豳风·七月作者身份考

《豳风·七月》作者身份考

张鹤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摘要：关于《豳风·七月》的作者身份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分析旧说被质疑之处，结合《七月》中描述的各种物候、农业生产情况及上层贵族祭祀、宴饮的场面，可知作者熟悉两个阶层成员的生活，加之古有采诗、献诗制度，献诗的为公卿至列士阶层，且西周教育制度是“学在官府”，《七月》既是一篇颇具文学艺术特色的诗歌，非有文艺素养的人是创作不出来的，可知作者身处贵族阶级，并接受过文化教育，综合这些条件可推测，《豳风·七月》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官职不高的士这一阶层的农官。

关键词：《豳风·七月》、作者、身份、农官

《豳风·七月》历来被视为《诗经》中农事诗的代表作品，诗篇所述内容除了一年中各个季节的物候现象和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情况，还有祭祀农神、举行宴飨的场景，如“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①、“献羔祭韭”、“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等语便描绘出了这种庄重的场面。所以，结合《七月》描述的具体内容与表达的情感，以及诗篇在文学艺术上表现出的价值，分析西周时期的文化礼仪制度，对于考证出《七月》作者的身份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七月》作者旧说存疑

关于《豳风·七月》的作者身份问题，历来影响较大的有“周公说”、“农奴说”、“乐官说”等。

“周公说”始于《毛诗序》：“《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1](P135)，朱熹《诗集传》由此生发并写道：“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公刘之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谓之豳风。”[2](P117)使此说具有了教诫的意味。清人姚际恒虽不同 姚小鸥在《田畯农神考》一文中结合《甫田》、《大田》关于祭祀场景的描述，考证出“田畯”应为农神，“曾孙”为贵族的主祭者，所以《七月》中的“田畯”为农神，而非农官。梁锡锋、吴贤哲等学者亦从此说。观点详参姚小鸥：《田畯农神考》，《吹埙奏雅录》[C]，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6页。梁锡锋：《诗经注说》[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吴贤哲：《诗经思想主题新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196-197页。 ①

意周公旦作此诗以劝诫成王的说法，却云：“自馀为周公之诗，与豳无与，而同为豳风者何？盖二南之诗以二公未封前之地而名，非周公、召公之谓也，则周公之诗未可尽入周南；又其体为风，不可入雅；又周公未之国，不可以名鲁风；故

[3](P158)附于豳风之后，以豳风惟一篇，合之可当一国之风云尔。此豳风之大旨也。”

从周公封国角度分析，其实质还是延续了“周公之作”一说。

但“周公说”遭到方玉润的质疑。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豳》仅《七月》一篇，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周公生长世胄，位居冢宰，岂暇为此？且公刘世远，亦难代言。此必古有

[4](P304)其诗，自公始陈王前，俾知稼穑艰难并王业所自始，而后人遂以为公作也。”

《七月》对一年中哪个月有哪种草木鸟虫，该做什么农事，具体如何做都描述得头头是道，没有亲身经历农业生产的人是写不出这么完备的农事经历的。周公能创作出这样的诗篇确乎令人质疑。陈子展的《国风选译》亦云：“尽管周公是当时一个杰出的奴隶主，又自吹多才多艺，也知道稼穑之艰难；他的上一代文王还会‘卑服，即康功田功’（《尚书·无逸》篇），以及‘秉鞭执牧’（《楚辞·天问》篇），也许还做过一阵伐木工作，可是到了武王和他这一代，灭了商纣，成了新的伟大的统治者，他为巩固其新建立的周族的奴隶统治，忙的‘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还来不及办公见客，那就不一定还有余暇精通农事，深明物候，达到《七月》诗里说的这样高度。”[5](P395-396)同方玉润观点相似，陈子展也否定了《七月》出自周公之手的说法。

