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人生

曾经名震四海，后又销声匿迹的褚时健，现在又意外地回到社会公众的视线里，并且带来了美味、可口的橙子。

他的辉煌开辟了一个时代，他的悲剧也结束了一个时代。如今，他以独特的方式继续证明着自己存在的意义。

记者 尹鸿伟 发自云南玉溪

2009年1月末，在云南省著名律师马军的极力引荐下，记者才得以顺利进入褚时健家——一处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城郊的别墅。头发花白，已经82岁高龄的褚时健家里似乎从来不缺人拜访，总是一拨走了一拨又来，只是他不太愿意面见记者。不过，作为他多年的朋友和法庭上的代理律师，褚时健对于马军这种为数不多的看望显得很高兴，除了亲自端上一大盘橙子，话匣子也渐渐打开。

“主要是觉得心累，不想公开多谈了。”曾经被誉为“中国烟王”的他坐在阳光灿烂的别墅四合院里，手指里不断夹着支“玉溪”吞云吐雾，“我希望人们忘记了我，我出名太多总会有人不高兴，我现在就种种橙子算了。”

大约在2008年初，云南省玉溪、昆明等一些城市里的水果摊上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橙子品种，橙子的名字倒不引人驻足，却是广告令人眼前一亮：褚时健种的冰糖橙。

曾经名震四海，后又销声匿迹的褚时健，现在又意外地回到社会公众的视线里，并且带来了美味、可口的橙子。他说：“我种橙子已经进入第7年，以后树长得更大，橙子会结得更多，味道更好。”

尴尬人生

褚时健于1928年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的一个农民家庭，自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后便荣誉不断：1990年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在其领导玉溪卷烟厂（后为红塔集团）的18年里，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其中仅“红塔山”的品牌价值就达400多亿。

褚时健的不平凡在于：在他的带领下，玉溪卷烟厂由一个根本不知名的小企业，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国际著名烟草企业集团。 这样的成绩，显然不是一些人所认为他掌握了“一个国有垄断型的、并且实行专营的特殊行业”那么简单就能够获得，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仅中国国内的烟草企业当时就数不胜数。

但随后的1995年，褚时健因为被人举报而被调查，并于1997年7月正式被捕，最后锒铛入狱。此前，他的女儿褚映红和妻子马静芬也被河南省洛阳警方控制调查，1995年12月女儿在被扣押期间自杀。当时，云南省委主要领导找到马军，要求他以律师的身份代替褚时健处理有关事务。马军立即赶赴河南洛阳料理后事，亲自把褚映红的骨灰带回云南交给褚时健。后来，马军又应褚时健本人的要求，为其作了法庭辩护。

褚时健说：“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与马军律师已经密不可分。”

“按照当时中央一些领导的意见，褚时健因为涉案金额巨大，应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他的代理律师也被各种组织、领导找去谈话，但是我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辩护观点，为此也得罪了许多单位和领导。”事隔多年后，马军律师终于透露了秘密，“1999年1月，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为17年，2002年初获准保外就医。随后合作多年的云南省烟草公司和红塔集团不再聘任我为企业法律顾问，而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孙小虹不久后也被借故免职，可以想象当时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政府对于褚时健问题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其中隐藏着大量„包括高级干部及其子女以烟牟利‟等至今无法公开的秘密。”

褚时健：渴望获得公道评价

（褚时健已经是一位82岁的老人）

褚时健这个名字在云南省、在全国烟草界一直被提及，尽管他曾经因为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175万美元被判刑关押，但是熟悉他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他，而是给予了他极大的同情与谅解。在监狱服刑期间，经常有很多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想方设法到狱中去看望他。 马军律师说：“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但是褚时建18年的总收入不足百万。当时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他的错误有不可回避的历史和制度原因。”

的确，农民出身的褚时健以战略性的眼光，强化云南地方资源优势，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中国烟草大王，云南地方财政支柱。当时云南省的财政收入曾经有过这样的比例：70%来自于烟草行业，玉溪卷烟厂又独占了其中的70%，换言之后者

曾经占到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这样，褚时健既是云南省最大的“财神”，更是全国许多人发财致富的“财源”。

“在为褚时健进行法庭辩护之前，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亲自约见我，鼓励我充分尊重、运用法律为其进行辩护，关心、惋惜之情自不必多言。”马军说，“后来我之所以提出„富庙穷方丈‟的辩护观点，是因为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我不是为了帮助他开脱罪责，而是希望警醒社会、警醒政府，对于计划经济年代的一些特殊事件应该特殊应对。”

