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莎翁十四行诗之辜氏译文中的语言风格
摘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之辜正坤教授译文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在文化语境上采取更倾向归化译法，译文之文化传载任务更需探讨。 关键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归化 对于翻译家来说，诗歌翻译一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十四行诗这种诗体本身具有严格的形式，而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文学功底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对译者就有更高的要求。在众多翻译版本中，辜正坤教授另辟蹊径，让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多了一种供读者鉴赏的面目。他的译文在中国文化的译语语境内进行了倾向于归化的诗人再创作。 一、语言风格的创作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韵式是比较严格的，其节奏为抑扬格五音步，韵式上基本上采用了abab cdcd efef gg的形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诗形也是表达诗的内在神韵的一种形式，然而对于英诗汉译来讲，诗歌的音美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不可译因素，要使目标语保持同源语言同样的诗形，无非限制了译者的自由度。辜正坤尊重中国诗歌的传统(中国式韵式aaba型较多)，充分考虑了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的韵律，虽未能传达莎诗原有韵式，但使中国读者感受到诗歌应有的音美效果。 从措辞角度而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十分华丽，而且语言具有维多利亚时代语言的历史语境特点，在把十四行诗译成汉语时，译者不仅要考虑英汉两种语言的语言语境，还要考虑到译语的现实使用语境。在百花盛行的今天，译文若仿古诗略显古奥，若译文过于质朴又有与原作诗风相背之嫌，辜正坤曾这样评论莎诗译作，“梁译谨严，质切；屠译流畅，浅近：杨译平直，入时。”辜正坤教授采取了折中之法。未采取古体诗，注重词汇上的雅致，与白话文保持适当距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 二、文化语境中的归化 所谓文化翻译，Nida认为是“以某种方式迎合接受文化而改变信息内容的，以及在译文中引入了未隐含于原文语言表达中的信息的，这样的翻译就叫文化翻译，与语言翻译相对。”奈达所说的文化翻译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文化翻新”，即“把一种语言的文化背景迁移到另一种语言里”。在对莎翁的十四行诗翻译时，很明显辜正坤教授更倾向于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翻新于中国文化语境，使之在中国读者中更具有文化亲和性，辜教授乃至台湾大学著名教授彭镜禧所推崇的最精彩莫过于第六十六首的译文，其中对原诗“Tired with all these，for restful death I cry”翻译成“难耐不平事，何如悄然去泉台”。通过对比发现普通的“restful death”翻译成了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泉台”，那么“泉台”两字对于中国读者又有何特殊意义呢?陈毅将军在《梅岭三章》中写道“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在唐诗中又不乏有“泉台杳隔路茫茫”、“泉台千万秋”。很显然，“泉台”在诗歌中指地名，而且词语本身多用于诗歌和剧本之中， “restful death”在原文之中直译为“安息”是一千“形容词+名词”的结构，译成“泉台”这一个具有中国悠久诗韵文化中的“地点名词”，通过与读者文化的密切，顿使中国读者感到莎士比亚诗歌之美，在这首诗的译文中，作者将“strength”译成“擂台汉”、 “leave／ny love alone”译成“独守空阶”。虽然“擂台汉”通过对“strength”的具体化，但是使曾经的力大无穷的勇士打擂的动态场面在读者脑海徘徊，让读者有一种读诗返归历史的感觉，读者反映的加入使译文让人感觉到莎诗的乃历时之作。而“空阶”的翻译更是恰到好处， “阶”源于“阶庭”，中国文化中的成语“独守空房”在中国读者脑海里又有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当读者通过对前十三行诗的阅读后，最后自然期盼“独守”后“空房”的出现，但是辜正坤教授通过对“独守空房”意义的遵守的前提下创用新词搭配“空阶”起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使“独自留下我的爱人”(1eave my love al'one)的白话语言更具雅意，对成语的创新让读者感到莎诗的新鲜性和异域性， 除此之外，辜正坤教授对莎氏十四行诗的英语语言下的诗意在汉语中的“迁移”还表现在对中国传统诗句的恰到好处的大胆应用上。例如，在翻译第42首时，辜正坤教授将”my friendand I are one'’译成“你我本是同根生”，译文的互文性使读者迅速联想到曹植的《七步诗》中的“本是同根生”：同样，在翻译第55首时，辜将“waiting to be hell”译成“把牢底座穿”，通过把“hell”(地狱)的意向创新为“牢底”，使读者联想到何敬平的革命诗《把牢底座穿》；类似的中国诗句的影子在辜译莎翁的十四行诗中忽闪忽现。这种利用译文同中国古诗的互文性，其实是借译语诗歌文化唤起源语诗歌诗意在译语读者中的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