“周公说”既然不能令人信服，今人则多从《七月》描述内容与表现出的情感出发去考证，于是“农奴说”便应运而生。高亨在《诗经今注》中就说：“这首诗是西周时代豳地农奴们的集体创作，叙写他们在一年中的劳动过程与生活情况”[6](P127)陈子展亦云：“这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里遗留下来的，关于奴隶们一年四季为奴隶主从事耕种生产，而自己却过着最苦的生活，最古老最详细又最真实可靠的韵文记载。”[7](P393)李炳海的《解读》也持同样看法②。“农奴说”观点普遍从“授衣”、“田畯”、“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言私其豵，献豜于公。”、“上入执宫功”等处的描写着手，认为农奴们受到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七月》就是农奴对自己简陋而艰苦的生活的叙述。 ② 观点详参李炳海：《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258页。

仔细分析《七月》的内容，确实展现了贵族阶级和农人们在衣、食、住等方面的悬殊待遇，但作者却没有通过诗篇来表达对所谓奴隶主们的强烈不满和对抗情绪③。“田畯”上文注释中已说明是当时人们祭祀的农神，非监督农人的田官。“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郑笺云“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女子感物伤情，春景引发春情；春天为婚嫁之时，采桑女将同公子同嫁，远离父母，故而伤悲。”[8](P48)这一点亦和奴隶被奴隶主所占有的情况无关。而且农人们吃的苦菜、葫芦，烧的臭椿，住的冬窟夏庐，均是当时农民们普通生活的客观反映④，诗篇作者可说是采取理性、宽容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的，可见《七月》出自农奴之手是值得怀疑的。此外，《七月》中还涉及到祭祀、宴飨之事，作者应该身处其中才能记叙得如此完善，且文中描述到宴飨场面时还给人以喜气洋洋之感，如果是被剥削的劳动者作此诗，会有此感吗？加之文学创作对作者本身文化素养的要求，没有经历过文化教育的人是很难写出优美的诗篇的，何况是《七月》这样一篇极具文学和文化价值的诗歌呢？所以，“农奴说”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持“乐官说”观点的代表学者是褚斌杰。褚斌杰先生在《与楚辞》中谈及《七月》的作者问题时否定了“周公说”和“农奴说”，提出了“这篇作品可能是周王朝乐官在豳地农奴所作歌谣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代言体诗，代农奴与领主立言。”[9](P48)这一说法。《诗经》在开始阶段是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诗，我们不能否认《七月》经过乐官的加工润色，但古代早有采诗制度，《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师旷回答晋侯的问题时曾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

[10](P1017)，《汉书·食货志》亦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可知《夏书》之语，指的也是采诗⑤。采诗制度的存在，说明了诗歌的文字部分是在乐官加工之前已经存在的。且乐官的职责在于对歌词进行加工配乐，其很难对农事生产活动了如指掌，可见，《七月》的作者身份是乐官也是不够准确的。 吴哲贤在其文《诗经思想主题新说》中认为：“《七月》中有关农奴衣着的诗句不能证明农奴在寒冬过着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而且《七月》中叙述的农奴所食之物，所居之处，都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客观反映，所以《七月》并没有反映出尖锐的阶级矛盾。观点详参吴贤哲：《诗经思想主题新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194-197页。

④ 褚斌杰、吴哲贤均持此观点。观点详参褚斌杰：《与楚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51页。吴哲贤：《诗经思想主题新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194-197页。

