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对[如何评价钱钟书]的几点"声辩"
我一向只读书不看报，友人告诉我，《中华读书报》发表徐晋如先生的书评，颇称赞李洪岩、范旭仑在《为钱钟书声辩》中对我关于钱钟书的种种议论的批评，恰有友人送我一册《声辩》，而将拙文作为代表性文章来批驳的《如何评价钱钟书》正是压卷之作。本来看过也就罢了，但因浏览了书中其它文章，不免有良家女子被掠卖为娼的感觉，只得也“声辩”几句。
首先，我对钱先生的全部尊敬和评价早见于《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为庆贺钱先生八十华诞写的《〈谈艺录〉的启示》一文中。后来之所以又写了《解构钱钟书的神话》，是有感于“钱学”正在滑向钱先生最担心的庸俗化方向。就看眼前的《声辩》吧，陈芝麻烂谷子的老帐，文人间的争风怄气，家族中的丑闻隐私，都被冠以学术的名义，付之轻薄的笔墨?如论吴宓?翻覆播弄。前一阵媒体还大炒钱家一件邻里争殴的旧事，波浪迭出。我固属孤陋寡闻者，但也不曾料及钱学竟深入到这一步，更不知道当今世界还有哪位学者像这样被“研究”过?钱先生在天之灵，怕要两眼出火。
其次，两位作者似乎没见到《南方都市报》1996年11月1日所载的拙作原文，只凭着某报转载的文字就大肆驳论，未免失之轻率。拙文原题作“在学术的边缘上”，编辑将丫环作夫人，径取小标题充作题目，某报?我至今不知是何报?又改成“请还钱钟书的本来面目”，一个比一个更耸人听闻。徐文一再称两位作者为历史学家，而两位历史学家却是非常轻率地使用二手资料，结果就误引了一段让人不知所云的文字：“时下的钱学，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暇接，自无意去留意钱钟书如何看”。他们还说这是对“钱学家”空前绝后的过誉。我实在不好意思承认，自己从来不曾“过誉”过钱学家，偶有冷嘲倒是真的。我的原文是：“譬如彼此隔墙看园景，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暇接，自无意去留意钱钟书如何看；眼界不及钱钟书的，钱钟书看到什么，又焉得而知﹖”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吧——有本事就去研究钱钟书研究的东西。
第三，关于读书，我说：“大师固然有值得我们尊敬、学习的地方，大师的著作应该读。但若你也想成为大师，或者具有那样的思想和学问，那么首先需要去读大师读的书。多年来，我们的学术界缺乏有力度的思想，更缺乏有建树的大师，除了学术环境的不正常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只是读眼前的大师，更多的是谈大师，许多人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这些大师读过的那么多书，他又读过多少呢？”两位作者质问道：大师的书是奶，大师读过的书只是草或草料，为什么不许人喝奶而统统赶去吃草呢？恕我鲁钝，不能理解他们所说的奶和草料的关系，我猜想两位大概不理解“学有本原”四个字。清代陈玉?有言道：“世人于唐宋大家，学大家所以终其身不能至，五经而下，秦汉而上，皆大家所自出，逐其流而遗其源，固未有能达者。”（魏禧《学文堂文集序》引，《魏叔子文集》卷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两位作者不吃草料，所以质问我：“蒋寅先生到底读过多少大历诗人读过的书呢﹖我深表怀疑。”其实根本不用怀疑的，也不必翻我的书去验证。一个对旧学略有知识的人应该不会这么发问——读完大历诗人读过的书，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也不需要许多时间，失传的书是有限的。更进一步说，读完钱钟书读过的书，虽说要难一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唯其如此，钱仲联先生可以说“中国学问不敢多让”。只可惜我辈没有多年留学的经历，读那么多西洋典籍只能留待来生了。我想说的只是，多读一点大师读的书，大师就会缩水。
