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观念决定企业命运(经典讲稿)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就是叫《领导观念决定企业的命运》。为什么单单我讲领导观念决定命运呢？也是这几十年我自己的感触，我觉得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个人，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团体，只要是有组织结构的地方，它更多的决定是一个高效的领导团体，或者几个人，或者一个人，两个人，几个人。有一个伟大人物说，人民创造历史，我相信，但是我觉得，他这是在一个很长很长的阶段是这样，在一个短暂的时期，或者在一个团体内，我觉得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或者是极少的这些人创造历史。就是因为极少人的观念，造成的这个团体，这个团队，这个企业兴旺发达或者是衰败。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国家改革开放，邓小平老人家一句话，到南方画了一个圈，有一个歌，我们改革开放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企业更是这样，尤其最近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很多民企，不是靠的这个企业的全体人，更多的是创办的民企业的这一个人，或者这几个人，他们的观念决定着这个企业的发展、发达。所以我的经营哲学就是企业的经营，首先是思想观念的经营、是资本经营、知识经营、人才经营和产品经营的同步运行，所以这五种是同步运行，但是我把思想观念放在第一位，为什么？我觉得资本、知识、人才、产品很多都可以相同的，但往往不同的是思想观念。我们同一个城市，无论什么类型的产业，我搞了十几年出租，好比说我们的IT产业，我们的服务行业，应该是相同的条件都是四个，往往是第一个不同，我记得IT刚兴起的时候，有一个最有名的企业叫瀛海威，现在还有名吗？我们好多人都不知道了，当时是女的总经理叫张树新，很有名气。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观念、经营理念不相同，其他的电脑，网罗编软件的人才，他们的产品应该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高层人的思想观念的不同，造成了干着干着就没影了，后来的新浪，百度现在都很好，上市百度100多美金一股，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这五种，思想观念来说，应该是排在第一的，如果要没有这一项，其他那些再强，最后他容易走偏。

职业经理人的管理理念，你给人看孩子嘛，孩子是人家的，所以你就应该是寻找社会，企业，实际上股东，员工利益共同最大化，或者利益的共同点。我记得我当年在出租的时候，当时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2001年左右，当时闹事的比较多，它多到什么程度？北京市政府北边那个门那儿，有一个信访处，信访处中间是一个大花园，路西有个包子铺，到现在还有一个饭馆，包子馆，它那个包子铺就只卖包子，连鸡蛋汤都不卖，他这个包子是供不应求，谁买？就是上访的出租车司机买，每天就一笼屉、一笼屉地往那拾，那时候每天要平均有七八个公司的司机在那上访，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时北京市它面的说到期了，要更新，更新要换夏利，当时一开始搞的这个新行业，它产权界定不清晰，好多出租公司他办公司没钱，说让司机你掏钱买这个车吧，你买了这个车就让你开，但是呢，登记的时候，登记的公司的名，等到期的时候，司机说我掏钱买的这个车，车应该归我，再换新的也不好，公司说这是以我的名义申请的，所以这就一团烂帐就扯不清，扯不清法院不受理，所以只有到市政府游行，只有回来打架，没办法。我当时去的这家公司，也遇到这个问题，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也是收车，司机不干，不干，我们有一个副总，比较笨，当时他告诉说你们明天来，我收你们车，人家司机人家挺聪明，第二天不收车的有一部分面的司机人家就进来学习了，要收这个车呢，人家中午就在外头喝酒，喝完酒把大门一堵，司机喝完酒再把大门一堵，一激动嘛，就基本上这个就很表现原始的本能了，有拿改锥的，拿刀子的就吵吵着找我们副总算帐，我们副总就藏起来了，或者走了。