马军很感慨：“作为为民族工业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褚时健一年的收入竟不如那个时期的歌星登台唱一首歌，而且他进去了，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也调整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褚时健落马后，其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合法收入已经超过100万元——褚时健一辈子的工资也没有那么多。而如今，国企高管们享受数百万，上千万，甚至数千万年薪，还配以干股，已经是家常便饭。不过，曾经因为“褚时健现象”而不平，进而呼吁“高薪养廉”的人们却似乎更尴尬，如今拿着高薪的那些人并没有放松对金钱的贪欲，甚至愈演愈烈。 褚时健案发后，有经济学家曾经说：“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那时候人们都在议论，以为褚时健的一生将到此结束——即便不是生命的结束，至少也是事业的结束，他必将渐渐消失于公众视线。

于是，即使褚时健已经被公开判刑，在监狱里服刑，但是关于他的各种传说故事仍然在云南省内和烟草行业里神秘地流传，讲述故事的人都认为：第一，褚时健的才能无人可以代替；第二，云南省一定会想办法挽救他；第三……

不过，英雄之所以不同于凡人，最重要的是能够坦然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褚时健的感悟是：要积极而不是消极地对待挫折，做人一定要心宽，不要有太多计较，要坚持往前走。我有一些老朋友，一遇到挫折就消沉下去了，站不起身来了。”

“褚橙”风靡

“无论如何，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更令我放心的是，褚时健仍然活得很好。”马军说，“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经过7年的辛勤耕耘又种出了著名的品牌橙子，这样的老人值得尊敬。”

历史的水波一波一波地远去了，就留下来它岸边的这些痕迹，犹如褚时健的“红塔烟草帝国”，它们是事物成绩存在的表征。但是作为后来的褚时健，在经历女儿狱中自杀，自己身陷囹圄的沧桑后却变成了一位更坚强的老人，在75岁的时候，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承包了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附近一片面积为2400多亩的荒山，种下了34万株橙树苗。

“我带着妻子进驻到荒山里，穿上农民劳作时的衣服，再次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身有严重糖尿病的褚时健说，“有许多人关心我，生活本来不成问题，但是我闲不住。众所周知烟草的事情我不太方便介入了，但是我还有其他事情可以选择做。”

在日常生活中，褚时健发现美国进口到中国的水果例如橙子、葡萄和樱桃等口感很好，但是价格也非常贵，这让他不由有回想起过去那些岁月：“当时人人都说欧洲、美国的烟比中国的好，中国永远不可能生产出像„三五‟、„万宝路‟等著名香烟，但是我不信这个邪，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终于打造出了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烟牌子。”

思考到水果的问题，褚时健决心“重出江湖”，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信心，“种出和美国橙子一样好吃，甚至比美国更好吃的橙子来”。

尽管有着多年成功栽种烟草的农业经验，但是褚时健发现种橙子和前者有许多不同，因为橙子有着自己的许多特性，在水分供给、营养成分配给、枝条留密和虫害、病害等方面都需要一项项去观察、实验和研究，可以说栽种橙子的技术特性依然很多。

“我是边学习、边总结，并且和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了长期的合作研究，过程中困难的确遇到不少，比如糖份、酸度、日照等情况都需要细致应对。同时对于肥料的配制，灌溉用水的选择都花了心思，尤其灌溉用水都是从远处特别运来，以保证橙子味道的纯正。”褚时健说，“我一直鼓励自己，要做就要成功，要做就要做好。美国人能够种出好吃的橙子，我也一定能种，我不会比他们差。”

一名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甘心成为了面色黝黑但健康开朗的农民。五六年后，褚时健所栽种的橙树终于结出了果实，开始由于信息不够，主要是靠一些老朋友帮助购买，包括集团消费。他说：“质量好了，口碑就好，所以我从不主动宣传。”

果然，后来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昆明街头的其它橙子10元4公斤随处可见，而他种的冰糖脐橙8元1公斤还很难买到，而且很多橙子更是一采摘下就发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销售。

（褚时健和马军律师有着特殊的关系）

马军说：“一直有人恶意中伤褚时健，说他以前在烟草行业的成功靠的是国家资源。而现在他二次创业种橙子的过程，并没有依靠什么国家资源，基本上靠的是产品质量和公平的市场竞争，但是他仍然很成功。”

