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大[中华文化概说]期末考试答案复习资料

《中华文化概说》期末复习指导

考试方式

开卷，课堂笔试，90分钟。 考试成绩

卷面100分，占最终考核成绩80%。 考试题型

1、填空题（每空1分，共20分） 2、单项选择题（每题1分，共10分） 3、问答题（每题15分，共30分） 4、评述题（一题共40分）

考核范围

一、填空题、单项选择题考核范围为：教材全部章节。

答题要求：填空题不得有错别字，若一个空中有一个错别字，则整空不得分；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不选、多选、错选均不得分。

二、问答题考核范围与答题要求：范围见下“问答题重点复习内容”。

答题要求：要点归纳完整，陈述清晰，分析合理，错别字酌情扣分，每题不超过2分。

三、评述题考核范围与答题要求：范围见下“评述题重点复习内容”。

答题要求：在所给两题中任选一题，写成700字左右的评述文章。要求：观点明确，思路清晰，语言流畅，有个人见解。

本题为主观题，无标准答案。评分标准如下：

1、对所评的文化现象描述准确、全面，针对题目要求评述分析，有个人观点，逻辑自洽，举例生动恰当，表达准确，语言流畅。35-40分。

2、对所评的文化现象描述基本准确、涉及重要的几个方面，针对题目要求评述分析，有部分个人观点，举例恰当，表达基本准确，语言流畅。28-34分。 填空题、单项选择题

一、填空题：（括号中是答案）

1、著名学者（苏秉琦）＿＿＿＿＿＿＿＿曾将起源时期的中华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 2、龙是各部落初民（原始图腾）＿＿＿＿＿＿＿＿＿＿的混合物。

3、殷商时期，整个社会还处于神的威力之下，（巫史）＿＿＿＿＿承担着神人交通的重任，在宗教、政治生活中处于崇高的地位。

4、诸子之学，显学主要有儒学和（墨学）＿＿＿＿＿两家。

5、西汉时的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

6、道家以“（无为）＿＿＿＿＿”为本，形成朴素的辩证观和相对主义，强调个体价值与精神的自由。 7、先秦“百家争鸣”中，百家思想虽然各异，但他们共同的学术之源是（六经）＿＿＿＿＿。

8、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色是（“天人合一”）＿＿＿＿＿＿＿＿＿＿，它对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走势、审美追求、价值观念都有极大的影响。

9、（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着眼点就在“天人合一”。 10、汉儒董仲舒糅合阴阳五行于儒学体系中，建立起“（天人感应）＿＿＿＿＿＿＿＿＿＿”的理论，从原始的“天人合一”理想演化出“天人相类”的怪胎。

1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主张物我之间亲密无间，认识自我，也就等于认识“（物自体）＿＿＿

＿＿＿＿＿”，我之属性本身就是“物自体”属性的体现。

12、（体用一源）＿＿＿＿＿＿＿＿＿＿，既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也可以说是古代文化精神的产

物。

13、（道）＿＿＿，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一个哲学范畴。

14、从先秦诸子学说中可以感到，他们虽然歧见叠出，各有所重，但他们都坚持（“道”一元论）＿＿＿＿＿＿＿＿＿＿的思想。

15、体现天道自然的德，称善德、美德，如尧舜周孔之德；反之，与天道相悖离的德，称（凶德）＿＿＿＿＿、恶德，如桀纣之德。

16、到宋代时，孟子“（内圣）＿＿＿＿＿”之学性善之说，独重一时，于是对德的界定出现明显的倾向，只能体现天道自然的，才被称为德，德也就成了美德的代称。

17、礼在先秦的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作为（宗教）＿＿＿＿＿的阶段、作为群体组成方式的阶段，作为个人内在和外在行为规范的阶段。

18、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特征的话，那么，（乐）＿＿＿则可以说是使这一根本特征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工具。

19、（仁）是（儒家）＿＿＿＿＿学说的思想核心。

20、与儒家大异其趣，墨家从“（兼爱）＿＿＿＿＿”出发，以“利”规范行为。 21、古代中国人对（阴柔）＿＿＿＿＿的重视远胜过对于阳刚。

22、战国末期，各家学说已呈趋于融合之势，这主要体现在《易传》和《（吕氏春秋）＿＿＿＿＿＿＿＿＿＿》两书中。

23、与唐宋文化相比，汉代文化最突出的表现是（浑厚）＿＿＿＿＿。

24、秦汉时期对外文化非常发达，除张骞、甘罗出使外，另一重要事件是（徐福）＿＿＿＿＿率众出海东渡。 25、东汉时期的“出世”哲学呈现出勃勃生机，一为本土的道教，一为外来的（佛教）＿＿＿＿＿。 26、两汉经学着眼于王道秩序的建构，而（玄学）＿＿＿＿＿则可以说是其反动，表现出“解构”的特性。 27、在审美追求上，魏晋人追求的是“（气韵生动）＿＿＿＿＿＿＿＿＿＿”，而不是合乎古范。 28、晋代葛洪受玄学影响，对“玄”进行大幅度的深挖，并将之与“（道）＿＿＿＿”对接解释。 29、成玄英所谓的“玄”，很有点佛教“空”的意味，而他所谓的“众妙之门”，看上去也有点佛教所说的

“（极乐世界）＿＿＿＿＿＿＿＿＿＿”的架式。

30、当儒学中心性成份被发掘出来并受到重视之时，也就意味着（儒逸）＿＿＿＿＿文化的出现和发达。 31、宋代以后，儒学发展的重点向“（内圣）＿＿＿＿＿”方向转变，心性的修养的重要性得到充分的肯定。 32、陆九渊曾提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著名命题，削平了（凡圣）＿＿＿＿＿之间的差别，极大地张扬了主体的个性。

3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融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其二是（民族文化）＿＿＿＿＿＿＿＿＿＿的融合。

34、唐诗熔汉魏的风骨和（齐梁）＿＿＿＿＿的声律于一炉。

35、中唐的儒学复兴，或以（古文）＿＿＿＿＿运动的形态表现出来，或在“以诗为文”的形式下出现。 36、所谓宋学，又称理学、道学、（新儒学）＿＿＿＿＿＿＿＿。 37、宋学开山祖是周敦颐和（邵雍）＿＿＿＿＿。

