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

·古代斯巴达史研究·

古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

祝宏俊

内容提要　公民大会是古代斯巴达重要的权力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公民大会所

拥有的权力与地位并不完全一样。大体上,斯巴达国家建立伊始,斯巴达公民大会已经产生。但直到公元前7世纪初,它一直是贵族统治的装饰物。在这之后,公民大会在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监察官一道构成古典时期斯巴达立法机制的核心,使得斯巴达政制成为特殊的民主政治。自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公民大会逐步失去了政治意义,至公元前3世纪,完全退出了斯巴达政治舞台。

关键词　斯巴达　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是古代希腊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权力机构,不仅在雅典等民主制度比较典型的国家存在,在斯巴达等民主政治不太发达的国家也存在。但长期以来,人们对雅典等民主国家的公民大会比较重视,而对斯巴达等民主政治不典型的国家的公民大会比较忽视。在西方,斯巴达研究的大家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贬低斯巴达公民大会的作用,如芬利称斯巴达公民大会没有公民讨论,不能充分表达公民意志①;德圣克罗阿主要从外交政策的制定这个角度说明公民大会对国家大政方针没有实权②;卡特里奇具体分析了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会、公元前404年的审判波桑尼阿和公元前378年审判索福德里阿斯等三次事件,指出公民大会对国内事务不具有真正权力③。当然,与此相反的意见同样存在,如安德鲁斯认为斯巴达最主要的决策活动都是在公民大会上完成的④,刘易斯则列举了公元前418、415年的公民大会,并对德圣克罗阿的观点进行了反驳⑤。综合来看,目前人们对斯巴达公①

②M.I.芬利:《斯巴达》(M.I.Finley,“Sparta”),M.I.芬利:《历史的使用和滥用》(M.I.Finley,TheUseandAbuseofHisto-ry),伦敦1990年版,第161页。G.E.M.德圣克罗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G.E.M.deSte.Croix,TheOriginsofthePeloponnesianWar),伦敦1972年版,第124—131页。

保罗·卡特里奇:《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PaulCartledge,AgesilaosandtheCrisisofSparta),伦敦1987年版,第130—138页。

A.安德鲁斯:《古典斯巴达的政治制度》(A.Andrewes,“TheGovernmentofClassicalSparta”),E.巴狄安编:《古代社会与制度》(E.Badian,ed.AncientSocietyandInstitutions:StudiesPresentedtoVictorEhrenberg's75thBirthday),牛津1966年版,第③④

民大会的研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没有从组织制度上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二是没有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往往以某一特定时期内的公民大会的状况来代指全部历史,三是往往以雅典公民大会作为标准来评价斯巴达公民大会。因此有必要对斯巴达公民大会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一

公民大会在古希腊由来已久。早在荷马时代,公民大会就普遍存在,但当时的公民大会不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①。到了古风时期,也就是古希腊城邦体制形成的过程中,随着平民等社会下层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公民大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国家政治中的重要的权力机构。斯巴达的公民大会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约公元前10世纪,斯巴达人南下,来到拉科尼亚,逐步定居下来,并继续对周边地区扩张。此后不久,发生了著名的莱库古改革。流传下来的改革文件“大瑞特拉”对公民大会的机构设置作了新的规定。大瑞特拉说:当你为宙斯和雅典娜建立起了一座神庙,并把人们分成“菲利”(phyle,以血缘关系进行的政治划分———笔者注)和“奥巴”(obae,以地缘关系进行的政治划分———笔者注),再创立起包括阿卡伽塔伊(archagetae,通常认为他们是国王———笔者注)在内的30人的元老院(gerousia),你们就得经常在巴比卡(Babyca)和科纳基翁(Cnacion)之间“阿佩拉曾”(意即“举行阿佩拉”)并在那儿提出或废除提案。但是,人民必须要有表决权和权力②。根据大瑞特拉,斯巴达公民大会成为拥有明确权力、固定会期和会所的政权机构。

