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精神自由的祭坛

作者：范谊

松辽学刊：社科版 1995年09期

　　【内容提要】 安娜·卡列尼娜诞生的过程，就是一个受难的过程；在她诞生以后的这一百多年里，她仍然是一个多灾多难，历尽褒贬扬抑的形象。从对安娜·卡列尼娜这一艺术形象的审美变化中，我们既为社会的进步感到欣慰，又为当今功利时尚中潜隐的危机而感到忧虑。

　　一

　　安娜的形象，必须置于她所生活的时代来认识。她不顾一切地追求纯真的爱情，这本身就是被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逼出来的反叛：这是一个压制爱情，扼杀爱情，没有爱情的社会。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这一形象的时代意义。

　　安娜所处的时代，正是旧俄数百年农奴制受到具有世界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猛烈而广泛冲击的大动荡，大转化时期。一方面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春风强劲，另一方面是旧封建贵族专制、虚伪社会如秋风残云。一切旧的思想意识，政治观念，尤其是道德风尚无不受到严峻的挑战。就道德风尚来看，婚外恋在上流社会已经成时髦，在这部小说里就多有反映。例如，渥伦斯基就为能够和有夫之妇偷情而自鸣得意，上流社会对此则投以默许和赞赏的目光。

　　在一个受封建专制和严厉宗教统治的社会里，上流社会的私生活由禁欲转向放荡，往往是资产阶级思想入侵所打开的第一个突破口（文艺复兴后的西欧各国如是；奥布浪斯基也是这方面富于说服力的典型）。上流社会允许人们偷情，甚至公开的打情骂俏，但是，却容不得真正纯洁的爱情，因为真正纯洁的爱情，不是以世俗地位和荣耀为筹码的，而是以个性解放，人格尊严和纯真感情为基础，这就必然对现存封建专制的绝对权威提出挑战。

　　安娜就是这样一个由资产阶级自由思想春风，在俄罗斯这块腐败的封建专制的土壤里，吹生的追求纯真爱情的新芽，她鄙视虚伪的打情骂俏，更厌恶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要爱，就爱得真挚；要爱，就爱得大胆；要爱，就得敢于向世俗挑战。这，当然不为上流社会的虚伪所容。这便是安娜悲剧的社会根源。

　　安娜对纯真爱情的执着追求，不惜放弃了一切世俗的享乐和荣耀。有人说这是“爱情至上”，是“情欲的专制”。这实在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

　　在安娜的时代，社会不允许她有任何个人的追求，我们不能以今天妇女广泛走上社会的标准，来要求安娜也为社会做出一番宏大的事业。在物质上，她是贵族；在精神上，她是赤贫，社会赋予她丰厚的物质享受，其代价就是否定她的任何社会性欲望，要求她忠心终身地把自己奉献给那个代表俄国封建官僚制度的丈夫卡列宁。在这个没有爱情的家庭里，她就像一架机器，只有生儿育女，服侍丈夫的责任，而没有享受爱情的权利，更不用说享有精神上任何个性的自由。她活着，不过是一具装饰漂亮的僵尸。对她这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是西欧教育的贵妇，首要的突破口便自然是：争取爱的自由和被爱的权利。

　　安娜果真如一些人所说，为了自己的爱情而不顾一切，乃至损害了别人吗？据说根据是她抛弃了对家庭、儿女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她抛弃的究竟是怎样的家庭？难道我们可以不做具体分析而把家庭仅仅看作一个绝对的、抽象的概念吗？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宗法思想，居然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中，这才是咄咄怪事哩！

　　安娜对这个家庭的抛弃，正是她渴望精神独立，渴望纯真爱情而勇于与社会观念、社会虚伪决裂的表现。从塔吉雅娜的委屈求全到安娜的执着追求并敢于行动，不正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吗？离家出走以后，安娜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孩子，哪怕是在自己最欢乐、最忘情的时刻，也念念不忘孩子的生活，并为他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的不是那个冷酷无情、只知自我钻营的父亲能否使孩子快乐、健康地生活、成长又是什么呢？