第四，关于钱钟书的诗，两位作者强调“懂诗的老前辈自陈衍、夏敬观、李宣龚、卢弼，到陈声聪、冒效鲁、徐燕谋、郭晴湖等等，均有评价，我也不想多嘴”。我不想说这是一种很轻佻的讨论方式，只想说它起码是没有意义的言说。我在１９８２年就读过钱钟书亲笔题献给冯振先生的《中书君诗》了，如果我以此作资格论证，有意义吗？诸公均有评价，别人难道就说不得了？别说是钱钟书，就是陈衍本人，诗名远比钱钟书大吧？我也照样可以说他的诗不怎么样。只有缺乏判断力的人才用这样的句式：资格定语＋人名＋都怎么怎么说。如果是我，就直接对蒋寅说钱钟书诗“有南宋江湖派的浮滑，出于太容易”发言。我对钱钟书诗的评价当然是可商榷的，起码先师程千帆先生就定不首肯，千帆先生是很推许钱先生诗才的。
第五，关于钱钟书有没有思想，这不是我的话题，只是顺便提及。说钱钟书没有思想显然是轻率的，应该问有什么样的思想。如果写过几篇谈哲学家的文章，或写写同时代的哲学家，就算有思想，那么现今中国满处是有思想的人。就连我这号全无哲学头脑的人，说不定哪天也会写写今道友信什么的。中国敢称哲学家的人很多，敢称思想史家的人也不少，但有谁敢称是思想家？我倒想悬赏征求一下。两位作者盛赞钱钟书思想深邃，自无不可，但不能因此不容异议。知识背景不同，人对人的评价差异会很大。中国音乐界都推卡拉扬为二十世纪首席大师，而老卡的同门切里比塔契却说卡拉扬根本不懂音乐，好像很有些乐评家赞同他哩。
第六，关于钱钟书的道义担当和责任感，两位作者质问我：“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评价一位主要在书斋中生活的学者？是以他的学术贡献为评价基准，还是以学术以外的其他什么为标准？”问得有理。遗憾的是我们不是在讨论一位学者，而是在衡量一位“大师”。我对大师是有定义的：“大师不光是学问渊博的人，还必须是陈寅恪先生所谓‘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即开一代学术风气，创立一种学术规范的人，而最根本的是要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的人。”两位作者并未对我的定义加以质疑，徐文连我的定义都不知道，便轻加雌黄，就更不应该了。其实这个问题，只要看看胡适日记，看看1921年6月3日警察在新华门前打学生，胡适做了什么；再想想毛泽东让陈寅恪当历史所长，陈寅恪提的条件是什么，结论就很清楚了。
第七，关于钱钟书的学问是否取巧，两位作者只要在《管锥编》或《谈艺录》里选一条长些的去做成一篇当代意义的学术论文，自然会明白。再建议两位将两部书中征引的外文及注释翻译成汉语，检点一下有多少是没有中译的书，多少是人们不熟悉的书，多少是常见书，然后再谈钱钟书的渊博以及是否开创学术范式的问题。当我看到钱先生征引我们读过的西洋小说都一一注明原文时，曾深为自己引用汉译名著而惭愧——暴露自己的不渊博犹是小事，最主要的是不够严谨。等我也有人帮忙核对原书时，涉及西典一定全都注明原文。
第八，关于钱钟书是不是大师，现在我想改投赞成票了。因为再三有朋友说：“你太认真了。如今×××、××等不都是大师么，钱钟书怎么就不能是大师啦？”我想想也是。以我的标准来看，大师只存在于不多的一些古人中，如今称人为大师，无异于咒人为死人。幸好钱先生已成古人，就如大侦探波罗说的，“对死者不存在诽谤”了。
两位作者在文章中不断批评我的话含混，我读两位的文章也觉得不乏无事生非之处。事情就是这样，对话和理解有诸多层次，常识、观念、立场、智力，无论哪个层次都不易沟通，只能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从大处体会别人的意旨。但有一点我想指出，李洪岩先生似乎没有必要将闲聊的话举为证据——脱离具体语境，所指才是真正含糊的。我已记不清原话是否真是如此，但现在若有人说“《管锥编》实在没什么，将来电脑发达，资料输进去都可以处理的”，我肯定也不以为然。
最后顺便提一下，我关于钱钟书的两篇文章都收入了2000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刊行的随笔集《学术的年轮》中，两位作者及有兴趣的读者自可覆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