38、南宋文化中心的南移包括：（学术中心）＿＿＿＿＿＿＿＿＿＿的南移、政治人物的南人化、政治中心的南移。

39、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展现了昔日繁华市井文化的场景。 40、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如果说唐文化重在继往，那么，“宋型＿＿＿＿＿文化”则重在开来。 41、与其它宗教终归于“无”不同，（道教）＿＿＿＿＿是重“有”的宗教，一切都归于“有”。

42、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也就是中西文化不断地“（和）＿＿＿＿”的过程。 43、禅，既指佛教一大宗派禅宗，又指这一宗派最主要的（教义）＿＿＿＿＿。

44、“（题画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大量出现在宋元时期的文人画中。 45、写意是中国画最主要的特色，中国画的另一特色，就是（散点构图）＿＿＿＿＿＿＿＿＿＿。 46、传统的艺术精神就是写意抒怀，作为这种追求的直接体现形式，就是对艺术境界即（意境）＿＿＿＿＿的追求。

47、元朝统治者在汉化的过程中，不仅接受中原文化以及（江南）＿＿＿＿＿文化，而且，还广泛地接受了包括西域文化在内的大量外来文化。

48、元杂剧是在（院本）＿＿＿＿＿、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剧形式。

49、明代王阳阳继承（陆象山）＿＿＿＿＿＿＿＿“心学”的法宝，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

50、中国传统的“（贵义轻利）＿＿＿＿＿＿＿＿＿＿”观念，在明代后期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礼拜金钱之风十分强盛。

51、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大势，唐宋以前，可是说是（士大夫）＿＿＿＿＿＿＿＿文学占主导的时期，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深刻的命题。

64、鲁迅是毫无争议的文学革命的巨匠，而新诗的创作可以四川才子（郭沫若）＿＿＿＿＿＿＿＿为代表。 65、鹤与松结合，成为长寿的象征。“（松鹤延年）＿＿＿＿＿＿＿＿＿＿”、“鹤发童颜”等，就是对高寿者的赞辞。

66、从文化原型溯源，龙凤都是远古初民部落的图腾，龙主要是（中原）＿＿＿＿＿各族图腾物的结合体，而明清以后，则是市民文学唱主角的时代。

52、《天工开物》的作者是＿＿＿＿＿＿＿＿（宋应星）。

53、明代朱载堉用“（新法密律）＿＿＿＿＿＿＿＿＿＿”建立起科学的十二平均律，其科学性至今仍得到肯定。

54、统一的清王朝为了对四周少数民族实施有效统治，创造性地在中央设立了（理藩院）＿＿＿＿＿＿＿＿这一专门机构。

55、明代以来，人文的潜流不断壮大，思想家（顾炎武）＿＿＿＿＿＿＿＿将“国家”与“天下”区别开来，以前者为一家一姓的封建王朝，以后者为万民共有之天下。

56、在反对宋学空疏的过程中，清儒对汉学青眼有加，于是导致了（朴学）＿＿＿＿＿的发达。 57、清官所负载的文化内涵最重要的就是（正直）＿＿＿＿＿。

58、道光、咸丰时期兴起的（经世实学）＿＿＿＿＿＿＿＿＿＿，将治学的重点转移到研讨漕运、盐法、河工、农事等方面，学问的重心从慕古转向崇今。

59、1901年，清政府废除了（八股）＿＿＿＿＿取士的老套，改试策论，注重实学治用。 60、中国人办报始于林则徐组织人员编译的《（澳门新闻纸）＿＿＿＿＿＿＿＿＿＿＿》。

61、如果说（洋务运动）＿＿＿＿＿＿＿＿＿＿是官商知识阶层对西学侵入的应对的话，那么，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则是贫民百姓对西学入侵的应对了。

62、“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其变法作理论上的准备。

63、（严复）＿＿＿＿＿从西学中寻得朴素的人本主义“民主”来对抗中国的“君主”集权，提出了“以自

凤则为南方各族图腾物的结合体。

67、传统爱国思想中两方面的内容应该剔除：其一为忠君，其一为（民族心态）＿＿＿＿＿＿＿＿＿＿。 68、“自强不息”一语出自（《易经》）＿＿＿＿＿。

二、单项选择题

1、古代从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转变的表现有多种，下面哪一项不是表现之一？（A）

A．铁器的出现 B．卜筮的方法 C．周人重“德” D．周代的宗法制度 2、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是（A）

A．《春秋左氏传》 B．《国语》 C．《资治通鉴》 D．《史记》

3、战国时期我国士文化首度崛起，下面哪一项不是其原因？（D）

A．经济基础出现了大的变化

B．礼崩乐坏，使士重新寻找生活出路与人生价值定位 C．当时诸侯为求富国强兵，纷纷延纳贤士 D．征伐战争使得原来的奴隶获得人身自由，成为士

4、先秦诸子中，法家本着历史进化的观念，提出了（D）等规范社会生活和行为准则的观念。

A．仁、礼 B．无为 C．兼爱 D．法、术、势

5、关于八卦的起源，比较合理的说法是：（B）

A．起源于结绳改书契之时 B．蓍草排列变化 C．对占卜龟兆模仿 D．代表原始文字 6、先秦文化终至统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B）

A．诸子学术逐渐消亡 B．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 C．秦始皇统一六国 D．汉武帝独尊儒术 7、第一个对原始儒教进行全面清理和升华的儒学大师是（C）

A．荀卿 B．孟轲 C．董仲舒 D．韩愈

8、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千古巨著是（C）

A．《诗经》 B．《春秋左氏传》 C．《史记》 D．《庄子》 9、道教的出现是在（D）

A．先秦时期 B．秦汉之际 C．西汉时期 D．两汉之际 10、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D）

A．先秦时期 B．秦汉之际 C．西汉时期 D．两汉之际

11、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第一次将（C）摆到最为重要的地位。

A．家族观念 B．忠君观念 C．个体人格 D．社会群体

12、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其所谓“玄”主要源自“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此语出自（B）