当时我去的时间不长，也不太了解，他们对我也不太在意，就觉得我是文人一样，戴着眼镜嘛，就是说不值得跟我闹腾，找副总找不着，当时我们在丰台办公，丰台公安局防暴大队，丰台局的派出所，北京市出租车管理处两个处长，就带着大队人马去。咱们治安处的科长说，让他们闹不行，你们新来的，我去的时间不长，说新来的总经理想跟你们谈谈，说派个代表吧，他们说不要代表，说要谈一起谈，我说行，要谈一起谈也行，上学习室吧，我们的学习室大概能装200多人，我们当时有100多管理人员，又怕司机打了我怎么办，又围着我，场景很可笑，双方对持。我就说我们人都往后退，听我的口令都往后退，听我的口令，我喊着口令往后退，说你们谁都不能跟着我，今天就让熊科长，就是公安局的，说他跟着我进去，咱们谁进去你明天把他开了，为什么？怕他们跟着我打两架又说不清，再打伤了怎么办？结果我就进去了，我们那个熊科长也进去了，进去以后呢？熊科长就说，你们新来的这个赵主任要跟你们谈话，底下说不听，然后说静一静，不静，然后说打死他，当然不是像你们这样都坐着，都站着，也是这么大，比这大点的台子。听了这个话我也很无奈，当时也是穿了件西装，不是这件，我就脱了，弹了弹，挂在那黑板上了，我说我新来，时间不长，对这情况不太了解，今天大家都有气，我既然当总经理我就负主要责任，对吧？今天你们都有气出不了，这事还谈不了，你们大家不是都想出这口气吗？我说我今天豁出去了，让你们打，说我家也不富，这个西装就是老婆做的，别打坏了，我就挂那了，你们来打我吧，别打坏我衣服。全场就静下来了，就突然静下来了，突然静下来了，这熊科长就很有经验，公安局的就说，人家都让你们打了，那你们就打吧。突然有一个老师傅就说，我们没说打，我们就想解决问题。那科长就比较有经验，想解决问题听我的口令，立正，坐下，凳子哗哗就坐下了，都坐下来了，这个事就开始谈。有好多人都给我提问，不像今天提什么问题我都能说，他们提了好多问题我也不太明白当时，但是我落了一个好名声，说这个事我真的不了解，你给我几天时间，你说，然后我了解了你再找我来回答行不行？人家说行，就坐下了，就这么说，他们说是说是9个小时，夸张，大概是七八个小时，我就站在台上，也没喝水，也没吃饭，也没上厕所，就把大家就基本上算是比较激动的人都沟通了，这就散场了。从那以后，他们才觉得我这个人，不完全像个文人。从那以后，我在出租就是以爱出奇招、怪招出名的，没好招，都是奇招怪招，这是我到了行业用的第一个招。

你作为职业经理人，你就得想办法，不能让你的员工罢工到市政府去游行示威，到处堵路，这你要考虑一个社会的效应。同样你要考虑给老板挣钱，老板聘你来当职业经理人，你不挣钱是不可能，不赚钱人家自己干了，何必让你来干。所有的说企业越大，越兴旺发达，越要聘一个空降一个高档次的经理人，目的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这时候你要考虑企业。我们有一个朋友讲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是为了多赚钱，你多赚钱你才能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同时那么多员工来你这工作，来你这企业干，目的是要养家糊口，对吧？除了他的将来的职业规划，他将来的更多的、更重要的，他要挣钱，他要养家糊口，所以这三者利益的需求不同，但是我们怎么能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怎么能找到他的共同点，来维系这个正常的运转，能维护和谐社会、和谐企业呢？所以大家能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下，能够共同地去做工作，共同地发展，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念。

讲这个题目之前，就是问题提出，说咱们现在有的同样的城市，里头人群有穷有富，人群有穷有富，但是同样是沿海城市，有的城市富，有的城市穷，比如说青岛、烟台、大连都很富，但是有一些城市又很穷，条件都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企业也是这样，有的发展，有的倒闭，同样的社会条件，同样都是国企下来的，有人创业，有人下岗，到底是为什么？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条件都相同，但是经过一个时期的变化，反过头来看，差距很大，