大瑞特拉中重新设立的公民大会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是大会的名称由agora变成apella。大瑞特拉提供了四个政治任务,一是创立新的宗教信仰。二是实行新的行政区划,即以血缘和地缘双重标准来划分。三是创立包括国王在内的元老院。第四就是创立apella会议。虽然大瑞特拉没有直接提到apella,但通过语言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新的权力机构就是apella。apella一词在后来的希腊语中出现得很少,所以人们对它早期的具体情况了解并不多。据克里姆斯研究,apella可能来自德尔斐的神apollo,在德尔斐地方,太阳神写作Apellon,apella就是以祭祀太阳神阿波罗为中心的宗教集会③。应该承认,宗教改革在大瑞特拉中有特殊意义,这方面的改革被列为整个大瑞特拉法律的第一条。再者,在古代宗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极大,因此举行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会议代替以前的那种公民大会,或者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召集民众的力量,举行公民集会,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词被用到斯巴达时不再仅仅是个宗教集会,而是指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群众的集会。从大瑞特拉的后文看,文献规定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职能等。显然,apella是一个代表面较广的权力机构。

在大瑞特拉改革中,斯巴达公民大会的召集人似乎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大瑞特拉的条文中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记述。估计这时公民大会的召开仍然控制在贵族和国王的手中。

在大瑞特拉中,公民大会成为相对固定的权力机构,有了比较固定的召开地点。大瑞特拉规定,公民大会在巴比卡和科纳基翁之间举行。克里姆斯从词源学的角度加以分析,认为这两个词反映出:

①国内学者晏绍祥教授对此有专门研究。参见晏绍祥:《荷马史诗中的人民大会及其政治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最初斯巴达的公民大会是在斯巴达城之外举行的①。密希尔赞同这一观点,他说斯巴达城内拥挤、嘈杂,迫使人们到城外开会②。但据亚里士多德研究,科纳基翁是一条河,巴比卡则是一座桥。普鲁塔克对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基本表示赞同,只是指出巴比卡在他那个时代改称科罗马斯,科纳基翁改称奥努斯③。古代斯巴达城座落在厄托拉斯河中游及其支流交汇处,从考古材料看,斯巴达主要居民点都分布在厄托拉斯河的西侧。如果是这样,那么斯巴达的公民大会则必然在斯巴达人聚居中心。早期斯巴达的公民大会也没有人工建造的会议厅。普鲁塔克称早期斯巴达在野外开会④。这一说法可以得到修昔底德的佐证,修昔底德则称到他那个时代斯巴达都没有大型的建筑物⑤。大概是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斯巴达的公民大会有了自己的固定且经过人工修筑的会址。波桑尼阿在他的游记中称斯巴达的公民大会有固定的开会地点,这个会址为西阿斯(Skias),由特奥多罗斯主持修建⑥。据《牛津古典辞书》,特奥多罗斯的活跃期在公元前550—前520年⑦。因此,笔者认为斯巴达的公民大会的场所可能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在城外,后来逐渐移入城内,开始的时候没有建筑物,在露天举行,后来有了自己的会馆。虽然地点有所变化,但不是像荷马时代那样频繁变化,而是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相对固定。

大瑞特拉还表明公民大会已经成为定期开会的实权机构。大瑞特拉对公民大会的召开用了一个介词词组———hwbaseshwbas———做状语。学者对这个短语的理解意见纷纭,克里姆斯认为是一个季度一次,而且其次数可能也有所变化⑧。哈蒙德认为会议间隔没有固定的时间,但其频率大于每月一次,但他没有说是不是一个季度一次⑨。“洛布古典丛书”也与哈蒙德持同样的观点,我国商务印书馆

01出版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在翻译相关段落时也持同样的观点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公民大会是

1逐月开的。如密西尔、奥利瓦、瓦德-凯瑞等,瓦德-凯瑞更认为它在每个月的固定日子召开 。综

合比较,此论得到更多的证据支持。修昔底德在记述公元前432年的斯巴达公民大会时,曾说斯巴达

21的公民大会是习惯的、惯常的 。这表明斯巴达的公民大会是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一年一次、一