⑤ 观点详参李炳海：《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③

二、《七月》作者身份考

《七月》的作者既不是位居冢宰的周公，也不是文学素养不够的农奴，农业知识欠缺的乐官亦不可信，诗人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国语·周语上》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颂，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1](P9-10)庶人只能“传以语王也”，献诗的是“公卿至于列士”。据考证，公卿这一级官员属于周王朝的执政官司，“由天子手下的‘三公’即太保、太师、太傅及所属的司徒、司马、司空三有司组成，执掌朝廷的政治、军事、刑法、祭祀等大事。”[12](P45)公卿们平日里政务繁忙，下民间接触农民，搜集创作素材的可能性很小，所以这种去民间采风的任务极大可能由官阶较低的“列士”去完成⑥。另据《礼记·月令第六》载：“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则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13](P175)天子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士⑦大夫们共同参与祭祀天神与农神的“藉田”礼，并且回来后共同参加酒宴，这与《七月》中祭祀和宴飨场景的描写不谋而合。《礼记·曲礼上》还记载：“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14](P27)、“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15](P29)，礼不为下面的庶人而制，土地荒废而得不到开垦，是士的耻辱，由此记载可看出，先秦时期士这一阶层是有负责开垦土地、管理田间事物的职能的，而且关于祭祀、宴饮之类的礼节活动，下层农人也是无权参与的，联系《七月》所述内容，里面既记叙有清晰的农事活动，又有庄重的祭祀、宴飨场面，可见《七月》的作者应是属于“列士”阶层的官员。加之作者如此熟悉自然物侯现象和农事生产活动，可大胆猜测该官员的职责领域应该是在农事方面。

虽官阶不高，但既有献诗的职责，就必定要求士大夫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文学素养，懂得诗歌创作和鉴赏。《礼记》已经记载了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 观点详参刘国祥：《作者考》[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3卷第1期，第45页。 “士”的地位虽低于“大夫”，但作为最基础的贵族阶级，亦和天子、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们一起参与祭祀、丧葬、宴飨等活动。细翻阅《礼记》、《国语》，便可看出此种情况。详参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⑥⑦

的情况，而且西周时期教育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学在官府”，《周礼·地官·保氏》：“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16](P200)还指出西周时期贵族教育的科目有“六艺”和“六仪”，“书”便指的文字一科。文学创作本是复杂的意识活动，没有相关的教育背景，是很难创作出出色的文学作品的。姚际恒《诗经通论》曾评论《七月》说：“鸟语、虫鸣，草荣、木实，似《月令》。妇子入室，茅、綯、升屋，似《风俗书》。流火、寒风，似《五行志》。养老、慈幼，跻堂称觥，似庠序礼。田官、染职，狩猎、藏冰，祭、献、执功，似国家典制书。其中又有似采桑图、田家乐图、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无不具备，洵天下之至文也。”[17](P164)牛运震也云：“此诗以编纪月令为章法，以蚕衣农食为节目，以预备储蓄为筋骨，以上下交相忠爱为血脉，以男女室家之情为渲染，以谷蔬虫鸟之属为点缀，平平常常，痴痴钝钝，自然充悦和厚，典则古雅。此一诗而备三体，又一诗中藏无数小诗，其绝大结构也。有七八十老人语，然和而不傲；有十七八女子语，然婉而不媚；有三四十壮者语，然忠而不戆。凡诗皆专性情，此诗兼各种性情，一派古风，满篇春气。斯为诗圣大作手。”[18](P173)对《七月》的艺术价值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诗人如非接受过文学教育的贵族人士，怎能创作出这样意境悠远，语言清新整齐的诗歌呢？

综上来说，《七月》的作者既属贵族阶级，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拥有浓厚的文学素养，将两个阶层成员的生活能描述得生动真挚而不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并且可以参与祭祀、宴飨等仪式活动便是理所当然了；又因其属“列士”阶层，官职不高，职责可能还主要在农业方面，加之有向天子献诗的义务，作者就与下层农人有很多亲密接触的机会，如此熟知农事生产活动，从而创作出《七月》也是不足为奇的。所以，就《七月》的作者身份来说，诗人极大可能是处于士这一贵族阶层的管理农事方面的官员。

参考文献：

[1]黄焯.毛诗郑笺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宋]朱熹注，赵长征点校.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17][清]姚际恒著，顾颉刚标点.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清]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7]陈子展.国风选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高亨.诗经今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8][9]褚斌杰.《诗经》与楚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2]刘国祥.《豳风·七月》作者考[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2，（1）.

[13][14][15]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6]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8]转引刘毓庆，杨文娟.诗经讲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