这就是回到问题上，说观念造成的，观念不一样。不好说一些具体的东西，但我在出租行业待了十几年，在北京，我曾经对上海和北京，以出租为例子，对他们做了一个比较，什么比较呢？就是上海和北京的政府观念、公司观念、员工观念和百姓的观念，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有没有上海人，或者是去过上海的有没有？上海在90年代初，同时上海和北京都在90年代初大力发展出租，刚开始发展出租的时候，上海还来北京学习，但是后来是北京学习上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说上海的出租比北京好，它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是哪一个层次来造成的，它就是这四种观念造成的。说咱们上海当时大力发展出租的时候，当时的是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当市长，朱镕基说上海要发展，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出租是上海市的门面，所以所有的国际友人，外地来的人，到上海以后，第一个接触的一般都是出租车，出租司机，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门面做好、做光亮。就像我们这些女士出门，脸上美美容，头发梳一梳，整洁整洁，这是我们的门面，我们的面子。所以上海一开头，第一批上出租的时候，它当时就是桑塔纳车，普通桑塔纳，普通桑塔纳在90年代初，是什么档次呢，就相当于现在的奥迪180T，处级干部公用车，当时我们的县团级干部用车就是普通的桑塔纳，但是上海的出租就是普通的桑塔纳。这是他们上海市政府，就是朱镕基同志的一种理念，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是我们的门面，我们得要面子，我们得把出租搞好。北京发展出租也是90年代初，亚运会，亚运会来考察北京亚运会场的时候，认为北京打车太难了，咱们当时陈希同同志是当北京的最高领导，他就跟亚奥理事会许了一个愿，说我一定要大力发展北京的出租车，我一定要解决打车难，而且我还一定要让老百姓打得起车，这没错，解决打车难，还让老百姓打得起车，但是在老百姓打得起车，车就不能太好，价位不能太高，所以呢，北京一起步就是那个面包车，10块钱10公里。后来北京还都让它染上黄色，后来咱们人大代表提意见说，影响城市美容，说遍地跑黄虫，小黄面包，破烂到什么程度？你一推，门掉了，就这样。说一起点，上海属于一个县团级的车在那，咱们这是面的，你说他的理念错了吗？他们那边是做的一个面子，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我们这是解决老百姓打车难，要打得起车，这话都没错，观念就是差别，就造成了起步北京和上海已经这么差别开了，这是政府的观念。然后反过头来说公司，上海有几个大公司，叫强生汽车出租公司，叫大众出租公司，锦江集团汽车出租公司，还有农工商出租公司，他们这四家占上海的2/3的车还多，基本上都是万辆以上的出租公司。他们这些公司大概锦江和强生1997年1998年他们就上市了，所以咱们国家上市的规定呢，上市的前三年，你必须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对你的公司进行治理，那起码这些公司应该说在1994年左右，他们就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对公司进行治理。反过来看北京，北京的出租车汽车公司，国企最大的就是首汽，首都汽车出租公司这是周总理1950年亲自题词命名的，然后后来又分出来叫北汽，大概现在首汽有5000多辆车，北汽有2000多辆，他们没怎么发展，那还有几个股份制的和民企的，像金银建出租汽车公司达1万多辆，新月7000多辆，北方出租，渔阳出租，这都是大公司。但是直到今天，到现在我在这讲课为止，没有一家公司上市，没有一家出租汽车公司上市，起码就是出租汽车公司在这近十几年来，没有完全地按这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去治理这些公司，还是应该说是用传统的管理方法来管理，没去治理，没去改变。在这种状态下，那我们北京的汽车出租公司和上海的汽车出租公司那差距就拉大的很大了，对吧，像大众和强生，那都已经上市都十几年了，翻了多少番了，就像大众公司还是个纯国企呢，那咱们首汽可能当年和现在就没有大的变化，同样就是两个大的都市，同样的管理，同样的这些人，同样都是党的领导下，这个差距就这么拉开了。返过来再看出租司机，我们刚才说上海的出租车好，上海的出租车特别干净，上海的出租司机也特别满足，你上车跟他聊天，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夸自己的公司好，大众地说，我大众是大国企，我上市了，我们总经理怎么怎么好，我们的福利怎么怎么好。