31季一次似乎都间隔太久。希罗多德曾经记述在马拉松战役前夕,斯巴达托称月亮没圆不能出征 。

显然,月圆在斯巴达的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联系斯巴达公民大会本身与宗教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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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K.M.T.克里姆斯:《古代斯巴达》,第485—486页。H.米歇尔:《斯巴达》(H.Michell,Sparta),剑桥1964年版,第146页。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莱库古传》(Plutarch'LivesLycurgus),洛布古典丛书,伦敦1921年版,VI.3。普鲁塔克:《莱库古传》,VI.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洛布古典丛书,伦敦1919年版1928年重版,I.10。

波桑尼阿:《希腊纪事》(Pausias,DescriptionofGreece),洛布古典丛书,伦敦1926年版,III.12.10。

S.荷恩布洛瓦:《牛津古典辞书》(S.Hornblower,TheOxfordClassicalDictionary),牛津1996年版,第1501页。

参见K.M.T.克里姆斯:《古代斯巴达》,第488页。

N.G.L.哈蒙德:《斯巴达的莱库古改革》(N.G.L.Hammond,“TheLaycurgusReformatSparta”),《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ofHellenicStudy)1950年,第70卷,第43页。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第93页。

参见H.米歇尔:《斯巴达》,第146页;帕维尔·奥利瓦:《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第92页。

⑥⑦⑧⑨01 1

特殊的关系①,同时处理军事行动又是公民大会的重要职能,那么在每个月的满月之时召开公民大会的观点与其他的观点相比显得更为合理。

大瑞特拉颁布之后,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政治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大瑞特拉的最后一句规定:“要让人民拥有权力。”权力的内容在大瑞特拉的第三句中作了规定:“在这里(或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或取消法律”,结合上下文可知,应是国王或元老院在公民大会前提出议案。

大瑞特拉对公民大会的权力、会期、会址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是公民大会和普通民众政治地位提高的表现。这些规定使得公民大会初步摆脱了贵族的控制,推进了斯巴达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莱库古改革大约发生在公元前9世纪末8世纪初,在雅典,定期召开公民大会直到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才初步确定下来。可见,大瑞特拉的改革使斯巴达的政治民主化来得比雅典更早。

二

大概自公元前7世纪前期,斯巴达公民大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政治地位和平民性质进一步提升。公元前399年,下层公民基那敦密谋起义。消息传到斯巴达城内,色诺芬说,监察官来不及召开公民大会,甚至“小公民大会”(littleassembly)都来不及召开,临时召集了在斯巴达城内的长老就马上采取行动。在这里,公民大会被放在首先考虑之列,此后是小公民大会,最后才是长老会议。显然,公民大会在斯巴达的政治生活中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德圣克罗阿、卡特里奇等人曾经指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是个橡皮图章,其主要证据有三:一是公民大会没有独立提案权,或者说普通公民在公民大会上没有发言的机会,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二是公民大会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只是附和贵族和国王的意志;三是公民大会的召开与否掌握在贵族手中。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公民大会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大概在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色奥彭浦斯王在位时期,斯巴达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其中涉及到公民大会的内容:一是设置了代表普通公民利益的民选监察官②;二是对公民大会举行了新的规定,据普鲁塔克记载,色奥彭浦斯、波吕多洛斯任国王时,在瑞特拉中加进了一条:“如果公民大会意欲采纳一条歪曲的决议,元老和国王有权休会。”③这一改革文献告诉我们,自莱库古改革建立斯巴达公民大会之后,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政治地位显然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公民大会在原先的表决权的基础上得到了审议权,即对国王、长老提出的议案加以审议修订的权力。按普鲁塔克的记述,最初公民大会不允许提出议案,但可以对长老或国王的议案表示反对或支持,也就是说只能投票或表示支持或表示反对,但不能修正原先的议案。普鲁塔克接着说,后来公民大会利用增加字句的办法来歪曲或曲解提交给他们的议案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色奥彭浦斯的新法案规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元老和国王有权休会。但色奥彭浦斯并没有取消公民大会的审议权,致使加以限制,所以如果与公民大会刚刚成立时相比,其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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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大瑞特拉的第一条就是创立宙斯崇拜和阿波罗崇拜。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le,Politics),洛布古典丛书,伦敦1932年版,1313a25;参见吴寿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1页;又见普鲁塔克:《莱库古传》,VII。

