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找案件线索

　　一身简洁的蓝色衬衣，手捧一杯清茶，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反渎局局长董延明坐到了《方圆》记者面前，让记者先品一品自己家乡的茶叶。信阳毛尖幽香四溢，董延明告诉记者，18岁时他离开家乡来到广东，现在已经46岁了，爱喝的依然是家乡的味道。 　　“我是从行政管理部门迈向业务部门的，跨度很大。自从进入检察系统，感觉年年都在学东西，尤其来到反渎部门以后，顿时有了新兵的干劲。”海珠区检察院的图书室内，2010年当上该院反渎局局长董延明向记者讲述了在海珠反渎岗位的日子。 　　法医和办公室的经历受益匪浅 　　《方圆》：根据资料，你大学本科是法医专业，是因为何种机缘进入检察院工作的？ 　　董延明：1992年，我从中山医科大学法医专业毕业，第一份工作是留校参加学生管理的工作，从学生变成“学生头”，后来调到办公室，接触的也是本学校法医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后来我毕业了，心里一直想做一些和专业相关的工作，但直到1997年1月1日，我调到海珠区检察院，成为院里的一名法医，才开启了我的法律工作者生涯。 　　《方圆》：你进入海检的时间记得很清楚，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董延明：因为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大日子（笑）。 　　我刚到检察院做法医，还算得心应手。当时，基层检察院法医这一块基本上是空白，像损伤、死因的鉴定，基层检察机关是没有的，一般的做法是委托上级院或者其他拥有专业设备的鉴定机构来做鉴定。当时，海珠区检察院已经开始承担鉴定工作，我进检察院以后在技术科做法医鉴定工作，直到2002年离开技术科调到办公室。 　　《方圆》：办公室的工作对日后主持反渎工作有什么影响？ 　　董延明：检察院内重大的创新和改革、思路的出台都是通过办公室这个平台进行，我认为办公室就是检察院的“发动机”。 　　2002年我刚到办公室的时候，院里正好在创“全国模范检察院”、“全国十佳检察院”，那时候我三十岁出头，必须立刻适应角色。 　　后来，两办（政工办和办公室）又开始了学习型检察院的创建工作。这不仅是读一两本法律书籍的问题，也让我们的检察官团队统一到同一个目标上，这种学习氛围对我们后来反渎队伍的培养和理念的更新都起到很深远的影响。 　　包括当时倡导的扁平化管理也沿用至今，这种管理模式使院内信息的上传下达可以做到及时的共享。特别是对我们现在的反渎信息指挥中心来说，针对三五人的办案组建立微信群，经办人在一线、或是审讯掌握到的信息能够在第一时间让组长、科长、副局长、局长甚至分管检察长了解到，重要的信息“一键”便可传达到检察长的手机中。 　　这种做法和过去传统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可以说这些都是将学习型组织的理念落实到我们的办案当中。 　　死磕证据，利用好同步录音录像 　　《方圆》：初到反渎局时，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件？ 　　董延明：有的，有一起民政系统的系列案件。 　　2010年6月，我们查处了广州市市区两级民政系统渎职、贿赂系列案件，共立案包括广州市民政局安置处原处长丁某、广州市白云区民政局副局长王某等人受贿、渎职案4件4人，涉案金额400多万元。这条线索又带出了移交给广州市检察院的广州市民政局局长和分管彩票中心的副局长以及调研员、巡视员4个人。 　　民政系统和民生关系密切，但很多人对民政系统内部管理的认识不足，反倒是弱势群体有很多的机会接触民政，感触最深。我们发现每年国家在民政领域的投入非常大，而且在资金的分配方面和使用方面存在许多监督不到位的情况。这个问题造成的渎职现象十分明显，而且我们又不断地接到这方面的线索。所以那时候我们查办这领域的渎职犯罪力度很大，2010年我刚到反渎局当局长的时候，就是拿民政这条线开刀的，这是我在反渎局侦办的第一起案件。 　　《方圆》：开头就办民政系统的系列案，当时是否碰到了阻力？ 　　董延明：从群众举报和纪委处获得线索后，我们对线索进行了分析以后马上展开了调查。 　　在审查过程当中，白云区民政局副局长王某的案子还出现了一段插曲：王某的案子刚移交到我们院时，他本人一直声称在接受纪委调查时办案人员对他使用了“打针吃药”的方法，使他出于麻醉状态，所以交代了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情。 　　王某到我们院之后，办案人员告诉他，整个讯问过程都会进行录音录像，希望他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和反映其他的诉求。