强生强生就说我们是股份制公司，我们的历史多么多么悠久。然后说你们的收入钱不多，他们说，我们比下岗工人好多了，他们这个比较就非常好。上海的出租车，两个人开一辆车，基本上是一个月交一万块钱，给公司，但是他们就谁都以自己的公司为光荣，都说自己的公司好，而且他们车的坐套是一天一换，从来不含糊，服务也特别好，也特别到位。北京的出租司机，最近这两年还稍微好一点，前几年你只要上车跟你聊，就聊他们公司怎么怎么不好，队长怎么怎么坏，老板怎么怎么黑，但是他和上海比，他的车，北京的车是法定的，一辆车交1150元，几乎比上海的车少一半，但价格都是一样的，完了以后就是发牢骚。同样的教育，都是咱们党的教育，是吧？同样的大环境，我们北京的出租司机，个人收入并不比上海的低，但是我们北京司机就比他们牢骚多，这又是一种思想观念。为什么牢骚多呢，我当时在出租公司当总经理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进来，说我没法活了，说怎么回事，说我原来一天能挣1000块钱，还开个破面的，现在开个夏利一天才挣300块钱，一天挣300块钱他就觉得低，因为什么呢？给1000块钱他觉得低，他没想到那时候1000块钱是国家政策不规范，你钻国家的空子。但是所有的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和我原来我挣的多，现在我挣的不多了，我就不高兴，所以牢骚就特别大，这是员工观念。

政府观念有差别，公司有差别，员工有差别，合到一起，这差距有多大？所以这个差距就是上海的出租干净、文明，服务周到，投诉的少；北京的出租车不卫生，服务不好，投诉多。这几年已经是很好了，整顿了。我讲这个就是这种观念所造成的整个的这个行业比人家落后了。据我们行业内人说，差了十好几年，但这十好几年你要赶可就费劲了，但总是大家在不经意间，就是由于我们这些人的观念跟人家的差别造成的，蹭蹭地后退，或者人家前进了，你停步了，或者甚至你后退了。

再比较一下，就是国企跟民企的比较。改革开放以后，允许私人办企业，办民企，经过这20年的发展，应该说很多民企和国企，可以平头往前走，甚至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在它那个同行业里超过了国企，这为什么，我先比较一下说国企和民企的比较，说国企的优势，先说国企。国企应该是资金充足，民企贷不来钱，国企肯定能贷来款，说国企缺钱了，政府批条子也会给他钱，政府担保也会给它钱。人才济济，国企从来是不缺人才的，好学校的学生，好的资源，人才资源，基本上它都独占了，一直到现在大的国企，好学校的大学生还是愿意去。第三条是政策保护，无论从土地，从产品，从进出口上，国家都会优先保护国企。我们要民企跟他们竞争是绝对不在一条平行线上，这个待会我还会有具体的案例给大家讲。

然后民企的优势，民企，决策肯定是灵活，从来大的决策一旦定了，不会过夜的，当天就得去执行，所以快捷应变，有什么政策不对路了，或者不适应了，会

快速变的，不会说开会上报，等上级批，没有这些程序，适应力强。你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你政策收也好，放也好，它的适应力都很强，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国企和民企的观念对比，第一个就是对政府的依赖。北京当时出租行业，最早的时候有1800家，最后经过分化剩了1006家，2001年汪光焘市长主抓北京出租市场整顿的时候，要求这些大企业，所谓大企业，就是几百辆以上的大的出租车公司，包括首汽，北汽的国企，对小的出租汽车公司搞并购。这几家民企，刚一听说，就马上组织一些并购班子，很快就吃掉了好几百家，就这几个国企还在那等着，打报告让国家批钱，说哪些企业能吃不能吃。再一个就是说，国企和民企对市场的要求不一样。国企它是一切都靠政府的红头文件给它下，对于这个民营企业、股份制的这些企业，它是没有政府的依靠，所以一切都是靠自己拼，所以一开头他就没有这种想法，所以他也不想依靠它，所以对市场它就要求不一样。第三点就是对资金的需求，我刚才说了，对吧，我们所有的国企就是拿银行的钱就相当于拿国家的钱，拿国家的钱就相当于我们独生子女拿爹妈的钱，拿了就不想还，花了还不心疼，我们也没有太好的这个政策，或者太狠的心来要求他们，就跟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无论怎么混，都不狠心把他弄死，所以往往咱们就惯出了一个很大的毛病。