古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

疑增加了。21公民大会的主要成员是平民,所以公民大会是否有独立意志的关键是看公民队伍大多数的平民的意识是否得到伸张。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前432年的斯巴达公民大会。在这次会上,国王阿基达马斯与监察官先后发言,提出不同的主张。阿基达马斯要求暂缓宣战、寻求仲裁,而监察官主张立即宣战,最后公民大会表决认为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三十年和约”已被破坏,必须宣战。随后,斯巴达采取了紧锣密鼓的措施进一步向雅典施压,并不惜宣战①。这里首先,公民大会有在不同意见间进行选择的权力,其次,斯巴达采取的这些措施显然与阿基达马斯和监察官的建议都不一样,应该是这次公民大会独立做出的决议。这些说明公民大会的独立意志并没有完全取缔。又如,公元前418年,阿基斯一世率军进攻阿尔哥斯,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阿基斯一世擅自撤军,致使整个战争功亏一篑。回国后,斯巴达人要拆毁阿基斯一世的住宅,处以巨额罚款。后经阿基斯一再恳求,斯巴达人同意免予处罚,但设置了一个十人委员会,规定阿基斯不经委员会同意不得自作主张。显然只有公民大会才能代表斯巴达人,反过来如果全体斯巴达有这样的主张,那也会在公民大会上获得合法性。因此,这个决议显然也是公民大会独立做出的②。再如,公元前415年的公民大会。这一年,雅典发动远征西西里的战役。叙拉古、科林斯代表来到斯巴达,参加了斯巴达的公民大会,要求立即支持西西里。但监察官和其他官员只打算派人要求叙拉古不要投降,不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支持西西里。这时,恰好雅典名将阿尔西比阿德斯叛逃到斯巴达。阿尔西比阿德斯随后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了雅典的薄弱之处。最后,斯巴达公民大会放弃了原先的主张,接受了阿尔西比阿德斯的建议,决定立即兵分两路,一支进攻雅典本土,一支直奔西西里③。显然,在这几个例子中,公民大会并不是橡皮图章,而是对斯巴达的政局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公民大会内部的不同意见和辩论通常被视作公民大会是否拥有独立意志和真实权力的标准之

一。芬利认为,既然斯巴达公民被教育得只知道服从,那么公民大会内部就不可能有辩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前文所述,色奥彭浦斯的改革就是在公民大会有权对议案进行讨论、修订的情况采取的。具体实例如公元前475年的公民大会,此时斯巴达刚刚退出希波战争,雅典建立了提洛同盟,成为东地中海的海上霸主。斯巴达元老院、公民大会一致主张对雅典宣战,以恢复斯巴达的海上领导权。这时,赫托伊马里达斯(Hetoemaridas)向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提出反对意见。最后,公民大会采纳了他的意见④。又如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会,监察官在表决时要求按观点不同,分别站队,显然公民大会内部存在不同的观点。公元前378年,在审理斯巴达海外总督斯福德里阿斯(Sphodrias)擅自进攻雅典时,斯巴达公民就分成三派:监察官要处以死刑,国王克里奥布鲁托斯(Cleombrotus)主张敕免,还有不少人介于两者之间⑤。最后的结果虽然是国王的意见得以通过,但它告诉我们,公民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两种、三种甚至更多的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必然反映到公民大会内部。显然,斯巴达公民大会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不同意见必然会有讨论、争论,只不过这种讨论不及雅典公民大会那么激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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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87、88、12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6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88-93。