我们的录音录像通常从进入办案区就开始了，贯穿整个办案过程。可是让我意外的是，这件案件移送到公诉部门的时候，王某对之前交代过的问题又有了新的说法。 　　王某对收受好处、利用职务给他人提供便利的行为表示认罪，可是他称认罪原因是为了获取取保候审，并且表示检察机关在审讯期间，对他进行了“诱供”，供词都是在办案人员的“点拨”下回答的。这时候，我们院的录音录像就可以证明一切都是按照正规的法律程序进行，办案人员和王某的对话都是正常的问询，不存在“诱供”的可能。事实摆在那里，后来我们将视频证据提供给广州市检察院的公诉部门，同时提交给法院，就证实了王某说法自相矛盾，一下子就推翻了他的辩解。 　　所以我说，办案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少数人性格会比较偏执，所以办案部门一定要固定好证据，提前做好防范。 　　《方圆》：搜集证据阶段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董延明：在搜集证据方面，我们院总结了几点，首先是供述笔录同步，其次是用影像资料、走访资料固定证据，第三是创新证据瑕疵排除机制，即通过安排资深干警作为笔录审查员排查笔录存在的时间、地点等细节上的“陷阱”，减少证据排除风险。 　　关注案件背后的案件 　　《方圆》：近些年，海珠区检察院的反渎案件总量一直排在全省的前列，去年全广州市两级院反渎案件人数总量为163人，海珠就办理了26人，办案规模大。作为这支反渎队伍的带头人，能说说有什么“奥秘”吗？ 　　董延明：海检一直以来都很重视渎职侵权工作，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行业和部门。这几年，我们反渎工作侧重针对关乎民生民利、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部门进行深挖。我认为，办理反渎案件首先要找好关注点。 　　比如某个行业、某个环节的人员出现有人送钱的情况，那么收受好处后是否会有对本职工作的玩忽职守、对监管职责的懈怠呢？事实上，广州市曾有一个统计数据，贿赂中间夹杂着渎职情况的比例非常高，受贿人员中近乎八成有渎职的行为。 　　其次是自身反渎队伍的业务素质需要不断增强。在我看来，关键的一点是反渎干警需要增强主动作为的意识，事先了解一些专项工程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升办案质量。假设一起反贪案件涉案人员罪名成立，我们反渎要主动关注该案案件结构当中是否包含渎职的情况，即使最后立不了案，前期也要查。如果真有渎职犯罪，那么办案数量自然就上去了，如果没有渎职，也可以促进领导干部勤政、廉政。 　　《方圆》：主动出击，也就是你提过的“能动反渎”，能讲讲“能动反渎”的具体内容吗？ 　　董延明：2013年初，我们就拟定了围绕院中心工作，探索“能动反渎”机制的整体计划。通过动员大家参与论证，实现了反渎工作内化到人，并确定了责任层层分解、案案落实把关的实施方案。当时确立了四个机制，主要是线索能动发现调查机制、能动预防机制、柔性执法机制和信访案件能动化解机制。 　　《方圆》：能动反渎当中的能动发现调查机制，在反渎工作中的运用情况如何？ 　　董延明：能动发现调查机制有三点。第一是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重大危害后果的事件依法启动反渎调查。第二是畅通院内线索移送渠道。最后是搭建与纪委、上级院等的联动平台。2013年，我们先后调查了买卖献血证和“山寨”救护车泛滥等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监管问题。问题信息上报以后，万庆良书记和陈建华市长都做了批示，卫生和交通等部门马上联合制定了特种救护车辆管理办法。我局还根据公诉科移送的1条线索，成功立案1件7人，根据上级院领办、交办5条线索，立案5件6人。 　　能动反渎的线索发现调查其实是我们院反渎部门长时间办案总结出来的经验，早在2010年，为消除广州市在亚运会期间的食品隐患，我们查办了广州市屠宰食品行业存在的腐败问题，立案查处8件8人，涉及牲畜屠宰管理部门、检验检疫部门、畜牧兽医部门好几个不猛，海珠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查处这些案件的线索就是从新闻报道中发现的。 　　《方圆》：如今，社会大众常常感觉“吃得不放心”，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问题是重中之重，广州市屠宰食品行业系列案是怎么查找线索的？ 　　