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与媒介民主

　　【摘要】议程设置理论是广为人知的传播理论,其表征了传媒与舆论之间的关系,同时,可以用于化解“舆论事件”危机。然而,人们对议程设置理论存在的误读、误用却将其牢牢地束缚在引导和控制舆论层面,从而“绑架”了其对建构“媒介民主”的积极意义,也限制了探讨“民主”的可能。 　　【关键词】议程设置 舆论事件 媒介民主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各种利益、观念分化加剧,由此而生的矛盾冲突不断,突发性与群体性事件频发,典型的如厦门“PX”事件、华南虎事件、瓮安事件、周久耕事件、邓玉娇事件、“躲猫猫”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因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而演化为急剧性、冲突性的“舆论事件”,成为展示转型社会叙事的场域。与此同时,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议程大幅上升,议程设置理论备受关注。媒体可以利用议程设置区建构主流舆论,引导舆论流向,化解结构风险。媒体的“议程”在为某种目的有意为之的同时,也会不期然地建构一种有益的社会价值――比如,权益意识的启蒙与觉醒。基于此,本文试图在还原议程设置理论原型之上,考察媒体与舆论事件之间的关系,去发现中国现代媒体在从国家回归社会的进程中所具有的媒介民主。 　　 　　二、议程设置理论的原型 　　 　　1968年因美国总统选举研究而诞生的议程设置理论,最初用以检验媒介议程对公众的影响。现在麦库姆斯强调:“议程设置理论超越了政治传播这个单一的语境。它的效果可以发生于任何政治系统与传媒系统相对开放的地方。”① 　　很明显,议程设置理论中的媒介与公众对话是在认可美式制度的前提下去追问媒介传播效果与公众意见之间的表征关系。那么,尊崇实证的技术主义,而不刻意将权力化和政治化的意识成分纳入到研究之中,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互动关系的考察维持在微观政策效果、商业诉求等方面,也就构成了传统认知逻辑。而议程设置理论对那些真正触及“媒介利益、公众利益和政治利益之间关系对于传播工具如何受到权力的影响、对于新闻的客观化和社会责任等问题”的研究便以无意的姿态被忽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去政治化思潮使得国内对于西方传播理论的目的和价值观往往视而不见,反映在议程设置理论研究上就是“即便得出相同的研究结果,也可能有不同的原因”②。有学者曾忠告“可以借鉴这一研究假设研究舆论导向等问题,但不能直接用来解释我国特殊的媒介议题的效果”③。“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公众议程)之间不是一个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互动、螺旋式前进的辩证运动过程,即由先在的受众议程到媒介议程,再由媒介议程产生更进一步的受众议程的过程。”④显然,除却媒体受内外干扰而安排的议程之外,其核心要素是“舆论事件”与公众密切的利益攸关度,趣味攸关度等。这是一般意义上以新闻价值遴选公众期待的媒介内容的标准。媒体主动,公众被动,记者才被寄予厚望。可惜的是,经典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路向回避了共性之外的国别、文化、动机等个案性质的问题。 　　作为媒介的元功能之一,议程设置理论最初发生场域涉及的政治传播(选举事件)、传媒开放(媒介环境)、稀缺资源(时间空间)三个关键概念一直未引起国内学者的深入讨论。一直以来,议程设置研究的焦点都停留在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实用层面。 　　 　　三、舆论事件引发的媒介民主 　　 　　中国进入社会转型高风险期以后,以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的乡土社会内部发生多维度多层次的断裂、分化,冲突矛盾主要表现为公众合法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传统大众媒体等易控制型传播资源失语;地方性行政公共管理失当。然而从若干舆论事件来看,事件的多数参与者并不是以“政治对抗”为目的,而是因为合理利益诉求未获满足;他们通常不选择成本代价相对较高的激烈抗争形式,而采取去政治化的行动策略。⑤值得注意的是,媒介民主恰就在其中得以显示、发生。 　　舆论事件在进入媒体议程以后,通常会成为展示议程设置理论两大核心论题――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互构以及话语势力的重要图景。这些图景包括: 　　(1)媒介议程反映出利益阶层或团体利用媒体时的话语位置。其一,强势媒介使用权决定社会舆论走向:在媒体上无法实现自我话语权的弱势阶层与拥有媒介强势使用力的阶层对话基本上是失位的;其二,弱势公众议程对媒介议程反置的泛化――某些“舆论事件”过于垄断简化的处理方式招致公众的不信任。 　　(2)媒体社会传统的转变。时下日益变化的信息社会为媒体提供了报道的话语环境:新媒体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公众媒介素养的普遍提高,国内信息疏导的传播观念和制度的适应性改变;商业权力与消费社会的内在驱动也构成媒体自身“利益追逐”的独立性。