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改革的探讨

我国教育改革的探讨

曾验（56011039）

摘要：近年来，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潮流，我国高等学校数量逐年增加，高等职业教育也顺势发展，实现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业已成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国家第十一个五年发展规划的要求以及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从社会需要和国家规划的要求出发，从素质教育的视角探讨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代表了我国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从素质教育的视角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还存在如下问题：在人才培养定位方面，缺乏前瞻性，与社会需求脱节，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重技术轻人文；在教学方法上，以教师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而不是以社会需求为中心；在课程设置上，脱离社会实践，文化课程设置不合理；在教师素质上，教师缺乏创造性。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高等职业素质教育的发展。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习与借鉴，如重视校企合作、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办学原则、建立以“应用”为主旨的课程体系、重视“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重视职业能力，建立职业资格

证书体系等。针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经验，基于素质教育理念，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在观念上，树立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理念，树立个性化和创造性的素质教育观，树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素质教育观念。在教学方法上，注重产学结合，校企结合，创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在课程设置上，建立以“应用”为主旨的课程体系，设置适当的文化课程。从提高教师素质上，要造就一支“双师型”和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培养教师创新意识，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

关键词：素质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 教育改革 素质教育理念

现代社会，在高等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一方面，它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性，高等教育的任何改革只有符合其客观规律性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事业的“公益性”决定了它的任何改革都会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引起新一轮的“权威性”利益再分配。因此，符合客观规律和符合公众（民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公众，政府越民主，其公众的代表性越高）意愿的相互统一是高等教育的应然发展方向，这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特征。然而，在考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史后我们不难发现，违反规律和违反公众意愿的决策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决策的失误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损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严重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举一个例子。据新浪网2007年3月27日报道，吉林大学从2005年开始陷入财务危机，已负债30亿元，每年需支付银行利息高达1.5

1亿至1.7亿元，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

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到2000亿元，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有的大学已亏损运行，连债务利息都无法偿还，已经游走在“财务破产”的边缘。之后又有“教育部、政府准备采取措施解决”云云。2

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说大扩招、大合并、大升格、大收费、专业设置的大雷同等等。目前，国内大学又出现另一个“大”观：一方面大举债、高负债，一方面大喊缺钱，一方面大修豪华建筑、大搞重复建设、大搞攀比式的铺张浪费，一方面又管理不善。

读到这类新闻，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决策失误、资源浪费，然后是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措施给予解决。因此有人戏言，中国政府是“消防队”，忽视事前优化和事前防范，只得事后匆忙“灭火救援”。

那么，决策失误频发的原因何在？是监督不力吗？其实，在现代社会里，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咨询不力。因为咨询是“求教、商议、征求意见”，是“知识、经验、信息、技术和智能”的支持和服务，是从内部启动，是以产生好决策为目标；而监督是“监察和督促”，是从外部强加的，是以防止决策

失误为目的。可见，现代决策咨询是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重要支持力量和重要源泉。同时，咨询活动和监督活动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咨询也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因此，完善高等教育决策咨询体制可以对高等教育事务决策进行正本清源，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另外，当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著名咨询机构在其发展历史上不时发表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咨询报告，以咨询力推动该国高等教育的理性决策，进而推动高等教育事业不断走向新的繁荣的时候，我们也就有责任理性地重构我国高等教育决策咨询体制。

我国专业咨询活动历史悠久，但在封建社会，实行的是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制，有关官员只能利用上朝时提建议，而且只有中央才能办“大学”，规模极小，高教咨询活动不具有经常性。

我国现代意义的教育咨询机构直到清末才建立起来，1905年学部成立后，学部里设置了常任的教育咨询机构——咨议官，当然与之平行的视学官也具有提建议的权力，高等教育会议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等附属单位也具有咨询功能。3这段时期是我国移植、学习国外，初创自己现代大学的时期，新大学几乎是国立，高教咨询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 3孙培青.中国教育管理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389.

解放前后，教育委员会具有讨论、建议和检查教育工作的职责，即具有咨询功能。比如上世纪30年代，临时中央政府内设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其中设立有教育委员会，其职责是“讨论、计划、建议和检查”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同时还设置巡视委员会（省以下设巡视员制度），履行考察、调查、记录、检查、上报等职责。4这些都是体制内专业教育咨询机构，当然也履行高教咨询职责。

建国后，承担教育决策咨询的机构主要是督导（学）、视导（学）机构。51949年11月成立的教育部就设置有视导司，部内各司局也设有兼职视导人员，负有视察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执行上级政策法令的情况，组织力量展开调查，反映情况等职责。