22世　界　历　史　　　　　　　　　　　2008年第1期其次,斯巴达公民大会并非没有独立提案权。笔者认为卡特利奇等人所说的没有独立提案权的关键是没有代表普通公民的提案权,就雅典而言,因为雅典的提案权掌握在四百人会议或五百人会议手中,而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主要由普通公民组成。诚然,大瑞特拉规定国王和长老会议拥有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的权力,但我们并不能将国王和长老会议的这一权力扩大化,认为他们垄断了所有的提案权,更不能认为斯巴达的平民就绝对地没有了提案权。事实上,斯巴达没有雅典那样的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但是,斯巴达的普通公民同样拥有提案权。

其依据一是代表平民利益的监察官拥有提案权。斯巴达监察官何时建立不得而知,但可以确知在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斯巴达设置了代表平民利益的监察官。它由普通公民选举产生,一年一任。所有公民不分贫富均有权当选①。所以,监察官主要代表了普通公民的利益。斯巴达监察官共有五位,虽不像雅典的四百人会议或五百人会议那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但它同样属于一个代表平民利益的集体性的权力机构。引人注目的是,监察官有权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如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会,国王和监察官在雅典是否违背三十年和约、是否发动对雅典的战争问题上出现分歧,国王主张暂缓对雅典发动战争,而监察官则主张立即对雅典发动战争。最后,监察官将分歧提交公民大会。显然,这里监察官与国王一样拥有提案权。公元前3世纪末,阿基斯四世改革时,为了减轻改革阻力,他授意亲信监察官吕山德向公民大会提出改革议案,后被公民大会批准②。这里为什么国王不向公民大会直接提出议案,显然监察官与公民大会直接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提案更易为公民大会所接受。应该指出,监察官同样没有垄断提案权。

依据之二是普通平民也拥有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的权利。如前所述,公元前475年,赫托伊马里达斯在公民大会上提出议案,反对对雅典宣战,最后公民大会采纳了他的意见③。赫托伊马里达斯虽然属于贵族阶层,但他显然不是以元老院和国王的名义,而是以公民的身份提出新建议的。又如,雅典演说家埃斯奇尼斯(Aeschines)曾经说:一次,一位善于演讲但名声恶劣的人在公民大会上提出自己的议案,公民大会准备对他提出的议案进行表决,这时一位元老赶到会场指责公民大会竟允许这样的人发言,建议指定一位不善演讲,但具有勇敢、公正、智慧的人将他的演说尽可能完美地重述一遍④。这里,新的发言人没有指定为元老贵族,只是有道德人品方面的要求,说明公民在理论上拥有发言权。

依据之三是长老会议并没有真正行使提案权。从历史材料看,古典时期斯巴达的长老会议很少活动。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人的记载中,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两次,一是公元前6世纪,国王阿那克桑德里戴斯没有男性后裔,监察官要求他重新娶妻生子,但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称其妻无错,不肯休妻,监察官与元老院商量后决定,同意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在不离婚的情况下娶妻生子。这里不是长老会议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倒像是监察官向长老会议提出议案。另一次是基那敦起义,因为消息来得突然,监察官来不及召开公民大会,色诺芬说甚至“小公民大会”都来不及召开,临时召集了在斯巴达城内的长老就马上采取行动,秘密逮捕了基那敦。显然,这里的长老会议是不得已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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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掘作:《斯巴达的“检察官”》,《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阿基斯和克里奥蒙尼斯合传·阿基斯传》(Plutarch'Lives,AgisandCleomenes,Agis),洛布古典丛书,伦敦1921年版1982年重版,IX.1。