实际上盘查出这些呆帐坏帐，应该国企占一个大头，其他企业或者其他老百姓占这个钱是很少的，他们已经养成这样了，他们没钱就找国家要，国家不给，说我这就不行了，不行了，就产生社会影响，说我下岗工人要闹事，拿这些东西吓唬政府，政府部门没办法，给你点钱吧。但是从民企的角度，我当时有一次在大的论坛上我就说，像这种民企，解决了很多就业，造成了社会当地的社会的安定和谐，我们为什么不能支持他一把？实际上你想想，无论国企也好，民企也好，只要效益好了，只要能解决就业，它一样会使社会和谐，它能解决就业，它就养起了一大批人，它也能创造效益，而且无论哪一个企业，它只要挣钱多了，不可能老板一个人花，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效应。

我这写的是找政府的人群和找市场的人群，实际上还有找政府的企业和找市场的企业，没写出来。最近这几年，凡是在政府门口静坐的，多数是国企的下岗工人，没听说哪个民企辞退了一部分人，他搬着凳子上政府门口坐着去，他从来不找，对吧？就很委屈，甚至很冤枉他了，他也是到劳动局打一个劳动申诉这两年，他绝对不会找政府。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前几年，我们一些大的国企，我们一些军工的一些大的国企，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企业不景气，以东三省为主吧，非常大的人群，这些人还说的非常光明正大。我曾经去看过一次找政府的这些人，打着标语，找公家要饭吃，这没错，还有一条是我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好家伙！就跟农村闹离婚的那个女的不愿意离开婆家一样，死死地盯住。就好象我就靠着你了，你不解决我的问题，我就跟你闹。但是这个问题在温州就很少，温州民企比较多，私企也比较多，温州的理念就应该说比较符合这个时代的发展，温州人就认为，他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就自己干，很豪迈的。温州市查查有没有下岗的人，整个温州市找不到一个下岗的，哪一次去调查，清华大学有教授去调查过一次，说全温州市有两个还是三个下岗的，大家都公认这三个人是懒汉，不干活，其他没有。为什么呢？就没有国企，没有大的企业，人家自己就去干去了，自己养活自己。他这就是一个观念问题。为什么有一部分人在国企干了一、二十年了，受党教育那么多年了，现在咱们政策一改，非要赖着说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呢？但人家为什么你这不行了，那我自己干，我自己养活我自己，我不靠你，这纯粹就是一个观念在作怪。这不是说他的技能问题，很多八级工，很多高档工人，为什么你就不能走向社会呢？往往可能是走向社会，可能他活的更滋润更好，但关键的那一步就迈不出去，实际上这就是观念的问题。多年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氛围里就养成了这种观念，改变不了，观念改变不了，其他的都改变不了，所以说家里钱再多，连银行不敢存，就这样抱在自己手里。他们那边的市场开放早，大家对市场开放的观念，实际上温州人就敢于拼，敢于打，所以为什么温州比北边这些城市这些人群富有，我觉得不是温州人聪明，不是温州人开头的资金好，钱多，或者产品选的对路，我觉得更多的是温州人的观念要比我们全国的平均的这种观念水平要高出一大截子，所以北方那么多国企造鞋厂都垮了，温州的什么康奈那几个鞋厂都打到国际去了，人民机器厂是造变压器的，现在全国30多个，国际上也有，那我们北京叫什么，叫北人集团，到现在也没见它造什么机器。我们北京的当年的雪花冰箱，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所有的医院的冰镇这些医疗器械，都是北京的雪花柜式冰箱，但现在在北京都找不到了，你现在看在北三环开发了一大片房地产，他们厂搬到大兴去了，不景气，在大兴到处挂的牌子往外租地。可是现在LG，什么南方的那些电器城卖的多好啊，实际上这就是南北的差别，南北的差别差的市什么，观念的差别。就是说遇到困难，遇到问题，首先的想法就不一样，人家是找市场，找赚钱的路，我们是找政府，找国家，可是政府国家它又背不动，那么多人，13亿人。我再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我先说兼并案例，兼并案例在国内最大的就是国美的兼并，原来上万家的卖家电的，就兼并剩了四家还是五家，就国美、大中、苏宁，苏宁还是国企，现在最后剩国美冲出第一了。实际上国美的黄光裕就是应该说是最早就是一个个体户，他能比别人有钱吗？他能比国企有钱吗，关键就是他的观念超前。再一个我又返回到出租的并购。