“文革”期间，教育部门被搞乱，教育督导工作自上而下完全停止，教育督导制度遭到破坏而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各种先进社会思潮的涌入，我国政府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越来越重视包括教育系统在内的公共事务决策咨询工作。

我国的教育决策咨询是在80年代随着咨询业在我国的起步发展逐步进入高层视野的。1986年7月以“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为主题的第一次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和1994年12月以“繁荣决策科学”和“发展咨询产业”为两大主题的第二次全国软科学工作会议的召开，有力促进了我国咨询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教育领域决策咨询活动从偶然性逐步向制度化迈进。

我国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关于教育决策咨询问题的政府意见见于1993年2月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文中明确指出，“要积极开展教育决策咨询研究，密切教育科研同教育决策、教育实践的联系，发挥教育科研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促进作用”，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要重视和加强决策研究工作，建立有教育和社会各界专家参加的咨询、审议、评估等机构，对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发展战略和规划等提出咨询建议，形成民主的、科学的决策程序”。

1994年7月和1996年4月，党和政府分别在《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和《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等重要文件中重申了健全高等教育决策咨询的重要性。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4

5孙培青.中国教育管理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550,556. 孙培青.中国教育管理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550.

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并提出要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将“公共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起来，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同时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等科学民主决策制度，把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列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三项基本准则之一。

可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对包括高教领域在内的教育决策咨询越来越重视，并提出了教育决策咨询制度的建设方向和目标。这样，随着政府力量推动越来越大，我国高教决策咨询机构从小到大慢慢发展起来。

研究的意义

1.2.1理论意义

本文对素质教育视角下的高等职业教育进行研究，主要研究了高等职业教育在素质教育方面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这一研究将补充素质教育以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不足，对理论的研究、实际的操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2.2实践意义

从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来说，要充分发挥教育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素质教育。教育通过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开发人力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知识经济更加需要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提高人才素质。人才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主要取决于教育发展的规模和质量。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仅需要大量的

高素质劳动者，同时还需要数以万计的具有专业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在人才发展中，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使命，这就要求教育必须着眼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大力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努力培养和塑造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

5.2现状分析素质教育的研究

1）素质教育研究正走向完整理论的构建

教育实践需要教育理论的指导。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需要构建不同的教育理论，以指导其教育实践。外国教育史上的“武士教育”、“僧侣教育”、“绅士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个性教育”和“人格教育”等；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生活教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等，都曾是流行一时的教育理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教育，同样也需要构建自己的教育理论，这正是“素质教育”理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探讨，素质教育的概念、内容、原则、功能以及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素质教育与基础教育、全面发展教育、升学教育、职业教育的关系等问题，都已取得相当的研究成果，且达成一定共识，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素质教育研究还使人们对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价值、教育质量、全面发展教育、中小学培养目标和基础教育的功能等重大教育理论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出现了一些与社会相适应的新见解和新理论，从而使素质教育研究成为教育研究的新领域。构建素质教育理论体系，是素质教育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前教育实践的迫切需要。

2）素质教育研究正向多学科联合研究发展

素质教育关系到个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就需要多学科积极参与研究。单纯从教育学角度进行素质教育研究，是不利于素质教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也不会取得更多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素质教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争论，多是因为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去考虑问题造成的。例如，对“素质”内涵的理解，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人才学等各学科都有自己的观点。再如，对“素质结构”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单纯从教育学的角度去探讨，是不会取得新的进展的，而只有生理学、心理学、人才学等多学科积极参与研究，才会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多学科参与是素质教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需要，也是对素质教育研究提出的更高一层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素质教育研究中，不仅要从不同的课程领域、学科、学科群对其进行分别的研究，还要多学科联合起来，对素质教育的重要问题作综合的研究。

3）素质教育研究的重心正从外部关系转到内部要素的研究

最初几年的素质教育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如何通过教育提高学生某一方面的素质上，放在基础教育与劳动者素质提高、与民族素质提高的关系上，放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的关系上。而后，素质教育的侧重点则转向对自身内部要素的研究，即对素质教育的内涵、属性、功能、内容、目标、原则和途径的研究。这种重心的转移，显示了素质教育研究在理论上的深化。