董延明：多年来举报在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信息传递方式等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来曝光自己所见所闻，通过社会舆论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平、公正的诉求。所以，我们的反渎队伍在日常工作中也逐渐培养上网读报，从中发现和甄别有价值线索的习惯。 　　在广州出现了“瘦肉精”猪肉、“注水肉”和“病死猪肉”等相关报道后，群众对于食品安全尤其是猪肉制品安全产生了普遍担忧，社会大众就期待司法机关能够采取切实措施打击该领域的职务犯罪，促使相关职能部门加强监管，让老百姓吃得放心。我们意识到这些报道的案件价值，于是利用互联网进行线索梳理，发现全国各地不断出现了“瘦肉精”猪、“注水肉”和“病死猪肉”的有关报道，相关职能部门在生猪流通、屠宰、猪肉制品流通等领域存在失职渎职贪污腐败的情况也经常见诸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向领导汇报得到批准后，我们立即组织业务骨干成立线索评估小组，对线索进行仔细充分的评估并制定了周密侦查计划，这类的案子的初查阶段至关重要。 　　《方圆》：后来如何突破的？ 　　董延明：其实在2008年和2009年，我们检察院自侦部门就查办过涉及生猪及猪肉制品流通领域的案件，当时通过提审在押犯，传唤缓刑犯，从中就了解到这个行业失职渎职贪污腐败的特点。在中间收集和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再生线索。 　　其次是多渠道多层次收集、过滤案件信息，确定案件切入点。用网络、实地查看、化装侦查等方式开始摸查广州市肉制品屠宰、流通等环节的主要参与者。 　　最后结合2010年以前自侦部门查办的相关案件、线索进行筛选分析，成功将侦查主要方向确立了下来。当时就决定从肉制品生产、流通负有监管职责的工商、检验检疫以及畜牧兽医等政府职能部门的失职渎职、贪污受贿上切入，将案件的突破口锁定在广州市花都区屠宰场的老板毕某某、刘某某、陈某某三个人身上。在办案过程中，办案干警还通过电话查询、跟踪定位、蹲点守候和隐蔽拍摄等手段，摸查毕某某、刘某某、陈某某的活动规律、交往人员的基本情况。在这些工作全部做好的情况下，才有后来对涉案人员的顺利抓捕，迅速破案。 　　渎职犯罪，不仅要打也要防 　　《方圆》：近几年，你认为海珠区检察院在打击渎职犯罪中有哪些变化？打击渎职犯罪是否有规律可循？ 　　董延明：我们的侦查方向和侦查能力是围绕着能动反渎的理念逐渐转变的。现在，我们的侦查人员不会满足于纯粹搞清楚案件的行受贿的问题，我们掌握的所有线索，都会把它作为渎职的线索来对待。 　　关于打击渎职犯罪我总结了八个字，反渎案件要做到“固定两头，中间开花”。其中“两头”一头是案件引起的重大社会后果，即结果；另一头是案件所涉及行业中规定的做法即行为；“开花”就是要明确渎职罪名，实现立案，在中间查找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使固定后果，查实行为。 　　《方圆》：我们发现许多社会上产生严重后果的案件背后往往隐藏着渎职行为，你认为检察机关除了在调查力度上多下工夫，还可以做哪些工作？ 　　董延明：我认为渎职犯罪在打击的同时，也要重视预防，我们院在这方面就做了挺多工作。第一是个案预防，对已经查过的行业进行分析整理，我们会把案例通报到所在单位和上级部门，用书面的形式建议他们采取措施堵住漏洞。第二，对辖区内的相关行业，虽然没有出现犯罪，但我们会联合纪检监察部门，把预警宣传“送上门”。 　　在渎职犯罪能动预防机制上，一是向内，强化案发单位的预防。二是向外，增强职能单位的预防意识。三是向下延伸，增强反渎工作社会认同。四是向上反映，自觉将反渎工作纳入上级机关的总体部署。 　　比如在2013年，我们查完广州市污水治理领域7件7人渎职、贿赂系列案后，直接推动污水治理主管部门主持召开了“全市污水治理廉政风险防控研讨会”，讨论治水领域职务犯罪风险、原因及防范对策。这系列案件还被广东省检察机关列为全省集中开展查办与预防危害生态环境职务犯罪专项工作的五大典型案例之一。 　　《方圆》：你对反渎工作最大的期许是什么？ 　　董延明：老百姓有一个说法，说部分公职人员有“不收钱不办事，收钱乱办事”的现象，这类现象产生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外界对特定行业的不了解，而该行业的办事规律又不公开不透明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渎人员就要尽最大的努力查办渎职和渎职背后的贪腐行为，反渎部门在做好监督时要有最大程度的意识和决心，让公职人员知道应该时刻谨记勤政、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