出租是政府给他们划了圈了，他们都动不了，为什么？我当时最有体会，我们同时知道一家小出租公司20多辆车要卖，我们得到消息了，就当天晚上吃饭在饭桌上我们几个决策人就定好了，价格定好，找谁谈，对吧？怎么买，怎么付款，然后连夜就找到人家对方，然后就敲定，当天晚上就签上合同，说穿了，就在桑拿室里把合同签出来了。等我们办完第二天就接交了，那几个国企也决定要买，然后报告委托秘书写，还没写出来呢，然后等到他们秘书写出来，打出清样，总经理改了，然后再上报上来，他们的周期基本上要三个月，这三个月，根本就找不到这家企业到哪去了，你说这是钱的问题吗？不是。这是方法的问题吗？也不是。就是这几个高层人的这种观念。我们作为民营企业来说，我们就是要快速抢，抢不到就吃不上，就让别人抢跑了。所以说当初我们有一个理论，这是韭菜，谁的刀快，咔咔割回来，甭管它脏，拿到咱们筐里了，回到家慢慢摘，这韭菜就是咱的了。他们就这不行，这有一个草给摘了，这有一个虫不要，摘半天他就拿走一小把，他可能一小把他也不拿，那个卖菜的说你太挑了，我不卖你了，大伙都一样的钱，我干吗不给人家，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大家就想不通，所以他们就观念不一样，他们到底是一辆也没落着，我们还弄了好几千辆最后，50辆起家的，我在北方当总经理，当时是50辆起家，现在北方是5000多辆车。渔阳联合也是50辆起家，为什么也是50辆？因为当时所有出租公司申报，北京市政府只批给你50辆，多了不给，凡是超过50辆的出租车公司，一定是吃别人，就是你吃掉别人，你才能够壮大，不多给你。除了首汽、北汽那些国企，是国家多批给他的，这些民企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我经历的这两家出租公司，一个4000多辆，一个5000多辆，都是靠我这种割韭菜的方法，下去割了抱回家来慢慢摘，有问题吗？有很多问题，但这个问题和总体的这个东西它是大和小，主流和非主流，原则和非原则的问题。如果要不抢现在就没了，很可能你小就被别人吃了，这就是兼并和发展的问题，对吧？我觉得这不是这几千名或者是几百名员工，或者是几百个中层的问题，更多的就是领导团队的思想观念，造成的它这个差距。

但我说了一大堆民营企业的好，但是大家要关注一下，为什么民营企业它不容易做大，有做大的，像希望集团，它做得比较大，但是它最后也哥儿四人分了，我觉得关键还是观念问题。民企开头创业的时候，这些人都很聪明，都很能吃苦，但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这两种观念，还有一种我们明确说一种是大王观念，山大王，一种血统观念，还有一种就是小农观念，就是很满足，三四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解放初期好多部队干部要求转业，为什么？和平了，解放了，我不愿意再发展了，我要求回家转业，转业干什么？说我能分三四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子过的挺舒服，但没想到一回去，合作社没了，穷了。但是我们好多民企发展到一定程度，兜里一旦有点钱的时候，和刚发展时候的思想观念完全是大转变，最普遍的就是大王观念，山大王，我在这一个小团体里头，我在这个集体里头，我就成了皇上，一切都是我说了算，你们谁说了都不行，而且我是最聪明，最伟大的，最光荣的，你们那些人都不行，只有我能活到万岁，你们都不行，所以就逐渐逐渐就形成这么一种氛围。一旦形成这种氛围的时候，就再也长不大了。如果他有这种思想，马上他的最核心的这一圈的人往往都是顺着他说的多，拍他的多，捧他的多，捧着捧着就把他捧晕了，往往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决策都变了形了，就盲目决策，就像当年史玉柱一样，赚的钱的多了，就晕菜了，就自己能盖巨人大厦，自己有多少亿，多少钱，像牟其中一样，买了几个飞机赚了一笔钱，就想着能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口子，自己说应该能当国家最高领导人，自己比国家最高领导人还英明伟大，怎么怎么的，弄弄弄，自己进去了。往往就是开头很聪明，开头也很能吃苦，也很能听取别人意见，但是一旦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自己先晕了，自己观念变了，对吧，认为谁都不行，就自己行，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还有一种就是血统观念。