　　安娜出走以前，卡列宁从来没有关心过孩子的身心健康，唯一要求的就是符合贵族家庭的风范，唯一灌输的就是将来不辱家宗，在社会上求得高官显位。孩子对他只有畏惧和恐慌；没有敬，更没有爱。卡列宁虽然没有离家出走，但是，他何曾给过孩子以童年的欢乐和幸福，他何曾操心过孩子的精神成长。这不算他不负责任，而悉心养育孩子，曾经把全部心血都献给孩子的母亲，现在却要承担起“对两个儿女都不负责任的极端利己主义”的恶名。

　　与此相反，托尔斯泰却正是把安娜作为一个母亲来塑造的。也许有人问：作了母亲以后才去追求纯真的爱情是不是太晚了点？是的。唯其太晚了点，才为这一形象的时代意义油上了重重的一笔。

　　安娜毅然出走以后，还多次回家探望孩子，而卡列宁却重重设障，企图利用安娜母性的柔爱作为摧残她良心的武器。这正反证了安娜深深的母爱。我们从卡列宁全无父子之情的残忍与安娜恋子之情的鲜明对比中不难看到，安娜不仅没有因为追求自己的爱情忘却了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而且她还努力地企图实现它。相反，卡列宁却卑劣地把无辜的孩子做为人质，做为自己施加报复的手段。究竟是谁对“两个子女的命运不负社会责任”不是清清楚楚吗？

　　上流社会之所以容不了安娜，不是因为她弃家出走从而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更不是因为她“破坏了人类共同生活和道德的无可争议的准则”（M·C格罗梅卡：《谈托尔斯泰》）。上流社会不容于她，恰恰是因为她对爱情的公开追求，否定了上流社会的虚伪，从而反衬出他们的淫乱；同时，也表现了她对精神自由的勇敢追求，从而对封建专制在实事上是一种公然挑战和否定。

　　二

　　当然，安娜决不是自为地把自己的反叛作为一种否定现时社会，追求精神自由的社会斗争的武器。她甚至也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这一行动的社会进步意义。她所以这样做，不过是出于一种对封建精神桎梏的反动心理，出于她对精神自由，纯真爱情的自然向往。她是孤独的；她依靠个人的力量，为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的尊严，而孤军奋战。

　　因此，她特别需要渥伦斯基和她一样鲜明的，公开的，大胆的爱——这是她追求的理想主义的标志，实现的标志；这是她在精神上，意义上战胜了上流社会的表现。

　　她和渥伦斯基公开结合，追求情感的满足只是表面现象，而实质却是追求崇高的自由和进步，尽管她自己也未必明白这一点。这是以蔑视上流社会规范为前提的；这是以献身为前提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安娜和渥伦斯基最终必然分道的结果。

　　“安娜因爱得太真，爱得太深而不切实际地需要极端爱情，甚至发展到了乖戾专制的地步，便事与愿违地破坏了这个新家庭之平衡，不但保持不了原有的爱情，反而日渐失去了渥伦斯基的爱情；……”（粟美娟：《本是无罪却有罪——安娜·卡列尼娜形象的辩证法》）安娜，苦命的安娜，想不到你死了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你的同性居然不能理解你的隐衷。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离异，如果只看到他们情感上的差距和分离，那是近视眼。他们感情上的分离发展到最终的决裂，始终是和渥伦斯基逐渐向上流社会投降同步的。最后的决裂，正是渥伦斯基最终决定投降于上流社会，投降于世俗的功名和物质享乐的必然结果。这才是安娜悲剧的实质所在。