现在，褚时健承包的果园里已经有300多人在工作，果农们基本都来自附近山区。他引用了以前种植烟叶的管理经验，给每棵果树都定了标准，尤其产量是固定的数字，因为果实太多会影响后期质量，所以果农一见到差点的果子就主动摘掉，杜绝了以次充好。他还制定了激励机制，一名果农只要承担的任务完成每年就能领到4000元工资，质量达标的再领4000元，年终奖金又有2000多元，这样正常情况下一名果农一年能领到1万多元，个别人甚至到达2万多元，明显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多。褚时健表示：“我愿意带领在果园中打工的农民一起走向富裕。” “有一次我去了解沃尔玛里的销售情况，发现我们的橙子已经卖完了，而旁边美国进口的橙子还剩了一大堆。”褚时健乐呵呵地说，“顾客们认为美国的橙子皮偏厚，味道偏酸，而我们的橙子水分更足，甜味明显，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这些可都是我们大家多年心血的成果。”

褚时健说：“任何事情只要认真做，不可能做不好，以前我种烟是这样的态度，现在种橙子也是这样的态度。其实种东西和培养人是一样的道理，一方面是要用心，另一方面是前期施与的养料要合理，这样才可能结出好果实。”

他表示，目前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产品都普遍品质不高，就是因为对“原料”重视不够，对前期投入不够，而只注重后期“加工”，“其实对于人才的培养也是一样的道理，全社会对于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行动上仍然遵循一些陈旧的习惯”。

公道评价

马军表示，尽管平时很繁忙，但是褚时健的情况一直为自己所挂念，除了多年的朋友交情和法庭上的据理力争为其保下了性命，马军更有着独特的评价：“一个闲不住的老人怎么度过自己

的晚年，褚时健给了大家非常好的示范。”

不过，也有人对褚时健能够被顺利减刑、保外就医和保外期间能够重新创业提出了异议：“褚时健的身体能创业，却不能坐牢？”当然这样的评论马上遭到了更多人的反驳：“如果没有褚时健案，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国有企业老总们扬眉吐气的生活。”

而褚时健本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在意类似的评论或争议了。

“现在，小果园就是我们的世外桃源，除了在家休息，我的时间几乎都花在怎么种好橙子上了。”褚时健说，“其实自从我恢复自由以后，不断有朋友来请我去做烟草方面的顾问，承诺年薪都在30万至50万以上，另外还有各种优厚的福利。但是我真的不想再出头做事情了，一是年纪大了，二是不想再出名了，因为我这个人不做事情则已，一做就要做成最好的。”

虽然口头上一直很谦虚，话语里也很谨慎，但是褚时健家里随处堆放的各种书籍、报刊，电视里经常播放的新闻节目其实已经在透露出他的“秘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意境在他的身上有着明确的体现。

“烟厂的人也经常来请我出去参加一些活动，包括生产技术和田间地头的种植技术都有，但是每次我也只是谈些简单的意见，他们听不听、用不用我的建议我并不太在意，但是我保证自己不会乱说话。”他说，“我现在每天都在看新闻，毕竟搞了半辈子经济工作，对国家、地方的许多事情还是有着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一般不公开发表意见了，甚至不太愿意告诉别人„我仍然很关心国家的经济活动‟。”

（“红塔山”品牌上永远有着褚时健的痕迹）

褚时健表示，平时自己不断边了解、边思考，总觉得现在许多工商企业的做法有问题，如果纠正、改良了其实可以做得更好，发展的空间会更大。

在褚时健的新企业里，他明确表示自己只负责技术方面的事情，董事长是他的妻子马静芬，同时由外孙女负责销售方面的工作，“我现在是为她们打工的，靠技术吃饭。”

尽管褚时健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波折，但是他的能力和贡献却一直被认可，很多中央和云南的领导到玉溪出差，都会不约而同地问一个问题：“老褚现在身体怎么样？”许多退休后的干部也隔三插五地找理由上门看望他，甚至到果园里找他叙旧。

“尽管上级领导和在任的领导们都不直接来看望我，但是他们对我的关注和关心我是知道的，这让我觉得他们还算是有点良心的人，所以我也能够理解他们的难处。对于我的那些过去，大家都不愿意多谈了，包括我自己也一样。”褚时健说。

马军表示，对于褚时健过去的各种荣耀与是非，包括其被批准保外就医，并且在刑期正式结束前栽种橙子等情况，社会的关注度一直都很高，有人觉得对他的宽容体现着社会的进步，也有人认为对他的纵容是对法律的不敬，种种言论从来没有停息过。事实上，无论在云南省内外，还是在企业界内外，对于他的评价一直都有褒有贬，但是有关他的命运与行踪则一直是个社会热门话题，“尤其在云南省，谈烟草、谈企业时，始终很难避开褚时健这个名字”。

褚时健说：“不论我以前做得对不对，只要别人能够承认我曾经在经济工作上做了些好事情，我就认为评价公道了，自己也就知足了。”