A．《论语》 B．《老子》 C．《庄子》 D．《周易》

13、从整个时代精神来讲，魏晋时代可以称之为（A）的时代。

A．“人性的自觉” B．为艺术而艺术 C．“文学的自觉” D．趋于“玄”化 14、魏晋艺术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B）

A．朴质浑厚 B．气韵生动 C．小巧精美 D．怪诞离奇 15、最能体现魏晋人审美情趣的当数（C）

A．顾恺之的绘画 B．陶渊明的诗歌 C．王羲之的书法 D．陆机的赋

16、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导致的结果是（D）

A．儒家的法家化 B．儒法二家思想的分离 C．法家的儒家化 D．伦理的法制化 17、关于我国古代的法制，下面说法正确的是（B）

A．历朝统治者都建立了健全的法制 B．古代中国从没有实现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C．封建法律只针对百姓而不对官吏

D．封建法制是相当严密的，只是与现在相比显得落后了 18、玄学的主要倾向和特征是（C）

A．进取精神 B．以玄释道 C．遗貌取神 D．伦理色彩 19、在封建时代，“孝”的最重要内容是（B）

A．赡养老人 B．传宗接代 C．抚养子女 D．光宗耀祖

20、以人性的社会化作为最高理想人格来追求，主张将个性消融于群体之中的学派是（B）

A．墨家 B．儒家 C．道家 D．法家

21、隐逸文化以（D）作为最终追求目标

A．修身齐家治国 B．主体的个性消融 C．出污泥而不染 D．主体的个性自由 22、何时起隐士几乎全为儒士（B）

A．魏晋之后 B．宋元之后 C．元明之后 D．明清之间 23、在隐逸文化中，所谓“大隐”是指（C）

A．远避山林与世隔绝 B．隐身朝廷随波逐流 C．身在市朝混世葆真 D．因为隐居而出大名

24、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是指（B）

A．两汉时期 B．魏晋南北朝 C．唐宋时期 D．元明清时期 25、从本源上讲，炼丹是（C）的思想

A．道家 B．道教 C．神仙家 D．佛教

26、西汉、唐朝的中外文化汇萃之地都是（D）

A．敦煌 B．洛阳 C．咸阳 D．长安

27、唐代寒士崛起在制度文化上的保证是（D）

A．太宗对道教的崇奉 B．韩愈的排佛

C．武则天的圆融三教 D．科举制的实施 28、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唐朝，这个字就是（C）

A．乐 B．舞 C．诗 D．画

29、宋代理学思想的核心内涵是（B）

A．理 B．礼 C．义 D．法

30、宋学集大成的代表人物是（A）

A．朱熹 B．二程 C．张载 D．邵雍

31、我国历史上有过几次文化南移集中的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是（B）A．战国时楚文化兴起后 B．唐代“安史之乱”后 C．“永嘉之乱”后 D．“靖康之难”后 32、下面关于“道”的说法不正确的是（C）

A．先秦诸子都坚持“道”一元论的观点 B．道家对道的理解特别强调无为的思想 C．儒家学说对道的理解更注重天的意志 D．宋代道学家的道学思想杂有佛学因素

33、在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中，“性”主要是指（C）

A．欲望 B．性情 C．天性 D．本性

34、在“忠”、“信”、“诚”三者中，“诚”表现出（B）

A．跟“忠”的意思较近 B．更多主观色彩 C．有外在约束的意味 D．与“信”的观念相同

35、“恕”的本义是指（B）

A．原谅别人的过失 B．“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C．严格地要求自己 D．严格地要求别人

36、我们现在“恭敬”连用，古代“恭”、“敬”二者的关系应该是（A）

A．敬是内心修养，恭是外在表现 B．恭也就是敬 C．恭是内心修养，敬是外在表现 D．先有恭后有敬

37、琴在古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态，根本性的原因是（D）

A．古代只有琴这样一种乐器 B．士大夫对琴情有独钟 C．琴传达上天的意志 D．乐教是至神至妙的统治术

38、十九世纪西方兴起的印象派诗歌、象征派绘画，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受了中国（C）的艺术精神影响而出现的艺术流派。

A．气韵 B．写意 C．意境 D．象形

39、中国艺术追求意境，从根本上讲，意境是指（D）

A．对现实生活的模仿 B．创作主体虚构的情景 C．现实世界中的客观之物 D．经主体之意改造的现实 40、以下元杂剧属于公案戏的是（D）

A．《西厢记》 B．《墙头马上》 C．《拜月亭》 D．《窦娥冤》 41、体现元杂剧抒情性特征的手段是（A）

A．唱 B．念 C．做 D．打

42、与宋代绘画相比，元代绘画显示出的特征是（B）

A．更加浓墨重彩 B．更重意趣与心境 C．更显富丽堂皇 D．以人物素描为主 43、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明清时代属于（D）

A．轴心时代 B．黄金时代 C．鼎盛时代 D．蜕变时代

44、明代文化呈现出与前代迥异的色彩，其主要原因是（C）

A．僵化的八股科举考试 B．封建集权的专制化 C．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化 D．文化高压政策 45、明代市民文学的主体象征——小说，发源于（D）

A．唐诗 B．宋词 C．元曲 D．宋元话本

46、明代以冷静理智的态度对待西学，主张吸取优点、摒弃伪妄的人是（B）A．徐光启 B．方以智 C．李之藻 D．王徵 47、《天工开物》的作者是（A）

A．宋应星 B．徐光启 C．朱载堉 D．方以智

48、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重要目的是（B）

A．向历史学习，以便掌握汉人的统治之术 B．修书以遏邪说，借以禁毁不利其统治的书 C．用修书的办法表示清统治者已经完全汉化

D．为了跟明代的《永乐大典》一较高下

49、为了维护业已衰化的封建肌体，清王朝对外采取的政策是（D）

A．全盘西化 B．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C．对外开放 D．闭关锁国

50、侠文化就其思想渊源而言，跟（C）思想至为密切。

A．儒家 B．道家 C．墨家 D．兵家

51、中国历史上最体现法制特色的王朝是（A）

A．秦朝 B．汉朝 C．唐朝 D．明朝

52、在封建社会里，清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下面所说正确的是（B）A．封建社会里清官是一种普遍现象 B．清官文化中包含有突破封建法律的因子 C．清官体现了封建吏治的成功 D．清官体现了封建法制的健全 53、外国商办报刊中最有影响的一份是（D）