1.3.2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

国内对于高职这类教育的研究，起步于八、九十年代，据国内一

个较为权威的期刊网即中国期刊网(www.Cnki.net)的资料记载，关于高职的研究从1995年——2004年只有5241篇文章，而到了2006年就有19476篇文章，可见，2004——2006年是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的高潮期，且这一高潮还在继续之中。从掌握的资料看，九十年代中期之前，政府许多文献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统计数据还纳入高等专科教育，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国家开始把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专科教育的数据区分开来。说明高等职业教育已经作为高等教育的类型正为大众所接受。从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方法来说，多数文献采用了比较教育方法:有国别研究，如《六国高等职业教育比较》(曹叔亮，2004年)、《当代国际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概论》(姜慈，2002年)、《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特征及其启示》(张建荣，2006年)等；有国际研究，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启示》（黄鸿鸿，2004年)、《在国际比照与国际合作中推动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朱爵心，2004年)；还有是比较研究，《发达国家和地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比较》(万建明，2004年)、《国内外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比较研究》(孔凡莉，2005年)等。从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的内容来说，国内现实问题可谓百家齐放，讨论的问题林林总总，有些已经解决，诸如《关于高职教育的探讨》(刘玉华，2001年)、《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几个值得推敲的概念》(杨健，2005年)、《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问题浅析》(李殊晓，2006)中提到的什么是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高等专科教育及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等。有些还没有解决，如高等职业的体系问题，《构建高等职业教育多层次体系的探讨》(徐毅，2003年)、《高职教育人

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孙芳仲，2003年)中提到的高等职业教育的体系应多层次发展，应具备多样性、实务性、开放性、终身性；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等问题，如《高职院校走产学结合之路实现校企双赢》(赵佩华，2005年)中提到“产学合作、产教结合、‘订单教育’创特色”、高职的办学模式问题等。其中，些是过去已经解决但现在又重新提出的问题，如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等。

从1987年的“职工大学、职工业余大学、管理干部学院应当利用自己同企业、行业关系紧密的有利条件，结合需要，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企业事业单位培养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6 到1999年的“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7以及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二十一世纪初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所培养的是职业型、技术型、应用型的创新人才(黎琳，2004年)；有些是一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如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问题，“近十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引入了能力本位的观念，学习借鉴了国外一些经验，改革了课程内容，增大了实践环节，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整体的课程模式和体系上还没有根本的变革”8；有些是新出现的问题，如高等职业教育的学制问题即“实行更加灵活的学制，有条件的地方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可以采取分阶段、分地区的办学模式，学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农学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研究结题报告书. 2004年10月

生前l至2年在西部地区和农村学习，其余时间在东部地区和城市学习”。9上述这些问题，有的是主要问题，有的是由主要问题引发的次要问题，都作为本论文研究的基础。

5.2.1机构设置状况

目前，我国专职专业的高教决策咨询机构只有“两个一类”，一个是1986年成立的国家教育宏观决策咨询研究机构——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下设的高等教育研究室，另一个是1989年成立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咨询委员会；一类是指隶属于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高教所（中心），但现实上高教所侧重于开展理论研究、调查研究和人才培养活动，直接的决策咨询功能发挥稳定性不高。

除了上述“两个一类”机构外，在我国的现有制度框架内还有很多机构具有高等教育决策咨询功能。它们主要有：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政策研究和法制建设司、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教育部管理信息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各级社科院和教科所、各级党政政策研究室、各省市成立的决策咨询委员会（顾问团）。还有一类是国省两层级的高教督学、督导、评估机构，这些机构通过考察调研和评价后，向决策部门提供的信息和提出的建议具有重大的咨询价值。另外，人大、政协的科教组平时也开展调研视察工作，并按照有关程序每年（特别是两会期间）向政府提出与高等教育改革相关的议案，这类机构同样具有咨询职能。

我们按照专职化和专业化程度的高低，可以将这些机构划分成以下三类：（1）专职专业高教决策咨询机构。这类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为高教决策机构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其构成人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上文所提到的“两个一类”就属于此类机构。（2）半专职专业高教决策咨询机构。这类机构除了具有高教决策咨询职责外，还具有其他功能，比如还涉及基础教育咨询活动或从事其他的业务活动，机构的组成人员一般都具有专业性的知识。比如教育部政策研究和法制建设司、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教评估机构、各级党政政策研究室等。（3）非专职专业高教决策咨询机构。这类机构也是由各类专业人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2005年11月

员构成，它们虽然名义上不以高教决策咨询作为职责任务，但由于经常开展涉及高教领域的调查研究，拥有丰富的高教信息，所以拥有巨大的咨询潜力。比如涉及高教的其他研究机构和信息管理中心。（4）非专职非专业高教决策咨询形式，也称为大众高教决策咨询形式。也就是通过大众传媒途径传递分散化的高教信息，这些信息只有经过咨询专业机构的分析整合或通过决策机构的鉴别分析后才能影响决策结果。这种分类法也不是绝对的，由于机构业务的综合性和咨询活动的复杂性与广泛性，一些机构的类别特性并不十分明显。