古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

的。反过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长老会议不见活动,如此一来,哪里有由长老会议提出的议案?23可见,在古典时期,斯巴达的公民大会的政治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公民大会的运行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监察官是公民大会的实际召集人。如公元前40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雅典被迫向斯巴达将军吕山德求和。但吕山德告诉雅典使节必须到斯巴达向监察官汇报①。战争与议和是国家最重大的事务,理所当然应当由全体公民讨论决定,监察官并没有权力独自决定,但之所以向监察官回报,其原因在于监察官是公民大会的召集人。公元前383年,阿堪杜斯(Acanthus)和阿波罗尼亚(Apollonia)的使节来到斯巴达,监察官在听取了他们的出使目的之后,将他们带到了公民大会上②。原本处于休会状态的公民大会何以可以听取外国使节的演讲呢?显然色诺芬略去了一个细节,即监察官先召集公民大会,后让来使在大会上进行陈述。公元前399年,国王阿基斯在厄利斯受到非礼貌的待遇,于是监察官和公民大会都觉得气愤,决定对厄利斯宣战,宣布战令的就是监察官。这里,监察官和公民大会一起完成了对厄利斯宣战这一政治程序,显然,监察官在这一程序处于主动的地位,正是它召开主持了公民大会,又是他最后宣读了公民大会的决议③。公元前389年,阿开亚人遭到阿卡奈亚人的入侵,向斯巴达求援,监察官和公民大会都认为有必要支持阿开亚人,于是决定派遣亚偈西劳率领两个军团开赴阿开亚④。这里显然也是由监察官主持召开了公民大会。监察官还控制着公民大会的过程。如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会,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次会议开始的情况,但在会议进行表决的关键时刻,是监察官亲自把问题提交公民大会,并且临时决定更改大会的表决方式,即用分队站立的方式取代呼声表决⑤。这里,很明显,监察官在会议进程中,控制着大会的程序。可以想见,监察官是斯巴达公民大会的召集人和象征⑥。

其次,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公民大会不得不调整会期,实行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原则。史书上很少见到定期召开的公民大会,更多的是不定期召开的。在色诺芬记述的八次公民大会中,公元前405年的那一次是临时召开的,此时雅典遭受斯巴达军队的包围,为克服困境派全权代表到斯巴达求和,斯巴达监察官在他们到达之时召开公民大会⑦。公元前403年,国王波桑尼阿和吕山德围攻雅典的庇利乌斯港,两位指挥官之间发生矛盾,波桑尼阿暗中指示庇利乌斯港内的雅典人向他求和,雅典使者与他接触之后,被随军监察官派往斯巴达国内,然后守卫城墙的雅典人也派使者到斯巴达,他们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通报了各自的要求,看来这次公民大会也不是按固定会期召开的⑧。公元前383年,阿堪杜斯和阿波罗尼亚的使节来到斯巴达,先向监察官通报,然后监察官将他们带到了公民大会上,这次公民大会也不可能是按固定会期召开的⑨。另外,公元前399年,国王阿基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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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Hellenica),洛布古典丛书,伦敦1947年版,II.2.17-19。色诺芬:《希腊史》,V.2.11。色诺芬:《希腊史》,III.2.23。色诺芬:《希腊史》,IV.6.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87。A.安德鲁斯:《古典斯巴达的政治制度》,第13—14页;A.H.M.琼斯:《莱库古的“瑞特拉”》(A.H.M.Jones,“TheLycur-ganRhetra”),E.巴狄安编:《古代社会与制度》,第168页。

色诺芬:《希腊史》,II.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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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世　界　历　史　　　　　　　　　　　2008年第1期厄利斯受到羞辱,监察官和公民大会气愤万分①;公元前383年,底比斯使节到斯巴达,他们也到斯巴达公民大会发表了演讲②。这两次大会也不大可能等到固定时刻再开会。所以,从这些情况看,斯巴达的公民大会有不少是不定期召开的。

总之,从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至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公民大会在斯巴达政治生活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它与监察官一道构成斯巴达立法机制的核心,其地位之高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国王和长老会议。古典作家多次把斯巴达政体称作混合政体。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斯巴达政体体现了均衡原则③,又说斯巴达政体不能简单地称为君主制、寡头制或民主制,而应称为混合政体④,亦即各派势力均衡。柏拉图虽然没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记述,在当时的希腊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柏拉图⑤,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持同样的观点⑥。但是他们只从静态的结构上进行分析,没有从动态的政治运作加以研究。如果我们考虑到贵族会议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国王的提案必须经过公民大会的批准,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如下结论:在古典时期,斯巴达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因素超过了贵族因素,斯巴达的政治实际上是特殊形式的民主制度。