A．《万国公报》 B．《澳门新闻纸》 C．《中外纪闻》 D．《申报》

54、最初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人是（D）

A．郑观应 B．冯桂芬 C．薛福成 D．魏源

55、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人是（C）

A．魏源 B．冯桂芬 C．张之洞 D．孙中山

56、《天演论》的翻译者是（B）

A．康有为 B．严复 C．谭嗣同 D．梁启超

57、对中国传统文化如史学、文学、诸子学、小学、佛学等有很深造诣，又对西学有着全面了解的近代第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是（D）

A．陈独秀 B．胡适 C．蔡元培 D．章太炎

58、作为现代新文化运动标志的书刊是（C）

A．邹容的《革命军》 B．陈天华的《猛回头》 C．陈独秀的《新青年》 D．陈天华的《警世钟》 59、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是（C）

A．民主与博爱 B．和平与民主 C．民主与科学 D．自然与科学 60、下面哪位不属于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A）

A．胡适 B．冯友兰 C．梁漱溟 D．熊十力

61、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中，（A）不仅有哲学上的沉思，还积极参与探索改革社会途径、直言不讳议政的实践中去。

A．梁漱溟 B．熊十力 C．冯友兰 D．马一浮

62、对于传统文化的未来，我们认为可取的态度应该是（B）

A．全面倒向西方的民族虚无主义 B．站到世界文化的高度审视中西文化 C．抱着传统不放的民粹主义

D．以中国人的眼光去评判中西文化 63、宋代享有“梅妻鹤子”美誉的人是（B）

A．苏轼 B．林逋 C．陆游 D．辛弃疾

三、问答题重点复习内容

龙的形象说明了中华民族文化构成的多元性。龙是各部落初民原始图腾的混合物。最初形象各异，昭示着最

初氏族文化的各异。最终汇成角似鹿，头似龟，项似蛇，腹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的完整形象，而且还

被神化成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的神龙，赋予其超人的神力。这一形象改造的过

程，也就是多元文化趋于融合的过程。最终升格为华夏民族共同的图腾。

殷商文化带有很浓厚的神本色彩，殷人宗天、尚鬼、嗜酒，谋求在某种迷狂状态下的与神共舞。到西周时期，

神本文化迅速地转向人本文化。这种转变，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第一，从当时青铜器的制式和纹样看出；第

二，从卜筮之法看出；第三，从周人重“德”的社会风尚可以看出；第四，从周代的宗法制度可以看出。

春秋时期士的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经济基础，铁器的使用，生产力的提高，促使了脑力劳动和体

力劳动的分工，使士“不耕而食”成为可能；其次，社会原因，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宗法制度受到挑战，使士

失去生活保障，他们只能凭借才能重新寻找生活出路和进行人生价值的定位；最后，是政治条件，诸侯为谋求富

国强兵，纷纷招贤纳士，于是士作为政治智囊、军事参谋、外交使节、思想精英步入了历史舞台。

先秦诸子之中，“显学”主要是儒家和墨家，其次是道家、法家。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墨家

代表人物是墨子；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法家代表人物是韩非子。

儒家学说以现实伦理为主要关怀对象，以“仁”为其思想核心，礼为行为规范，义为价值标准，智为认知手段，其学术导向则是以恢复西周的宗法社会模式为指归的，因而表现出复古守旧的特性。

墨家身体力行，在对原始天道观改造过程中，形成独具个性的“天志”观，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节用，节葬，非乐，兼爱，非攻，尚贤等一系列的观点，具有平等色彩，对后世影响巨大。

道家以“无为”为本，形成朴素的辩证观和相对主义，强调个体价值与精神的自由。 诸子百家虽然形态各异，但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其一，诸子百家的学术渊源都是六经；

其二，从总的哲学观点上看，各家都奉行道一元论之说；

其三，各家学说有一个共同的指归，那就是治道。

其目的都是要将社会从混乱无序之中救出，重塑一个有序的社会。由于渊源相同而且目的一致，所以“百家

争鸣”所形成的共同文化特征是“和而不同”。

秦汉之时，出现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术原因。战国时期，各家学说已经呈现趋于融合之势。这主要体现在战国后期出现的《易传》和《吕

氏春秋》之中。

二是政治原因。秦王朝统一六国，为文化的一统准备了政治上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秦王朝以法家思想为统

治之术，实施了一系列统一文化的措施。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 地同域等，以制度文化的形式被

确定下来，而这样的制度文化，又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趋于统一。

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其所谓“玄”来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有着颇浓的道家思想氛围。

但其学术精神，又表现出受董仲舒以来儒学理论架构的影响，同时，其消极无为的思想，又与佛学的悲观厌世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契合与相通。可以说，魏晋玄学是儒佛道三家思想第一次碰撞的产物，某种程度上已呈现出圆融三教的迹象，其主体风貌与两汉经学大不相同，其文化指归也迥异。玄学虽以仙气十足的道教、因果报应的佛教以及神学化的儒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却已剔除了其迷信的糟柏（当然是不完全的）, 表现出理性的文化个性。完善的科举制，以制度文化的形式，为寒士进入统治阶层提供了保证，从根本上消除了先秦战国时期士人政治关怀的无秩状态。唐代寒士以士节为重，自觉地将个体的功名之心与国家的整体利益挂起钩来，在为自己谋得统治集团一席之地的同时，也推动了这个统一大帝国文化的前进。 它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庄子学说中的人格理想，将那种轻人事、鄙事功、任自然的价值观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铸造出摆脱儒学伦理特性的审美的文化心理结构。 魏晋时代，从整个时代精神来讲，可以称之为“人性的自觉”的时代。魏晋玄学，第一次将个体人格摆到最为重要的地位，体现出的是一种重个性的、审美的人生价值追求，和自由的、适性的、唯美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判断。清代名家殷浩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张融说：“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见我。”无不体现出魏晋时期人们张扬个性的风格。

