危机中和长期的印度支那战争过程中，美国都曾考虑过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甚至使用核武器，但慑于朝鲜战争的教训，它始终不敢真正动手。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朝鲜战争对中美关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加强冷战的一个重要目标，中美关系先是严重恶化，继而长期僵持，前后达二十年左右，台灣问题则至今尚未解决。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特别是发动第二次战役后，美国对中美关系三大问题(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和台灣问题)的态度进一步趋硬。在1950年12月上旬的杜鲁门——艾德礼（英国首相）会谈中，美英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艾德礼大力主张让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并且表示英国不同意美国在台灣问题上的做法，指出它违反《开罗宣言》。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基调却是：“不能给予侵略者以任何补偿”，“不能为争取军事停火而付出政治代价”，既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也决不把台灣交还给中国。杜鲁门则表示，对美国来说，中国进联合国是一个“政治炸药包”，如果现在让中国进入联合国，他的政府在国内会遇到很大麻烦。他希望艾德礼理解美国政府处理台灣问题要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况。

1951年1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发动了第三次战役并攻下汉城，英联邦国家由加拿大外长皮尔逊出面在联合国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原则”，其中第五条规定：在朝鲜战场停火后，由中、苏、美、英四国开会讨论远东各项问题，包括台灣的未来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当此议案在一月中旬的联合国大会付诸表决时，美国投了赞成票。但正如艾奇逊所说，他当时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如投票赞成，则可能失去南朝鲜的支持，并引起国会和国内新闻界的愤怒，倘若表示反对，又可能失去联合国中多数国家的支持。但他估计到中国将会拒绝这“五原则”，遂建议杜鲁门同意美国投赞成票。可见美国当时的表态只是一种斗争策略，并不表明它愿意通过“四大国会议”来公平合理地解决中美关系中的那些重要问题。但当时如果中国接受“五原则”，美国要继续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以外、不让中国解放台灣，将会更加困难。

1951年2月1日，美国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这就意味着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不会承认新中国，联合国也很难以多数票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美国所谓的“将尊重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代表权的决定”，已成为了一句空话。

美国阻挠台灣解放

1951年2至3月间，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处境有所改善，更感到没有必要为了稳住自己在朝鲜的阵脚而向中国作出让步，便在进一步阻挠中国解放台灣方面做得更加露骨了。1951年3月它向台灣派出一千人的军事顾问团，然后根据该团的建议，对台灣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第一批为3亿美元。5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48／5号文件”，对杜鲁门政府的东亚政策作了一些重要的调整：本来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声明中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带划为日本-琉球群岛-菲律宾，可“48／5号文件”却把台灣同这个防卫圈密切挂钩，说台灣如落入中 共手中，将危及日本-琉球群岛-菲律宾这条线的防务；本来1950年3月底时，艾奇逊还把台灣视为美国背上的包袱，可“48／5号文件”却说台灣的人力和资源对自由世界来说是一项“潜在的资产”；本来杜鲁门在1950年8月31日还宣布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将从台灣海峡撤出第七舰队，但“48／5号文件”却决定“只要有助于美国的安全，第七舰队巡逻台灣海峡的任务将继续执行下去”。针对台灣问题，杜鲁门政府得出结论：美国必须长期用军事手段“保住台灣”。就在通过“48／5号文件”的第二天，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就公开把中国诬蔑为“斯拉夫满州国”。

1951年9月初，在国务卿顾问杜勒斯导演下，美国同日本签订了把中国政府和台灣当局都排除在外的“对日和约”。依照常理，该和约应该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把台灣归还给中国，但事实上却只提日本放弃台灣和澎湖，而不宣布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后来蒋介石集团同日本签订的“双边和约”也由于美国的操纵而未提及台灣的归属问题，这表明了杜鲁门政府在加紧制造“台灣地位未定论”。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就在2月2日向国会提出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布撤消台灣“中立化”，放蒋“出笼”。尽管杜勒斯私下里要蒋介石保证在对大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前须先征得美国的同意，但美国也公开表示台灣可以打大陆，而大陆不得打台灣，这就完全否定了杜鲁门派第七舰队进驻台灣海峡时所谓“防止战争在远东地区扩大”的说法，更加暴露了它只是要用武力来阻挠中国解放台灣的真实目的。

1953年3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又改变了杜鲁门政府在1951年8月作出的“不同台灣建立过于密切的军事关系”、“不在台灣驻扎美国军事力量”、“不向台灣保证一旦遭到大陆进攻时，美国将进驻战斗机”的决定。华盛顿指示美国驻大平洋部队总司令雷德福(ARTHURRADFORD)，可以在台灣驻扎巡逻机和侦察机，并作好在必要时进驻战斗机的准备；可以同蒋介石集团协调防守台、澎的计划，双方军队共同进行作战演习，遇到紧急情况时由美国统一指挥。艾森豪威尔政府还热衷于增强台灣本身的军事力量，以“保卫”台灣、使大陆感到威胁，以此来推行杜勒斯所制定的“对中国施加压力、向中苏关系打进楔子”(WEDGETHROUGHPR-ESSURE)的政策。

在关于不承认新中国及不让其取得联合国席位的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比前届政府走得更远。它不但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还把驻台使馆从代办级提升到大使级，并认为台灣当局是全中国的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中的唯一代表。对此，连国防部长威尔逊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建议美国别指望“蒋介石统治全中国”，副国务卿史密斯也承认威尔逊的意见比较现实，但艾森豪威尔却说美国只能这样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终于进入了联合国，中美两国也建立了正常邦交。但台灣至今仍未回到祖国怀抱。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就存在着杜鲁门政府在任内顶住各种压力、基本上保持其1950年1月所制定的从台脱身政策的可能性，从而也就存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五十年代初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美国学者瞿维斯(ROBERTJERVIS)在《朝鲜战争对冷战的影响》一书中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会让台灣“陷落”。通过朝鲜战争，新中国显示了保卫本国安全和亚洲和平的决心和力量，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威信。但是，因为朝鲜战争，新中国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包括失去了早日解放台灣的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