到了一定时候，只认为和我有血缘关系的，我自家亲人才信得过，别人都信不过，但是往往到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时候更需要职业经理人，或者更需要外来的新的观念，新的理想，新的管理方法，这是最需要的时候，他给封死了，全都让自家人来掌管各个部门。你想想自家有血统关联的人能有多少？说是都生在自己家了，这聪明人，高级管理的人才，或者高创业人才，可能是一个、两个、三个，但再发展。我觉得当年东北有一个叫飞龙集团，姜伟是总裁，当时市家族企业，他还算聪明，说要改革他们家，不能全血统的，起码董事会要年轻化，他妈当时是董事长，他就跟他妈谈，他的一个书上写的，说应该下来，让年轻人干，换个新人，他妈说我下来可以，你让你妹妹上去吧。所以这种家族企业，你说它坏还是好这没法评价，但是他这种纯血统的关系，当初创业的时候，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可以，但是管理一个国家，或者管理一个大的团队的时候，再靠这种血缘关系来维系，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们往往我们很多民营企业，越到发展到大的时候，越信不住别人，老认为自己家血缘关系，但危害最大的，往往是和自己血缘关系的是最难处理的，越到这个时候，别人你还能拉下脸，自己的亲兄弟，姐妹，自家有血缘关系的人，你没法处理，而且甚至往往凌驾于很多员工、很多这些高层之上，这就没办法处理。我在一个企业里头，一个做饭的，是老板的舅舅，但不是亲舅舅，远房舅舅，来了个厂长搞改革，他拿着勺子敲着锅沿说，他不听话，厂长说要开除他，他就居然回答一句，说谁开谁还很难说的，一个做饭的都敢跟厂长这样叫板，这就是纯血缘关系，那个厂长是一个聘来的一个经理，一个职业经理，这种血缘关系，这种单位一定是做不好的，而且也做不大，很可能就是做着做着又回去了，又垮了，这有很多实例的。这还是这些企业高层领导人的一种观念问题。

再一个就是民企壮大后，他们产生的观念问题，第一个是多元化发展还是主业化，当然你要发展到一两千万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还不是很大，往往到了上亿，几个亿，十几个亿的企业的时候，我们的最高决策者往往找不着北，往往这时候社会上、周围的一圈人，都会每天给他拿来很多很多好的项目，告诉他我的项目有多么多么好，有多么多么赚钱，你只要投多少钱，就能给你返回来多少。这个时候把持不住，是围绕我现在这个主业做呢，还是多元化发展？我们很多很多企业，就败在这上头。我记得新疆的德隆最后发展起来了，请了100个博士，成立了一个博士院，50亿以下的项目不考虑，要考虑就是50个亿以上的，多元化发展向全世界进军，这个号令刚发出去，他们自己就垮了，工资都发不出来，但他们底下有几个子公司还是不错的，到了一定程度，确实很红火的时候，高层自己就拿不定主意了。第二点就是人治还是制度治。我们很多这种企业，规模很大，人员很多，但是往往制度只是做给别人看的，做给外部看，内部执行不了，说董事长总经理一句话可能把这个制度就全盘否定，往往更多的都是靠人治，大事小事都是亲自，领导说了怎么怎么着，领导不说，大家都不能动，不是靠组织架构，不是靠规章制度，不是靠管理系统来管理，更多的都是靠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在那发号施令，所以造成了这种恶果，最简单的例子，我走访了几家企业，就是工资问题，员工的薪资问题。很多企业说，我们是民企，我们薪酬制度保密，保密招来人，人力资源部没有权利给招聘人员定工资，领导来拍板，说这个人今天看着心情高兴，说给他2000元，那个人高兴5000元，有的人给他1万。等到过段时间把表一列出来，可能责任高的还不如责任低拿的多，而且交叉，这个部门平调过来，按这个部门的工资开，付不起，一连串的这个矛盾就全出来了。这就是人治造成的，全靠高层领导的号令，他的爱好来决定这些东西，没有按制度办。有些企业制度还挺全，都能订成书的，还号称企业文化，但是只是做给外部的来参观的人，或者是来报道的人，来拍电视的人来看，自己不用，一大厚本一大厚本，一来拍电视，拍广告，拍多好多好，结果最后一看一团糟，甚至有些连必要的部门都没有，全靠领导一个人说了算，公章自己提包里提着，什么事都自己说，这有很多企业，而且很多都很大规模了，还是这种状态。再一点就是如何对待创业元老的问题。往往一块闹革命的，当时确实是拼杀出来的，但是到了一定时候，有一部分人可能自己不断地充电，不断地学习还能跟的上，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元老是跟不上，有钱了该享受了，做得好的，作为国家盖了一大批元帅府，都分给元帅，你别管事了，去享受去吧。后来改革开放，成立顾问委员会，你们当顾问去吧。