在审美追求上，魏晋艺术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气韵生动”，而不是合乎古范。如顾恺之的绘画，陶渊明的诗歌，王羲之的书法，《世说新语》中的名士，无不体现出他们各有千秋的个性特征。 唐代统治者废除了魏晋时期只于士族选拔官员的九品中正制，取而代之的是给所有士子公平竞争机会的科举制。它给了大批中下层士子或自耕农出身的读书人（寒士）一个通过考试参政的机会。

唐代科举与后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开放性和透明度。唐时科举不用糊名制，录取的关键并不在一次考试的城绩，而在于平时的声誉。这既迫使考生在科考之前就要漫游天下以激扬身价， 结交豪俊名流以求延誉，使唐代士人从一开始就离开象牙塔，步人壮阔的社会生活，多方面体验人生，铸造其雄视百代的阔大胸襟。另外，也迫使主考官员注意社会公识和舆论，以显示他的识贤和得人。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激荡出唐代士人壮浪豪纵的英发之气。

唐代文化，表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的文化气象。域外文化大量涌入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华大地，给唐文化带来了活力，但并没有动摇其华夏文化的本质。诚然，域外文化的大量输入，对唐人的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都有十分巨大的影响，但中国文化的内核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或受其影响。唐代的官制、兵制、田制等制度文化，始终保持着中华文化的延续性。而唐人的价值观、伦理观，一定程度上受域外文化的影响，也并没有荡而不返，而是以传统的价值观、伦理观去融化、汲收域外文化的因子，有亲和力的部分，为唐人所接受、采纳，否则即被抛弃。这实际上就是唐文化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对外来文化进行能动的选择、改造和吸收，从而将之融为整个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这么说，唐文化的开放性，正是其兼容性的基础，而兼；容性又是其宏阔博大的根本保证。

唐代儒学的复兴，呈复杂而曲折前进的状态。

唐代采取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有利于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但却不利于儒学的复兴。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儒学要复兴，就不得不对释老之说加以排斥，这也就是为什么韩愈在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同时，要大力排佛的根本原因。好在唐王朝在科举考试中以儒学为根本规范，为儒学的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孔颖达注疏儒家《五经》，为全面清理儒学文化遗产做出了榜样。这些，都为后来儒学的高涨积累下足够的势能。

中唐时，以韩柳为代表的儒学复兴派迅速崛起。但这时的儒学复兴，却以古文运动的形态表现出来，即在复兴儒家之道的同时，韩愈等人还强调恢复先秦承载儒“道”的古文。于是因纠缠于“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等非实质性的问题，不利于儒学思想向精深的层面开拓。在佛学不断中国化、受容儒学精髓的过程中，唐代儒学未

能从学理上与之严格区别开来，从而影响了儒学复兴的力度和力量。韩愈虽有排佛之论，但并不彻底。虽然曾动用政治手段拒佛，有武宗灭佛之事，但最终不能阻止儒佛思想的彼此交融。

另外，唐代儒学复兴的曲折性还表现在，中唐儒学复兴的成果，并未顺利地延续和继承下来。特别是到了五代分裂之时，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儒学终于没能在唐代取得独尊的地位，反而是佛教大盛。直到北宋再度统一，标举为牢笼宇宙的万物之本，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与宇宙秩序间的完全沟通，为伦理秩序的存在和永恒不变找到了哲学依据。以此为基础，朱熹提出了道德修养为一切人生根本的命题，描绘出“诚意一一正心一一修身一一齐家一一 治国一一平天下”封建士大夫人生图景，决定了宋及其以后儒士的内省性人生特征的发展趋向。

复兴儒学的重任，才落到宋儒的身上，并通过他们的努力，真正倡明起来。 理学，是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由韩愈、李翱开启的将儒学思想由外转而向内，援佛道以证儒理，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的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由于这个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所以被称为理学，又称宋学、道学、新儒学。

宋代理学的建构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开创期，发展期，集大成期。

宋学开山祖是周敦颐，他对宋学的贡献有二个方面：第一，他以六经为本，合阴阳五行之说，出入释老，创造性地构制出《太极图说》，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方向；第二，他提出了“诚”为最高的道德伦理境界，显示出理学的伦理化哲学趋向。

另一位理学的开创人物是邵雍，他将天地万物抽象于象数演化的范畴，构造出一个包括自然和人类历史的世界图式，为后世理学思想中“天理”“人欲”对立论埋下了伏笔。

宋学发展期的代表人物是张载和二程。张载发挥邵雍之学，认为天地万物与我同体，打通了 “外王”与“内圣”之间的方便之门。也为格物致知的理学认识论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二程兄弟则第一次将“天理”粹炼成为脱离物质载体的纯理念，为宋学确立了“理”本体。 构筑起宋学完整而严密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的思想体系。

集大成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他创造性地发挥了二程以来的“天理”思想，将之视为最高范畴，“理”的表现是“气”，“气”又派生出万物。这样，万物之中皆含有“理”，即“理一分殊”。朱熹将形而上的“理”

宋代理学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首先，理学重新构筑起“礼”的封建秩序。在礼治秩序的长期浸染下，中国国民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主奴根性。个体非得牺牲自我（灭人欲），以适应礼法的要求（存天理）。

其次，理学家以个人的道德修养作为人生学问的根本，促成了儒学朝“内圣”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而专心内求的学术方法，又往往造成空疏的学风。外轻经济之事，空谈而鲜实用，一遇危难，即束手无策，给民族心理投下阴影。

再次，理学家们强调的道德自觉，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积极的因子。以“内圣”为根本的立身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儒生们在道德规范下的主体意识。而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 命题，导致了中国知识阶层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并将个体人格的完成，融入到大众群体人格的共同完成之中。又，理学家们强调“浩然正气”也为熔铸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外，在以“天理”为根本的理学本体论中，妇女丧失了一切权力，变为男性的附庸和奴隶。一系列的封建礼教枷锁，至今仍给中国妇女的文化心理留下阴影。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南移之势。历史上，文化南移运动有三个十分集中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南北朝时的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晋室南迁，迫使汉族士民大规模南移， 中原文化随之南播，

打开了南方经济文化的新局面。到唐初，南方已经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

第二个时期是唐代的安史之乱。叛乱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残破凋弊，加上紧随而来的藩镇割据和政局动荡，使士民再次大规模南迁。此消彼长，南方经济远远超过北方，为文化的南移埋下伏笔。

