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罗瑞卿感人至深的革命友情

[周恩来与罗瑞卿感人至深的革命友情]

罗瑞卿大将是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因为得罪了林彪，“文革”中受到残酷的迫害，以至于左腿落下残疾。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在正在福建治腿的罗瑞卿闻讯立即要求返回北京向遗体告别。经过斗争，罗瑞卿最终连夜乘飞机赶回北京向周恩来行了最后的军礼。那么，周恩来与罗瑞卿之间到底有过怎样的革命友情呢？

周恩来和罗瑞卿的交往在20世纪60年代最为频繁，而他们的相识则在红军时期。

罗瑞卿早就听说过周恩来的名字。1926年，罗瑞卿考进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黄埔军校的分校。但是，当罗瑞卿进入武汉分校时，周恩来早已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酝酿、组织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8月，周恩来来到武汉，但罗瑞卿已随分校学员编入叶挺指挥的中央独立师，去参加讨伐夏斗寅和西征杨森的战斗，未能见到周恩来。

1931年，周恩来就听说过罗瑞卿的名字。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观音岩战斗中，时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头部负重伤，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党中央的电报中已经报告了此事。

1931年底，周恩来化装成富豪，留着大胡子进入中央苏区。罗瑞卿和红军指战员都亲切地称他“胡公”。1932年3月，罗瑞卿任红四军政委。7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前线，不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罗瑞卿同这位“胡公”经常见面，对周恩来十分尊重。周恩来对这位身材高大的红四军政委也十分注意。当时罗瑞卿留了一头长发，跑起来头发随着脚步的节奏一掀一掀，十分吸引人们的眼球。罗瑞卿说话有条理，办起事来也干脆。周恩来感到罗瑞卿精明强干，日后经常点他的将，让他做自己的助手。

周恩来和罗瑞卿相识虽然很早，但是互相熟悉却在长征结束到陕北以后。1936年5月，为准备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大学。罗瑞卿由毛泽东推荐，任教育长，林彪任校长。学校分一、二、三科。第一科训练师以上干部(含少数团职干部)，由陈光任科长，罗荣桓任政委。林彪、罗荣桓、罗瑞卿、陈光都在一科学习。他们既是学校的领导，又是学员。5月下旬，学员陆续来到学校所在地——保安。

5月21日，中央党校邀请周恩来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红大的学员都去旁听。27日，红大也邀请周恩来作国际形势报告。6月1日，红大在瓦窑堡南门外一片空场上举行开学典礼。在毛泽东、张闻天讲话后，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

6月1日晚间，红大开文娱晚会，演出了活报剧、歌舞、唱歌、双簧。由于工作忙，周恩来没有到会，但邓颖超来了，看完了全部节目。演出结束后，邓颖超提出，希望见见演员。罗瑞卿和李克农就陪同邓颖超来到后台，向她逐一介绍演员。在介绍童小鹏时，罗瑞卿说：“这是红一军团的老演员了，曾经扮演过宋美龄。”

提起童小鹏，还有一段故事。他原来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任技术书记。1933年，红一军团各单位组织文娱活动的竞赛。政治部由于有童小鹏等文艺骨干，因此在墙报、唱歌、表演等活动中经常拿第一。而罗瑞卿领导的保卫局由于缺乏文艺骨干，比赛中常常落在政治部后面。争强好胜的罗瑞卿就去找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要求把童小鹏调到保卫局。豁达大度的罗荣桓，不仅答应调童小鹏，而且还把在十一师工作的文艺骨干潘振武一同调进保卫局。同时，罗荣桓向罗瑞卿提了一个要求，就是由罗瑞卿主持，在保卫局内举办一个文娱训练班，把各师的文艺骨干调来学习，教他们识谱、写美术字等，以活跃部队的文娱生活。这个训练班长期办了下去，并命名为战士剧社，即现在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的前身。童小鹏调到保卫局后，在文艺比赛中，保卫局也尝到了当冠军的滋味。童小鹏在红一军团保卫局一直呆到长征结束以后。1936年5月，童小鹏调入红大学习。西安事变后，童小鹏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罗瑞卿和周恩来是他先后的两位直接领导。

从1936年8月起，红大的学员被陆续抽调出去参加工作。曾经当过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的张文彬调到西安做联络西北军杨虎城部的工作，张经武被调到山东做联络韩复榘的工作，童小鹏被调到毛泽东处当秘书。为了给这三位饯行，罗瑞卿请他们吃饭。罗瑞卿把他们三位请到保卫局，让炊事班加几个菜，就在保卫局的窑洞里摆开了“宴席”。没有酒，只有一瓶葡萄露。那一天，外面下着大雨，但窑洞里却谈笑风生。大家都吃得很开心。饭后，几个人一块聊天。张文彬常爱写几句诗，被同志们称为诗人。有他在场，罗瑞卿说，应当写诗送别，而且要联句。于是，便你一句，我一句，凑成一首七言绝句：