但是有些企业它没办法，元老都掌着实权，但是又阻碍它的发展，拿掉吧，说这不够哥们，当时跟他一块创业闹革命，我们就是哥们，或者有些就是我亲兄弟，亲哥们，什么大舅子，小姨子；不拿掉，他挡住了一大批人，而且这些人往往到这个时候，没有再往上走的动力，更多的是一种享受，有钱了，我趁这个时候赶紧享受享受吧；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拉帮结伙来获取权利，权利越大越好，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大的时候集团里头，造成很多山头，造成很多圈子，而且给后来的一些新人造成很大的一种就像一个防火墙一样就是有阻力，让后来的新人没法干，往往这些人还爱指点一些新人，本来是一些元老级的人物，是创业的功臣，但是在二期、

三期发展的时候，就成为一种阻力，阻碍这个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很多民企壮大后，特别明显遇到这个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如何使用外聘和后起的管理经营，往往第一期革命的老同志、老人瞧不起后来的，还有就是心理不平衡，一提起就说我们当年都不要工资，说我们当年都是光着膀子一块干的，我们都是窝头咸菜滚出来的，说出来像出租行业，我们当年去南昌提车，去哈飞提车，那都是几天几夜我们坐硬板去的，回来开车都开几天几夜开回来的，我们都没有跟老板说工资，说你现在一个空降职业经理人，一下年薪就十几万，二十几万，你这都是我们当年给你挣出来的。但是他偏偏没想到，人家来拿这个钱，给你有可能是几千万，几个亿地挣，人家不是来白拿你钱的，你不是做慈善事业请人家来的，当然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一些元老的人形成了原来的一套管理方式、方法，最原始的，就出租行业一样，当年管理司机怎么管理？汪市长提科学化管理的时候，人家好多底下的经理就给他鼓倒掌，说你等于是戴着眼镜说话，你不懂，出租车管理还要科学化管理，说你经理只要有劲，你打，你打的过他就行，是这样。当初就是涨份钱，怎么涨，经理说我要给你涨100块钱，司机不干，说不干怎么办，司机你就挑一个身强力壮的上台来，咱们俩摔跤，我要摔倒你们就涨100块钱，我要摔倒你们就不涨了，说行。这就是管理。很可笑吧？但这就是事实。当然那些国企不是这样，我说的这些都是股份制的和民企的，或者初级发展，当时实实在在就是这样。在招聘管理人员的时候，定条件，什么样的行，面试，面试说说有司机来跟我打架，来跟我闹事，你怎么办，有个小伙子挺横的，说我去找板砖，说你找板砖干吗？说我找板砖拍他，说这是好样的，录用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条件，它就是这样，我这说的都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人名不真实的，其他都是真实的，就是这样。这种观念，这种方式、方法，这种观念主导这种方式方法，用这种方式方法来干，它能大了吗？它大了它怎么办呢？水泊两扇最后发展了，还有点义气的成分在这，说现在好多民企，既没有那种义气的成分，又是这种观念、理念，它根本就发展不大，所以到一定时候它一定会掉下来。所以就是说这种企业有很多很多的优势，但是如果他这个观念不改变，它也是发展不起来的，所以这都是因果关系。

说市场，改革开放，市场对国企、民企都是平等的。比如说最近北京市说要奥运会了，中央空调太脏，要清洗，限定明年5月份必须清洗一遍，这个市场应该说是有了，要清洗空调市场，好多环保公司，保洁公司大家都纷纷说能清洗，然后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制订了一个条件，什么你投资多少资金，有多少设备，我才能让你清理，这是有条件的，也是相同的，对谁都相同。可是现在据说有六七十家都申报能干，但这六七十家里没有一家国企，全是民企或者是股份制的公司，更多的是一些听到这个信息，马上觉得这个有市场，自己组建公司。市场是一样的，条件都一样，你对市场的反应，你的观念，对吧，你对这个有什么反应，你是积极、快速，你还是等等看，观望，这结果是不一样的。其实反过来就是我的第二句话就是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产生什么相应的结果，这个是决定企业的命运，决定企业什么命运，决定你是发展壮大，还是你退缩，还是你死亡。我的正式交流就是这么多。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