第三个时期是宋代的靖康之乱，给文化中心的南移以最后的推动，完成了文化中心的南移。 宋代文化形态全面走向成熟，士人文化趋于柔美典雅，市俗文化也是异彩纷呈。

宋代文官政治，使文人的文化气质得以充分展现于各种文化形式之中。柔美细腻的宋词， 是宋型文化的特

征所在。除此之外，宋诗的理趣瘦劲，宋文的舒徐委备，宋画的典雅精致、妙达趣旨，无不体现出宋型文化格调

高雅、神韵超然的特色。与之相呼应，宋代的市民文化也蓬勃发展。市民文化的形式多种多样，表现的都是市井

生活，带有一种特殊的野俗气息。瓦舍之中，百戏萎萃，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散乐、

诸宫调等， 无所不包。快速的都市生活节奏与情感节奏，决定了市民文化热情奔放、浅俗直白的倾向， 从而在

审美情趣上也跟文人士大夫空灵含蓄的文化相区别。

明后期以耶稣会士为载体，西方科学、哲学、艺术传入中国。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中国知识分子迅速发生

分裂。一部分人为西学所吸引，意识到吸收西方文化有利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因而主张全面接受西学。这批

人以礼部尚书徐光启为代表，他们全面接受西学，包括其神学内容，都视之为挽救时弊，富国强兵的良方。另一

部分知识分子则完全相反，他们严“夷夏之防”，主张禁绝西学。作为正统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宋明理学为

武器，对西学展开猛烈的攻击。对于西学中的民主意识、科学精神，他们也以祖宗家法难容为由，一概拒绝。

在这两个极端之外，还有一部分人以比较科学的态度对待西学，其代表人物是方以智。学识渊博的方以智以

冷静理智的态度对待西学，对其内容进行谨慎而细致的清理和辩识，吸取其优点，而摒弃其伪妄。方以智承认西

洋科学支柱确实比中国高明。在他所著《物理小识》中，他全面介绍了西方科学，包括历算、物理、化学、医学、

水利、采矿、造船、火器、仪表等西方科学与工艺，肯定了其中的科学成份。但是，方以智并不接受耶稣会士们带来的神学，并以科学家的缜密思维和科学态度，思考并论证神学对自然科学所造成的缺陷。 《四库全书》是空前的文化建设，首先是其规模宏大。整部《四库全书》共著录三千四百七十部，共七万九千一十八卷。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成如此一部巨书，无异于是在文化上修建了一道“万里长城”。其次，《四库全书》是由政府出面修订的，因此，其校订缮写之精良与清晰，不是一般刻本

所能做到的。

《四库全书》也是空前的文化浩劫。首先，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本来就带有禁毁书籍的目的，因此在修纂

的过程中，为了达到其目的，对一批书籍进行了大量挖改。其次，出于维护其统治的考虑，清政府在修纂《四库

全书》时，把不利于其统治以及有民族反抗意识和思想的书籍大量销毁，共近3000种，书籍总数在10万部以上。

如此数量庞大且极富思想性的图书被禁毁，对我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从本质上讲，洋务运动是西方物质文化进入中国之后，官商结合的中国知识阶层的理性应答。

首先应该看到，主张洋务运动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马建忠、薛福成等人，都是封建制度的

维护者。他们兴起洋务运动，目的就是为了借助西方的物质文明来扶持即将崩塌的封建大厦。他们发展工艺科技，

扶植民族资本，开办近代工业，振兴商务外贸，废除科举旧制，创办新式学堂，派出留学人员，引进西洋设备，

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想通过学习和开创西方的物质文明，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安内攘外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

洋务运动的客观结果，却揭开了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序幕，初步奠定了近代文化的物质基础，从生产关系上动摇

了封建根基；传播了近代科技知识，培养出大批近代科技人才，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轩然大波，使新一代知识

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

现代新儒学兴起的背景：世界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人们开始对西方物质文明的作用和价值产生怀疑，从魏源的“师夷长技”到胡适的“全盘西化”都未能给人满意的答案。国内，“五·四”狂飙突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存在着传统虚无主义的危险倾向，如何正确认识传统文化，成为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现实。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人掀起东方文化思潮，形成新儒学。

早年主张改良的梁启超在战后一反当年仿西改制之说，转而认为中国古有的文化基础，才是最合乎世界的新潮。他的弟子张君劢更提出了“要拿西洋科学西洋政治同我们的儒教佛教消化而融会之，这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使命”的命题，表现出融东西的宏愿。此外，现代新儒学的重镇还包括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人。熊十力对原

始儒学进行全面清理，综合先秦孔子学说和宋明陆王心学以及佛教大乘空宗法相唯识之学，建构其全新的唯识论理论大厦。既不同意胡适所谓的“全盘西化”，又对梁漱溟的思想作出重大修正。提出“中西学术，合之两美，离之两伤”的观点。

要促使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首先得知道什么叫传统文化，懂得如何继承它。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只有很好地认识并继承传统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里，体现出自己的民族特色，才能丰富世界文化，也才能获得别人应有的尊重。

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继承，还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促其前进，使之现代化。如何促进传统文

化的现代化，我们以为，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对于那些作为传统文化的实物，我们是不可能促其现代化的。我们

要倍加爱护，使之完好无损地留传后世。这是一种继承，而不是现代化。

真正的现代化，则要体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之中。这又可以分为自觉和不自觉两种情况。不要一谈到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以为是十分神秘或神圣的东西，是那些文化研究者的事情，他们于冥思苦想之后，提出一

条或几条具体的方案，然后大家一齐照办，就都现代化了。不是这样的，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将传统文化随身带，

而我们又都处在现代这样一个全球一体化的社会之中，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每个价值判断，都既有一个

传统文化的参照系，又同时处于现代化的坐标之中，因此，它们本身就已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了。这可以称为不自觉的。另一种当然是我们通过系统或相对系统地学习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然后再纳入现代坐标之中。这可以说是自觉的。 五、评述题补充资料： 提示：