如果按咨询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的状况，我们还可以将咨询机构划分成官方、半官方、非官方非营利性机构（即社会中介组织机构）以及营利性咨询公司。在我国，具有高等教育决策咨询职能的机构绝大部分是官方机构，少部分是半官方性质，它们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下开展咨询活动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国政府开展的高等教育决策咨询活动属于内部人咨询形式。

5.2.2人员构成状况

我国现存的咨询机构绝大部分是官方性质，或者具有很深的官方背景（比如，各种学会和专家顾问团），所以人员的来源比较单一，要么是在任的官员学者、要么是离退休官员学者、要么是挂着官职的非官方著名人士，代表性不足。一般情况下，隶属于教育系统机构的，人员构成主要以学者为主；隶属于党政部门机构的，则以行政官员为主；如果是联合机制下的咨询机构的，比如各省成立的决策咨询委员会，则人员构成来源于不同系统、不同单位的领导，综合化和多样化特点比较明显。

5.2.3机构运行状况

在我国，由于政府财政是高教课题经费和高教政策研究经费的基本来源，非营利部门和企业自愿提供高教研究经费的极少，每年政府或高校公布课题项目和经费数额，研究咨询机构只有通过竞争方式先获得课题经费后才开展调查研究活动，较大的课题采用多机构多部门联合方式进行，结题后向有关部门递交课题研究成果或以课题组的名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没有争取到课题的，机构成员就按照个人旨趣开展个体式研究，以个人名义发表研究成果。可见，研究咨询机构的咨询活动绝大部分是做决策机构的“命题作文”，决策者的决策议题才被纳入研究咨询的范围之内。如果没有课题任务，机构就开展自愿性研究，或从事学术交流、讲座讲学、评比颁奖、开展培训、出版发

行等业务活动。至于咨询机构和决策机构之间的工作联系，还没有完善的机制加以规范。一般说来，是否要进行联系，如何进行联系，联系的方式、渠道和联系程序等问题由决策机构决定，咨询机构很少有话语权。

5.2.4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高等教育决策咨询潜力巨大，这些年来也取得不少的进展。比如重大的高等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一般也经过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论证、征求意见等程序后才颁布实施。还有，各种相关的研究咨询机构和学会也纷纷创建自己的网站发布信息，还设置专门的热线电话、邮箱甚至QQ号征求公众的意见，搭建交流互动平台。这些都是令人可喜的信号。但是，我国在开展高等教育决策咨询活动中，实质性的咨询功能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在体制建设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些问题早就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

孙绵涛教授指出，就咨询主体而言，我国的一些参谋机构和人员由于没有在政策体制中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在参与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还不能真正为教育的利益而“仗义执言”，教育研究要么成为决策机构的附庸，要么过于“自负”。10

肖远军则这样归纳我国教育决策咨询机制中存在的问题：（1）地方教育决策部门咨询意识有待增强。（2）决策咨询机构的独立性还不够强。（3）决策咨询报告的实效性不够。（4）决策咨询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11

从更大的范畴——决策咨询制度来看，刘英茹指出我国存在的四点问题：（1）政策咨询制度短缺。（2）条块分割，纵向体系比较清晰，横向机制与体系模糊。（3）公众参与意识不成熟。（4）缺乏独立中介机构。12而徐业春、蔡雪芳则这样概括我国决策咨询制度存在的五个问题：（1）法制化、规范化问题。（2）独立、公正性问题。（3）思想与工作方法的创新问题。（4）机构专家化、年轻化问题。（5）咨询事业产业化问题。13

魏传立曾指出，我国目前具有高教决策咨询专门职能的机构主要是直属高教决策咨询委员会，但其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实际操作中，国家往往在推出重大决策之前，才召开委员会会议，目的是统一10孙绵涛.教育政策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2:58,62.

11肖远军.完善我国教育决策咨询机制的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4):3.

12刘英茹.提升和完善决策咨询机制[J].科学决策,2005,(10):45.

13徐业春,蔡雪芳.在新的决策机制中做好决策咨询工作的几点思考[J].决策咨询通讯,2005,(2):72-73.