　　渥伦斯基对安娜的爱，开始是真诚的。但是我们不得不对这种“真诚”定性，以认识它的实质。起码这种真诚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这种真诚的界定只是限于渥伦斯基在此时此刻不再寻花问柳，对安娜这个女性保持忠诚（如当他们的感情出现裂痕的时候，渥伦斯基是在绘画、读书中力图获得解脱）。二是这种真诚的原动力不过是对安娜高雅的仪容和风度的钦慕，和欲占之为己有的虚荣心。在他们矛盾激化以后，渥伦斯基曾反省自己：“我所想要得到的一切都得到了。”这就道出了他对安娜的爱的本质。这就是：安娜的美不过是满足他虚荣心的玩物。对玩物的爱，这种真诚也许就够了。可是，爱情的真诚，不是某种形式的依恋，更不是只对这个女性的性方面的忠实。爱情的真诚，是一种心灵的，包括精神和物质的奉献。

　　对于安娜纯真的爱情，渥伦斯基感到一种彻冷的灵魂震颤和恐惧，因为他本质上不过是一个追求享乐、荣誉的庸人，一个上流社会的浪子，而决不是时代的反叛者。他和安娜一样，对爱情有热烈的追求，但其性质却截然不同。在安娜看来，爱情是牺牲，是理想，是新生的希望；对渥伦斯基来说，爱情是消遣，是享乐，是为生活调味的刺激。安娜，你选错了同路人。

　　然而，我们有理由大胆断言：渥伦斯基再也不是从前还有一丝真诚的童心的渥伦斯基。安娜爱情的三昧真火已经把他烧醒了：爱情需要的真诚与奉献，将断送他的世俗前程！而卡列宁才是他真正的知音。瞧，他为卡列宁的“博大胸怀”多么感动，以致不用自杀不足以表达自己对卡列宁负疚的忏悔。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对比呀：安娜并不要求他的生命，只要他放弃对上流社会的追求；然而，这比要他的生命更难！

　　安娜的地位和教养，使她不可能理解自己和渥伦斯基愈来愈不合的本质所在，这正如她并不理解她与渥伦斯基公开结合的社会进步意义一样。因此，她只能直观地认为是自己的感情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我的爱情愈来愈热烈，愈来愈自私，而他的却愈来愈衰退，这就是我们分离的原因。”

　　为什么安娜的感情需要越来越强烈，以致最后要求渥伦斯基“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有人说，这是爱情至上发展到极端的“感情专制”。

　　其实，这哪里还是个人的情感问题。我们要认识这种“感情专制”的原因和此时此刻它对安娜具有的绝对重要意义：她已经抛弃了一切世俗的享乐和荣耀，孤身一人与整个上流社会为敌。她需要支持，需要同盟军，需要渥伦斯基公开的、真挚的、热烈的爱，以向上流社会证明：安娜找到了真正纯洁的爱情。这是她在道义上获胜的标志，这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这是她新生的希望所在。为了这个，那怕是牺牲渥伦斯基的功名前程也在所不惜——渥伦斯基追求的，不正是安娜已经抛弃的上流社会吗？

　　恰恰在这最关键的一点上，渥伦斯基和安娜背道而驰；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安娜纯真的爱情，尤其是她对上流社会不妥协的自尊，在威胁着渥伦斯基的前程。他想两者都要，首先安娜就不同意，谁愿过半情妇，半妻子的屈尊生活？更何况安娜这样独立的人格。难道这样一番奋斗，只是兜一个圈子又重新回到上流社会不成？可见，渥伦斯基的感情“愈来愈衰退”之时，正是他全面向上流社会投降之始。我们不能不看到他们感情不合掩盖下的巨大的思想差距。

　　高尔斯华绥认为：安娜卧轨不符合人物的一贯性格（《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我们认为恰好相反：这正是托尔斯泰以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气度，尊重人物性格必然发展的最好例证。