三

公元前4世纪中期,斯巴达公民大会失去了以往的政治影响。其原因主要是斯巴达贫富分化加剧,公民队伍解体。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颁布法律,允许赠送财产和土地,变相地承认了土地私有。从此,斯巴达富人大肆侵吞土地,公民人数急剧减少。在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还有公民10000人左右,土地私有令颁布之后不久,公民人数就减少为1900人,公元前4世纪末,减为1000人。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斯巴达公民人数更减为700人,其中只有100人是全权公民⑦。随着公民人数减少,国王的权力日益突出,监察官日益成为王权的附庸,公民大会的地位也随之下降。

公元前383年,斯巴达在国外的驻军首领富比达斯擅自带军进攻底比斯⑧。公元前379年,另一位驻外将领斯福德里阿斯又擅自率军进攻阿提喀⑨。这两次军事行动都没有得到公民大会的授权。监察官和公民大会对这种藐视国家权威、擅自开战的行为极为愤怒,要处以死刑;这两位罪犯都因亚偈西劳的干预被宣布无罪。亚偈西劳先是为富比达斯辩护,称处罚与否要视其行为是否对斯巴达有01利 ,然后又为斯福德里阿斯辩护,称其是一员斯巴达需要的勇士。最后,两位将领都被免予处罚。在这两次事件中,公民大会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

公元前4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希腊世界的政治制度,讨论到迦太基时,谈及斯巴达的公色诺芬:《希腊史》,III.2.23。色诺芬:《希腊史》,V.2.33。

柏拉图:《法律篇》(Plato,Laws),伦敦1970年版,692a。

柏拉图:《法律篇》,712d。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5b3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0b20。

普鲁塔克:《阿基斯传》,V.4。

色诺芬:《希腊史》,V.2.24;V.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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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

民大会。他说:

“(迦太基)两王和长老们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可以决定任何案件是否提交人民(公民

大会)公议,但人们(公民大会)对于他们未经一致同意提出的案件,却也一样可以进行讨论。又,对于国王和长老们一致同意而提出的案件,人民在大会上并不专限于听受原案而后予以通过或批准,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最后决断,出席大会的人民谁都可以起来反对执政人员提交的议案。公民大会的这种权力在斯巴达和克里特的政体中是没有的。”①25这里亚里士多德提到了在迦太基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的两种可能,一是国王和长老们的意见一致,国王和长老们可以决定是否向公民大会提交。这时又分为提交和不提交两种类型。不提交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公民大会是否批准都可以获得法律效力。这是第一种类型。如果提交,那么公民大会就可以对其加以审议,作出自己的判断,甚至通过与提交者意愿相反的法案。这是第二种类型。二是如果意见不一致,此时问题自然要提交公民大会,接受公民的审议,最后通过的议案可能与某一方的意见一致,也可能与双方的意见都不一致。这是第三种类型。亚里士多德指出:迦太基政体的基本特点与斯巴达一样,迦太基、克里特和斯巴达的政制是相似的②。但它们之间也有某些些微的区别,亚里士多德指出第二种类型的审议权就是克里特和斯巴达所没有的,也就是说,在斯巴达,只要国王和长老会议的意见一致,那么议案就自然获得了法律效力,是否提交公民大会无关紧要,提交也只是一种形式,公民大会无权讨论。显然相对于古典时期初期,公民大会的权力已经大为削弱,只能对贵族无法作出决断的事务进行讨论、表决。

