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吹笛子的挑夫
一个朋友告诉我，到西安什么都可以不看，但不能不看华山，因为贾平凹说了：“华山是男人的山。”可是我还没到男人的山，就没了男人气，因为司机说，爬上去要一整天。到了山脚下，同大多数游华山的人一样，坐上了奥地利产的缆车。随着缆车不断地向上爬，缆车里的人有的开始惊叹，有的开始雀跃，有的闭上了眼睛。华山的险真是名不虚传。我相信，再迟钝的人在华山面前也会震动的。
我看华山的美体现在险上。在云雾缭绕中，华山更像美女与野兽，像一个大盆景，不像男人的山。下了缆车，举高远望，险不胜收；再爬几步，回头一望，又见更惊艳的险。还没爬一个小时，我就不想再爬了；不是因为累，而是所见的奇观已经消化不了，何不留给下次！华山，我想再来。
休息时，突然听到有人在下面唱《喀秋莎之歌》。于是，我吹口哨给他伴奏。人上来了，原来是一个年龄与我相仿、腰板挺直、衣衫褴褛的挑夫。他坐下来休息，我说：“你唱得真好！”他说：“我原来在部队，就是文艺兵。”我说：“你一定是50年代的人。”他说：“我是53年生人。”我说：“你比我大两岁，我是55年生。”我又问：“你这一担有多重？”他说：“六七十斤吧。”我们俩聊着聊着，又上来一个白头发老挑夫，也在我们旁边坐下来了。转业兵说：“这老头还会吹笛子呢。”我说：“是吗？大爷，您给吹一曲吧。”老头说：“不行，他们不让。 吹了，他们要罚钱。”我说：“什么!谁不让？！”转业兵说：“华山旅游管理局的，唱歌也不让。”我问：“为什么呢？”“怕我们向游客要钱，其实我们真不是要钱，我们就是喜欢苦中作乐。”老头说。我一听怒火中烧，这山不是人民的山吗？更确切就是陕西人的山，再确切就是他们的山，怎么他们在山上唱歌吹笛的权利都没有了？我说：“不就罚钱吗?我替你给。你给我吹一首。”老头说：“不行，他们还要没收我的笛子。去年中央电视台都给我们录像了，节目也播了，可他们还是不让。”在我再三请求下，老头说：“那我就给你吹一首，他们要罚我，你可要给我讲讲情。”于是，老头拿出一支短笛，试了试音，停下了，站起来挑上了担子。“我说，你这是干吗？”他说：“我必须挑着担子，才能吹笛子。”我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他运了运气，闭上了眼睛，一曲凄凉的《信天游》撕开了华山阴阴的天。吹着吹着，曲子又转到了欢快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吹到高潮处，老头的身体上下晃动起来，60多斤的担子也随着节拍，颤了起来。我也吹过笛子，我突然明白了，老头是用担子在打着节拍。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太出乎我想像，一个老夫，挑着一副重担，顶着满头白发，穿着一件被汗沁黑了的红毛衣，站在华山之巅，伴着落地就化的春雪，竟连吹带跳了起来。我完全没有了意识，彻底被笛声、老头、华山和雪所组成的画面吸进去了。突然，山上传来一声大喊：“干什么呢？！”担子立即停下来，笛声嘎然而止。抬头望去，离我们50多米的半山腰，在一个小庙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年轻人。他用陕西话冲着老头嚷：“找死呀！”老头尴尬并抱歉地说：“你看看人家不让了。”我的心一下子紧了，像刚吃下一口红烧肉，突然发现碗里有一只绿头苍蝇。老头苦笑地摇了摇头，说：“没办法，我们反映多少次了，都没用。等会儿上去的时候，你们送我过去，说是你们让我吹的。”我说：“行！”可是，此时，我再也没有欣赏华山的心情了。旅游本来是放松的，没想又摊上个事。我说：“咱们上吧。”老头站起来，把笛子递给我说：“你帮我拿着，过去再给我，他们会搜身的。”“我靠！形势还真严峻了。”我心里暗暗骂道。
爬到了庙前，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双脚岔开站在那里，挡住了华山仅有的一条路。他一身警察，没带警章和警帽，但胸前别了一个白塑料牌，我相信那是他的执法证明。在爬那50多米台阶时，我就在想应该用什么方法帮老头通融。可是还没想好，就到了。只见那小伙子，伸出一只手，掌心朝上，冲着老头轻轻地掂着，那神态就像中学生里的恶霸学生，向弱小学生的收过路费一样。他说：“交出来吧。”老头说：“我这里没有，在他们那儿呢。”于是，他把手又蛮横地伸向了我们。看来老头真是被他们吓坏了，还没逼供，就把我们招出来了。一看他的阵势，我的办法立即从骨子里出来了。我诚恳地说：“我是香港民乐队的导演（因为中央电视台都不管用了），听别人说这个老头吹得好，我坚持要他吹给我听听。如果犯规了，是我犯规。您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小伙子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咕嘟了几句我们没听清的话。然后，撤开身，让开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放我们过去了。