　　安娜有自己的观察、思考和主见。为了坚持自己的追求，不惜同整个时代，整个上流社会作对，而且是以抛弃优裕的物质享受，宁愿过赤贫生活为代价的。如果仅仅把她和渥伦斯基的结合视作情欲的表现和满足，那就不仅曲解了这个形象的意义，而且否定了那个时代一切进步的呼声。（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正是以个性解放为战斗口号的）。安娜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情欲才同渥伦斯基结合的；如是，她满可以过情妇的生活，不仅免却了精神的磨难，也保住了物质的享乐。她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同路人——一个勇于为纯真爱情而放弃、唾弃一切世俗虚荣，物质享受的勇士。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一是社会允许安娜有自己的情人，卡列宁的默认，甚至愿意提供方便，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更何况世风如此。但是，安娜没有做情人。她一生只爱过一个人，只有过一次爱，而且是那么仓促，那么短暂。真不知道那些肮脏的帽子——放纵、浪荡、堕落——从何谈起。二是她没有爱上别人，而是爱上了敢于向上流社会的某些观念挑战的渥伦斯基，虽然他的挑战是多么肤浅，而他之所以敢于挑战的原因又和安娜的动机是多么截然不同。

　　安娜的死也有力地说明，她不是一个轻浮放荡，只追求个人情欲满足的女子。不是的，从来就不是。她勇敢的死，不仅是对渥伦斯基的否定，更是对上流社会的蔑视和否定。多么勇敢的心灵，多么悲壮的举动。

　　试想，凭她的出身，凭她的美貌，凭她的教养，如果她苟且偷生，或是屈尊回到上流社会中去，难道日子会比别的贵妇过得更坏吗？安娜是为了纯真的爱情而献身，而不是为了渥伦斯基而轻生。爱，是她的理想，是她的信念，是她借以向上流社会抗议，要求还我青春，还我人格的唯一武器。这那里是常人观念里的私情，分明是人生追求的化身。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安娜并非出于自愿，和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岁的冷酷官僚，度过了八年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

　　三

　　托尔斯泰写这部小说之始，原想塑造一个负责任，追求自我放纵的妇女形象（这在他夫人的谈话中已有证明）。关于这个动机，我们可以从托尔斯泰当时的思想状况中找到原因。早在六十年代，他就开始孕育着一场剧烈的思想转变。“甚至在他卷帙浩繁的小说《战争与和平》（1863—1869)最后部分，也早已显出了道德家的征候。”（高尔斯华绥：《列夫·托尔斯泰侧面像》）。他开始厌弃、鄙视贵族生活，不时参加体力劳动，为农民办学、建房。在文学创作方面，开始明显地转入探讨人的道德情操，人格的自我完善这一新领域（如《复活》，《克莱彩奏鸣曲》）。这部构思于1870年，写于1873～1877年间的《安娜·卡列尼娜》，正是处在托尔斯泰主义形成的第一个高峰上。作者有这样的动机也就极其自然了。

　　托尔斯泰在卷首援引《圣经》，写下了著名的警语：“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正反映了作者为安娜这一形象所定下的主观基调和原始意图。

　　但是，一个形象一旦创造出来，便有了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它的发展只遵循自我客观性格的规定，而不屈从于作者的意志。托尔斯泰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尊重人物自己的性格，不以自己好恶来图解人物，反映了他作为文学大师的气质。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作家在写作过程，总要受到创作动机的牵制。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这种牵制在很大程度就是干扰：干扰作者完全忠实地顺应人物的性格规范，因为它干扰了作者正确理解，评价自己创造的人物形象。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作者的初衷和人物性格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在某一个具体点上一分为二，而是整个创作过程都贯穿了深刻而复杂的矛盾性。这就是：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和作为道德家的托尔斯泰之间的巨大而持续的矛盾性：艺术家的托尔斯泰无时不以尊重人物客观性格的自发性，来钳制道德家的托尔斯泰；而道德家的托尔斯泰则同样是坚韧不拔，无时不企图用自己对安娜形象的道德评判，来影响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的创作。