到公元前3世纪时,阿基斯改革时,公民大会的权力已经微乎其微了。阿基斯的改革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于是他首先扶植吕山德担任监察官。吕山德首先向长老会议提出议案,主张取消债务、分配土地。长老会议内部分为两派,不能给以肯定。然后,吕山德再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进行讨论,最后公民大会基本上同意了阿基斯的改革主张。这里我们可以将其与基那敦起义时的决策程序比较,监察官首先向长老会议提出议案,而不是像此前直接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这说明昔日公民大会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这种情形也大致上反映了普鲁塔克所说的:先由长老会议审议,再提交公民大会表决。一年之后,支持改革的吕山德监察官任期满,吕山德建议阿基斯与同僚国王克里奥布鲁托斯要保持高度一致,指出:监察官之所以有权主要是国王之间意见不一致,如果两个国王保持步调一致,那么监察官就无可奈何③。这里,吕山德所述的监察官抑制国王的权力显然是指古典时期的情形,当时监察官是平民利益的代表,是公民大会的召集人,同时也可以说是公民大会政治地位的晴雨表。现在,当两位国王意见一致监察官就无可奈何,这一方面说了监察官的政治地位的下降,也说明了公民大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可见,到了这个时候,公民大会终于成为真正的橡皮图章。克列奥美涅斯三世改革时,监察官、公民大会都被抛在一边。克列奥美涅斯通过政变手段取消了监察官,绕开了公民大会,强行推行改革。公民大会已经可有可无了,我们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也很少看到公民大会的活动。

总体说来,在斯巴达的历史上,公民大会毋庸置疑是一个重要的权力机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3a5-12。

①

26世　界　历　史　　　　　　　　　　　2008年第1期段,公民大会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并不完全一样。大体上,斯巴达国家建立伊始,斯巴达公民大会已经产生。但直到公元前7世纪初,它一直是贵族统治的装饰物,是某些史家所说的橡皮图章。在这之后,公民大会在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运行方式与雅典公民大会有较大的差别,我们不能以雅典公民大会来评判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政治意义。事实上,它与监察官一道构成古典时期斯巴达立法机制的核心,使得斯巴达政制成为特殊的民主政治。自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公民大会逐步失去了政治意义,至公元前3世纪,完全退出了斯巴达政治舞台。

[本文作者祝宏俊,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京210036。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国洪更)

中国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会议预告

中国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将于2008年11月上旬在武汉召开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共同承办,学术会议的主题:1.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2.面向未来的世界近代史研究:新理论、新方法、新方向和新资料。会议的通知和邀请函将于2008年春发出,望广大会员准备文章,参加学术讨论。

中国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2007年12月15日

SUMMARIESOFARTICLES

DemocraticElementsinthePoliticalLifeofClassicalSparta

YanShaoxiang

Inancientandmodernworks,Spartangovernmentwas(is)generallyregardedasarepresentativeofoligarchy.ThispaperarguesthatthereweredemocraticelementsinthepoliticallifeinclassicalSpartasinceitwasacitizen-community.ThekingsandthePresbyterianchurcheswerenotsopowerfulintherealityofpoliticallife,aslegallythoughtso.Thesupervisoreffectivelycontrolledoverthekings,theassemblyplayedadecisiveroleinelection,declaringwarsandmakingpeacenegotiation.TheSpartansclearlydistinguishedtheirrolesascitizensandsoldiers.ThecomparativestabilityoftheSpartangovernmentintheclassicalageshowedthatthecitizensweresatisfiedwiththeirpoliticalpositions.

TheAssembliesofAncientSpartaNature

ZhuHongjun

ThegeneralassemblywasanimportantpoliticalinstitutioninancientSpartaanditsauthorityandstatusvariedinthedifferenthistoryperiods.Approximately,thegeneralassemblyemergedrightafterthefounding

thofSpartan.Butuntilthebeginningofthe7centuryB.C.,ithadbeenadecorationofthearistocracy.

Thegeneralassembly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politicallifeofSparta.Nevertheless,themethodwhichtheSpartangeneralassemblyworkedwasgreatlydifferentfromthatoftheAthens',whichmadeupofthecoreoftheSpartanlegislationsystem,andtransformedtheclassicalSpartanconstitutionintoaspecial

thkindofdemocracy.Fromthebeginningsofthe4centuryB.C.,theSpartangeneralassemblygradually

thlostitspoliticalvalue,andtotallyretreatedfromtheSpartanpoliticsbythe3century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