直属高校思想，为贯彻政府决策做准备，属于先决策后咨询的运作顺序。14

我国现行高教决策咨询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5.2.4.1机构设置不合理，类型单一

高等教育决策咨询机构设置不合理，类型单一。表现在：（1）官方性质的机构多、非官方性质的机构少、社会中介组织未能培育起来，造成决策咨询机构在开展咨询活动时，多为官想，少为民愁，民意代表不足。比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是一个以“发展研究、改革咨询、学术中介、专业服务”为宗旨的学术团体，拥有重要的高教咨询资源，但由于隶属于教育部，实际上也是一个官方咨询机构。（2）混合制机构多、专职咨询机构少，特别是缺乏品牌式的咨询机构，咨询资源分散，影响咨询力的形成和发挥。比如，现存隶属于省市和中央党政部门的政策研究室以及这些年来各省市迅速组建起来的专家咨询委员会都是政府决策最重要最直接的咨询机构，按道理，这些机构的咨询范围应该涉及整个社会的所有领域，包括高等教育，但在实际上，这类机构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不够，将高教决策咨询的主要责任推给高教行政部门下属的咨询机构。（3）在开展大规模的联合咨询方面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多咨询机构大兵团联合作战的经验不足。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与同是实行高等教育集权管理体制的法国和日本相比，我国体制内的专职高教决策咨询机构太少，目前只有“两个一类”，但直属高校咨询委员会不仅覆盖面小，而且由于和教育部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一样，是典型的内部人咨询机构。另外一类隶属于大学和研究部门的高教所重在开展研究和培养人才，咨询资源分散，无法形成足够强大的咨询“战斗力”。

5.2.4.2人员构成不合理，素质参差不齐

高教决策咨询机构人员构成不合理，业务素质有待提高。这表现在咨询机构的组成人员在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科结构、背景结构、性格结构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合理，对团队建设重视不够，对人员的专业培训也重视不够，缺少发展规划，综合咨询能力有待提高。比如说，一些领导部门将咨询机构当成老弱人员分流的场所，较少考虑人员结构搭配和人员业务素质提高等机构建设问题。

5.2.4.3独立性不够 14魏传立.西方高等教育管理中的权力配置及对我国的启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49.

咨询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是我国现有高等教育决策咨询体制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由于我国缺乏中介高教决策咨询组织良好的成长环境，目前具有咨询功能的机构几乎是清一色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咨询活动的独立性较低，咨询机构依附决策机构的倾向严重，咨询机构无法越出权力立场，在做决策者的“命题作文”时难以保持科学和民主立场。

5.2.4.4咨询能力不足，报告质量不高

由于上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专职高教决策咨询机构咨询能力较低。教育部的高教研究中心和隶属于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教研究所虽然人才济济，承担我国绝大多数的高教重要课题，但由于代表性不足、人才结构不合理、资源整合不当、咨询专业技能不高等原因，提出的建议往往理论性有余实践性不足，加上诸如内部人咨询作风浓厚、缺乏深入调研作风、学术浮躁心理等因素，咨询机构提出的咨询报告质量不高。

5.2.4.5咨询与决策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理顺

正确处理咨询机构和决策机构的相互关系是充分发挥这两个机构本质作用的关键所在，但在我国两者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理顺，两者要么过于分离，要么咨询机构受决策机构左右。因此，决策要不要经过咨询程序，要经过怎么样的咨询程序等问题，都是一种由决策机构说了算的比较随意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有法规保障的制度化程序。另外，一些决策部门没有树立正确的咨询观，错误认为咨询会削弱决策者的权力和制肘决策者行为，从而对咨询机构的劳动尊重不够，对咨询报告缺乏回应积极性。这样，两者关系的异化最终影响两者功能的正常发挥。

建议：既然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决策咨询体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加以重构，重构应实现下列目标。

6.1.1全面性

全面性是指咨询机构能最大程度地获得决策问题的相关信息。通过相关制度的安排，咨询机构和决策机构拥有畅通的渠道获得最全面的知识、最全面的信息、最全面的经验、最全面的技术和最全面的智能的支持和服务，最大程度地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6.1.2时效性

时效性是指咨询机构善于抓住机遇，讲求时效。改革要抓住机遇，

也就意味着决策要抓住机遇，所以咨询也要善于识别和抓住机遇。咨询机构在开展咨询活动时信息的搜集传递和分析整理以及预选方案的拟订要及时，咨询报告影响力的发挥也要及时，只有咨询的时效性才有决策和改革的时效性。

3能力性

能力性是指咨询机构的整体咨询实力要提高，人员素质要提高，能研究开发各种先进的调研技术、评估技术、咨询技术，能全方位满足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决策的咨询需要，不断推出咨询精品。 4交互性

交互性是指通过制度安排，使决策机构和咨询机构处于良性的运行状态，使两者能相互支持，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高效化

高效化是指开展咨询活动也要追求经济效益，包括搜集信息的高效率、整合信息的高效率、形成方案的高效率以及咨询和决策互动的高效率。

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有法律制度作保障，重构我国高等教育决策咨询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