　　在理智上，托尔斯泰对安娜先有成见（预见性的否定），继尔又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安娜的所做所为。在感情上，他却对安娜倾注了满腔同情，因为感情往往是通过直觉、统觉进行判断，并不时时受到伦理教条的摆布。至于为什么他在感情上对安娜充满了同情，我们在下面还要分析。因此，一个是创作的原始动机，一个是作者思想上的深刻矛盾性，不断地干扰了托尔斯泰对安娜这一形象的认识。我们可以认为：当安娜与渥伦斯基恋爱伊始便发生了火车碾死工人的不祥之兆，每当安娜反思内省的时候总有个手执铁器的老头凶相的幻影，以及时常萦绕在安娜心中的负罪感，这些都是道德家的托尔斯泰对艺术家的托尔斯施加影响的表现。

　　然而，安娜形象的创造，主要不是作为道德家的托尔斯泰的产物，而是作为伟大文学家的托尔斯泰的娇子。他那伟大文学家的天才和直觉，使他不由自主地为世界文学塑造了一个勇于斗争的受难者的形象：尽管有这么巨大的矛盾性，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富于个性的安娜。

　　人们一般认为，列文是托尔斯泰“在自我的探索和危机方面”的自我代表（契·彼得列斯库：《列夫·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或者是“作者的自传性人物”（《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Ⅲ》），这当然是不错的。列文在理想、现实、行动诸方面的矛盾性，往往是作为现实人的托尔斯泰的矛盾性的移植。

　　但是，我们要问：托尔斯泰对反映在列文身上的矛盾性是满意的吗？难道托尔斯泰就不追求心灵的和谐、统一吗？难道他是一个醉心于自我精神分裂的心理变态者吗？

　　事实上，托尔斯泰在写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内心极不稳定，情绪也是焦燥烦闷的。他甚至把绳子和猎枪都收藏起来，以免自己一时失控而自杀。不难想象他当时的内心斗争是何等地激烈。然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当这部小说于1877年完成以后，托尔斯泰精神抖擞得同换了一个人！两年后，他写了《忏悔录》(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从理论上为自己的思想转变做了总结。从1881年以后，无论是他的文论、或是文学创作都与从前显著不同，打上托尔斯泰主义的明显印记。而他本人，也成了托尔斯泰主义的传教士，许多托尔斯泰主义者从世界各地来到他的农庄亚斯亚纳·波利亚纳，聆听他的教诲。《安娜·卡列尼娜》的完成，实际上成了托尔斯泰思想转变完成的标志，正是通过对安娜形象的创造，他才恢复了内心的平衡，并为自己找到了精神苦闷的出路。现代心理学证明：作家可以通过理想人物的塑造，并通过理想人物的行动，部分地甚至全部地实现作家本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从而求得精神上的平衡和满足。夏洛特·勃朗蒂的《简·爱》就是明显的一例。

　　那么，安娜是托尔斯泰的理想人物吗？是的。我们有理由这样回答，尽管托尔斯泰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仅仅把托尔斯泰与安娜的关系看作是评判与被评判的关系，是过于简单化了。请看，安娜与作为现实中人的托尔斯泰在精神上、气质上是多么相近：他们一样地蔑视上流社会的尊严和价值观；一样地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不惜放弃世俗的享乐和荣耀；一样地有一颗骚动不已的灵魂在折磨着自己。托尔斯泰是孤独的，如同安娜的孤独一样，他们面对的是整个上流社会的弃绝：教会革除了他的教籍，沙皇企图将他监禁或者流放。

　　再看看安娜的出走吧。它不仅为以后众多的托氏人物（如《活尸》，《复活》）提供了反叛的出路，甚至为作家本人的归宿做了准确的预言。托尔斯泰“在逝世前从自己家里出走，为极度不安所驱使，踩着积雪的道路，去寻找最后的归宿——这一切多么有象征意义啊！”（P·布尔热：《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和安娜当然是不同的，我们可以举出千百个不同点：一个出于明确的理想，一个出于对人权的自然要求；一个为民族的痛苦而呻吟，一个为个人的自由而在所不惜；一个为道德问题所苦，一个为被囚禁的灵魂而奋斗挣扎。他们的目标、理想、行动、方法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确实有精神上的交叉点。这就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并且他们都敢于行动，勇于受难。这一点就其本质来看，托尔斯泰和安娜是风雨同舟人：来历不同，去向不同，但所面临的命运是相同的，因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这怎能不使托尔斯泰对安娜的命运倾注深切的同情！