①儒家提倡的礼是什么？其根本目的是什么？ 礼是行为规范。目的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②孔子认为诸侯大夫们越礼而动，导致天下大乱，是因为礼教被破坏了，所以他要重建，然而他并未成功，其原因是什么？

礼可用来规范行为，却并不能代替法用来治国。礼教治国是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导致的，一旦生产方式与生产力进步，礼所规定的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原有的等级秩序必然被打破，君臣父子关系必然会出现裂缝，一成不变的礼也就荡然无存。

③孔子虽然未成功重建礼教，但他的礼教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请举例说明。

礼教在治国方面失败后，转向治人，依然延续孔子的君臣父子的等级，“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严厉约束个体自由，戕害个性，尤其是妇女深受其害。

④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批判封建礼教吃人，你如何理解？这种现象是否仍然存在？

“礼”在先秦时期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作为宗教的阶段；第二阶段是指作为群体组

成方式的阶段；第三阶段是指内在和外在行为规范。礼的最后完成，是在周朝，作为礼的完善的硕果，是周代的

宗法制度的完备。

春秋诸侯争霸，礼制被打破。重建礼教，自孔子始，因此，礼被看成是儒学经典要义之一。在孔子那里，礼

主要是指周朝的文物制度。礼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宋儒将传统儒学向“内圣”方面转化，使儒家进一步

理性化，系统也更加完备。原本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礼，也从人欲、天理那里找到了依据，礼跟“义”的内涵联系更紧，礼的系统也随之空前严密起来，进而成为扼杀人性、个性，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 提示：

①“义”的本义是什么？

②儒家孔孟提倡仁义，道家老庄反对仁义，他们各有哪些提倡或反对“仁义”的言论？你怎么理解？ ③如果“义”就是正义，那么，你认为谁掌握定义“正义”的权力？谁又有主持“正义”的权力？如果不是每个人都有权主持正义，那么，你怎么理解“见义勇为”的主张？你又怎么看待社会上一些“见义不为”的现象？如果是你遇到了这些事，你会“见义勇为”还是“见义不为”？为什么？

④通过以上思考，你对儒家提倡的“义”有哪些新的认识？你认为儒家提倡的“义”，对当代国人有什么影响？

“义”的涵义在发展中是有变化的。

在孔子那里，义几乎跟“善”是同义词，是对“君子”行为进行约束的价值标准。义作为价值准则，可以说是从“仁”中抽绎出来能为群体接受的价值综合体，也可以说是礼的约束向价值评判方向的延展。

义犹如公理无须论证，即可以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而且还有极强的排它性，绝不可能在义面前犹豫不决，那怕是生死之类的大节，只要由义作出了判断，就必须断然取之。义在后来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其内涵也略有改变。本来在春秋时期主要约束“君子”行为的义，在后世却变化成为封建主仆之间，仆人对主人尽心尽力的必然要求，似乎有仆人对主人尽“义务”的意思。

还有就是发展成为普通人之间的一种彼此信任，进而成为“正义”的代名词。如朋友之间讲“义气”, 行走江湖的人彼此帮助，有所谓“江湖义气”, 豪侠之士除暴安良，称为“行侠仗义”，都是从上古“义”的本意中生发出来的新的文化内涵。

3、仁

提示：

①孔子主张仁，也就是“爱人”，但他又主张礼，也就是人分等级，不能越礼而动，那就意味着“爱人”也分等级，所谓“爱有等差”。请问儒家之仁爱与墨家之兼爱有何不同？

②仁是儒家看重的，孝也是儒家看重的，但很多关于孝的记载却与仁的精神相悖，甚至表现出残忍，比如郭巨埋儿。请举例分析儒家是如何对待仁与孝的矛盾的。

③孔孟竭力主张仁（义），老庄竭力反对仁（义），《庄子》有言：虎狼仁也。意思是连虎狼都有仁，可见仁并不是人最可贵的东西。儒道两家对仁的意见完全相反，请以更多孔孟、老庄关于仁的言论来谈谈你如何理解仁。

仁是儒家学说的思想核心。仁，从人从二，讲的就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解释仁为“爱人”。这里的“爱”，是友爱、亲近之意，是带有极强主观感情色彩的感情投入。在上古时代，这个爱更多地表现在血缘关系的紧密程度上。这就给“仁”赋予了血缘的最初本义。

因此，孔子将最初的范围限定在“事亲”，然后推而广之，施之于社会成员，上至于君王，下至于黎民。仁由主观情感的投入开始，延伸于社会却运行于“礼”的范畴之内。

这就将内在的情感外化为行为的规范，表现出来的就是封建去法制度。这正是儒学的精妙之处。通过“仁”, 外在的等级制度被转化为 内在的道德自觉。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影响下，这种源自主体的“仁”,一方面沟通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它也是打通天人的唯一工具。仁乃人之本性，而人的本性又与天相沟通，体现着“天理”的必然。

总而言之，儒家的“仁学”是建立在最切近人伦，最难摆脱的亲情之上，为封建伦理秩序寻到理论依据。因此，他不仅最能为统治者接受，也非常能获得普通百姓的认同。

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封建“仁学”能成为整个封建统治的核心思想，成为构筑中国式的“伦理一一社会一

一政治”学说的奠基石。 提示：

①儒家强调孝，甚至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源（《论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也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意思是，人间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养亲尊亲，服从父母。你如何看待“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传统特色？

②孝是对家人，仁是对他人，一旦发生冲突，儒家是什么态度？请举一例说明。 ③孝与忠也常常是一对矛盾，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儒家又是怎样解决这对矛盾的？

④儒家提倡的孝道是否存在问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你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孝？ ⑤儒家对于“孝”有哪些主要主张？你认同哪些？不认同哪些？为什么？ ⑥请例举二三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关于“孝”的事例，并加以评述。 ⑦举例说明中国的“孝”文化对当代国人的影响。 ⑧你认为现在是否还要“孝”？如何“孝”？

孝是儒学伦理中重要的内容。它具体规范了封建时代，子女必须对父母及其他长辈履行的赡养义务。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孝”虽起源于道德的约束，但最终却转化为封建法制（实际上是人治）的一部分。