到了小伙子看不见的地方。我的同伴把笛子掏出来，交给老头，并告诉他：在笛子里面塞了20元钱，老头没说什么就接受了。我们又坐下来一起歇着，老头又给我们讲，有个游客看他吹笛，给他做了一首诗。说着说着，他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来，声音愈来愈大，突然下面又传来小伙子的吼声。老头好像已习惯了被人喝断似的，苦笑地摇摇头，不是很愤怒，不是很不在意，也不是很尴尬，又停了。
从西安回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别人都和我有同感，很愤怒。可是文章写到这时，我的疑问出来了：管理局禁止老头吹笛好像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老头确有卖艺之嫌。否则，他至少应该让一让再收那20元钱，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收钱；第二，怎么一切都像排练好似的，有惊无险，显然老头充分利用了我们这些游客的猎奇心、同情心和“正义感”；第三，老头好像很怕管理人员，其实他不怕，如果真怕就不会带笛子来，更不会在管理员眼皮底下吹。他原来同管理员玩的是痞子游击战——我反正身无长物，不怕罚，不怕抓，也不要脸（如此大年龄，习惯了被孙子辈的人训斥）。
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是卖艺，有何不可？管理局可以收管理费，老头可以增加收入，游人可以娱乐，皆大欢喜。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此，卖艺在别处可以，在华山不行，因为华山只有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大部分窄得只能勉强通过两人。因此，在游人如织的华山上，如果出现堵塞，是很危险的，华山管理局不让卖艺的这条规定是对的。这就是我在给MBA讲课时经常强调的：管理永远是具体的道理。然而，不在此山中的人，往往容易像我一样忽略了具体，就事论事，轻松地产生了正义感。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如果这个挑夫老头真不是卖艺的，他把我们给的钱，看作是帮助，而不是对他表演的报酬；他真是爱好在负重爬山的过程中，吹笛自娱自乐；那么管理员对他的粗暴限制就变得不合情理，也不合法了。于是，管理的第二个关键点出来了，怎么判断老头是否卖艺？其实，他不挑担，只吹笛，都很难判断他是否卖艺。他可以说：“我挑担子爬了一辈子山，现在退休了，不上山吹笛子我难受。”所以他边挑担边吹笛，就更难判断卖艺与否。管理局不可能派一个人跟着他，看他收不收钱，因为管理成本太高；再说，他是专业爬山的挑夫，管理员也跟不上他。有人说：“可以放蛇呀，派出像你这样游客的便衣诱惑老头，如果他一收钱，就抓现行，取消他挑夫执照。”可是老头吹笛子的水平竞争不过街上卖艺的，靠吹笛子养活不了自己，不让他当挑夫，政府就业办不干了：要求他必须在华山就业，因为挑担子爬山是他惟一的劳动技能。
如此一来，他就可以打擦边球了，一旦躲过了管理人员的视线，就开始向游人卖艺。山上卖艺的收入一定高过山下，因为，人在山顶看到大自然时，灵魂多少会净化些，出手也就大方些。另外，挑担子卖艺的收入，一定高过空手卖艺的，因为，人们对挑夫存在同情心。因此，华山管理局如果对老头开了口，西安卖艺的，就会一下子掀起负重登山的训练高潮。于是，华山的挑夫数量陡增，挑夫的文艺水平也高了。华山，于是堵塞了。再于是，华山管理局不得不开始通过秤挑夫们的担子，以识别真假挑夫。可是，不久就发现山上有卖假担子的了，因为假挑夫，一过完秤，就把重量卸了，但为了骗取游客的同情和管理局的监督，还必须挑一个貌似沉重的担子。
他妈的！难道旅游管理局还要管卖假货的？管理问题真是复杂。写到此，我有些后悔，当时怎么没担担老头担子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