　　如果说列文作为整个的人，是托尔斯泰的化身，那么托尔斯泰对这个化身的精神状态是不满意的，正如他不满意自己的精神状态一样。他需要一个形象来寄托和实行自己精神的要求。这个形象不是列文，而是安娜。

　　我们看到，列文充满了道德的、政治的、民族的、社会的忧患感，因而是一个忧虑而犹豫的人，虽然他也不乏行动的勇气。而安娜虽然也有内心的矛盾，但她始终是一个一往无前，义无返顾的斗士（当然不是清醒的斗士）。受难也罢，死亡也罢，都没有能够使她走回头路。托尔斯泰在思想转变基本完成，道德观念基本定型以后，所缺乏的不是列文思维型的忧虑和犹豫。他所缺乏的，所需要的正是安娜这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实干精神和勇气，以实践自己的主张。八十年代以后托尔斯泰的行动便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我们认为：安娜这一形象，本质上是托尔斯泰否定列文的产物；是他借形象的精神和勇气证实、实现自己精神和勇气的产物。这不是作者有计划、有理智的精神心塑造；恰恰相反，这是他潜意识的自然孕育。托尔斯泰之所以没有写成自己想写的人物，其原因也正是在这里。

　　由于安娜的形象，在作者潜意识里是自己精神追求的寄托和表现，这就必然和作者的初衷以及道德观念方面的醒意识发生冲突。这就构成了安娜人物形象的矛盾性。而最后的结果是，作者潜意识中的精神追求战胜了创作的原始意图和道德观念力图施加的影响。既然这部作品主要是潜意识的自然孕育，是以作家天才的艺术直觉完成的，那么除它在人物形象上留下痕迹以外，还应该在艺术形式上留下相应的特征。事实正是如此。

　　作品开始动笔之前，作者构思了三年。这不算一个很短的时间；按理它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清晰的结构。然而，各国批评家却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部作品并没有一个精心的结构构思。只是由于托尔斯泰巨大的文学天才，才驾驶了如此纷杂的人物、思想和素材。而每一个企图模仿他的人，都必然归于失败。“他本人做来神奇美妙，而依样学来却极其悲惨：除非是大象一般的弟子，否则只能被他引入“歧途。”（亨利·詹姆斯：《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

　　实际上，总的计划原来是有的，那有名的卷首语就是证明。然而，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的力量是伟大而神奇的，以致原始构思在无形中已经自然而然地退居次要，作品有作者潜意识的指导下，完成了一个受难者形象的自然分娩。

　　四

　　形象大于思维。作者在创造一个形象的过程中，不仅受到创作动机的影响，作者的艺术直觉和潜意识的愿望也引导作者无意识地把自己的道德与精神追求赋予人物的性格。作者的矛盾性往往通过人物的矛盾性折射出来，而作者自己未必尽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读者（尤其是文学评论家）能够从一部成功的作品中读出作者原意图之外的东西。形象一旦获得生命，便具有独立的性格，并不屈从于作者创作动机的规定。读者在对某一艺术形象的审美过程中，也无需迎合作者的动机，而是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审度、诠释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所以，无论托尔斯泰的初衷如何，现在我们看到的安娜，不仅仅是一个勇于追求与受难的形象，而且正是托尔斯泰精神矛盾与追求的曲折表现。在醒意识上，托尔斯泰是安娜的道德法官；在潜意识上，他却是安娜的同路人，拥有同一个梦想。那就是：弃绝上流社会的虚伪，追求人性的本真。

　　对安娜形象的认识是变化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历史进步的折光。安娜在她诞生的时代，广泛地受到进步人民的理解和同情；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每当她出现在与她诞生的社会相似的社会里时，同样受到广泛的理解和同情。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文学家对安娜形象的认识就比较一致。

