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笔记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笔记

经济史学中这场革命的缘起，首先依赖于凯恩斯革命所产生的宏观经济学以及由此而形成并完善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计量学，它们成为经济史学家分析经济史的强有力工具。诺斯运用这些分析工具，首先对1790-1860年的美国国际收支状况进行了经验性研究，然后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于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的模型（《1790-186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1961年））。与此同时，新古典理论的价值判断、道德伦理和理论规范，则在理论上为他对历史分析进行规范性归纳提供了“哲学”基础。

一般而言，在各种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论风行一时。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时，尤其是技术不变时，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了呢？显然不是，因为历史上存在反例。诺斯正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于1968年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为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指出：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全，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因此，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笔者注：具体到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同样是牛耕地（技术没变），但在人民公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种不同的制度底下，绩效有天渊之别。所以，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那么制度更为重要，因为倘若制度不好，那么再先进的技术，也形同废纸一张——袁隆平被捆住了手脚，再大的本事也枉然。计划经济为什么失败？最根本的原因也在此： “在80年代以前，计划经济像一个大水泥块，把我们都封在下面，我们再大的能力也发挥不出来。”（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

任何一种建立理论的念头，都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或对历史素材的分析中的若干思想火花。相对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狭隘性、即不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而言，诺斯在与戴维斯合作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1971年出版）一书中认为， 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变反，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

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具体分为这样五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第五，这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通常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而后者将制度看作是既定的和已知的；两者的相同点是，都以收益最大化原则作为理论的起点。

诺思在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不仅归纳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而且还

多次考察了美国历史上制度变迁的产权含义，即制度变迁与产权结构的关系。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观点：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中译本P1）当然，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反观通常的观点，则是将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可在诺斯看来并非如此。它们本身就是增长。因此，产业革命就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之所在，而恰恰是其结果。

笔者注：上面一段对，对于我们正在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有重要参考价值。根据张五常的观点，中国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保护专利的制度。

当然，诺斯的上述观点是通过对公元900-1700年间西方经济史的考察而得出的。历史上的产权没有做到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其原因就在于或是没法阻止“搭便车”的行为，或是创立和行使产权的费用超过了收益。我们也曾为这样的问题而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没有在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出现而首先在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出现？根据诺斯的理论，原因在于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因此它们首先在西方世界崛起，而法兰西和西班牙则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它们在竞争中失败并大大落伍了。

笔者注：或许，上面一段话亦可为解答“李约瑟难题”提供参考？

由于诺思成功地将产权理论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史作了重新解释，因此，他对西方经济史的考察成为“产权运动”的四大支柱之一（其他三大支柱是：交易费用概念、产权经济学和比较经济组织研究，见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P9-15）

英国为何“先富起来”？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克莱夫•克鲁克(Clive Crook)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书中，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对长期发展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诧却又可能立刻让人认同的论点。西方走向繁荣，而其它地区未能做到，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由于它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欧洲和它的美国分支拥有易于驯养和栽培的动植物、较轻的疾病负担以及有利于工业化的自然资源。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随后蔓延到欧洲大陆和美国，都是因为运气好。

将于下月出版的一本新书辩称，戴蒙完全搞错了。格雷戈里•克拉克 (Gregory Clark)的《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与戴蒙那本非凡的畅销书一样，是一本引人入胜、令人难忘、文笔优美的好书，也同样应当赢得广泛的读者。

克拉克辩称，造成差异的并非地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因素，或是像物权与民主等制度方面的因素，而是文化。富人变得更加富有，是因为他们推动了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思想发展；穷人继续贫穷，也是因为他们没能做到这点。克拉克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一位经济历史学家，他搜集了众多精妙的论据和论点，来支持自己的论断，而且在做出一些骇人听闻的推论方面毫不退缩。

他在书中写道，在19世纪初期，世界陷入了一个马尔萨斯陷阱（这是以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命名的，他认为人口增长会导致这个世界出现食物与其它资源的匮乏）。知识方面的缓慢进步没能提高收入；反而是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在18世纪，大多数英国人还忍受着和石器时代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准。富裕生活被自动抵消：就经济规律而言，人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

从英国开始，有两件事情使西方跳出了这个陷阱。经济效率开始更为迅速地增长，而生育率有所下降。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加速提升影响首次反映在生活水准方面。增长没有带来贫困人口的无限供应，而是使个人收入显著提高。

为什么这始自英国？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缺少“坏脾气的河马和斑马”。这个原因“不是煤炭、不是殖民地、不是新教改革、不是启蒙运动”。而是逾500年的社会安定与相对较高的富人生育率结合所导致的结果。当克拉克谈到“演变”出一个有利于现代化的社会环境时，他指的就是字面含义。在英国，富人大量增多。这导致了向下流动性的喷涌，富人的孩子们渗透到了低一些的社会阶层。通过这种方式，资产阶级价值观植根于更广泛的文化之中。挑战马尔萨斯理论的文化条件也在其它地方形成。但这一进程在英国走得最远，所以英国成为了发源地。

克拉克驳斥了工业革命的“突变”论，即寻找各种各样的外部冲击。收入只是在1800年后才开始急剧上升，但早在此之前，生产力已经开始了一个逐渐上升的形态。对于很多人来说， 1800年英国的物质条件并不比1200年强多少——但尽管如此，社会已经发生了转变。其间的几个世纪，为现代经济打下了知识和文化方面的基础。

这种观点有些令人沮丧的含义。克拉克称，最贫穷的国家还陷在马尔萨斯陷阱之中，在那个世界里，公共政策里的优缺点看起来是颠倒的。

提高平均寿命的举措，结果是降低了收入——英国早先的优势正好相反，当时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了低平均寿命和相对较高的收入。（根据马尔萨斯的逻辑，如果你改善人们依靠低收入生存的能力，维持最低生活的收入水平将下降——克拉克指出，这就非洲目前的情况。）此外，如果现代化的关键是拥有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劳动力，而我们又不知道如何去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那我们对于提升贫穷国家的收入水平就无能为力了。

这本书基调决不像你可能想像的那么灰暗（或像它本应的那么灰暗）：克拉克的写作风格机智地令人失去警觉。但他是正确的吗？

虽然我强烈推荐这本优秀作品，我对它却并不信服。问题之一是印度，一个克拉克似乎颇为了解的国家。此书详细阐述了印度为何没能实现工业化的原因——克拉克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印度工人在文化上没有做好适应现代科技的准备。

但如果这些落后的看法真如他所言，是无法根除的，那又如何解释印度自90年代初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呢？这样的增长奇迹是文化悲观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他们声称，正确的激励能够迅速激发正确的态度。一些来自贫穷国家的经济移民在到达到富裕国家后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相比于克拉克，我相信，好坏姑且不论，文化具有更大的可塑性。 但任何一本如此大胆，如此引人入胜，如此以良知辩驳，和如此政治上不正确的著作，肯定是值得一读的。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译者/李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