狂风暴雨宴经武，且谈且笑送诗人。

葡萄美露聊当酒，翘首秦中报捷音。

秦中，指西安，是张文彬要去的地方。罗瑞卿等希望张文彬在新的岗位上捷报频传。但罗瑞卿没有料到三个月后，他本人也来到西安做统战工作。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到西安，并决定派李克农、罗瑞卿、许建国等分批去西安工作。

到西安后，周恩来在同张学良会谈的同时，派罗瑞卿作为自己的联络官去向在十七路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了解十七路军的动向，以便为周恩来同杨虎城会谈作准备。为了便于做统战工作，在周恩来安排下，罗瑞卿取得东北军政治部民运科长的职务。他利用这个名义，向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宣传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主张，介绍了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的经验。

1937年2月，罗瑞卿回到延安续任抗大教育长，童小鹏则留在西安。后来童小鹏一直跟随周恩来，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任上离休。

1949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十八兵团(即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调入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5月14日，毛泽东致电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来到北平。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提出，已经同林彪、罗荣桓谈过，林、罗同意他随四野南下，任四野参谋长。罗瑞卿认为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中央已经决定，你就不要讲价钱了。”周恩来还告诉他：“今晚毛主席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当晚，毛泽东在香山的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毛泽东一见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当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大家都不干，都去打仗行吗？”罗瑞卿立即表示：“那只是以前的想法。周副主席同我谈话后，我已经想通了。坚决服从党的决定。”毛泽东听后满意地点点头，并关照罗瑞卿，组建公安部的事要多请示周恩来。

7月8日、29日两天，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讨论情报、公安两个部门的机构设置问题，决定由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协助罗瑞卿组建公安部，首先以华北局社会部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人员，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

在确定了公安部的编制并陆续从军队调来一批干部后，为确定各省、市公安部门的组织编制和今后任务，经中共中央批准，10月间，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公安工作高级干部会议。

10月20日，周恩来接见与会人员并讲话，阐述了公安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业务建设等问题。他针对当时退据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正策划暗杀中共高级干部时说：“经过党培养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损失不得的。公安部门要时刻警惕敌人可能进行的暗杀活动。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首脑部门一定要有部队警卫。”“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在和平时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罗瑞卿和与会人员听后深感公安工作责任重大。从此，公安工作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话就成为罗瑞卿和各级公安干部的座右铭。

周恩来还说：“公安部队的待遇要和解放军一样，服装上有点区别就行，不必太多。警察的帽徽用国徽。”此后，公安部队的服装就同解放军一样，只不过在右臂多了一个臂章。公安部队的这种着装一直延续到1958年公安军撤销为止。警察以国徽为帽徽一直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和党组书记，而公安部是政务院的一个部门，罗瑞卿是政务院党组成员，因此，罗瑞卿都要把工作报告呈送给周恩来，再由周恩来转呈毛泽东。

1950年八九月间，李克农转告罗瑞卿，有一次毛泽东在同他谈话时，对公安部不直接向他写报告不满意。罗瑞卿听后立即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问：“为什么不给我写报告？”

罗瑞卿回答道：“写了报告了。”

毛泽东严厉地说：“写了？拿我的收条来。”

罗瑞卿解释说：“都报告总理转呈主席了。”

后来周恩来知道此事，立即去向毛泽东说明：“公安部的一些报告压在我那里，没有及时呈送给主席。”为罗瑞卿分担了责任。

于是，毛泽东又对罗瑞卿说：“报告今后要直接送给我。现在你那里有一些什么文件，可以送给我看看。”

罗瑞卿回去后，立即将刚刚开完的经济保卫工作会议的文件呈送给毛泽东。8月27日，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上批示：“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罗瑞卿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并明确指出：“公安部既是国家政权的一个部门，又是党的锄奸保卫政策的执行者，是党领导的一个工作机关，就相当于过去党的社会部。公安部在党中央领导之下，各大区、省、市、地、县公安部门在相应各级党委领导之下。”

公安部接受党中央和政务院双重领导后，周恩来仍然非常关心公安工作。1950年，他为公安工作题词：“加强人民公安工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以后，周恩来又多次强调，公安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不要搞苏联那一套垂直领导和神秘化。对于罗瑞卿送去的每一份工作报告，周恩来都仔细阅读，连错别字和用错的标点符号都要一一改正。对于重大节日和群众集会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和罗瑞卿密切配合，亲自检查，防止出现任何漏洞。对于城市交通安全，周恩来十分关心。他看到有些马路很宽，绿灯亮时行人刚走了一半就变了灯，就向罗瑞卿建议，除加粗路口人行横道线外，在繁华路口要设立安全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