　　然而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就很不理解这个受难者的形象了。因为今天的妇女不仅可以追求自己的纯真的爱情，可以学习工作，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事业，而且这一切都受到社会的支持和鼓励。妇女的生活面极大地开阔了。她们享有正当的爱和被爱的权利，再也无需为争取爱的权利而苦苦奋斗。现在的读者不理解为什么安娜对爱情的追求那么执着，似乎除了爱情就别无所有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历史的淡漠，更主要的是由于社会的进步。我们深切理解安娜的追求，充分肯定她对社会的反抗和为争取自己的基本人权所做的斗争，并深深地同情她受难的一生；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青年人应该学习她为爱情献身的行为，因为今天的社会为我们开拓了无限广阔的生活面。除了爱情，我们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业，更远大的追求。这正是历史进步之所在。

　　然而，在我们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社会进步的精髓。一方面我们肯定社会的进步，造成了我们对历史的隔膜；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从自己的思想素质上寻找一下这种“历史的隔膜”赖以产生的内在根源吗？为什么我们对安娜痛苦的挣扎、悲惨的命运视而不见，却只看到她抛弃家庭，离婚再嫁的“不良行为”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或者不愿意深思一下这种“不良行为”产生的社会根源呢？

　　与此极为相似的是，我国古典小说第一名著《红楼梦》中的悲剧女主人公林黛玉，似乎也受到许多青年读者的冷遇。社会强加给安娜和黛玉的悲惨命运，居然不能赢得一声同情叹惜，更不用说激发起读者对历史的沉思。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在今天不理解、不同情安娜、黛玉的青年读者中，有许多人同情，甚至赞扬卡列宁、渥伦斯基、薛宝钗！不能想象这种观点的产生是偶然的；我们也不认为，这仅仅是文学修养、文学欣赏的水平问题。这里面应该包含有更深刻的原因。

　　首先，这是缺乏历史纵深感的表现。一个不善于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过去，看待过去和现在关系的人，就必然不能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去认识现在，以及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这是方法论的重大缺陷，是思维素质低下的表现。不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辩和反驳，不能以历史的整体感去把握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这就必然造成思维方法单一，思维逻辑畸形的恶果，并且必须促成自以为是，拒绝批评的风气。这不是一种理智的拒绝，而是从感情出发，否定一切批评的自发倾向。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果有人说，这是由于缺乏历史教育；我们却说：不，这不是知识的多少问题，而是思维方法的问题，是认识论的问题。

　　其次，今天流行的价值观有一个倾向，就是重实利、轻精神。当然，它可能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伴随现象，但是这里面有没有潜伏的危机呢？

　　我们看到，卡列宁重实利（高官厚禄，皇上恩宠）达到了丧失人性的地步：他怂恿安娜做情妇，他愿意提供方便，只要不公开离婚，以免影响他的前程就行。事实上，他已经被旧俄的封建专制制度彻底地异化了。他活着，不过是那个制度的一个机械附属品。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当然，他的悲剧和安娜的悲剧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卡列宁是被他效命的那个制度湮没的；安娜却是被她反抗的那个制度残杀的。

　　历史上一切进步思想家无不认识到：人是社会的中坚，物不过是服务于人的条件。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喊出三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无一不是针对人的解放而言的。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最终使命是解放全人类：不仅要把整个人类从物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精神的自由发展创造最有利的社会条件。历史的教训可资借鉴。在我们努力创造物质文明的今天，不能不提防我们自己在无形中也降低为物的部分，因而丧失了人类的同情心，丧失了我们对精神与物质相和谐的理想社会追求。如果我们被物所彻底异化，那就比物还不如，只不过是物的附属物。如果把卡列宁的生活作为人类生活的前途，那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安娜形象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她不为优裕的物质生活所湮没，而是勇敢而执着地追求精神的独立和自由。

作者介绍：范谊，男，36岁，文学硕士，1990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教育文凭》，现任宁波大学外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