在讲究封建门第和“光宗耀祖”的传统中 ,“孝”竟表现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特色，传宗接代成为“孝”之最重 ,中国传统中孝文化的一大特色。

佛学也受到中国孝文化的影响。但佛学认为，人应当舍弃对生身父母行小“孝”，而出家修行向自己的“法身”行大“孝”，才是真正行了孝。 提示：

①关于人性是善还是恶，中国古人有哪些认识？请举出四种观点，并说出主张者是谁。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告子认为要性本无善恶，汉代的扬雄认为人性善恶参半。

②中国封建社会“外儒内法”的统治术，是哪两种人性观结合的产物？对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造成了什么影响？

③相信人性本善与相信人性本恶，各有什么利弊？

④对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这两种观点，你倾向于何种观点？你如果坚信这种观点，有什么措施避免其弊端吗？

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告子认为人性本无善恶，汉代扬雄提出善恶参半。

外儒内法：从西汉开始，统治者自觉地把儒法结合起来，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称外儒内法。

外儒，给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专制统治提供了坚强的的后盾。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在中

国封建社会里导致伦理的法制化。

外儒内法的统治术，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自古以来即是人治而非法治。因为从外表看，一切法，都被规范于仁德的范围之内了。法外有情，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为自己标榜的资本，而不是破坏法制的依据，就很能说明问题。时至今日，在受西方影响，法制观念不断强化的时代，法制难以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认人唯亲等，都还时有出现。在某些落后的地区，宗法思想的残余还相当严重，甚至发展到与国家法律作对的地步，都不能不说是封建外儒内法文化的残余影响。

宋儒在改造传统儒学的过程中，以孟子性善说将“性”先验化，将“性”看成是“天理”在人内心的必然反映，是与生俱来的，性善是天性。性存于心中，心念顿起，于是丧失了性本，流为情，荡而不返则为欲。宋儒因此而存“天理”灭人欲。

佛教提出心性本静和心性本觉，排斥情欲，主张苦修。

道教认为“性体”乃先天纯阳之体，是生命的源泉，提出“性命双修”。

例文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

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孟子在这段对话中也承认，既然舜的父亲瞽瞍杀害了一个无辜者、犯下了严重罪行，他就理应按照当时“有所受之”的法律典章接受公正的审判和惩罚，而舜也不应该禁止司法官员皋陶抓捕自己父亲的秉公执法行为。不过，孟子最终又站在“事亲为大”的立场上宣布：面临这种情况，舜应该把天下当作破草鞋一样扔掉，偷偷把父亲背起来，逃到海边快乐地住下来，将天下忘得干干净净。

第一，舜在“窃负而逃”的时候，明显放弃了自己作为圣贤天子理应履行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职责，甚至完全遗忘了天下的民众，因此可以说没有做到普遍性的“爱人助人”。第二，舜这样做不是旨在维护父亲的应得利益（如为了照料体弱多病的父亲决定放弃天子职位；在这种情况下，舜虽然没有达到“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尚境界，却也无可非议，因为其目的是正当的，更重要的是没有坑害任何人），而是为了偏袒父亲的不正当私利，亦即通过“窃负而逃”这种不够光明正大的途径，帮助犯下严重罪行的父亲逃脱罪有应得的公平审判和法律惩罚，使其一辈子逍遥法外。第三，更严重的是，舜的这种偏袒父亲私利的行为，不仅实质性地干扰了司法官员的执法活动、破坏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不仅会导致受害者在九泉之下含冤负屈，同时也在自己本来能够帮助受害者亲属的情况下、麻木不仁地拒绝帮助他们，从而严重损害了他们要求讨回公道、惩罚凶手的应得利益，甚至还严重伤害了受害者子女对被杀父母的“孝子之心”。其实，如果孟子真心接受孔子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他肯定不会如此热情地为舜辩护；道理很简单：假设瞽瞍杀死的无辜者正是孟子自己的父亲，出于“孝子之心”，孟子显然不应该赞同舜将杀害自己父亲的罪犯“窃负而逃”。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舜的“窃负而逃”都是一件没有爱人助人、反倒坑人害人的不正当行为。

孟子完全是为了凸显血亲之善的神圣不可侵犯地位，才肯定了“窃负而逃”这种违背仁义之善的不正当举动。儒家有关“仁”与“孝”冲突的一系列案例和命题，都体现了这种把“孝”置于“仁”之上、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舍仁而取孝”的倾向。

郭巨原本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善良父亲，没有任何坑人害人的邪恶意图；然而，仅仅是并且完全是出于对母亲的孝敬之情，他却居然亲手挖掘墓坑，试图杀害年仅三岁的亲生儿子。

如果人们为了孝敬父母的目的可以成为亲生儿子的掘墓人，还有什么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不能为了孝敬父母的目的付诸实施？如果这类狠心剥夺儿子生命的残忍举动可以依据“事亲为大”的精神予以辩护，还有什么坑人

害人的邪恶行为不能基于“百善孝为先”的圣洁理由受到赞美？

例文：

一方面，他们把“孝悌”看成是达到“仁义”的惟一性本根基础，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孝悌”这个惟一性的本根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伤害，他们又赋予“孝悌”以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强调“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正是从这种主张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儒家立场出发，孔孟要求在“孝悌”之善与其他价值规范（包括“仁义”之善）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人们都应该为了维护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血缘亲情，不惜放弃其他价值规范（包括“仁义”之善）。这种“舍仁而取孝”的态度鲜明地体现在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案例和命题之中：“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在“其父攘羊”的情况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在父亲瞽瞍“杀人”的情况下，“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在弟弟象“至不仁”的情况下，舜将其“封之有庳，富贵之也”（《孟子·万章上》），等等。[6] 结果，“孝悌”规范在儒家伦理中具有的优先性，就不单纯是指时间意义上作为起点的“在先性”，也不仅仅是指逻辑意义上的“在先性”，而首先是指出现冲突时的实质“优先性”：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确保“孝悌”规范的神圣不可侵犯，从而赋予它作为“王牌”能够否定其他任何价值规范的终极意义。自从孔孟首倡“孝悌”的实质优先性之后，后世儒家在总体上也一直坚持这种基本立场，其典型表现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那句著名箴言：“百善孝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