这一切促成媒体社会传统的转型。 　　(3)对国家――社会关系变革中媒体作为的多维审视。国家是至高精神和公共权益的实体,是社会统一性的最高层次,媒体则是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协调者。在媒体成为公众汲取信息载体的媒介化时代,因自发性的、短暂的、非组织化的公众权益受侵而发生的集体行为在媒体上反映为舆论事件。它是对权益民主的话语争取,随着在媒体上显现形成媒介民主。 　　(4)记者、编辑角色的自我摇摆与专业化的坚守。舆论事件往往与危机管理联系在一起,记者们在报道相关新闻的同时也经历职业伦理与生存法则的考验。职业化的理想标准是要求记者能够成为对抗意识形态的力量,独立地批判地承担社会责任与公共利益,但现实更多的要求指向生存问题与个体良知。 　　毫无疑问,舆论事件是一种显在的话语实践或集体行为,“不仅被看作是一种正常事态,而且被看成是造成社会变化特别是媒介系统依赖关系性质上的变化的一种重要力量”⑥。媒体对舆论事件的大面积呈现使得公众议程深度参与,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朝对话维度转化。 　　至此,“媒介民主”可以界定为――国家-社会转型情境下“媒体作为”自主的实现,受政策支持、公众参与与市场驱动三方协调性因素影响,从而获得的一种根本上指向政治权益合法诉求的互构权利。 　　综上言之,一方面,中国层面上的“媒介民主”是基于现阶段社会改革转型中的“过程-事件”而引发的媒体“使用”与“主动”角色的反思。所以,本文所指的“媒介民主”不是历史传统自上而下的遗产,也不是知识转移的一厢情愿,而是原生的、有条件的。所谓的原生、条件是指,基于社会发展阶段过程中公众经济利益诉求经由媒介展现,从而决定了“媒介民主”的存在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发生何种效力的媒体内外因素。例如舆论事件为什么能够在媒体上呈现?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对媒介生产过程及形态产生影响的社会权力主体是否发生了变化等等。另一方面,“媒介民主”的社会关系指向中国民主理论视阈下的传播观,且与社会发展凸显的各种矛盾问题纠结在一起,既反映宏观制度框架和困境下中国媒体公共性的渐次成长,又折射公众对社会公共空间的判断――人们通过怎样的公共行为表达、认可、批判和重构集体共享的教育、文化、资本、权力及财富的差距。这区别于西方政治学视野中的理想媒介民主。在西方学者看来,媒介民主是指媒体从某种程度上转化为取代政党政治,成为新的沟通民意、制定政策的桥梁,媒体是诊治社会的独立系统,“通过媒介这一渠道,了解民意听政于民”⑦。我们的媒介民主,表征为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公共权力资源(Public Power Source)的争夺和市民社会“公众议程”对国家-社会“公共领域”的期待。现在来看,中国社会的 “公共领域”是一个无法独立的话题。然而舆论事件的大面积发生与呈现,却将公共领域转化为以“事件”形式维护公共权益的“场所”。 　　 　　结 语 　　 　　早有学者感叹新媒体正在终结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不过话语权与权力、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阶层团体分化造成的话语断裂,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至今,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已可成为考察各种支配性力量,观察媒介在舆论影响下解释以及催生新现象、新问题在整个社会内部运动状态的有力路径。正如社会学家赵鼎新所言,一个平稳的民主转型应该在社会矛盾比较分散的时候进行。■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基金项目《风险社会公共舆论事件传播价值与限度研究》2009CXS010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①[美]麦库姆斯著:《议程设置:大众传媒与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3 　　②⑦黄旦著:《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16,215 　　③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J],《国际新闻界》,2002(2):54 　　④樊亚平,《从受众议程到媒介议程再到受众议程》[J],《科学经济社会》177(3):74 　　⑤吴麟,《大众传媒在我国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中的作为》[J],《新闻记者》2009(5):23 　　⑥[美]梅尔文・德弗勒著:《大众传播学诸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359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